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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始自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运动，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伴生物和组成部分，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在这场运动的初期，涌现出许多重要的人物，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周作人与顾颉刚便是其中的代表。
周作人与顾颉刚同出於中国“人文薮”的江浙地区。他们一个是浙江绍兴人，一个是江苏苏州人；一个出生於1885年，一个出生於1893年，相差8岁。他们两人都在北京度过了大部分的时间， 在这里成就了他们事业的基础。就积极投身于民俗学事业而言，他们又都与北京大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他们对於中国现代民俗学的贡献，也都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认可。
自明清以来，江浙地区就不仅孕育了许多文化上的精英分子，而且造就了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化，在这里生长的知识分子很难不受到民间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吸引，也许最有代表性的是冯梦龙，其他则不胜枚举。周作人后来回忆说：“本家的景况都不大好，不过故旧的乡风还是存在，逢时逢节的行事仍旧不少，这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立春以前·立春以前》)。对周作人来说，似乎还不止是印象深刻的问题，他还很热衷于这种“街头的空气”，他说“所差者只没有在相公殿里宿过夜”，所以祖父曾骂他“是下贱之相”(《雨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这导致了他后来写了一系列小品，谈及故乡的目连戏、祭神迎会、徐文长的故事、猥亵的歌谣、女人骂街、以及关于《陶庵梦忆》等等。
顾颉刚所受的启蒙教育，似乎比周作人系统正规，加上性格等方面的原因，使他最终成为一位学风严谨的历史学家，而不是象周作人那样的自由浪漫的文学家。但是他在回忆童年的生活时，仍然提到“六、七岁时已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祖父、祖母的家里的仆人也常讲“滑稽”的民间故事和神话故事。“祖父带我上街，或和我扫墓，看见了一块匾额，一个牌楼，一座桥梁，必把它的历史讲给我听”(《〈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在过年的时候，祖父还给他讲解悬挂着的神轴上的神道(《东岳庙游记》)。
当然由于时代的缘故，对他们影响巨大的还是新学的新思想。周作人虽在绍兴一隅，却也深刻地受到了国家民族面临的危机，在大哥鲁迅的带领下，萌发了出国学习的念头，其第一步就是到南京去，就读于那里的水师学堂。在那里，他接触了《天演论》、《原富》、《名学》等一大批西方学术名著，接触了梁启超宣传新思想的大量文章，产生了变革社会的激进态度，曾与同学在经过一座寺庙时，“毁其神，折其首，快极快极，大笑而回”(癸卯四月初七日日记)。但这种理想浪漫的热情很快就大大降温，把政治上的热情转而投放到了文艺方面，而这种对文艺的热情又首先体现在他对外国文学的热衷上。这就决定了他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向国内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与思想的趋向。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从根本上说并非是个政治斗士，而毋宁应该走“文学救国”的道路。
顾颉刚由于父亲是强学会的江苏分会、苏学分会的会员，因此在广读古书经典之余，也接触到大量新学书籍，如《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之类，11岁时还在书铺里买了一部《西洋文明史要》。同时也看到了《新民丛报》。14岁时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并在其间经历了从拥护立宪到支持革命的思想转变。在19岁到21岁之间，投身於革命活动，参加了苏州的社会党，宣传社会主义，甚至跑到北京和天津去组织那里的社会党支部。但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也发现社会之复杂和自己性格上的特点，从此“再不敢轻易加入哪个党会”。
周顾二人对政治的态度，体现了当时不少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他们忧国忧民，不甘心亡国灭种，又接触了许多西方民主思想和革命派或改良派的理论，在这样的生死存亡关头，是绝不会无动于衷的。但经过了一番实践之后，这样的群体便必然要发生分化，根据自己的特点重新对人生道路加以选择。这是由他们不同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个人性格所决定的。特别是在那种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下，如果当时初出茅庐的全部青年都投身于政治活动，那倒会是咄咄怪事。正如顾颉刚回忆 1913年刚入北大预科时的心态：
“……那时革命的兴奋过去了，放在面前的是愈来愈紧的袁世凯的虐政，使得我们这班青年大为失望，觉得还不如隐居的好……”(《我在北大》)。
不过所不同的是，周作人通过介绍外国文学，使自己的学术思想有了许多西方的或日本的渊源；而顾颉刚则早在他14岁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英文和算学不及人，所以更加致力于国学(《顾颉刚年谱》第19页)。这本来不过是治学路数的微小差别，但从以后来看，这个差别一方面使他们殊途同归，都走上了重视民俗学的道路，另一方面却影响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民间文化的不同看法，所谓同归而又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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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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