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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原文发表于Ethnos:Journal of Anthropology,1987,52:3-4,301-323.其中文译稿见刘琪译：“图腾与族群性：意识、实践与不平等的标记”，将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5)。
②关于迪庆地区情况的探讨，可参见刘琪.构建多民族共同体的“迪庆经验”：历史、现实与启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
③在本文中，“民族”与“族群”的概念在不同情况下会交替出现。在使用“族群”概念的时候，笔者主要强调文化上的差异，以及族群成员的主观界定；而在使用“民族”的时候，则主要指官方统计中的“民族”。
④根据林耀华与陈永龄先生的观察，在1949年前，家屋制度广泛存在于四川嘉戎藏区。翁乃群在川滇边境的摩梭人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制度。参见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M].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2000；陈永龄.民族学浅论文集[M].台北：弘毅出版社，1995；翁乃群.女源男流:从象征意义论川滇边境纳日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结构体系[J].民族研究，1996（4）。
⑤属卡，即为迪庆境内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一些依山而建的村落，家户的格局相对分散，在这些地方，人们便可能会说“住在山坡上的那几户”，或者“小河下边那几户”。
⑥参见马戎.关于“民族”定义[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J].民族研究，2002（1）；徐杰舜.再论族群与民族[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范可.“族群”与“民族”[J].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2（123）.
⑦参见本期吴银玲的论文，“‘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和混融——以香格里拉的族群关系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5）。
⑧《禄村农田》、《凉山夷家》、《芒市边民的摆》、《祖荫下》。
⑨这种民族身份的“缺失”，尤以许琅光先生研究的大理喜洲白族村镇为最，这也成为后人对许先生最大的指摘。然而，梁永佳在一篇为许先生辩护的文章中指出，1949年前，喜洲人确实将自己定义为汉人，“民族错失说”的主要问题，即在于用民族识别之后的概念解释民族识别之前的社会。见梁永佳.《祖荫之下》的“民族错失”与民国时期的大理社会[A]//中国人类学评论（第七辑）[M].王铭铭主编，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⑩费孝通先生在对花篮瑶的研究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费孝通.花篮瑶社会组织[A]//六上瑶山[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亦可参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参考文献：
[1]关凯.族群政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2]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3][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M].李丽琴译，马成俊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4]John L.Comaroff.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Consciousness,Practice and the Signs of Inequality,in Ethnos:Journal of Anthropology,1987,52:3-4,301-323.
[5]段绶滋纂修.（民国）中甸县志[Z].中甸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1.
[6]胡兴东.云南藏区属卡制度研究[J].中国藏学，2008(2).
[7]刘琪.现代性语境下族群认同的消弭与建构——基于迪庆藏族自治州两个个案的比较研究[J].学术月刊，2016(3).
[8]关凯.社会竞争与族群建构：反思西方资源竞争理论[J].民族研究，2012(5).
[9]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A]//从实求知录[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0]费孝通.花篮瑶社会组织[A]//六上瑶山[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11][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M].王铭铭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
[12]王铭铭.局部作为整体——从一个案例看社区研究的视野拓展[J].社会学研究，2016(3).
（原文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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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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