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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李萍]古代印度《鹦鹉故事》在土耳其的翻译传播和本土化
  作者:魏李萍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4-15 | 点击数:1976
 

摘要:古代印度《鹦鹉故事》先传入波斯,更名为《鹦鹉传》,又经由波斯传入土耳其。土耳其编译者不断翻译、编订和加工,使土耳其语《鹦鹉传》得到不同时期多元文化的共同滋养,增加了伊斯兰教文学的宗教故事,融会了苏菲教派的信念,吸纳了中亚地区的动物寓言,形成了将多元文化融会整合的风格特质,成为古代印度《鹦鹉故事》跨地区、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具备独特文化价值的一环。

关键词:《鹦鹉故事》;土耳其语《鹦鹉传》;编译版本;风格特质

作者简介:魏李萍,北京大学亚非语言文学博士,现担任盘古智库研究员。


  《鹦鹉故事》(又译《鹦鹉传奇》、《鹦鹉传》)是一部古代印度民间故事集,现存最早的本子是用梵语写成的《鹦鹉故事七十则》(Sukasaptati),一些学者认为其成书年代约在10世纪~12世纪。《鹦鹉故事》的连环穿插式叙事结构(intercalation)1与《一千零一夜》类似,讲述了一只智慧鹦鹉通过给女主人讲故事的方式成功地阻止了她背着出海经商的丈夫外出幽会情人的故事。14世纪时印度《鹦鹉故事》被译成波斯语,更名为《鹦鹉传》(Tuti-nameh),16世纪经由波斯传入奥斯曼帝国,先后使用古代土耳其语(安纳托利亚突厥语和奥斯曼语)和现代土耳其语来记录和传抄,并经过数次改编,穿越了漫长的历史长河流传至今。现存《鹦鹉故事》的土耳其语版本有古代土耳其语12部(包括4部古籍善本和8部印刷本)、3种现代土耳其语修订本和若干畅销故事本。

一、印度《鹦鹉故事》传入土耳其及其编译版本

  古代印度的梵语《鹦鹉故事七十则》框架故事的主干如下。月亮城(Candrapūra)的商人摩德那诺达(Madanavinoda)娶了另一位商人的女儿有光(Prabhavātī),原本贪图享乐的摩德那毗诺达在父亲朋友所送的鹦鹉的劝诫下转变心性,继承家业外出经商。有光在丈夫离家期间想要在夜晚同情人约会,每次她打算出门的时候鹦鹉总会给她讲一个故事,并向她提一个问题:遇到棘手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女人答不上来而又好奇想知道答案,于是鹦鹉顺利地讲故事拖延时间使她一直无法成行。男主人公回家之后,鹦鹉向他讲述了发生的事,并证明女人的贞洁,劝解他宽恕女人。最后女人获得了宽恕,鹦鹉和八哥也得以升上天界。梵语《鹦鹉故事七十则》中的“七十”指的是故事集当中子故事的数目,初始情境之后,每“夜”讲一个故事直到第69天,第70天在白天讲了一个故事,即在整个故事中,鹦鹉给主人公讲了69夜70则故事。

  1206年波斯人占领南亚,随之而来的是波斯语在印度的使用和波斯学者与印度文学的大量接触。他们学习梵语并将印度典籍译成波斯语,于是产生了《鹦鹉故事》的波斯语译本。

  1314年梵语的《鹦鹉故事七十则》首次由伊玛德·宾·穆罕默德(Imadbin Muhammed)译成波斯语,书名为“Cevahirül-Esmair”,包括49夜49则故事。首个波斯语译本已经改变了子故事的编排结构,开创了以“夜“来划分小的故事单元的体例。后来又经过了其他人的翻译,到纳赫西比“进行翻译时,原先的70个故事就已经剩下52个了”。1329年,印度苏菲派哲人纳赫西比(Z·i·yāaial-DīnNakhshabī,?~1350)在重新编译《鹦鹉故事》时,将其用波斯语重新命名为“Tuti-nameh”(或“Tuti-namah”),“Tuti”指“鹦鹉”,“nameh”是“书”“文”“册子”的意思,合在一起,便成了“鹦鹉之书”,即“鹦鹉传”。他对前人的译本进行了删削和增补,“用其他民间故事替换了其中那些无聊和淫秽的故事”,形成了较为有名的译本,其故事结构仍保持在52夜52则。到了16世纪,印度莫卧尔王朝统治者阿克巴大帝(Abu'l-Fath Jalal ud-din Mu-hammad Akbar,Akbar I,1556年~1605年在位)考虑到这本书的语言已经艰涩,为了使它更好地流传下去,授命大臣穆巴拉克·伊本·阿布扎勒(Abu al-Fazal ibn Mubarak,1551~1602)对纳赫西比修订本的行文进行了简化。

