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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会场"区域民俗的调查与研究”报告(论文)综述[2013年11月17日]

第四分会场"区域民俗的调查与研究”报告(论文)综述[2013年11月17日]

孟令法(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民俗学研究所)


        2013年11月17日,“中国民俗学会成立3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2013年年会”继续在陕西省西安市东方大酒店举行。研讨会第四分场报告从早上8点至12点15分在东方大酒店3楼莲花厅举行,本场主题为“区域民俗的调查与研究”,共分三个小组进行。
        本场报告具有典型的区域民俗研究的特性,每位报告人均以自己生长、工作或学习的地方为 田野调查点,以细腻的笔触将现实生活中的民俗事项与历史、文献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们知道,区域民俗研究是民俗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几乎所有的民俗学者都曾有过以区域民俗文化的历史、发展与现状为研究对象的体会,而这种研究方式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个案分析法,同时众多相似的个案也为我们探究现象背后的深层因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民俗学理论的生发给予了源源不断地力量源泉。正是基于对区域民俗研究的总结,民俗学家叶春生教授于2004年出版了《区域民俗学》一书,从而为众多民俗学从业者或爱好者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支撑。

[ 本帖最后由 孟令法 于 2013-11-25 09: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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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场第一组(8:00—9:15)由四位报告人进行成果汇报,吉林省民俗学会理事长施立学教授主持评点。
        首先,来自陕西省榆林学院的郭冰炉教授做了《中原农业半农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熔铸而成的陕北融合文化》的汇报。在这一汇报中,郭教授认为陕北黄土高原出现的农业半农业文化是与草原游牧文化相熔铸而成的文化。从而得出“民族涵化融合过程中,从空间方面说,文化通过横向传播时会出现自始至终的相互干扰的现象”,而“另一方面,从时间方面说,从纵向传播上看,又有相对的稳定性,即使久经岁月,仍顽强地保留一些各民族固有的风尚习惯”的结论。对此,施立学教授认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动态的过程,任何民族的文化在现代看来都不是纯净的毫无外来文化干扰的民族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众多民族的交融与互通,不仅存在涵化,更有同化的现象,由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文化因子固然在当下的民族文化中有所遗存,但大部分依然是后世交流的成果。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的刁统菊副教授提交了《从“敬神”到“祭祖”——微山湖湖区渔民宗族文化的建构》的论文。在汇报中,刁教授首先对微山湖湖区的渔民与陆民做了深度的比较描述,而对于微山湖湖区的渔民而言,敬神祭祖的表现主要在于宗族文化的延续和家谱的修订——“五年或十年一次的‘敬神’仪式从改名开始,被渔民们建构为自己的宗族文化,宗族因素渐渐从原本统合在一起的因生产方式形成的敬神活动中独立出来,续家谱仪式也从祭祖与敬神的统一转变为单纯为了续谱和祭祖而举办,这满足了渔民不同于陆居农民的那种对群体历史感和归属感的格外迫切而深刻的追求。”总之,“渔民借助“敬神”这一传统仪式作为本体,将之转化为宗族大会,不仅仪式的名称从“敬神”改为“续家谱”,“祭祖”的内涵也被突出,“敬神”的意义逐渐淡化。续家谱仪式有效地帮助渔民树立了对群体历史和文化的高度认同这样一种关键心态,因此这一仪式的变迁成为宗族历史和文化建构过程的核心。”对于刁统菊教授的演说,施立学教授认为,当下的信仰文化已然走出过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时的“避之唯恐不及”的状态,人们在满足生理需求的同时,还需要精神的慰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曾经十分重视大家庭观念的国家而言,宗族文化的当代复兴并不是无根之水,而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与“陌生社会”的逆转过程中的现实需要。
        第三位报告人史耀增先生以家乡陕西省合阳县金水沟为调查地点,写作了《陕西省合阳县金水沟西追往会调查——以西安为例》。在本文中,史先生详细介绍了有关“追往会”的来龙去脉,并指出“‘追往’,应该是‘追溯(追忆)以往’的意思。”而合阳民间俗语:“澄县六月炸,合阳七月搁不下”中的‘炸’与‘搁不下’指的就是这种“追往会”。“追往会”鲜明的地域特色则指出这一不同于一般庙会的民众活动,它之所以“选择在农历六七月农活相对较松的时候举行”,是“让常年辛苦的农村人得到一种休息和愉悦”,因此,史先生指出“追往会”“首先着眼的是人,是人际关系的重温和加深。”施立学教授对此评点道,庙会本身的功用一方面在于民众请神纳福的心理安慰,一方面在于地方传统经济的物质交换,而更重要的则是地方民众的集体欢愉,在这种欢愉的过程中,人是核心的要素,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在平时生活中积累的各种不愉快或矛盾,在这一集体欢愉的场合是有望加以缓解的,而这一方面在我们的研究中似有缺憾,史先生带来的这篇文章可以说填补的一些空白。
