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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学术报告:第一场(10:30—12:00)

【直播】学术报告:第一场(10:30—12:00)


10:30—12:00
学术报告:第一场

演讲人:
比尔·艾伟(Bill IVEY)  美国范德堡大学中美教育与文化中心
菅丰(Yutaka SUGA)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罗承晚(Seung-Man NA)  韩国木浦大学国语国文系
乌丙安  辽宁大学文学院

主持人:赵世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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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主持人为赵世瑜先生。


第一个演讲人为美国学者比尔·艾伟
由于之前解释过的原因无法到场,由社科院朱刚先生代作报告:

今天我的报告主要想说一下合作伙伴的理念。中美民俗学会已取得一定合作成果,这种合作关系以后将更加稳固。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阿兰·邓迪斯等学者访问中国,给中国学者带来美国民俗学的新理论。2007年5月,我时任美国民俗学会主席,期间曾访问中国,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初步的沟通,当时已形成了合作的想法。

在中国,很多文化传统保持完好,虽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经过了种种社会变化,并且中国政府是一个年轻的政府,所以直到九十年代才开展关注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工作。而在美国,只有北美印第安人拥有独特文化,我们的民俗大多产生自都市文化,除此以外我们只能研究非洲裔美国人的文化记忆等民俗事项。所以鉴于双方的互补关系,中美的合作关系,我觉得意义甚大。

在寻找合作点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成为最早签订非遗保护条例的国家之一。这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这正像美国乡村歌手所唱的那样,“我抓住了老虎的尾巴”,中国的民俗学与旅游、文化产业开发等一起,抓住了“非遗保护”这一老虎尾巴。与此同时,美国却进入了另一条道路。随着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们关于非遗的进程停止了,并且可能永远不会签署非遗条约,但这一点可能正是中美合作的契机。

在具体的合作实践上,我们有鲁斯基金支持双方民俗学者的交流。我们还准备在两国间开展民俗文化博物馆交流和民俗教学计划。现在第二阶段的项目还在审批之中,到2016年,博物馆和民俗教学计划都能实施。双方的高层交流也在展开之中,比如我和刘魁立先生曾有过交流和讨论。

我们同时也得到了其他方面的资助,例如北京的福特基金原本不支持这一文化研究项目,但他们对中美之间的交流感兴趣,于是对我们也采取了资助。

在过去的我们发现了找到了共同的立场,展开了会议研讨与交流项目,对于未来的进一步合作,美国民俗学会有三点意见:
第一,利用过去七年中达成的共识,应该思考怎样更好的推进中美学者加强他们的研究,什么样的研究项目能够推进民俗学的发展。
第二,提高两国民俗学的理论与实践。在研究传统社区上,在座的各位有丰富的经验,美国学者能够从中学到文化传承性、变异性上的经验。而美国学者对那些隔离的文化区域中的文化有较深的研究,这也许有助于中国同行理解城市中的传统问题。
第三,与政府的支持、旅游业中活跃的公司进行联系。但是政府和市场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应尽量避免其带来传统文化消亡的危机。

最后,美国民俗学会特意制作了贺卡:祝贺民俗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并致以诚挚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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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后续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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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全程的录音ING,不能到场的孩纸坐在家里忧桑+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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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转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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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演讲人是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菅丰教授:

我是赵世瑜老师介绍的菅丰。今天是中国民俗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我衷心祝福。
如叶涛先生刚才所念贺信,日本民俗学会亦向中国民俗学会致以最诚挚的祝愿。
两年前,中国民俗学会和日本民俗学会缔结了正式的交流协定,这为两国学术沟通奠定了基础。本次我想介绍下日本民俗学的学术史,并向中国同仁学习。各国民俗学有共通之处,应相互借鉴。

题目:
面向“新的在野之学”的时代——日本民俗学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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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播刘魁立先生给中国民俗学会的手写祝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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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丰教授演讲的细节:

明治维新后,日本积极向西方学习,产生官学学院派,形成目前整个日本学术的基础。同时社会上出现了抵抗官学学派的力量,即民间学。初期民俗学(20世纪初期),由柳田国男等在野人士创立。
正因为有这样的特性,日本的民俗学被称为“在野之学”,“在野之学”包括学问的在野性等四个特征。

