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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谈大学中文系

陈平原谈大学中文系

陈平原谈大学中文系

东方早报 2009-7-5 2:43:38





  

封面陈平原像:李媛 绘



  

黄晓峰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近年来一直从事大学史的研究,2010年是北大中文系建立一百周年。在百年的风云变幻中,大学中文系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作为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中文系还能否站得住脚?

  大学中文系设立时的目标、要求是什么?与现在相比有什么重要变化?

  陈平原:学科建制和课程设计之间,有联系,但不能混同。办大学,必然有本国语言文学的教育,但京师大学堂创办初期,并没有明确的科系划分。 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称,大学堂分八科,其中文学科分九门:中国史学门、外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国文学门。一看就是纸面文章,以当年中国的人才储备,根本做不到。1910年3月底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正式成立,其中文科也仅设立了中国史学门和中国文学门。换句话说,“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正式的科系设置,以北大为例,只能追溯到1910年。

  每个科系的创建,都包含办学宗旨、培养目标、学制规划、课程设计等;而所有这些,往往随时代的变迁而移动。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语言文学系,不但有文学教育方面的课程(如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民间文学、比较文学等),语言研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1959年起,北大中文系最早创建了古文献专业。今天中国大学的中文系,像北大这样文学、语言、文献三足鼎立的,还不是很多。至于“语言”“文学 ”并举,则是共通的。其实,1919年北京大学“废门改系”,为便于交流磋商,国文系教授会就曾决定“教员会分五种”:文学史教员会、文学教员会、文字学教员会、文法教员会、预科国文教员会,这已经隐含了中文系内部“语言”与“文学”两大专业的分工与合作。虽然现在各大学状况不一样,但中文系最核心的,无疑是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您能否从具体的课程谈谈这百年来中文系的变化?

  陈平原:要谈百年中文系课程的变迁,可以用“现当代文学”作为例子。1929年,朱自清在系主任杨振声的支持下,率先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此后,有不少大学跟进;但很长时间里,“新文学”的教学始终不占主流。那时的中文系,许(慎)、郑(玄)之学才是真本事,文学批评不受重视,更不要说“人人都能读懂”的新文学了。即便讲授古典文学,也是以考证为主。不过,随着新文学力量的不断成长,这一局面有所改变。真正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还是新中国建立后,执政党对这一课程的高度重视。要说改造旧大学,重建意识形态,在中文系所有课程里,没有比“现代文学”更好用力的了。

  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发展,被纳入革命史的叙述框架。政府的强烈关注,导致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迅猛发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教现代文学的,要求政治上可靠,最好是共产党员。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学科又突然间“崩盘”。为什么?绝大部分作家都被打倒,只剩下“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除了鲁迅,就是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这一荒诞局面,随着“文革”的结束,很快成为路人皆知的“笑谈”。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相呼应,学术上便是“现代文学”学科的重新崛起。大批作家平反昭雪,大量作品重见光明,阐述“五四”新文化,于是成了对于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直接呼应。1979年的“思想解放”,似乎直接连上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正因此,“现代文学”这门课,既是文学教育,同时也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那时候,愿意研习中国现代文学的师生,大都有政治激情。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代人,是踏着“五四”的节拍走上历史舞台的。这一学科与现实政治的高度合拍,促使其一时间成为“显学”。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又有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视野及功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仍然是沟通校园内外思想文化的重要学科,但已经不再是“显学”了。外在环境,整个人文学科日渐边缘化,不再是万众瞩目的中心;内部结构,历史悠久且精品无数的古典文学重获自信,有很好的表演空间。要说知识积累及学术训练,古典文学比现当代文学更有优势,也更能吸引那些遨游书海的学子;但反过来,现当代文学与当下思想潮流的紧密联系,则使其显得生气勃勃,仍有独特魅力。还有一点,就是写作能力和学术训练之间的差异,比如,学楚辞汉赋的,我们只要求你阅读、理解和阐释;学现代诗就不一样了,除了接受知识,还可能激发灵感,追摹前贤。

  之所以单挑出“现代文学”这一学科,谈论其兴衰起伏,那是因为,现代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不同于传统,主要落实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古典文学内部结构的变化,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如今成了教学的重点;第二,“厚古”但不“薄今”,开设专门课程,讲授近世乃至当下的文学;第三,为中文系学生开设外国文学课程,要求其“放眼世界”,而不仅仅沉湎于传统中国。

  

  外国文学教学是怎么处理的?

