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理论网 2011年07月19日 16时34分 来源:中国文化报
冯骥才
在千头万绪的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中，一项工作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其间。它涉及全国、规模庞大、难度颇高，这便是对木版年画全国性地毯式的普查和科学的记录与整理。我们紧握住这条工作线索，由始至终，历时八年，现在可以说，这套巨大并十分重要的中国民间文化与艺术的档案，已经完整和可靠地建立起来了。
面对着它，总结以往，不论对于认识自我，还是坚持信念，更清醒和科学地走好下边的路，都必不可少。
思想决定选择
早在2002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之前，我们就组织起精悍的多学科的专家小组，在晋中一带对村落民俗、民间文学与艺术进行采样调查，为即将要展开的全国性的田野抢救制定一系列统一的学术要求与标准，并编印了《普查手册》。
接下来是选择突破口。这突破口具有试验的意义，试验成功了就会成为一种示范。因此，这突破口（即项目）必须具备4个条件：全国性，同时具有各个地域风格；文化内涵深厚，适合多学科调查；传承形式多样，既有个人和家族的传承，也有村落和地区的传承；濒危，即是紧迫的抢救对象。经过论证，我们选择了年画。
在农耕社会，春节作为除旧迎新的节日，最强烈和鲜明地体现人们的精神愿望、生活理想、审美要求和终极的价值观。年画作为春节的重头戏，其人文蕴涵之深厚，民俗意义之鲜明，信息承载之密集，民族心理表现之深切，其他民间艺术难以企及。同时，它遍布全国各地，地域风格多彩多姿，手法纷繁，技艺精湛，又是绘画、雕版、民间文学与戏剧等多种文化和艺术的交汇相融，也是别的民间文化不能相比的。然而，这一农耕文明时代留下的巨型文化财富，在社会开放和转型中，如遇海啸，被冲击得七零八落，许多艺人在“文革”期间即已偃旗息鼓、放弃画业，大批画版流散到古玩市场，一些昔时声名显赫的年画产地几乎听不到呼吸的声音。它无疑是我们全国性民间文化亟待抢救的首选项目之一。
科学的设计
抢救工程在2003年展开。
普查必须注重遗产的完整性和全面性，不能疏漏。特别是民间文化是一种非物质性与活态的遗产，它因人而存在，因特异的人文而存在，因独特的方式与技艺而存在；它不只是一种客观的学术对象，也是一种传统的精神生活，是一种文化生命。
由此反思以往，年画一直仅仅被视作一种单纯的乡土的美术，因而历来多以物质性的年画本身作为调查和研究的主体；如果此次普查仍是片面的美术调查，大部分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的成分辄必失去。故而此次普查，我们把一个个产地的地域特质、人文环境、民俗方式、制作工艺、技艺特征和传承记忆，全作为必不可少的调查内容。这种调查是过去很少做过的。为此，我们事先编写了《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提纲》，将普查内容列为10个方面，包括产地历史、村落人文、代表画作、遗存分类、张贴习俗、工艺流程、工具材料、传承谱系、营销范围和相关传说与故事。这必然超越美术学范畴，而是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美术学等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调查。
在调查手段上，除去传统的文字和摄影，还加入录音和录像，以适应活态和立体的记录。同时，口述史和视觉人类学等学科的调查手段也在此次年画大普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年画制作是产地化的，此次普查将产地分为大小两种。产地之大小不仅根据历史规模和影响力，还要看现有的活态遗存状况。一些产地历史上颇负盛名，但如果消亡太久和过于萎缩，便要归入小产地之列。