在日本民俗学初期,首先发挥重大作为的有1985年组成“民间传承之会”,也就是现在日本民俗学会的前身,它的特点是整合了各地方的力量。期刊《民间传承》也发行了,但当时论文的量是比较少的,篇幅也不超过两页。民间传承之会也设置学会通信,让学生提出问题,写自己的所见所闻。学会期刊和组织方式的建立,类似于学院派在近代的做法,但其内部其实埋藏着地方“在野之学”的运动性,以及对地方力量的整合性。

但是,作为这样一种特质的在野之学,之后渐渐走向了学院派的道路,渐渐成为“民间文化的解释学”,迷失了原本作为地方运动的特质。1949年,民间传承之会改名为日本民俗学会。《民间传承》期刊也随之改名。这一更名行为,柳田国男原本是反对的,但最后还是同意了。1958年,东京教育大学及成城大学中,开设了民俗研究课程,学院派的民俗学家从中成长起来了。1958年,东京教育大学组织了民俗综合调查,福田等老师作为第二代民俗学者,在大学中确立了民俗学的大学教育体制。196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公共部门涉入,除了学院派之外,作为政府公共部门的民俗学产生。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民俗文化旅游兴起,普通市民对民俗文化的关注提高。

上世纪八十年代,民俗学虽然处于弱势,但在学术界还是取得了一定地位,但使一部分学者自我满足,对方法论的探讨没有进一步展开,导致现在民俗学整体处于比较低下的地位。在这一学术背景之下,当代社会中产生了这样的知识生产运动:不把学问当成职业的人们和职业的研究者们通过共同的研究,实践以及应用加深对地方的理解,并发现地方的问题,加以解决。这是新的在野之学。
新的在野之学特点有以下六点:1. 应用性的,实践性的;2. 摆脱学院派领域;3. 摆脱狭隘立场和学科属性;4.不同立场互相合作;5.实际的,现场主义的;6.回归性的,适应性的。

在新的在野之学中,民俗学作为地域文化和生活文化的专家参与其中。有两点:在深度融入个别地域的基础上,抽取被其他学科忽视的不可触摸的事物,在从地方内部得到理解的基础上,和地方上的人共同进行文化的维护。

比如我在新泻县调查斗牛,很多人以为我只是作为调查,参与观察。但我并不仅仅是调查的目的,而是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和他们一起保护地方文化。超越研究者和地方的身份差异,共同完成文化的实践和知识的生产。现在这个地方正在申请无形文化财,我作为地方社会的一员,并不是站在政府层面,向他们传达了这一信息。

作为一个研究者,和地方社会融合在一起,这一模式在世界各地都在普遍开展。比如2005年,美国的卡尔·林达尔,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作为一个民俗学者,在当地开展了很多活动。在日本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中民俗学者也是一样。

日本民俗学经历了一个学院派的过程,也有公共民俗学的产生。今后另一个产生学问的方向,可能是在野之学。以前的在野之学,在学院派化的过程中丧失了其原本的本质,而另一方面从社会发展来看,各方面共同协作的新的在野之学,有可能发挥极大作用的民俗学正在被人们期待。这一方向性虽不是万能,但其中隐藏着民俗学在社会中保持其存在意义的一种可能性。

学院派和公共民俗学的研究都是民俗学的路径,而研究者和市民一起进行活动的研究姿态,也可能是将来的一条道路,日本民俗学希望和中国民俗学一起,进入到这样一条道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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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先生点评:
先总结了一下菅丰先生的报告内容
这30年也是中国民俗学学院化、在朝化的过程;也希望中国民俗学界有新的在野之学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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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发言人是
韩国木浦大学国文系教授,韩国比较民俗学会会长 罗承晚先生。

他先用中文向大家问好,然后以韩文报告。
其题目为:韩国民俗学的研究动向及以实地调查为中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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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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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承晚先生及其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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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张菅丰先生及其中文翻译陈志勤女士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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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给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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