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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朱子《尚书》学的面貌

复原朱子《尚书》学的面貌

陈才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12月11日   10 版)


《朱子<尚书>学研究》,陈良中著,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42.00元

    朱子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对12到19世纪的中国影响至巨。而朱子思想得以产生的根源就是儒家的“五经”或“六经”。朱子的这句话为人们所习知:“《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这句话明确告诉我们:撇开术的层面不谈,仅仅从学的层面而言,朱子治学,是以《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为最终依归的。朱子与吕祖谦编《近思录》,朱子推重《四书》,其目的都是为了可以更好地去理解五经。

    朱子于治《五经》,撰成专书的有《周易本义》和《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解》不是完书,而《尚书》和《春秋》则留下了空白。虽然朱子的文集、语录中存有他关于《尚书》的诸多零散言论体现了他的《尚书》学思想,蔡沈《书集传》与朱子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朱子《尚书》学的研究一直乏人问津,朱子在《尚书》学史上的学术地位也就无法准确地认定。陈良中先生的大著《朱子〈尚书〉学研究》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研究朱子《尚书》学的专著,其中真知灼见甚多。著名《尚书》学专家钱宗武先生在本书序言中称本书“在《尚书》学史和和学术史研究领域有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开启山林之功”,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并无溢美。

    朱子并未留下《尚书》学专著,但是在其文集、语录中,有大量谈论《尚书》相关问题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尚书》文本的研究,二是《尚书》学史的研究。陈良中先生从朱子的相关著述中,勾稽爬梳出其论及《尚书》的所有资料,细致分析,谨严立论,从而出色地完成了相关研究,也正式构建了“朱子《尚书》学”这样一个学术命题。

    朱子对于《尚书》文本的研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训诂,也就是对《尚书》中字词章句的训解和义理的推阐;一是辨伪,即对《尚书》文本真伪的考辨。这两方面是保证《尚书》解释的有效性、可靠性和权威性的必要条件;而保证经典解释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又是朱子力辟佛老而重建儒学的前提条件。如此来看,对于《尚书》文本的研究,其实也是朱子最终形成一个集大成的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础。陈良中先生的大著中,专辟一节,考察朱子论《书》引书情况,并作了细致统计:其中,引《尚书》古注共36次,引宋代诸家《书》说近百次,引其他文献约50次。涉及48种文献,其中《尚书》学文献31部,宋人著作35部。这就充分体现出,朱子遍采群言以融进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学术特征。

    今古文问题是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历来争议不断。汉代学者一般各持立场,而在朱子之前的宋儒,大多亦怀偏见。朱子对于今古文《尚书》的辨伪,则能坚持从文献学角度出发,超越了门派纷争。《书》经秦火后,汉人的传本已然不是“曾经圣贤手”而体现孔子本人思想的传本;而宋人所见的《尚书》刻本,中间经过辗转传抄,又不能与汉儒的《尚书》传本同。朱子以其扎实的文献基础和超强的思辨能力,对层累地积压在《尚书》上的问题作出了深邃而严谨的考辨,正如朱师杰人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尤其在辨伪的问题上,他(朱子)的成就远远超出了时代意义。”陈良中先生在这部大著中,对朱子的辨伪作出了细致而深刻的分析,揭示出了朱子在《尚书》辨伪学上的相关观点和取得的成就,从而也就揭示出了朱子在《尚书》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关于朱子在《尚书》学史方面的研究,则体现在朱子对历代《尚书》学著作(包括尚书古注与宋儒新注)和《尚书》学者得失的评价上。前儒得失,是朱子选择是否采择其说的关键因素,也可以为后世撰写《尚书》学史提供重要参考。但是,朱子对自己的一些言论并未加以论证,也就容易被学界忽视。陈良中先生在大著中,对这一问题有着细致的考察和认真的分析。特别是对于朱子所谓的“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吕氏伤于巧”,陈良中先生站在朱子立场,代朱子论证,揭示了朱子发此论的原因所在和精妙之处,颇能会朱子之意。

    除此之外,蔡沈采师说而著成《书集传》,这个称名,很明显就是借鉴朱子《诗集传》而来的,其解经也必然有许多采用师说之处。如此而言,朱子与蔡沈师弟之间的传承也是考察朱子《尚书》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陈良中先生在大著中,专门设一章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从家族渊源到学理渊源,再论及师弟之间说法的异同之处。尤其是蔡沈与朱子说不同之处,陈良中先生作了深刻细致的揭示。

    该书第一章,首先分析宋代学风与宋代《尚书》学。微观研究必须要与宏观分析相结合,在宏观的视野下探讨微观,才能更好、更准确地把握微观。宋代《尚书》学要在宋代学风这个宏观背景下来把握,而朱子《尚书》学则要在宋代《尚书》学,甚至整个宋代学风的宏观背景下来把握。我们知道,朱子治经,是训诂与义理并重的。朱子之重义理,批评汉学,是沿袭宋人一贯的学风;而他之重训诂,则是对宋代一些儒生经师过分追求义理,忽视训诂,以致游谈无根的学风的纠正。陈良中先生明确指出:“对古义的注重无疑是对当时学者空谈性理的警醒与反动。”这句话一语中的,将朱子的《尚书》学与其他重视义理而忽视训诂的儒生的《尚书》学区分开来。蔡方鹿先生认为朱子属于训诂与义理兼重的宋学家,而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朱子诗经学考论》中,则认为宋学当由朱子开创,此前的宋儒只能属于宋学形成的积淀阶段,并不能算作宋学。

    该书第二、三、五、六章以及余论,是从不同角度对朱子《尚书》学展开的专题研究。第二章考察的是朱子与学侣、弟子们讨论《尚书》及历代《尚书》学著作,既涉及《尚书》文本,又涉及《尚书》学史。第三章对朱子治《书》的相关成果作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论述其成就。第五章考察的是朱子与蔡沈《书集传》的关系。余论则对朱子何以未竟《书经集传》的原因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推测。这些专题研究,都是置于宋代《尚书》学史,甚至是宋代学术史角度下的考察。而第六章,则更将视野拓宽到宋以后的《尚书》学上,探讨了朱子《尚书》学对后世《尚书》学产生的重要影响。该书第四章,探讨的则是朱子的解经方法和价值取向,这是由《尚书》学这个“点”延伸到五经这个“面”上的研究。

    笔者以为,治朱子学之难,首先就在于应该将朱子所撰著的书与朱子所读过的书通读一遍。而这也正是研究朱子学的基本前提。陈良中先生数年来,一直致力于《尚书》学研究,在历代《尚书》学著作要籍的整理和研读上下了很大功夫,同时又认真阅读过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朱子全书》,而且,还对整个宋代学术风貌的演进情况有着深入的研究。这就充分保证了“朱子《尚书》学研究”这个课题所需要的知识面。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大著较作者七年前的同名博士学位论文改动处颇多,这是陈良中先生识见益深、学问益精的见证。

    当然,本书也略有些微疵,如吴棫所著之《书稗传》,书中稗字误植作裨、禆等。朱子采择诸家训释,是否每一条都无可商之处,这也值得考虑。朱子所自立的新训,可纠旧注之偏颇,这亦是朱子《尚书》学成就之一,也宜适当检出,作出说明。不过,这些都是细事,无伤大雅,并不至于影响本书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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