        《浙江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理念》是来自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民俗学科的黄芬硕士提交的报告论文。在这篇报告中,黄芬硕士以“文化生态学”为理论框架,从浙江民间艺术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做了深入考察,从而认为,“民俗文化、生态哲学思想、伦理价值等构建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系统,也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在此基础上,黄芬硕士探讨了浙江民间艺术的历史与现状,并对浙江民间艺术的保护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策略。最后,她指出作为吴越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浙江民间艺术“是浙江地区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自发创造、世代传承的艺术精华,其所蕴含的文化生态理念是民间艺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它的成长见证了浙江人民的精神图式、生态意识和知识范式,对它的保护和传承也是维系民间艺术生态系统平衡的关键所在。”因此,“保护民间艺术文化的生态环境,传承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理念,以此建构起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桥梁”,才能“使浙江民间艺术更好地融入当今的时代和社会,释放其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与昂扬的生命力。”对于黄芬硕士的发言,施立学教授认为,任何一种民俗文化都是在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的双重作用下得以成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要对事项本省加以传承,更重要的是保护得以生存的传承人,以及承载事项与人的各种环境,只有环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那么民俗文化的才能更健康的发展,才不至于被批评为“伪民俗”。

[ 本帖最后由 孟令法 于 2013-11-24 00:2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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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第二场(9:30—10:45)由曹荣教授主持评议,五位报告人同样将具体的民俗事项置于具体的区域环境中加以考察,为我们展现了广袤华夏大地的多彩文化。
        首先,来自鲁东大学的李凡女士做了《近现代烟台城市生活的建构》的报告。该文通过烟台城市生活的历史变迁展现了近现代以来烟台民俗文化的多重属性。在她看来,自1861年烟台开埠以来,此地就“正式成为早期全球化殖民主义势力侵略的目标之一,被迅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此背景下,烟台的商贸繁荣,近代工业兴起,城市建设和城市公共事业出现了现代化的趋势,与此相关的城市休闲文化、教育、医疗等文化事业向现代化转轨,构建起来了近现代的烟台城市生活。”而由于“烟台地处山东边陲,处于鲁文化圈的边缘,文化负担最轻,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烟台人对新的西方文化的认同”,从而“加速了近现代烟台城市生活的形成过程。”不过,面对殖民主义的社会改造,烟台的城市生活也“经历了从个人的文化认同到整个社区的文化认同的过程。”对于李凡女士的发言,曹荣教授指出,在现代民俗学的研究中,都市民俗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当下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迫使民俗学者在民俗文化的总体认识层面发生转变,过去过多的注重乡村民俗的研究,也逐渐随着城镇化的发展逐步转向城乡结合部民俗,再到城市民俗的研究转型,而这种研究不仅是现代文化转型的要求,也是现代学术的要求。因此,追述都市民俗的发展历程以及当下都市民俗的现状都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其次,作为湖北省武穴市民协副主席的柳晓春女士通过对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商贸往来中的民俗现象的研究,为本次大会提交了《从鄂地商贸看民俗之变迁》的论文。在报告中,柳晓春女士讲到:武穴在明清时期的贸易市场“主要集中在刘家巷、后坝等街区”,而停泊于刘家巷码头的载货民船,以徽商为主,市场贸易品则以食盐、谷米、麻棉、烟叶、桐油等为主。而“形成这样繁荣局面的因素很多,从地域位置来讲,武穴地处吴头楚尾长江北岸是主要因素,这就必然带来了鄂地商业在这里汇集交融和发展”,因而武穴也有了“小汉口”的称号,正是由于这种繁荣的商贸活动,催生了以行帮为主的行业民俗,这些行业协会都有各自经营的主要产品、地盘和联络方式,如徽州帮以经营油盐南货、绸缎布匹、钱庄当铺为主;青阳帮以开设酒店、酱园为主;江西帮业以中药、豆鼓、首饰、瓷器为主等。而这一切都与这里发达的水路交通密不可分。曹荣教授在柳晓春女士报告后指出,任何一种民俗事项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与地域文化的交流有关。就鄂地商业民俗的发展,正是由于其便利的水利交通以及来自不同地方的商人的共相作用才形成的。商业民俗也可称为经济民俗,而就当下的研究而言,经济民俗尚处在初始阶段,因此如何看待古今中外因物质交换而形成的各类民俗现象理当是我们现在所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
