昱江

2013年11月30日—12月1日，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社会•地域与族群——古史诸面相》学术工作坊项目研讨会在文华楼西1327会议室举行。此研讨会是继9次国内外学者讲座之后该项目的又一形式的学术活动，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辽宁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圆明园管理处等单位的17位研究人员应邀参加了这次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不仅吸引了中央民族大学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部分本科生参加，北京各兄弟院校的研究生也旁听了报告，并参与相关讨论。 11月30日上午开幕式上，李鸿宾老师首先扼要介绍了本次工作坊学术研讨会举办的缘由及主旨，随即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游斌处长、历史文化学院苍铭院长对工作坊的缘起、目的及目前达到的效果和影响力进行了介绍，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继之的两天时间里，各位学者结合发言稿，轮流报告了自己提交的论文，并就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现根据各位报告人的论文初稿及发言，将其论题主旨略介如下：
《朝鲜半岛早期居民起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孙泓）作者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对朝鲜半岛早期居民，包括南部的韩人、东部的秽人和西北部的夷人的起源进行了研究，认为朝鲜半岛早期居民与中国大陆息息相关，其源流是多源多流的，否定了以往学术界认为朝鲜半岛民族起源于秽貊的单一民族说。
《王父王母考——兼论<尔雅•释亲>的时代问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晶），作者通过对《季姬方尊》、《伯康簋》与《 <!--[if !vml]--><!--[endif]-->鼎》等金文材料以及后期简牍中“王父、王母”词义的考察，指出从西周到战国、秦汉，“王父、王母”的指称经历了从父辈到祖辈的变化，并据此推断《尔雅·释亲》的时代不会早于战国。
《“辩风正俗”：应劭对风俗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党超），作者从学界对“风俗”与“民俗”的不同用法和定义的分歧说起，具体讲述了此文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思路。论文以应劭《风俗通义》的写作动机和具体内容分析为切入点，指出在东汉动荡社会背景下，应劭对风俗和政治的关系做出了新思考，首次提出以“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为宗旨的风俗观念，其更为注重对普通民众风俗和时俗的认知，提出了风俗存在的两种形式——“本俗”与“正俗”。
《唐朝北部疆域的变迁——兼论疆域问题的本质与属性》（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鸿宾），作者选取唐代前期为研究段限，以静态角度考察了唐朝北部疆域的变迁，揭示出隐藏其后疆域的本质属性和特点，即在以中原为核心区、周边为外缘区二元制的王朝构架内，北部边疆地区是在唐与草原帝国多方面交往互动过程中以夹处二者之间的定位而存在的。提出了“因受制于南北两个性质迥然有别的帝国外层地缘非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边疆地区不是以明确的间隔线索，而是以游移不定的模糊状态呈现出来的；唐朝北部边疆的战略地位，存在于唐与游牧帝国的较量与博弈中，疆域地带的确定性逐步增强”的观点。警示今日的疆界概念与古时迥异不同，学术研究中要严加区别和辨识。
《吾宗女士——唐代出嫁女墓志中娘家人的书写》（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蒙曼），作者利用《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的新材料，对陈弱水提出的唐代出嫁女与娘家的密切联系进行了补充研究。论文通过具体分析唐代娘家人为出嫁女撰写墓志的几种情况，参与撰写墓志的娘家人范畴，娘家人撰写墓志的特点，以及娘家人为出嫁女撰写墓志的意义等，揭示了唐代人对出嫁女身份的认定和以及对出嫁女生命意义的探究。
《论唐代新旧不同士大夫的转型——以<全唐文> “士大夫”为中心》（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胡明曌），作者通过统计《全唐文》诏诰中“士大夫”和“贤士大夫”的使用频率，指出中唐后士大夫发生了指向文人士大夫勤劳政事、为官以德的道德操守的新内涵，反映了新旧士大夫的转化，显示“士大夫”兼具官员与文人双重身份的独特内涵。
《试论唐代的“明经及第”与“释褐为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蒋爱花），作者依据最新出土的唐代墓志铭资料，通过对《唐代墓志汇编》中明确记载“明经”出身者的统计，针对唐代“明经及第”在中下层官员出身中的比重，以及“释褐为官”的官品名称、等级予以分析，得出“明经始终是唐代中下层官员的重要来源，非是在中唐以来明经地位下降之后的新现象”的观点。指出明经及第者释褐为官，官为虽以县尉、主簿和州参军为主，但其释褐官种类颇多，从墓志铭的记载来分析这些释褐官的品级，明经科显然不止丙、丁两第，修正了台湾学者王勋成先生所谓“明经惟有丙丁第”的观点。
