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江：从“田野调查”到“方法论思考”
2013年12月26日 10: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振江
2013年，我再度深入水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并整理编撰完成了《阳和水族》、《佳荣水族》和《建群水族》三本调查与研究集子。
今年6月，我到贵州独山县水岩乡进行调查，发现当地文化早已发生极大变迁。20世纪40年代初，李方桂先生曾记录过水岩乡的水语音系，该乡水族文化浓厚。而现在，该地除了我们意料之中的汉文化成分加重外，布依族文化的大量影响远超想象。
如今，水岩乡只有部分年逾六十的老人还会说水语，40岁以上的人只有一部分还能听懂水语，青年人则通常最多只会说几个水语词语。70年前李方桂记录过的水族民间故事以及古歌，当地已经无人知晓。由文化接触导致的文化变迁，在人口只有40万而且分布有限的水族社会中普遍存在，如今水岩乡、甲定乡、翁台乡等地已经普遍布依族化，更多的地方已经汉化。本次调查结束后，我们重访了水族腹地三洞乡，发现与2009年调查时相比，这里也有了许多改变，如当地鬼师与巫婆的角色与以前迥异。这次调查经历使我深深意识到，若不及时抢救，许多文化会悄无声息地迅速消失，抓紧调查才有可能记录尽可能多的文化。
迄今为止，我从事水族研究已整整8个年头。与往年不同，今年我开始尝试思考水族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在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以求教学界。
第一，水族研究要立足于水族但不能仅限于水族。研究水族自然要从水族的实际出发，但只有在此基础上与其他民族参证、比较，方可更加清楚地认识水族。例如，水族民间宗教书籍一向有黑书、白书之分，这被许多人认为是水族的特色。而事实上，水族周围的壮族、布依族等民族也有黑书和白书。这说明，这种分类可能是文化传播的结果，而不一定是水族独有的创造。
第二，水族研究要有汉学的眼光但又要超越汉学的眼光。就中国而言，汉民族的研究无疑是最充分，也是取得成果最多的。在研究其他民族时参照汉族的观念、经验等通常是有益的。但汉族的眼光也有局限性。例如，我初涉水族研究时，通过调查认为水族的鬼神观念、家族观念等，与汉族几乎是同一的。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发现，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而这种错误是因为局限于汉族的眼光所导致的。
第三，水族研究要借鉴西方成果但又要避开“印欧语的眼光”。在中国语言学研究中，似乎最早是朱德熙先生提出了“印欧语的眼光”这一概念，大致意思是参照印欧语研究汉语时，把印欧语所有而为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语。在包括水族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类似的情况同样普遍存在。如水族地区存在巫婆，但对其存在原因的解释或者功能的认识上，几乎都受到了“印欧语的眼光”影响，如突出其社会控制、稳定社会秩序等。但实际上这些解释很可能并非水族巫婆存在的要义所在。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霍文琦/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