        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2013级硕士研究生于晓雨做了《当代胶东农村的宗族习俗考察——以山东文登于氏宗族春节祭祖为个案》的报告。此报告是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写成,其主要讲述了报告人家乡在春节期间祭祖的相关活动以及历史和现状。正如报告人所讲:“对胶东地区于氏祭祖活动的考察目的在于:第一,描述当地春节祭祖活动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其存在的变化及原因;第二,作为宗族制度中一项重要的活动,春节祭祖仪式在胶东地区的变化能够反映出宗族在当地的历史变迁。”通过这种有目的的细致考察,于晓雨得出“祭祖仪式的简化、宗族物化标志的逐渐消失无不说明宗族这一特殊的社会组织在该地区不断衰弱的现实。”对此,曹荣教授评道,祭祖活动原是我国贫民百姓普遍施行的一种信仰行为,它体现了人们在家族、宗族,甚至民族共同体加以认同和凝聚的一种行为规范,然而随着现当代各种“革命”的进行,祭祖活动也逐渐萎缩,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十年”中,宗祠家庙的彻底损毁,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予包括祖先崇拜在内的大部分民间信仰以毁灭性打击,人们曾经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也渐趋失去效力。不过,现在看来,这种弱势状态在全国的分布并不平衡,有的地方还在减弱,有的地方却在加强。而对于宗族文化的弱化或强化的利弊问题,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注意力。
        湖北省武穴市民协主席罗与之先生作了《浅谈湖广稻作民俗》的报告。在此报告中,罗先生以流传于湖广地区的民间气象谚语为对象,将湖广稻作文化至于口传文化之中,分别论述了鄂地区稻作民俗的三大问题:一是对气候和作物丰歉的预测;二是稻作生产过程本身的习俗;三是祈求丰稔和对自然灾害的抗争。通过这种分析,报告人最终将湖广稻作民俗的核心落在了信仰民俗的发生上,在他看来,“稻作民俗是鄂地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生态条件和人文历史密切相关的,稻作民俗像其它民俗一样是不断演进和发展变化的,其中很多具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一些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如祈雨、祭神等等,这是因为稻作文化的特点,决定了鄂地区的人们更加依赖于那些能导致下雨或干旱、歉收或丰收的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在听完报告后,曹荣教授指出,湖广地区是我国农耕生产的主要地区之一,而且也是我国稻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里蕴藏的丰富民俗事项体现了明显的交合特色,而对稻作民俗的研究,是我们探查我国南方生产民俗的一大重点地域。罗先生的论述是以民间谚语为主体,这虽然不是一种新的研究对象,但我们对民间谚语的研究似乎力度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而这篇论文则带来了一种新鲜之气。
        来自佛山市博物馆的孙丽霞女士通过直观的民俗影像向我们展示了佛山城区“行通济”的历史变迁。在其提交的《略论佛山民俗“行通济”的变迁》一文中,孙女士指出,“行通济”实际上是一种取谐音“生菜”为“生财”而来的民俗信仰活动,而自清中期形成以来,虽然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行通济”几经波折,但在顺应时代变迁的同时,“行通济”得已完整的保存下来,并在原初的民俗内涵上被赋予更多的功能与意义,因而成为广受民众喜欢,政府重视的佛山最大的群体活动。而在这种变化中,最为典型的因素就在于河道环境的改善,以及新信仰对象——“生菜仙”——的形成。对此,曹荣教授讲到,民俗的形成与发展均是动态的,没有任何民俗事项可以处于静止、永远不变。就上述所讲“行通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民俗活动的主体虽然是普通民众,但“民”的定位即便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依然被争论,却也无法改变部分民俗事项受到当权者的介入,正所谓“上导之则为风,下习之则为俗”,而如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这种现象的直接反应,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即便有民俗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参与,也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加以注意政府、学者、民众三者的关系。

[ 本帖最后由 孟令法 于 2013-11-24 00: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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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第三场(11:00—12:15)由来自云南大学的董秀团教授主持评议。此场共有六位报告人,他们以各自的实地调查,从具体的民俗事项出发,论述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俗文化的差异与特点。