《“北人”、“南物”与唐后期南北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南仕北方士人间的礼物馈赠为中心》（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夏炎），作者先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思考着眼，提出在爬梳资料中发现了此研究论题；继而以南仕北方士人间的礼物馈赠的行为为切入点，对礼物进行了分类整理，揭示了馈赠的礼物背后隐藏的南仕北方士人的心理和观念，试图寻找一个合理的路径去重新解读唐朝后期的南北问题。
《“黃家日月”：黃巢大齊政權制度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胡耀飞），作者通过遍梳“黄巢起义”的相关史料，系统考察了黄巢大齐政权的开国礼仪、官制和军政制度建设，以期反映黄巢本人及其部众对于建立一个王朝的努力和失败。
《从汉文文献来看的中亚佛教》（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文博系篠原典生），作者通过分析《大唐西域记》等汉文文献记载的本生故事、其他佛教故事以及“贤圣遗物”崇拜，揭示了中亚地区的佛教在不断吸收各地文化的基础上，本土化的进程。
《慕华与事大背后的“国家意识”：宗藩关系下高丽王朝的史馆与修史》（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崔岩），作者考察了高丽王朝的史馆建制，指出高丽仿效中原唐、宋、元官方史学之制，建立了相应的史馆和史馆制度，并参照仿参唐、宋官方修史体例，纂修了实录、起居注、日历、史稿、史草等类目齐全、卷帙浩繁的诸多史籍。但在“慕华”与“事大”背后，高丽王朝始终未放弃其国家意识，一直保有与宗主国平等地位的国家意识和诉求。
《论辽代密教的来源》（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尤李），作者利用辽代的经书文献和碑刻资料，通过考察《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法华经》的融合，以及塔幢的形制及装饰，指出辽代密教不仅继承了唐密，也含有杂密和直接源于印度的因素。
《蒙古斡赤斤家族与元廷的东北统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薛磊），作者选取元朝东北地区的斡赤斤家族为考察对象，梳理了其在元廷统治下的沉浮历程。论文从斡赤斤家族与元廷的东北统治入手，考察了斡赤斤家族在元代东北统治中的特殊地位，进而分析了元廷对待东北诸王的主要策略。
《试论明清方志“按语”的学术价值》（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勇），作者从文献的角度分析了明清方志中“按语”，具体选取众多地方志中关于明清军政制度材料中的“按语”，指出其具有“补体例之疏阔、释内容之隐晦、评历代之得失、抒现实之情怀”等学术价值。并对地方志修撰过程中“按语”的重要作用予以揭示，但同时指出这必然要提高修志者的综合素养。
《“城隍”之外：外城隍庙研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传勇），该文利用方志资料，采用个案和统计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城外”进行了界定，考察了“城隍庙”所处位置与城墙各自的变动关系，进而统计了外庙的时空分布，探讨了外城隍庙的成因以及人们的观感。
《森部豊<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东ュ-ラジ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评介》（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钟焓），该文是对日本学者森部丰研究著作《粟特人的东方活动与东部欧亚世界历史之展开》的学术评论，主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全书内容的概括，并评议了其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梳理了日本学界內亚史的研究思路，试图对其提出的五代时期建立的政权所谓的“征服王朝”的历史出口等问题予以回应。他简要回顾了日本学界对于粟特研究利用碑刻、出土材料进行研究的历程，着重强调日本学界与俄国、德国等国家关于粟特研究特点的不同，如其重视汉文史料的使用。其中，还辨析了“粟特系突厥”的概念，指出使用语境强调种族血统的色彩大于政治文化的因素，指出森部丰的研究深受日本学界內亚史学者，如杉山正明、森安孝夫等的影响，与中国学者的观点迥然不同。另外，作者从史实的细节层面，指出该著作尚有商榷之处。如对于欧美学者的成果吸收的还不是很充足，关于粟特游牧化、武装化的缘由，迁徙的原因等问题提出商榷性的看法。
《恩格斯民族习惯法理论及其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应用》（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李玉君），作者从恩格斯对欧洲历史上民族习惯法的相关阐释出发，继而揭示了中国历史上民族习惯法遭遇制定法后的归宿，进而探讨了运用恩格斯的理论探讨中国历史的特点。
最后，李鸿宾老师进行了会议总结，并对各位与会人员的积极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此次研讨会虽主题跨度较大，从先秦到明清、从具体史实考证到史学研究方法、读书心得均有相关论题讨论，但参会学者均结合自己的关注点，各抒己见，积极交流，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和认识的深入。本次会议每位发言、评议与问答以50分钟为单元，其特点表现在论文宣读比较翔实，专人评议深入，问答针锋相对，宣读者、与会者均收获明显。（历史文化学院12级博士生 朱丽娜 整理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