  陈平原:这是个棘手的问题。中文系学生应该研习外国文学方面的课程,以便在世界文学的大视野中思考“中国问题”。问题在于,谁来教,怎么教。老北大有个很好的传统,中文系老师给外文系学生讲中国文学史,外文系老师给中文系学生讲外国文学史。给外系学生讲课,难度大,必须派好老师。可这个传统,后来难以为继。很简单,大家都想把好老师留下来,教本系的学生。这么一来,又开始互相挑剔对方派的老师不好。再到后来,要不中文系自己培养外国文学教师,要不改为专题性质的选修课,要不以比较文学专业开设的若干课程取而代之。目前的状态是,必修课的课时有限,政治课又不能减,各专业都力保自己的当家课。越是好大学,专业性越强,中文系里的外国文学课,于是变得“妾身未明”,处境颇为尴尬。我担心的是,这么发展下去,中文系学生的趣味与学养是否会变得太狭窄。当然,你不开课,喜欢文学的学生,照样也会阅读很多外国文学名著。但课程设置与个人爱好,有很大的差异;从长远看,制度性保障还是很重要的。

  

  横向地看,我们大学的中文系与港台以及国外的文学系有什么差异?

  陈平原:北大百年校庆时,曾组织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各专业与国外同行的差距。我说看不出差距,因为根本没法比。跟哈佛东亚系比,那没有意义,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本国语言文学教育跟外国语言文学教育,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要比就得跟耶鲁英文系比,跟巴黎第四大学的法文系比,跟东京大学的国文系比,跟莫斯科大学的俄文系比,可这又一时三刻说不清楚。这话后来常被人引用。

  我想强调的是,本国语言文学的研究与教学,除了传递知识、培养人才,还有义务介入当下的社会进程,在思想启蒙、文学革命以及文化创新中发挥作用。这一点,外文系很难做到。在中国大陆,外文系除教学外,主要贡献是引进外来的思想、文化、文学,与中文系的热衷于介入当下,双方的定位与功能不太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现当代文学”课程对于大学中文系的作用。各大学教现当代文学的,大都有政治理想、社会情怀、能言善辩,以及介入当下文化建设的巨大热情。这么说,不包含价值判断,我只是强调,做鲁迅研究的,容易与现实对话,其著述本身很可能就有现实关怀。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中,最容易成为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的,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学术研究与文化情怀,有时很难兼得。比如,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学术性不强;做古典文学的,花几十年功夫写一部书,拿出来沉甸甸的。一虚一实,难免有隔阂。对中文系而言,我们必须有雄厚的学术积累,也应该积极影响社会进程。学有根基且能引领风骚,这是最理想的。但大部分情况下,只能分工合作,各有各的合理性。在我看来,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不仅是一种专门知识,也是一种介入社会的激情,一种积极参与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力量,这样,中文系才会有生气。

  

  港台以及国外的语言文学系也有这样的特点吗?

  陈平原:相对来说,没有我们这么明显。台湾以及香港的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外文系教授在引领风骚。这受制于大的政治环境,也跟教师构成以及公众兴趣有关。九十年代以后,台湾各大学中文系开始活跃起来,不再满足于当“老夫子”。但政治形势变幻莫测,台湾文学所(系)迅速崛起,其中牵涉到文化认同、主体性、校园政治等一系列问题,中文系处境不是很好。另外,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相对隔阂,也是个大问题。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之前,台湾当局不允许阅读左翼文学书刊。不谈鲁迅的传统,就讲胡适和徐志摩,很难理解所谓的“新文化”。台湾各大学的中文系,尊重传统,古典修养较好,这是他们的长项;至于影响当下思想文化建设的能力,则不及大陆的中文系。

  

  现在中文系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成为作家、研究人员,还是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

  陈平原:“关注现实”是一种情怀,不是职业;任何人都可以“关注现实”,但也都可以“闭门读书”。这方面,我希望尊重个人选择。至于培养目标,各大学情况不一样。一般来说,越是好大学,专业化程度越高。作为本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文学创作。罗常培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杨晦先生在五六十年代,都曾强调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他们的意思是,能否成为好作家,主要靠个人天赋,靠机遇,靠生活经验,而不是技术培训。所有伟大的作家,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天才”;一定要按照既有的规则来训练,效果不好,也没什么意义。此外,作家只是中文系培养人才的一部分。用出不出大作家来衡量一所大学中文系的水平,不是很合适。

  

  那么大学中文系的教育对文学创作有作用吗?

