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女书”
湖南省江永县是1955年将江华县部分地域划入永明县而改今名的。位于湘南，湘桂边境，在萌渚、都庞二岭之间，这里山青水秀，但又十分闭塞。古为百越人居住繁衍之地，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湖南仍是越民族集中分布的地方。在江永县上江圩乡及其邻近一带，妇女中流传着一种奇特的汉文异形字，是独为妇女使用的性别文字，当地妇女们便把自己使用的文字叫做“女书”。“女书”之名就是根据当地妇女的命名而命名的，它既指“女书”文字，也指用“女书”文字撰写的作品。
“女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仅仅在江永县上江圩乡及其周围方圆不到百里的范围内流传，而且仅为妇女使用，于此，史志不载，族谱碑文不述，现存的“女书”文本，最早的没有超过清代。其传习均属家教亲授，世代相传，谁也不知流传了多少年，也不为外界知晓，连著名的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听说”女书”后，也“感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中国女书集成》序）直到1931年7月，和济印刷公司印、曾继梧编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上册）有关永明部分才有所披露，并未引起社会注意。1979年江永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周硕沂执笔编写的《江永县文物志》中的”蚊形字”一节，专题介绍了女书，并附了《女书之歌》。1983年7月《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3期发表了宫哲兵的《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此后，由于地方和中央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才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吸引了海内外有关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前往江永县进行调查，参予抢救这一濒临失传的珍贵文化遗产。在探讨“女书”的历史来源上，聚说纷纭，都源于当地美丽的传说，不足为据。《江永“女书”之谜》的作者谢志民先生在分析”女书”与古汉字的类同关系、部分字符构造所表现的古代文化特点，提出”流传在江永县上江圩一带妇女中的'女书'是一系非常古老文字的遗留，绝非宋元之物，它至迟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江永上江圩一带，古为民族交融之地，至今当地居民中，不仅所操的汉语土话里留有古越语言'底层'，在传统的风俗习惯中，除汉民族的风俗习惯外，还遗存有明显的越风、楚习、巴俗。因而流传在江永上江圩一带妇女中的'女书'一系文字，不能排除有可能是古代百越文字、楚文字或巴文字的孑遗和演变，尤其是古百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谢志民先生在指出”'女书'记录是汉语江永方言上江圩一带的土话，然而'女书'和它所记录的土话中却明显地存在部分属壮侗语族的词素、词和语法结构。”后却发生疑问：“'女书'流传区与操壮侗语族语言诸民族居民相距甚远，'女书'中这些属于壮侗语族的语言成份及其语法结构从何而来？”殊不知，楚人征服湖南后，居住在湘北、湘中地区的越人或被消灭，或被驱逐南下。后定居在湘南地区的越人，一直延续到汉代，随着汉族统治阶级对越人的迫害加剧，又更向南或西南迁徙，成为今天湖南、广西、贵州毗邻地区侗族的主要来源。广西壮族也是古代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来。”女书”的演变和发展，是一种分化聚合的语言现象，“女书”与壮侗语族是古代百越文字语言的”同源分化”，“女书”和所记录的土话与现在所称壮侗语族保留的古百越语言的”词素、词和语法结构”中的一部分是相同的，女书与汉语又”异源聚合”，从而形成了“记录的是汉语江永方言上江圩一带的土话”，”土话中却明显地存在部分属壮侗语族的词素、词和语法结构”。以上推论是否可以作为“女书”是“古百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的又一佐证呢？只好由他人评说。
女书没有印刷出版物，而是用棍子（笔），后用毛笔沾墨汁写在毛边纸上、折扇或手帕上，也有绣在手帕上、织在花带上的。自上而下，从右向左，字形倾斜成菱形，周围还描上装饰花纹。女书叙述的事都是妇女的事，包括婚姻家庭、生产劳动、社会交往、女红艺术、文化娱乐、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等多方面，系统地反映了上江圩乡及其邻近一带妇女的喜怒哀乐，她们在旧时代的卑贱社会地位及其对封建压迫所表现出的愤怒与抗争。女书作品几乎都是诗歌体，每句字数固定，大都是七言诗，少数五言诗，也有七言间五言，五言间七言和长短句，它有特殊的韵调格律、修辞方式、比兴手法。可分为创作、记录、翻译三类。创作是自己炼词造句，连句成段，集段成篇，包括三朝书、结交书、慰问信、祝贺信、传记、祭文等；记录作品包括儿歌、耍歌、哭嫁歌、祷神诗、歌谣、谜语等，是记录流传在民间口头上的东西；翻译是指社会上流传的汉文唱本，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卖花女等，还有一些唐诗宋词。女书有多少字？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数字。杨仁里等人编译的《永明女书》中的“女字汇”集比较常用的字1570个；谢志民著《江永'女书'之谜》，从“资料汇释”中“粗略统计，有单字1774个”。据此分析，“女书”常用字大概在2000字以内。现在能认识女书的人，在上江圩乡及其邻近一带已经很少了，能用女书撰写作品的几近于无，前几年有几位耄耄老人都已带着她们的女书进了坟墓。
女书的流传自清末以降即已转向衰替，作为一种书面交流工具，可以说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女书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女书是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妇女学家研究的宝贵资料。女书也是独特的湖南地方文献，对女书的研究自然也是研究一种特殊的湖南地方历史文化现象。80年代以后，由于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1991年，在江永县召开了全国女书学术考察研讨会，涌现了一批女书的研究专家，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出版了一些专著。其中专著有：宫哲兵主编的《妇女文字与谣族千家峒》（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出版）；赵丽明、宫哲兵著的《女书--一个惊人的发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宫哲兵编著的《女书》（台湾妇女新知基金会1991年1月出版）；谢志民著《江永'女书'之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赵丽明主编的《中国女书集成》（清华大学出版1992年3月出版）；杨仁里、陈其光、周硕沂编译的《永明女书》（岳麓书社1995年5月出版）等，这些著作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提供了大量的”女书”研究资料，无疑促进和推动了“女书”研究的纵深发展。
（转自 人民网2001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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