人文与社会 2009/02/26
摘要：大量的资料似乎表明“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新文化运动理想历经百年沧桑终于在当代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实现。
关键词： 阎云翔 祖荫之下 许烺光 农村家庭生活
1948年，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祖荫之下：中国的亲属关系，文化人格，和社会流动》。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人格受五种因素影响而形成：1.家庭生活中以父子关系为轴心;2.因强调男女有别而形成的两性之间的紧张;3.将儿童作为成人来培养的育儿方式;4.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5.父母的绝对权威和权力。在个人成长和人格形成的过程中，祖先崇拜和家族组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家族的利益。家并不因个人而存在;恰恰相反，个人为了家的利益而存在。换言之，每一个个人都是生在祖荫下，长在祖荫下，并通过延续祖荫的努力而赋予短暂的肉体生命以永恒的意义。由于中国的伦理体系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从家到天下的大大小小的集体利益，那种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也几乎不可能存在。
因为它以生动的民族志描述和系统的人类学分析向读者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文化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取向，所以《祖荫之下》一书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对英语世界的读者一直影响很大。但是，许著的观点绝非标新立异之说;它代表的实际上是晚清以来立志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看法。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历次变革都是以觉醒的个人反抗祖荫的控制为特征的。从晚清知识精英的“冲决网罗，恢复自性”到20世纪社会改革者的“婚姻革命，家庭现代化”，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主张，即只有彻底改造传统的文化人格，才能塑造新的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并由此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现代化大业。
知识精英的这种主张，只是在1949年后的新中国才真正传播到基层社会，并改变了千千万万工农大众的日常生活。稍稍年长的读者大概都会记得《小二黑结婚》、《刘巧儿》等流传甚广的文艺作品。我们现在似乎仍可以想见在地覆天翻的革命年代，中国城乡有多少小二黑们和刘巧儿们踩着胜利鼓点，扭着秧歌，兴高采烈地告别祖荫，迈向令人神往的新生活——正像刘巧儿真情唱道的一样：“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斗转星移五十载。当年的小二黑们和刘巧儿们现在的生存状态如何?他们是否已经走出祖荫?他们的儿孙辈又与祖荫有多远?在告别祖荫的过程之中和之后，几代村民的主体性和情感世界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对这些问题的兴趣驱使我在1987—1988年间拟定最初的研究计划并提出基本理论假设。随后的12年间，我7次回访黑龙江省下岬村，从事田野调查工作;其中心得在本书英文版前言中略有提及。现在想来，2001年的春季应该是我从事这项研究自我感觉最好的阶段。那时，本书的初稿已完成大半，大量的资料似乎表明“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新文化运动理想历经百年沧桑终于在当代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实现;而我的历时十几年，跨越两个世纪的研究课题也终于可以圆满结束。
可这种兴奋、欣慰和如释重负的好心情仅持续了不长时间。在接下来的写作、改写、再研究、再改写的反反复复之中，我逐渐发现自己当年的想法实际上受到新文化运动和现代化理论太多的影响，将独立自主的个人之崛起预设为走出祖荫的逻辑结果。
幸运的是，人类学训练使我在田野调查时近乎本能地从本地人的角度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收集了大量乍看起来与本研究计划毫无关系的资料。重视生活细节的民族志方法又使许多与我最初的理论假设相冲突的生活故事和人物闯入我的写作。我说“闯入”绝非故弄玄虚。 本书中有不少个案和人物都是在写作过程中违背我的写作提纲而自己冒出来的。 这里的关键在于细节，在于十几年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大量细节。这些细节单独看起来往往显得琐碎，一旦放在一起常常可以展示出重要的变化趋势。例如，我每一次回到下岬村都会听到关于彩礼、分家、养老等问题的种种议论。男人、女人、青年人、老年人，人人都会议论，但看法往往会有些微差异。同时，总会有一些人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做出一些不那么循规蹈矩的事来。 这些“非主流”的议论和个案不可能出现在理论假设中;它们只能在我的田野调查和资料积累过程中悄悄地进入我的世界，并通过故事细节的方式引起我的重视，迫使我重新思考许多问题。