  陈平原:从文学史上看,大作家不是大学里刻意培养出来的。像鲁迅、郭沫若都曾在日本留学,但念的是医学,不是文学。也有中文系出身的好作家,近在眼前的,像贾平凹是西北大学毕业的,韩少功是湖南师大的,刘震云是北京大学的,叶兆言是南京大学的。但这样受过“科班训练”的好作家,数量不是很多。王安忆、残雪、莫言、余华等,没念过一天中文系,同样写出好小说。这怎么解释?我的说法是:文学很重要,但主要是修养,而不是技艺。没读大学的,若有天分以及好的机遇,可以成为优秀作家;念了中文系或外文系的,不见得就能写出好诗或好小说。但反过来,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对于作家之“厚积薄发”,还是起作用的。

  问题在于,“文学”如何“教育”?就拿创作而言,也不是完全不能教。比如小说家沈从文,没有高学历,在西南联大教“各体文习作”和“创作习作 ”,往往是拿学生的作品来深入剖析,上课讲不完,下课接着谈,如此因材施教,对学生帮助很大。在我看来,文学创作是可以教的,但不应该是大堂演讲,而应该是面对面、手把手,注重写作实践,那才能对学生有好处。从去年开始,我们组织“中国作家北大行”,陆续邀请一些著名作家来北大,除了专题演讲,还与热爱文学的大学生座谈。不过,此举的目的在修养与趣味,主要不是技能,更不敢夸口是在培养大作家。

  

  北大中文系还有文学写作课吗?

  陈平原:有写作训练,但不是“文学写作课”,这跟北大中文系的专业化程度高有关。对于语言专业或古文献专业的学生来说,除非是个人兴趣,没必要修这种课。因此,我们有些选修课中包含写作训练。反而是各专业的论文写作,我们很看重。专业不同,写作技巧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没有大一统的“论文写作” 课程,而是落实到每个教师,可以因材施教;缺点则是,若指导教师不用心,或自身就不太在行,那就有问题了。

  培养作家不是中文系的主要责任,但写作能力的训练,却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以前提到某人学问大,总说他博闻强记;可有了互联网、数据库,纯粹的知识积累变得越来越容易,记忆力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当然,诗文脱口而出,史料烂熟于心,还是很有好处的。但总的来说,记诵的重要性大为下降。阅读、理解、阐释,提出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良好的写作训练,成为中文系教育的重点。无论语言还是文学、古典还是现代,都应该加强口头表达以及书面写作能力的培养。记得五六十年代,北大也有写作课,但后来出现一些问题,一是写作课难教,二是效果不明显,三是老师们缺乏热情。在我看来,对于中文系来说,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创作课可开可不开,但写作能力的培养是个大问题,值得认真探索。

  

  您觉得目前大学中文系的困境在哪里,应该如何解决?

  陈平原:十九世纪以前的大学,人文学科是中心;此后,先是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后有社会科学迅速崛起,人文学科逐渐边缘化。三十年前,文科考生首选中文系,现在肯定不是,比起热门专业如经济、法律等,中文系的光环在消失,魅力在减退。但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大学中文系的命运,已经开始“触底反弹”。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学,这符合社会最基本的需求,有很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实际上,这些年中文系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很不错,甚至比不少“热门专业”还要好。所谓市场需要什么,我们教什么,以便学生找工作时“专业对口”,这个路子,我认为是不对的。市场千变万化,今年抢手,明年就可能滞销。与其学会“屠龙术 ”,还不如健身强体。有很好的学习、思维、表达的能力,做什么都可以。关键是“素质”,而不是“技能”——我说的是本科阶段的教学目标。过于强调“技术性 ”,那叫“培训学校”,不叫“大学”。文史哲这类人文学科,是无用之用,是大用。为了迎合市场,让学生追逐“雕虫小技”,大学会越走越低。

  中文系曾经那么辉煌,现在有点被边缘化,大家感慨万分,但不该被“悲情”所笼罩。在今天这么个喧嚣的时代,需要理解我们的真实处境和发展路向,有所坚持,也有所创新。我坚信,当眼下五光十色浮华侈靡的大幕退去,学术重归平静,人文学科应该是最能站得住的。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需要专业技能,也需要文化理想。对于营建校园氛围、塑造大学风貌、体现精神价值,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文学科。这一点,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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