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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早期讲席的形成及其影响

汉传佛教早期讲席的形成及其影响

来源:中国宗教学术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 发布日期:2012-06-09 |作者:王宝坤

  

  佛教传人汉地,翻译为首功,次之是对所译经论的讲解,史称之为“讲席”.佛典讲席又称讲肆、法席、法筵、法肆等,与佛典的翻译同步或略晚形成。佛典讲席肇始于东汉末年,发展、成熟于两晋南北朝,大盛于隋唐,流传至于近现代。佛典讲席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宗教文化活动,佛教传播、僧才培养、教化大众和佛教完成中国化的主要形式。

  从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至鸠摩罗什译经时期,是佛典讲席的初步形成时期。最早的讲经记载见于中国第一个僧人朱士行传中,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讲席”之名见于晋时僧人竺潜传中,竺潜(289-374)于晋永嘉初避乱过江,“优游讲席三十余载,或畅《方等》,或释《老》、《庄》”。曾受晋哀帝征请,“于御筵开讲《大品》,上及朝士并称善焉”.竺潜在讲佛经的同时,还讲解《老子》、《庄子》,既与当时玄学的社会时尚有关,也与听众理解佛经义理的需求有关,佛理深邃,常需借用《老》、《庄》中的义理来疏通。如竺法雅、康法朗和道安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晋庐山慧远,早年追随道安,讲实相义,“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是后安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

  佛典讲席的兴起借重于佛经的翻译,故佛经翻译的情况对讲席的内容和形式有很大影响。佛经早期的翻译被称为“旧译”,朱士行传载,“昔汉灵之时,竺佛朔译出《道行经》,即《小品》之旧本也,文句简略,意义未周。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章隐质,诸未尽善”.遂誓志西行求取经本。僧人道安因“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或者格义,或者唯叙大意,是早期佛典讲席的特点。

  僧传有关早期讲席的史料有十数例,如支遁讲《维摩经》、《道行般若》和《小品》等,竺法济、支昙讲《阴持入经》,竺僧敷善《放光》及《道行经》,道安讲《放光波若》,僧朗和竺法太讲《放光经》,昙影讲《正法华经》及《光赞波若》,僧略讲经律等。

  至道安时,佛经讲解已有百余年的历史,道安所制僧尼轨范三例,其一即为“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佛典讲席制度初步形成,“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讲席设讲经法主和都讲二职。讲经法主即主讲人,“都讲”是代大众提问或向法主设难,与法主一问一答的人。支遁曾为讲经法主,江南名土许询为都讲。有时还设“复讲”或“覆讲”之席,这是为了培养新的僧才法主。如佛图澄曾讲经,道安为覆讲,道安讲时,“疑难锋起,安挫锐解纷,行有余力。时人语曰:漆道人,惊四邻”.足见当时讲席热烈论辩之风。在讲席上,听众也可以直接提问。

  讲经法主地位极高,其讲座被尊称为“高座”或“师子座”,是古代僧人们终极性追求之一。《高僧传》载,竺道生到江南后,潜思经理,“乃说阿阐提人皆得成佛”,因“孤明先发,独见忤众”被“摈而遣之”.道生在大众前正容誓曰:“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厉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之时,据师子座。”后《涅盘》大本至于南京,果称阐提悉有佛性,与前所说合若符契。“都讲”之职,亦为僧人所向往。京兆僧导十岁出家,至年十八,博读转多,神机秀发,后在寿春讲说,受业千有余人。又受南朝宋武帝征请,于瓦官寺登高座开讲《维摩》,坐者咸悦。

  佛典讲席是僧人研修佛典、阐发义理、推进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之一。罗什译场不仅开辟了译经的新时代,也培养了一批杰出的讲经法主,他们后来盛开讲席,促成了南北朝讲席的兴盛和义学的发达。僧睿为罗什译场参正,《成实论》始译出,什令睿讲,且谓睿曰:“此诤论中,有七变处文破《毗昙》,而在言小隐,若能不问而解,可谓英才。”至睿启发幽微,果不咨什,而契然悬会。什叹曰:“吾传译经论,得与子相值,真无所恨矣。”

  佛典讲席有诸多功能和影响,有些主讲者不仅讲佛典,也讲《老子》、《庄子》、《春秋》、《论语》、《周易》和《孝经》等。佛典讲席主要设于各地寺院,但因有些讲经法主社会影响较大,其讲席亦于寺外随缘开设,或应帝王之召设于皇宫,或受达官贵人之邀设于府邸,或因大众乞请而盛开于街市,可见,佛典讲席是一个开放式的文化大讲堂。古代讲席没有录音、录像设备,因而,主讲者只能重复讲解,道安因反复讲解,而得以遍校群经,出《众经目录》等,还随讲出疏,也开启了佛教经录、注疏、序跋等佛教学术的先河,为后来佛教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来源:2012年5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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