  52则波斯语本《鹦鹉传》沿袭了梵语《鹦鹉故事七十则》的框架故事结构,而对故事的具体情节和叙述方式做了一些调整。富庶的印度城市的富商膝下无子,通过诚心祈祷生下了儿子麻依猛(Meimo,意为吉祥)。麻依猛与妻子胡佳斯妲(Khejefte,意为幸福)恩爱幸福。麻依猛从集市买来鹦鹉,又买了八哥。在麻依猛听众鹦鹉的建议外出经商期间,胡佳斯妲试图与情人约会。八哥试图劝阻被女主人杀死。鹦鹉则在女主人每晚出门之前抛出一个故事的线索,使她因为好奇而留下来听故事,从而成功地阻止了她与情人的约会。麻依猛回家之后,鹦鹉向男主人申诉。麻依猛杀死了胡佳斯妲,出家做了隐士。波斯语本中鹦鹉讲故事之前先假装支持女主人外出,然后以一句简单的话引发女主人的好奇心,例如鹦鹉会说:“开心起来吧,不要诸多顾虑踌躇,我会热心地支持你的事,想要让你同王子见面;但是你却该对他有所保留,因为你心里的友谊、仁慈和爱慕应当有对等的回报,正如泰拜里斯坦(Teberistan)的国王那样。”于是胡佳斯妲就想要知道那是个什么故事。而梵语《鹦鹉故事七十则》则多采用鹦鹉提出问题让女人回答的形式引出故事。

  奥斯曼苏丹赛利姆一世(Salim I,1467~1520)与苏莱曼一世执政时期(Süleyman I,1520~1566)十分重视引进波斯和阿拉伯经典,在他们的推动下,一大批波斯文献被译成奥斯曼语,《鹦鹉传》自然也在其中。首部土耳其语《鹦鹉传》(Tutiname)手稿成书于1538年,用古代土耳其语(奥斯曼语)书写,原文共计7420行,译自伊玛德·宾·穆罕默德的波斯语本,并对其作了许多的增删和修改。关于其译者有不同说法。基于1584年和1660年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萨勒·阿卜杜拉(SarA bdul lah)。该版本现藏于苏莱曼尼耶图书馆,编号为“S K.Fatih 5325”,包含43夜共74则子故事。它的开篇部分概括起来是这样写的:

  在杰努普(Cenup)附近的一座城里有个叫萨义德(Said)的人老来得子,儿子夏伊德(Said)20岁时娶了佳人马赫·谢凯尔,沉溺于儿女之情、不事工作。萨义德讲述了“一个坏人与80个好人的故事”劝导儿子叫他开始继承家业努力经营。夏伊德有一天在集市上看见有个人在卖鹦鹉,见那鹦鹉嘴甜无比、能说会道,还能背诵古兰经,就把它带回家一周,约定如果让他满意就买下它付给卖鸟的人一千个第纳尔。后来夏伊德果然买下鹦鹉,又买来一只名叫穆莎丽克的母鹦鹉给它做伴。夏伊德出海远行,交待马赫·谢凯尔要出门之前必须向鹦鹉请求批准。夏伊德离家一年之后,马赫·谢凯尔爱上了一位公子,并由老太婆撮合打算约会。穆莎丽克因为说了尖酸的话激怒了马赫·谢凯尔,被她杀死了。公鹦鹉顾虑自身的安全,用给马赫·谢凯尔讲故事这种委婉的方式拖延时间。鹦鹉故事就从“印度恋人与鹦鹉”开始了。