反复阅读自己的民族志初稿和调查资料，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新发现：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自立、自主的个性。恰恰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许多女青年在赢得婚姻自主权——“自己找婆家”之后，仍然向未来的公婆索取高额彩礼(详见本书第六章)。又如，普遍存在的农村养老问题也同样源于权利义务失衡的自我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详见第七章)。
基于这些新发现，我在2002年本书定稿时就无公德的个人之兴起问题提出一些忧虑和初步判断(详见结论一章)，同时也暗自希望自己的观察也许并不准确。2004年元月，我第八次回到下岬村，发现本书所描述的主要社会变化趋势都有所发展。一方面，青年村民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婚的个案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青年在订婚之后发生性关系，少数新婚夫妇主动推迟生育，还有更多的家庭节衣缩食将孩子送到县城去上寄宿学校，甚至幼儿园。最令我吃惊的是，村民们无论老少都在讲学习英语的重要性。这些似乎都在表明个人的兴起和发展。另一方面，彩礼风愈刮愈烈，分家纠纷、养老问题等也愈加严重。与1999年相比，公共生活的衰退更为明显，个人在公共领域也表现得更加自私。对于种种极端的自我中心行为，村民们深感无奈，许多人表示只能以改变自己来适应新的时代潮流。
所有这些似乎都证明本书结论中的初步判断并非杞人忧天。尽管本书描述的是一个北方乡村的社会生活，但我相信书中探讨的许多问题，包括走出祖荫的个人很可能成为极端自我中心的无公德的个人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中国城乡各地。譬如，尽管城市的青年不会直接向父母索取高额彩礼，但许多人在成年之后仍然会期待着父母为他们安排一份体面的工作，准备一套舒适的住房，同时却不问自己为父母(或其他人)做了什么。又如，近年来关于儿童教育的公众讨论表明，越来越多的父母认为他们不能将孩子培养为诚信君子，因为孩子成人之后无法适应社会上的残酷竞争，乃至于无法生存。“老实”是“无用”的别名似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其潜台词便是承认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及为了自我而伤害他人利益的行为的合理性。媒体上常见的关于“道德滑坡”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报道、讨论在本质上也同样涉及的是权利与义务失衡的问题。
下岬村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告别了祖荫的个人也仍然面临着种种困境。此时此刻，
在经过出版社编辑的努力，有所调整的中文版即将与读者见面之际，我最想说的是“未完待续”四个字。我正在收集资料，进行新的田野调查，希望能在不远的将来回答为什么“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私人生活变革并没有导致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之崛起的问题。
我一向敬佩龚晓夏博士的学识和文笔，蒙她慨允翻译本书时真是喜出望外。 尽管有着很高的期待，我仍然为译本的精彩所倾倒并因此而对翻译工作的创造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谨借此机会向龚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黄宗智教授和王琳女士为本书中译本的出版付出了许多努力，我也在此深表谢意。
阎云翔
2005年7月上海
总序前言(1)
本书的孕育始于大约15年前我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制订的一个研究计划。在1987—1988年间，我逐步研读了前人有关中国家庭与亲属关系的大量著述，并很快为那些有趣却又复杂的课题所吸引。与此同时，令我感到不解的是，绝大多数的研究注重的都是家庭结构与家庭制度，同时却很少涉及个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这与我个人的体会存在很大差别。在我看来，自1949年以来，在中国的家庭制度产生巨变的同时，每一个个人的私生活也同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探讨这些变化，我利用整整一个暑假写了一份研究计划，本书里的一些基本想法即在那时形成。有趣的是，自从我1993年开始教书后，许多学生在读过我给他们开的参考书之后也感觉到了同样的缺陷，并且向我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他们最经常问到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家庭总是由经济来决定?为什么家庭成员都那么理性，那么算计?”
