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节日时间大都与月亮的运动有关，节期以月的弦、望、晦、朔为基准。月半时节的满月，常给人以圆润丰满的美感，中秋之夜是一年中最迷人的月夜。农历八月十五，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玉露生凉，“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时。”(宋•林光朝)天上明月，人间情怀，人们围绕着中秋明月这一特殊天象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月亮节、团圆节。祭月、拜月，赏月、玩月，走月、跳月，中国人的心态情感在如水的月光之下，表现得生动而自然。
春节、端午、中秋是近世中国的三大传统节日，其中中秋节形成最晚，在汉魏民俗节日体系形成时期，中秋节日尚无踪迹，唐宋时期因时代的关系，以赏月为中心节俗的中秋节日出现，明清中秋已上升为民俗大节。中秋节虽然晚出，但它是秋季时令习俗的综合，其所包含的节俗因素，大都有着古老的渊源。
“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周易•系辞》上)。日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祭祀日月的宗教礼俗。日月这两大天体，在古人的观念中代表着世界的两极，“日者，阳之主”，“月者，阴之宗也”日月分别为阴阳的代表，在时间上分属日夜，同时日月是构建历法体系的基础，季节上分属春秋，空间方位上属东西，五行中属水与火。二者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礼记•祭义》所谓：“日出于东，月出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日月的正常运行是宇宙和谐的保证，因此古人很重视对日月的祭祀。殷人已将日月分称东母与西母，月神周代依据日月的时间属性行朝日夕月的祭礼。“为朝夕必放(仿)于日月。”(《礼记•礼器》)这种朝日夕月的祭礼，据唐人孔颖达解释说，春分日的早上在东门外祭日，秋分的晚上在西门外祭月。因为秋分时节太阳几乎直射月亮朝向地球的那一面，所以月亮看起来又大又圆。正如后人所说：“祭月祭日不宜迟，仲春仲秋刚适时”。周人的日月祭祀的方式是：“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坛、坎这两种物象作为日月的象征，坛在上，光明，坎处下，幽静。(《礼记•祭义》)祭品为牺牲玉帛之类。春秋战国时日月神分别称为东皇公、西王母，《吴越春秋•越王阴谋外传》云“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西王母”。沂南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与东王公分坐在柱状物上(有说是昆仑山)，西王母两旁跪有捣药的玉兔，由此可知，郭璞《山海经图赞》“昆仑月精，水之灵府”的说法言之有据，后世的月神嫦娥即由西王母(最早名常羲)演变而来。秦汉时期日月祭祀仍为皇家礼制。秦雍都有日月祠，山东有日主祠、月主祠。汉代武帝时，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行朝日夕月之礼，“夕夕月则揖”。(《史记•封禅书》)此后北魏、隋唐以致明清历代都有秋分祭月的礼仪。现在北京的月坛公园就是明清祭月的坛场。
月为“夜明之神”，它与太阳同辉，奎诺尔特人称月为“夜间的太阳”，与明朝人的“夜明”之称相同。祭月在上古作为季节祭祀仪式列入皇家祀典、例行祭祀后，民间缺少了祭月的消息，这可能与古代社会的神权控制有关，在“绝地天通”之后，象日月这样的代表阴阳的天地大神，只有王家才能与之沟通，一般百姓自然是无缘祭享的。月亮对于平民来说，是一种外在的神秘的支配力量，无法接近它，祭祀它。因此华夏文化系统内民间祭月的习俗，在汉魏时期不见著录，更不用说出现以拜月为中心的节日。
隋唐以后，随着天文知识的丰富与时代文化的进步，人们对月亮天体有了较理性的认识，月亮的神圣色彩明显消褪。这时皇家也逐渐失去了对月神祭祀的独占权威。月亮对一般平民来说，不再是那样高不可及。唐人精神浪漫、气象恢弘，亲近自然，唐朝虽没有中秋节日，但中秋赏月玩月已成为文人的时尚，人们将清秋明月视为可赏可玩的宇宙奇观，吟咏中秋明月的华章丽句寻常可见。张祜《中秋玩月》云：“碧落桂含姿，清秋是素期。一年逢好夜，万里见明时。”秋月常常引发人们感物怀人的情思，如白居易所说：“三五夜中新月色，一千里外故人思。”(《中秋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
古代传承下来的有关月神的神话，这时出现了新的情节，月宫中除了寂寞的常娥、蟾蜍、玉兔外，又添了一位据说因学仙有过而被贬谪来的吴刚，吴刚从事的是一项惩罚性工作，即砍伐一棵永远砍不倒的桂树，桂树高五百丈，由于桂树有“树创随合”的神奇，吴刚只好年复一年的砍下去(《酉阳杂俎•天咫》)。太阴之精月亮在这时成为仙界的流放地，从常娥偷吃不死仙药、化为月精到吴刚被贬往月中伐桂的传说看，月神已有原始的宇宙主神演化为具有道教色彩的神仙，月宫似乎是天地之间的第三界，月亮的高远清凉在唐人那儿唤起的是宇宙空阔与人心交感的美学意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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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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