所有产地的普查都是翻箱倒柜式的田野调查，严格按照既定的要求与标准，逐村逐户地搜寻。调查前由各省民协按照《普查手册》和《年画普查提纲》组织人员，进行培训。普查人员由地方专家学者与相关的文化工作者相结合。调查结果要按照程序和标准进行分类、甄选、整理和撰写，并配合影像资料，制成该产地的文化档案。在总的工作步骤中，第一步是把率先完成普查的《杨家埠卷》精心整理，经专家委员会审核后，先行出版，分发给全国各产地作为普查和编写的范本，以求统一规范与编写质量的一致，这样就避免了后续各卷的参差不一。最终列入大产地的文化档案包括《杨家埠卷》、《杨柳青卷》、《朱仙镇卷》等，另有《滑县卷》是此次普查的重大发现。大产地的档案凡19卷，包括20个产地。山东的平度和东昌府二产地因遗存体量不大，合为一卷。
此外，小产地的文化档案皆归入《拾零卷》中。包括东丰台、剡城、晋南、彭城、泉州、南通、扬州、安徽、樟树、获嘉、汤阴、内黄、卢氏、老河口、夹江、邳州、澳门、台南米街、江苏纸马和苏奇灯笼画，凡一卷，共20个产地。还有一些产地曾经很知名，却因活态不存或片画难寻而不得已割舍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年画史看，木版年画进入上世纪以来，由于外来的石印与胶印技术的引进，石印的月份牌年画开始出现。石印年画形象逼真，有新奇感，而且印刷快捷，价钱便宜，很快占领了木版年画的市场。可以说，石印年画是木版年画的终结者。这在上海表现得十分突出。为此，我们在《上海小教场卷》加入了石印月份牌年画的内容，以体现年画纵向的历史。此外，为尽可能将中国民间年画遗产完整呈现，不存遗憾，另设两卷《俄罗斯藏品卷》和《日本藏品卷》。这两卷的年画珍品基本上是首次披露于世，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与研究价值。
由于上述的设计和实行，我们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即完成了农耕时代中国年画终结式的总结。由300万字、1万幅图片，大量珍贵的年画发现和全面的文化发掘，构成了这22卷巨型的集成性的图文集，终于将我国年画这一磅礴的历史遗产，井然有序地整理成为国家与民族重要的文化档案。从现实意义上论，它成了这些年画产地进入国家与地方遗产名录保护（即政府保护）的可靠与有力的依据；从长远的意义上说，当这种口头与手工性的遗产，在转化为文本与音像档案之后，它才得以牢固、切确和永久保存。
可以说，记录就是一种保护，甚至是首要的保护。因为记录是为了未来而记录历史。
立足于田野
长长八年的抢救工作，关键是立足于田野。因为，民间文化在田野，不在书斋。它不是美丽和无机的学术对象，而是跳动着脉搏和危在旦夕的文化生命。
始自八年前朱仙镇上的发动，一连串的工作是频繁而不停歇的组织、研讨、论证，然后是逐门挨户的调查、寻访遗存、记录信息、艺人口述，跟着是资料梳理、分类整理、图片甄选与字斟句酌的档案编制，并且不断地回到田野去印证与补充。在中国民协抢救办的统一协调下，一次次组织各产地之间必要的工作交流，调配专家支持各产地的学术整理与编写，然而这一切都立足于田野。一切依据田野，来自田野，忠实田野。田野也使学术充满活力。
由于田野工作不断深入，我们还逐步认识到传承文化遗产最关键的传承载体是传承人，文化遗产的活力及精华主要在传承人身上。于是，我们从2007年又启动了“中国年画传承人口述史”工作，这项工作由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国木版年画研究基地承担。这样，我们再次返回到各个产地，对其重要的传承人进行新一轮口述史访谈。现在，包括19个产地传承人的口述史也已经出版。当传承艺人的口述史完成，中国大地上的年画遗存基本上被我们“打捞”干净，完整地抢救下来。正是由于我们始终伫立于田野之中，才能使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成果达到如此厚重与充分。
现在可以说，中国木版年画的普查工作画上了句号。然而，在文化的传承中，任何阶段性的句号都是一个起点。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此文是作者为《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抢救大事记》所写的序，文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