这里有两种可能的答案。第一种答案是，中国家庭的确就是个经济实体，其他诸如亲密关系、情感、个人自由等私人生活的内容在家庭里都没有存在的空间。第二种答案是，为了强调中国家庭的特殊性并与美国或西方的家庭相比较，许多研究都忽略了日常生活里那些在西方读者眼中并不重要、或者太普通从而不被引起注意的因素。在我自己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倾向于第二种解释。
总体来说，关于中国家庭目前存在着三种理论模式。第一种是西方社会学者提出的经济家庭模式。这一模式认为中国家庭是一种经济合作组织，家庭成员有共同的收支计划、共同财产、共同的家庭经济。个人收入必须统统归入家庭。第二种也许可以被称作政治家庭模式。女权主义学者通过对中国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研究揭示，家庭内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以及权力之争。对于家庭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可以归入这一类。第三种主要是由中国学者所提出的文化家庭模式。这一模式强调传统价值特别是儒家伦理对家庭生活的深远影响。无论根据哪种模式，个人都不在关注的中心。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基本上都被忽略不提。
然而，没有个人以及个人的人生经历，就没有家庭与家庭生活。我的研究显示，当代中国的家庭固然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层面，但同时也充满着个人的与情感的因素。如同美国的家庭一样，中国的家庭生活经验也是家庭成员个人的道德价值体验。家庭成员在关心经济收益时，也同样重视个人隐私、亲密关系、相互情感以及成员权利。因此，本书将研究重点放在个人及其情感生活上。我希望能够通过这项研究来开拓理解中国私人生活的新途径，并以此来弥补以往的研究是过分强调了中国家庭的结构及其集体性之不足。
回顾这些年来的研究，我意识到我的工作极大地得益于对一个村子的追踪调查。在上世纪70年代里，我在这个村子生活了多年。可事隔多年后，自从1989年来，我连续不断地在村里进行人类学田野作业时，我对村里人不时会产生一种形同路人的感觉，因此我意识到我必须努力去重新寻找那已被忘却的记忆。这些年里，无论是社会大环境，还是村里的人以及我和他们的关系都在不断变化，其中最令人琢磨不透的是村里人观念的变化。在过去10年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件事经常会发表不同的意见，或者对同一件事作出不同的描述。为了能够准确把握村里人特别是最愿意赶潮流的年轻人的行为与思想的变化，我一直在对20多位村民的生活进行追踪记录。当然，如果我没有在70年代与他们共同生活过的话，这是无法做到的。
不过，我并没有打算将这个村子作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来研究。相反，我首先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时代村里人的私人生活，以及他们在一场又一场的社会变化中又是如何参与创造了那地方的历史。不过话又说回来，本书所描述的社会变化趋势，包括家庭私人化、夫妻亲密关系，以及家庭生活中个人情感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个人的意识日益强烈，而且越来越自我中心，这些现象在中国的城市以及许多地方的农村都早已出现。这已经为数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调查和许多经验性研究所证明。我在本书里自始至终都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自1949年以来国家在推动私人生活的转型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方面，全国各地所面对的基本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也都具有共同性。在一个更为抽象的层面上，本书探讨的社会问题与道德困境存在于所有的社会，所以与整个人类都相关。不过，各地方的人在应付外部的变化及其挑战时，总是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他们自身的条件来作决定，因此他们的社会行为也就五花八门。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地方的特殊情况以及特殊历史背景的了解，才能够进一步深化对社会变化总趋势以及人类道德体验的理解。就这点而论，我有把握断言，本书的研究所揭示的含义远远超出了一个村子的范围。
自从1987年我开始从事本项研究以来，众多的朋友和同事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也得到了不少单位的经费资助。没有这些，我就无法写成这本书。
我首先要感谢的是James L. (Woody) Watson， 我的导师与挚友。他对我的研究一直给予热情的支持和无私的帮助。在本书的初稿完成之后，他反复地阅读并提出了大量重要的意见与建议。Woody 一直激励着我的学术研究，同时也是一位热心肠的好友。我无法用三言两语来表达我对他的感谢，所以我愿将这本书献给他。
语言也同样无法确切表达我对Arthur Kleinman和Joan Kleinman夫妇的感激。Arthur自1986年来就是我的老师。他们长期以来给我的扶持已经远远超过了老师应该给予学生的帮助。他们阅读了本书的几份初稿，给我提出了难以计数的宝贵意见。特别是在理论方面，Arthur给我的帮助最为关键。我在本书里以个人为主要对象探讨道德经历的研究方法，正是他们夫妇10多年来一直在推动的人类学研究方向。
我衷心感谢黑龙江省下岬村的村民。他们两次敞开胸怀接受了我。第一次是在1971年。当年才17岁的我作为盲流从山东省千里北上黑龙江寻找活路。我沿路打短工，直到下岬人将我收留了下来。我在村里作为普通社员一直生活到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在1989年春天，我作为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回到下岬做第一次的人类学田野作业。之后我在1991、 1993、 1994、 1997、 1998、 1999年又多次回到下岬。每次回去，乡亲们都首先和我高兴地团聚一番，走的时候他们又热情相送。在我逗留期间，村里许多人都尽其所能地回答我关于他们的生活、工作、家庭、社会的各种问题，尽管那些问题似乎无穷无尽。其中，我特别要感激的是我30多年的老朋友胡延军。他精明干练，知识丰富，说话妙趣横生。他不但帮助我搜集资料，还和我一起讨论调查方法，这样我才得以进一步深化研究，扩展视野。如果没有下岬村民以及当地政府中不少朋友的帮助，我在过去的11年里的追踪调查就会非常困难，甚至没法做到。
