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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京]日本民俗学的中国研究:1939年的转折
  作者:王京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4-11 | 点击数:2000
 

二、日本的中国占领与调查的展开

  日本民俗学与中国的关系,在1939年左右出现重要转折,是与中日间战局的变化,以及日本战争支持体制的动向一致的。

  1938年攻陷武汉后,日本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中、华南地区铁路、河流等交通沿线的重要城市,但距离交通线路较远的地域及西北、华北的广阔地区仍在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外。原计划速战速决的对中战争,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沼。

  日本的中国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一般偏重于历史、制度、文章、典籍等。虽然不少在中国旅行或生活过的日本人留下了大量游记、日记等记录,但出于对现代中国的兴趣而开展的实地调查,却是在日本的近代国家逐步形成的明治时期以后的事情。早在1875年,当时的劝业寮就曾组织对清朝的“物产调查”。之后在日本推进所谓“大陆政策”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及民间的诸多机构以中国为对象进行过为数众多的调查。但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日本上至政府及军部,下至学者,不无惊讶地发现中国是一个似乎早已有所了解,却还不曾真正知晓的对象。于是通过实地调查来理解中国的现实,便成为当务之急。

  1938年12月,日本在中央机构中新设了一个部门,叫做兴亚院。其目的,一是打破中央各部门的纵向分割格局,实现中国占领地区事务的一元化管理;二是在中国当地设置超越外务省驻外机构的,拥有综合权限的常驻机构。兴亚院成立后,迅速在中国各大地区设立了联络部或事务所,并着手对日本在中国的调查活动进行整理和重编。

  1939年4月,兴亚院设置华中联络部(总部在上海),“作为事变善后机构,致力于中支新政权的培育、以及文化及经济等各项建设。第一步就是统合官民各调查机构,创设‘中支调查联合会’”,“在中支那地区官民主要调查机构的相互合作下,展开为确立我国对中支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所必需的实地调查。”

  在张家口,1939年,出现了以陆军为中心,统合蒙古自治联合政府、兴亚院蒙疆联络部、满铁张家口经济调查所、北支那开发会社、蒙疆银行、华北交通会社张家口铁路局、蒙古善邻协会等组织活动的动向。其结果是1940年1月“蒙疆调查机构联合会”的创设。几乎是同一时期,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总部在北京)管理下的“华北联合调查委员会”、青岛的“青岛调查机构联合会”先后设立。

  而在日本国内,为了协调对中国的各调查机构,在兴亚院的推动下,1940年10月在东京设立了“支那调查相关机构联合会”。其成员有兴亚院、北支那开发会社、台湾银行、台湾拓殖会社、台湾南方协会、东亚海运、东亚研究所、中支那振兴会社、日本兴业银行、日本银行、日本商工会议所、三菱经济研究所、满铁、横滨正金银行等,进入12月后,东洋拓殖会社、朝鲜银行也加入了该联合会。

  另一方面,今天在中国的民俗学、人类学领域为大家所熟知,其成果也受到高度评价和积极利用的满铁“华北惯行调查”,也是在1939年开始计划的。这一年,东亚研究所第6调查委员会制定了“华中商事惯行调查”及“华北农村惯行调查”的计划。后者在东京成立了以末弘严太郎等东京帝国大学相关人员为中心的研究小组。而几乎同时,满铁调查部北支经济调查所第3班(1941年改称为“惯行班”)也独立地制定了从1939年起开始“华北土地惯行调查”的10年计划。为避免重复,经过协调,决定最初的3年,由满铁向东亚研究所提供资料。1940年,满铁成立了杉之原舜一领导下的调查组织,在华北的满铁调查部负责调查,在东京的帝国大学学者负责研究的分工体制正式成立。

  此外,长期以来在“对支文化事业”项目经费下对永尾龙造的中国民俗研究给予大力支持的外务省,也于1939年正式决定在文化事业部内设置“支那民俗刊行会”,开始刊行永尾的研究成果《支那民俗志》(计划13卷,含索引1卷,各卷约600页,实际只出版了3卷)。

三、日本民俗学面临的抉择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这些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调查活动中,几乎找不到有影响的日本民俗学者的名字。“一国民俗学”的理论框架,专注于国内的研究态势,使得日本民俗学在直接参与对殖民地和占领区的调查方面,存在着比其他学问领域更大的阻力。通过对具体内容的考察可以知道,日本民俗学与中国关联的增加,首先是作为会员个人对中国民俗的兴趣得以显现,然后逐步上升成为会员对民间传承会的希望与要求。

  据笔者所见,在日本民俗学内部,最早呼吁进行中国民俗研究的文章,是1938年12月《民间传承》4-3上刊登的大阪会员大桥富枝的来信。在题为《研究支那民俗》的这封来信中大桥说“从8月上旬起,我从新京到北京旅行了约1个月。听说支那的民间传承与我国相比,有很多奇怪之处。我没什么时间研究,非常遗憾。如果哪位能就此在本杂志上有所发表,则实为我幸。”

  而1939年1月《旅行与传说》12-1上发表的太田陆郎《行军中所见之支那习俗》,涉及的是中国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民俗,仿佛正是对大桥要求的回应。虽然并非如大桥所愿刊登在“民间传承会”的会刊上,但太田的文章开启了凭亲身经历和观察来记录与思考中国民俗,并在日本中央的重要民俗杂志上刊登发表的先河。此后,这两本中央杂志上陆续刊登了多篇关于中国民俗的会员来信或是投稿。但与学会会员或是一般民俗研究爱好者的要求及实际行动相比,柳田国男和木曜会等日本民俗学指导层的意见依旧十分保守。

  1939年3月《民间传承》4-6刊登了标题为《时局下的民俗学》的刊首语,执笔人是柳田的得意弟子、杂志编辑的中心人物之一仓田一郎。文章开篇即指出时局对民俗学带来的冲击:“昨天还在愉快地议论着民俗学之未来的青年,今天却以心神动摇的语调,说什么在如此动荡的时局之下无法悠闲地研究民俗,年轻人的大志应在大陆。”

  “动荡的时局”,自然指的是与中国的战争。在关心局势变化的青年眼中,与中国没有关系的日本民俗学显得颇为不合时宜。对于他们的疑惑,仓田的回答简单明快:民俗学才是学问对时局作出贡献的最佳途径。民俗学的贡献绝非对个别民俗的刨根问底,而是“旨在对日本民族生活所有方面进行根本性研究”的“国学”,并且是能够“立即加以运用”的,对将来的“殖民政策”也能有所贡献的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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