        作为满族成员之一的施立学教授,从满语满俗入手,探讨了东北方言的形成与变异,从而说明民族文化交流在地域民族语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施立学教授讲到“满语,虽然遭到近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风暴的无情席卷,但满语文化并未消亡”,因此“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往往比这个民族自身具有更强的韧性与绵延力。”而在谈到东北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时,施立学教授进一步指出:“在表达思想感情和地方文化方面,方言比普通话往往更具优势。同乡人在外地相遇,互相认同最直接可靠的依据就是乡音。许多海外华人只能说某一种汉语方言,并不会说普通话。方言是联结他们与祖国的情感标志。”由此可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认定的第一类——语言民俗——的保护是理所应当的事。然而,面对非遗名录中却尚未出现语言民俗的现实,董秀团教授认为,普通话虽然是我国行使政权统一,实现地域与民族之间无障碍沟通的有利政策,但方言、民族语的并不是普通话的“牺牲品”。尽管目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等都曾对方言、民族语和普通话的关系做过论争,但依然莫衷一是,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忘却了普通民众的语言需求。如今,从幼儿园(甚至更早)就以普通话为教学语言,这无疑对地方语言、民族语言的发展是不利的,而很多80后、90后,尤其是他们的子女已很难对本土语言产生亲近感,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宝鸡文理学院教授赵德利先生以关陇地区为研究范畴,提交了《新关陇民俗文化研究导论》一文。在这里,赵德利教授从整体的观点对关陇地区以及此地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了详细的梳理。他讲道“关陇作为中古地域政治文化集团概念是由史学家陈寅恪提出并产生广泛影响,甘肃学者王知三等人借关陇概念描画关山龙山地区民俗文化特点亦有新见”,而自己的研究范围则“确定在关中西部—陇东这一地理范围,从而形成新关陇地域文化研究区域。”在赵德利教授看来,新关陇地区的生活文化既看重当下的生活富康,又延续着传统文化的精髓,而这里的民众在尊重人肯定人的生命的前提下,坚守着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原则,因此赵德利教授指出“虽然这种人文生态特性具有文化的保守性,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它为中国民众生活提供了保存尚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园区,自有其文化文明建设的价值和意义。”董秀团教授在听完这一报告后讲道,新关陇民俗文化的提出对关陇地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区域民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区域范畴的界定,而这种界定不仅在于行政区划的规范,更在于民众生产生活习俗相似度,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在空间上建立起的文化区概念。不过,文化区的研究还是要有历时的因素加以辅助。
        “时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视传统热衷古老文化的时期,古村落、古城、古镇也是受到了学者、官员、商人、百姓的青睐和礼遇,有这样传统的地方纷纷打起了这样的招牌,没有这样传统的地方正在想法设法……有学者称这是假古董。”来自山东省枣庄学院的王明远老师在《地方传统的发明与地方核心地位的再造——以台儿庄古城的发明为例》中对台儿庄这一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古城的现代“再造”做了详细描述,在她看来,台儿庄的“传统发明”是“民俗与历史的‘共谋’”,来自多方的力量在不断挖掘台儿庄古往今来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的过程中不断塑造着这座小城的辉煌过去,但却泯灭了作为民众生活的当代民俗场,一味的旅游与煤炭开发已然让这座小城转变了它的历史使命,从而促使普通民众原本安逸的生活习俗发生了彻底转变。由此,王明远老师认为“台儿庄古城的发明,与其说是一种传统的发明,不如说是当地精英主持的一场让枣庄重回历史中心的盛大仪式。”董秀团教授在报告结束后指出,传统的发明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在我国各地凡是有点历史文化底蕴的地区,甚至小村庄都可以被不同阶层的人们包装成可供利用的经济增长点,尽管生活其中的民众在物质生活层面得到了满足,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丧失了基本的精神追求。这其实与当下的城镇化建设是分不开的。如何在满足包括城内居民在内的广大游客对旅游地物质生活的需要,又不失传统与现代精神生活的形成,不仅是摆在市政规划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是我们民俗学者通过都市民俗学理论重新审视这种“发明”的关键。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刘岚副教授带来了《雷州民俗文化刍论》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刘岚老师对广东雷州的民俗文化做了详细介绍。她首先讲到,2011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来考察湛江时指出“雷州文化可能是岭南文化中延续性最强的分支之一”,并提出“继承和发展雷州文化的精华,用雷州文化来充实和丰富岭南文化,打造广东地域文化品牌的要求。”其次,她认为“雷州文化的独立地位之所以能获得认可,在根本上是源自于雷州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光芒与魅力,而雷州文化的这种光芒与魅力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雷州民俗文化。”由此出发,刘岚老师分别论述了雷州的历史、雷州民俗文化的形成机制、雷州民俗文化的类型及特性,从而在这种详细的认识基础上发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雷州民俗文化与所有其他区域民俗文化一样都正面临着不断消亡的危险。在建设文化强市与强省的发展战略下,雷州民俗文化作为雷州文化及岭南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亟待深入发掘与整理”的愿望。对于这一发言,董秀团教授认为,一个地域文化的发展有时的确有赖于上层官员的关注,这不仅是政策上的支持,更有经济基础的赞助。不过,文化的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在于地域民众的文化自觉,如果仅有政策和经济的支持,而无地方民众的集体参与,这一地域的文化依然无法繁荣。上层只是引导,下层才是力量的源泉。