许多朋友和同事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阅读了部分甚至全部的书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我在这里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Cameron Campbell、 Myron Cohen、 Deborah Davis、 Stephan Feuchtwang、 Maris Gillette、 Susan Greenhalgh、 Marjorie Goodwin、 Stevan Harrell、 Douglas Hollan、 William Jankowiak、景军、William Lavely、 James Lee、 Bonnie Mc Dougall、 Jonathan Parry、 Isabelle Thireau、 Jonathan Unger、王锋、Rubie Watson and Martin Whyte。另外，我曾与Joseph Bosco、 Karen Brodkin、蔡志祥、Linda Garro、郭于华、Lothar von Falkenhausen、龚晓夏、Philip Huang、熊景明、Nancy Levine、廖迪生、Paula Paderni、沈原、孙立平和杨念群等在不同场合讨论本研究课题，并从他们的真知灼见中获益匪浅。我要特别感谢梁晓燕，她对中国社会的敏锐观察和许多独到见解都已融入本书之中。
在撰写本书初稿时，我很庆幸能为自己找到一个跨国的学术共同体。承蒙Francoise Sabban 的盛情邀请，我作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 (EHESS)的访问学者在迷人的巴黎度过了2000年的5月。我利用这一难得的良机与法国同行交流，听取他们对书稿的评论，同时还在巴黎北郊一间温馨的公寓里完成了本书的第八章。在接下来的6月，我访问了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系，并在那里讲述了本书的两章;是热情好客的Charles Stafford 帮助我实现了这一夙愿。2000年的欧洲之行还使我有机会访问莱顿大学汉学研究中心、阿姆斯特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牛津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并宣读本书各章的初稿。2001年，我还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就本书内容听取国内专家学者的评论。我谨向这些研讨会的主人Leo Douw、 Stefan Landsberger、罗宏光、马戎、Frank Pieke 和所有参与者表示衷心感谢。他们的问题、建议和批评使本书增色不少，至于依然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当然全部是我本人的责任。
总序前言(2)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请到两位在家庭研究上享有盛誉的学者为匿名审稿人，他们仔细地审阅了书稿，并提出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遗憾的是，我只能在此向他们表示谢意，因为我仍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从1997年开始，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Muriel Bell 女士就为本书的选题立项和编辑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她的鼓励和专业支持伴随我完成本书。我要特别感谢Nancy Hearst 女士，她一如既往地提供了最上乘的文字帮助，使得整个写作过程更加愉快。
第三章的一部分曾以“Courtship， Love and Premarital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为题发表在The China Journal 2002年总第 48 期。 第四章的一部分曾以“The Triumph of Conjugality：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Relations in a Chinese Village”为题发表在Ethnology 1997年第3期。第八章是根据我在Etudes Rurales 2002年总第 161—162期上发表的论文改写的;该文的题目是“Planning Birth： Changes in Fertility Culture in a Chinese Village”。我为这些学术期刊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上述论文材料表示感谢。
下列基金会提供的研究经费使本项研究得以顺利完成：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the Wenner Gren Found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ident's Office (for its Research Fellowship in Humanities)、 the International and Overseas Studies Program at UCLA, and the Academic Senate of UCLA。洛杉矶加州大学人类学系的同事们共同营造了一个既团结和谐又充满灵气的学术环境;系主任Joan Silk和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Scott Waugh 大力支持我在2000—2001年集中精力写作。我谨借此机会向他们一并致谢。
最后，我特别感谢我的未婚妻梁蓓蒂。我们在1999年初次相遇时，我刚刚开始撰写第一章的初稿。此时此刻，在即将完成这篇序言之际，我正在期待着我们8月份的婚礼。来自蓓蒂的爱情和欢声笑语完全改变了我的私人生活，也使得过去的3年成为我最为愉快的写作经历。
阎云翔
2002年2月于洛杉矶
请您支持独立网站发展，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文章地址: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1/868
引用通告: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trackback.php/8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