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有新的三个动向依然让我深感戚戚然

这些年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几十次了，仅今年从5月份开始以来，累计8次，其中5月份一次在甘肃省临夏市召开的关于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高峰论坛，基本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操办，规格不可谓不高，大咖不可谓不少。7月份在甘肃省临夏市积石山县召开的关于大禹治水的以及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举行的关于渭水文化的学术研讨会，基本上汇集了甘肃境内最具代表性的几位大咖专家学者。所参加会议含西北的史前文化研究、地方历史研究、地方地理研究、藏传佛教研究、民间信仰研究、民间文学花儿研究等，所见各方面多学科大咖众多，久而久之，就会发现一些规律性的弊端，存在在多个学科的大咖身上。

一是“太监习性”太重。国家每一项大政方针的发布需要贯彻，这是天经地义的大事，无可非议。但是如果老是唯此是瞻，跟屁虫似的，再无其他所根所求，则是严重的太监病。另外，对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对于更多的民众包括学者来说，最主要的是如何贯彻到具体事务中，而不是成为国家领导人的传话筒、甚至是培训师，也就是说需要我们去做的是如何解决更多学术上的社会现实问题。但是，这样的学者确实不少，占着主旨发言席位，却是满口废话，浪费听众时间，与主办方的会议诉求、需要达到的学术目地毫无关系。套用、滥用领导人讲话，在某些人身上非常严重。

二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毛病太多。主要表现在回避主要问题，只谈细枝末节，其导致的结果就是细枝末节越谈越离谱。因为核心问题、主要问题是根本，离开根本，只谈末枝，只能是越离谱。比如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花儿”的保护与传承，抛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规定与要求，背道而驰，一味的追求创新，越追越离谱，与民歌核心是山歌“花儿”没有丁点关系，变成了通俗歌曲、流行歌曲，完全丧失了“花儿”的“世代相传”“认同感和持续感”的特性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的法律要求。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各地官方非常支持这种行为。而对“花儿”的本质性问题、源与流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主导方却往往避而不谈。再如对马家窑彩陶的研究，其器型与彩绘纹饰蕴含着非常深厚的思想体系与文明水准，特别与中国古人原始信仰息息相关，可是这方面的探讨少之又少，大多数在表皮逛着。但看其学术身份却很不一般。等等，类似的问题很多。

三是学科局限性太大。古代做文史研究的学者史地不分，史哲部分，因此才能够通识通看历史地理学术问题。可是所见众多文士大咖，明明这些年积石山县出土彩陶数以万计，中华彩陶王就出土在此地，还有不少极具王权规格的各类玉器不时出土，这两项重量级文物频频在一个地方出土，本身就极具说服力，可是我们的有些大咖却硬是说没有考古支撑。是自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还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熟视无睹，值得深思。还有对秦始皇万里长城的研究，本身是军事问题，地理问题，政治问题，也是时代问题。对于秦始皇万里长城西首起地的问题，本来不是问题，但因上一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局限性，竟然把《史记》等十多部权威文献记载在“临洮（今岷县）”给否定了，导致2012年国家文物局认定秦始皇万里长城遗址时，整个甘肃段空缺，其他过路段遗址确得到了认定。这种矛盾性是非常可笑的，但却真真切切存在着。“万里长城”是因秦始皇才开始称谓的，之前没有这一概念。事实上，秦始皇万里长城遗址不仅存在，而且极为丰富，再过数百年也会依然存在的。关键是我们用什么眼睛看这一问题。搞文史的学者，无视地理、无视考古，就不可能通识文史。

如上三个问题存在在各个不同学科的学者中。所举例证仅以能够说明问题为限。

                                                     2023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