        商丘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小块以商丘为田野区域,向本届大会提交了《商丘“火文化”民俗事象研究》的报告。商丘作为“商王朝”的核心发祥地,不仅保留着来自远古东夷时代的文化遗存,同时也在现代文化潮流的发展中完全具备了现代化的当代色彩。在王小块副教授看来,“商丘具有‘火文化’特征的民俗事象涉及内容较为复杂。从民俗分类上来说,既有关于社会生活的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仪民俗,也有关于精神生活的游艺民俗和民俗观念。从所涉学科来说,又包含了诸如天文、历史、地理、文学、宗教信仰等领域。”王小块副教授对商丘“火文化”的发源与发展做了详细的勾勒,通过日常生活及科技文化中的火崇拜现象指出,尽管商丘火文化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一代代商丘人延续了体现着远古之‘火’的众多民俗事象,他们一直保存着敬火、崇火、爱火的习俗。”对此报告,董秀团教授评道,“火”是人类的伟大发明,正是有了“火”,来自原始时代的民俗文化,如饮食文化、缫丝文化(或称服饰文化)、信仰文化等,才得以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商丘作为商王朝的核心起源地,火文化的遗存不仅十分丰富,同时也辐射到全国各地,因此研究商丘的“火文化”对全国各地,甚至不同民族的“火文化”现象也是多有裨益的。
        最后,来自西安文理学院的涂俊讲师做了《环境制约与农村庙会生态适应性研究》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涂俊讲师以渭南地区的庙会为基础,通过整体性研究的思路对庙会活动的“生态适应性”做了阐释。在她看来,庙会文化的发展顺应了地理环境的制约,从而强化了物物交换的贸易往来,并从地理分布上适应了生态环境的需要。经过时代的变迁,庙会文化也顺应了人们对休闲文化的需求,但是过分的创意和庙会环境使用的恶意透支损害了庙会的生态环境。而庙会发展与环境的适应性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生态环境的相互适应造就了地域建筑风格、宗教信仰、民俗风情、贸易活动等综合文化形态。”因此“环境制约对农村庙会生态环境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以其对村镇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调剂与人们对环境自发的保护,都是相辅相成的。”董秀团教授听后指出,庙会是民俗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现在亦有一些地区的庙会活动成为非遗名录中的一员。尽管各地的庙会各有不同,各具特色,但总需要一定的时空支撑,而如今的庙会发展空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也在逐步萎缩(不过亦有一些在不断扩大),如何保持庙会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庙会空间的维护,而这种空间不仅是寺庙本身,更有以寺庙为核心的周围村落、乡镇的辅助,因为庙会是人的庙会,人则生活在村落、乡镇之中。

[ 本帖最后由 孟令法 于 2013-11-24 00: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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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综述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以上诸学者的报告完全体现了区域民俗学的地域性特点,报告虽然在内容上千差万别,南北各异,但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体现了民俗文化作为民众生活重要组成的魅力所在。另外,报告虽然略显零散,东南西北无所不有,但这些零散的报告却为后续的系列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积累和理论基础。其实,区域民俗研究在我国民俗学的发轫期就已成为老一辈民俗学家所关注的主要对象之一,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学者们虽以资料收集为主,像顾颉刚的《吴歌甲(乙)集》、北大《歌谣周刊》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这种成果的形成则有赖于众学者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精心的收集整理,而这在当下的民俗学研究中,田野调查亦是最根本的方法。实际上,包括区域民俗研究的在内的所有民俗学研究几乎都离不开田野作业,因为历史代表不了现在,现在却是历史承继,所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当下所描述对象的现实生活与现实思想,这也才是钟敬文先生所说“民俗学是一门现代学”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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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哥乃猛士也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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