  首部《鹦鹉传》土耳其语译本承袭了波斯语本中鹦鹉用陈述故事线索而非发问的方式引出故事的形式,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三处创新。一是在故事主人公的角色设置上作了细节的修改,将波斯语本的“麻依猛”“胡佳斯妲”“鹦鹉和八哥”变成了“夏伊德”“马赫·谢凯尔”“公鹦鹉和母鹦鹉穆莎丽克”;把主人公父子俩的名字从波斯语本中的“莫巴拉克”和“麻依猛”变成了容易混淆的“萨义德”和“夏伊德”,更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和传奇感。二是在情节安排上,在结局处将波斯语本中的“男主人公杀妻后出家做隐士告终”的结局改成了“男主人公在鹦鹉的劝解之下原谅了妻子,公鹦鹉获得自由”。三是在全书的编订结构上延续了以“夜”为单位,在开篇交代了故事的初始情境(即“夏伊德的出生—娶妻—买回鹦鹉—出海游历—嘱托鹦鹉照管家事”)之后,与波斯语版本每“夜”一个故事不同,土耳其语版中每“夜”中包含若干则子故事,将这部连环穿插在一起的长篇故事在相对合理的地方切割成了许多长度适宜的小短篇,内部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讲述空间和讲述逻辑,从而使得全书的故事结构更为复杂,形成层层累叠的套镶故事。而在“夜”与“夜”之间也可以按不同的逻辑组织排列,推进情节的展开。这一系列的尝试在当时获得了普遍的认可,被后来的编订者传承下来,从而开启了土耳其语《鹦鹉传》在翻译的过程中本土化的大门。

  第二部土耳其语《鹦鹉传》译本的编译者是萨利赫·宾·阿里·艾哈提布(Salih bin Aliel-Hatib),该抄本藏于伊斯坦布尔大古籍善本馆,编号为“TK.07420”,上边标注的成书时间是1615年。这一版本延续了萨勒·阿卜杜拉的改编精神,其主干故事情节与首部土耳其语译本相同,只是故事发生地从杰努普变成了苏夫(Suf),并将全书的子故事作了重新编排,整合成27夜73则,使得情节更加合理、逻辑性更强。其篇章结构被后世译本参考或延用,因此是更具有开创性与研究价值的译本。许多土耳其翻译家对这个编译本敬慕有加,称其为一部发挥了执笔之人文学才华与改创能力的崭新之作。这种编订方式逐渐被大多数学者认可,成为主流。1583年和1635年,内维扎德·阿塔伊(Nev'-zde Atay)又两次对艾哈提布的译文进行增删和润饰,使得行文更加简明流畅。1858德国学者乔治·罗森(Georg Rosen,1820~1891)将该版本《鹦鹉传》翻译成了德语,标志着按夜分章本的土耳其语的《鹦鹉传》作为印度鹦鹉故事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经典版本传入了欧洲。

  这时按“夜”分章的古代土耳其语《鹦鹉传》的故事框架结构已经基本定型,但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语《鹦鹉传》都采用这种形式。19世纪在埃及和伊斯坦布尔分别出版了8个古代土耳其语《鹦鹉传》修订本印刷版。埃及的两个版本分别出版于1837年(回历1253年)和1850年(回历1267年)。伊斯坦布尔有六个版本,分别出版于1840年(回历1256年)、1855年(回历1271年)、1870年(回历1287年)、1884年(回历1301年)、1890年(回历1307年)和1925年。这八个版本中,就有分“章”、不分章;按“夜”分章、按子故事的“则”数来分章的不同编排体例。

  1925年的本子是最后的奥斯曼语版本,其底本是萨利赫·宾·阿里·艾哈提布本,经权威奥斯曼经典学家苏莱曼·陶菲克(Süleyman Tevfik,1861~1939)集历代古文版本编订之大成编订和校对而成,被视为奥斯曼语《鹦鹉传》的重要研究文献,通常被称为“陶菲克本”,后来转写或编译的现代土耳其语本都用它作为重要的参考底本进行深入加工。

  贝赫切特·内贾蒂吉尔(Behcet Necatigil,1916~1979)以萨利赫·宾·阿里·艾哈提布的奥斯曼语《鹦鹉传》为底本,参考陶菲克的评注本和1858年出版的乔治·罗森德语译本等大量翻译文献,于1974年翻译完成现代土耳其语《鹦鹉传》。这个译本分30夜共73个子故事,沿用萨利赫·宾·阿里·艾哈提布本以“夜”来划分篇章的传统,与“27夜73则”的萨利赫本在篇章结构方面基本相同。初始情境之后,从第四“夜”开始,每一“夜”所讲的故事也分别列出标题,前后起承之处用女主人公与鹦鹉的对话加以铺垫引入,又加入了诗文谚语修饰润色,过渡自然流畅。这部译本结构明晰、逻辑严密、故事摘选得当、语言优美生动,保留了136处源自阿拉伯和波斯语以及当地谚语的诗文,收录了绘成于16世纪初的莫卧儿插画的影印本共计15幅,整部作品精雕细琢,浑然一体。同时在正文之后还附有对双行诗所作的注释,特别标明了原文为阿拉伯语的部分和出自《古兰经》的诗句。内贾蒂吉尔本是目前土耳其语《鹦鹉传》最成熟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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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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