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存在危机吗？
陈来
《中华读书报》（ 2011年06月15日 05 版）
关于所谓人文学科的危机，我想，首先需要区别几个观念，即人文学科的危机；人文学者的危机感；人文学的不景气。
人文学科的危机是指客观表现的危机，而人文学者的危机感则是一种主观的感觉，有这种主观的感觉并不等于有客观存在的危机。在中国，至少从1993年开始，一直有学者不断表达这种危机感，但是不是在客观上有这样的危机，是另一回事。
人文学者的危机感一般来自他们所观察到的人文学地位的衰落变化，从而产生强烈的失落感。但人文学科地位的降低和衰落，是一个相对的变化，是相当于自然科学或其他学科的变化，其本身不一定就构成人文学生存的危机。人文学科比起以前兴盛时代，当然不甚景气，但这与人文学科的危机还是不同的。
我觉得，中国当代的人文学者有危机感，当代的人文学不再有70年代末和80年代那种兴盛，以及近20年来呈现出不景气，这些都是事实。但我并不认为这些就构成了人文学科的危机，有关人文学的这些感觉和现象，还不就是人文学科的危机。
与中国相比，目前美国确实有人文学的危机征兆，这是由本次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所引起的。其表现是，人文学系招生、报考、儒学的人数减少，人文学人才的招聘需求下降，人文学学者申请基金资助遭遇困难，有些大学开始取消人文学系或相关研究的项目。但经济危机不会持久，当经济危机过去之后，人文学科的需求就可能恢复，情况就可能改变。
中国当代的人文学的严重问题，主要是教育管理不当引起的，香港、台湾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大学并不缺少资金支持，美国的那种取消人文学系的情形在中国不会出现。中国的主要问题表现为“项目中心主义”，十年前香港的教育管理开始如此实行，二、三年后中国大陆就强调申请项目的重要性，台湾这几年也是如此。目前中国很多大学，副教授、教授的升等，申请到基金优先于研究成果的发表，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评价体系高度量化，研究成果空洞化，不管甲骨文还是唐诗宋词，研究成果推崇以英文发表，这些管理措施严重阻碍了人文学科的有质量的发展，构成了人文学发展的重要障碍。
美国的人文学危机，照1964年J. H. Plum的那本书《人文学科的危机》里的说法，主要是人文学“过度专门化”造成的，过度专门化导致了人文学疏离人生、社会、公众，从而导致人们对人文学的忽视。就中国来说，专门化的问题是存在的，研究型大学确实值得反思如何加强研究成果通向社会的影响。但中国社会仍有不少管道，使得大学的人文学可以和社会沟通，人文学仍然有途径影响社会文化，如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便是一个例子。
美国和中国的共同之处是，一般大众对人文学的认识受到市场资本主义环境下市场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的影响，这正是人文精神所反对的。就当代的状况而言，美国目前的人文学危机来自“外在的打击”，经济危机过去以后应该可以恢复。中国的问题来自“内在的缺陷”，即管理制度的缺陷，中国大学的人文学问题，其根源是“技术理性和官僚系统的双重宰制”。海德格尔批判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宰制，我们目前的数量指标的评价体系，就是技术理性的宰制；同时教育行政机关权力集中，以这种评价体系作为指挥棒，大学无力抵制，任其指挥。长此下去，人文学将越来越缺乏生命力。
人文学科的功能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历史、社会和个人。就历史的方面而言，人文学科的功能是促进人类思想、文化、历史经验的承续，实现文明和知识的传延；就社会的方面而言，人文学科的功能是发展和培养学生社会历史的理解能力、伦理分析的能力，以及批判的能力，使他们有能力参与社会事务；就个人而言，人文学科关注培养人的道德品性，宽广的智识，帮助人们进行人生意义的探究，改变生活的素质，过有意义的人生。人文学科是以培养君子、精英为主旨，是非职业取向的，也不是功利主义的有用性概念所能评价的。2008年美国人费什（Stanly Fish）在纽约时报博客发表看法，题目是“人文学科能拯救文明吗”，认为人文学科确实没有什么功用，反对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科隆曼的主张“唯有人文学科才能帮我们去解决迫在眉睫的“生活的意义何在的问题”。而斯坦福大学的多位教授回应费什的看法，坚持人文教育的本质——通过阅读伟大的文学和哲学作品，从而去“探究生命的意义”坚持只有人文学才能帮助我们面对和克服现代化社会的精神危机。这些讨论对我们也仍然有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