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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远]发明亚瑟王
  作者:边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1-28 | 点击数:4657
 

       今夏的电影院线,“亚瑟王”频现。他先是在盖·里奇的电影《亚瑟王:斗兽争霸》中加冕,后又在《变形金刚5:最后的骑士》中客串,虽然这两部电影并未获得预期的口碑与票房,但仍让人感到了好莱坞对“亚瑟王”的青睐与热衷。

  “亚瑟王”,可谓是西方影视改编中历久弥新的题材,套用时髦的说法,是个超级大“IP”。仅华纳兄弟影业在这个题材上就近距离接触过三次奥斯卡小金人,分别是1967年的《伏魔神剑》、1981年的《亚瑟王神剑》和1998年的动画片《魔剑奇兵》。除此之外,各影视公司对亚瑟王的改编翻拍更是不胜枚举。

  说起来,作为超级“IP”的亚瑟王还真有些许特异。同为超级“IP”,古希腊神话、圣经故事、莎士比亚戏剧等都有着明确的主旨、清晰的内容、笃定的信仰,但亚瑟王的故事却含混不清,甚至给人自相矛盾之感:他时而以“英格兰之王”的面貌出现,时而又以抗击盎格鲁撒克逊人(即英格兰人祖先)的“不列颠之王”的姿态示人;他一会儿虔诚地去寻找基督教的“圣杯”,一会儿又于生命垂危之际归隐异教的阿瓦隆岛。种种矛盾与悖论在亚瑟王的故事中不一而足,进而形成了独特的魅力:复杂、含混、多元、应有尽有的元素与巨大的阐释空间。

  这种含混与包罗万象也暗示了亚瑟王的故事并没有看上去的那样古老,尽管它总是冠之以“很久很久以前”的开场。实际上,虽然亚瑟王的故事时间设定为公元5世纪,但它直到中世纪时才创作完成,至今仍有无数的重写、改编、衍生创作在文学、戏剧、影视、动漫、游戏等领域中恣意蔓延。其早期文本,经历了若干蜕变,从英雄史诗到骑士传奇,无不反映着建构的痕迹,而建构的目的则直指现实际遇的困境与诉求。更何况亚瑟王与圆桌骑士的故事还涵盖了近乎所有的西方文学母题:加冕故事、圣杯故事、游侠故事、冥府之旅、骑士精神、禁忌之恋……再加上备受民间文学垂青的不死与重生、魔法与仙境、战争与爱情、友情与通奸、虔敬与背叛……而要探究亚瑟王故事是如何被“发明”出来并广为人知的,仍需考虑三个古老的问题:亚瑟王是谁?他的故事从哪里来?又将往何处去?

  亚瑟王最早出现于古威尔士诗篇,但对他的原型是谁却争议不断。中世纪时意大利传教士维吉尔最早对亚瑟王的真实存在性提出过质疑(注意此维吉尔不是写《埃涅阿斯纪》的维吉尔,两人之间横亘了16个世纪),他在《盎格鲁历史》中就认为亚瑟王是一个完全虚构的形象,亚瑟王本人和他的英雄事迹都是“纯粹幻想的产物”。维吉尔的想法得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拉丁文老师阿斯甘的支持,在阿斯甘眼里亚瑟王的故事是“古代放荡不轨的僧侣的杜撰,通篇屠杀、通奸、乱伦,尤其不适合王室成员和高尚的阶级聆听阅读。”[1]直到今天,仍有学者坚信关于亚瑟王的记述只是虚构的文艺。[2]

  但更多的不列颠人则认为将亚瑟王的形象简单归结于全盘虚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亚瑟王传说根植于公元5世纪时凯尔特不列颠人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岛的战争,他的原型很可能源自一位领导抵抗运动并取得了不少胜利的将领。他在罗马人离开后,率领部队多次打败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侵略,统治着不列颠的南部或北部地区,还曾远征过欧洲大陆。根据这些传说,《史前英雄》梳理了对亚瑟王原型的几种猜测。

  一种是基于“亚瑟”姓氏的推断。“亚瑟”源于“Artorius”,是英国历史上一个罗马家族的名字。亚瑟的原型之一很可能就是卢休斯·阿托里乌斯·凯斯特斯(Lucius Artorius Castus),一位颇负盛名的红衣主教,他曾率领部落骑兵打败皮克特人和高地苏格兰人的入侵,保卫了哈德良长城,还曾率队远赴欧洲大陆平定叛乱,远征的胜利为其赢得了“dux”的头衔(“公爵”,本意为“首领”),这也是亚瑟王最早获得的头衔。但质疑者认为卢休斯生于公元3世纪,而一般认为亚瑟王所处的年代是公元450年到公元550年间,且亚瑟王传说中的主战场多在英伦三岛而非欧洲大陆,所以卢休斯并非亚瑟王原型的合适人选。

  还有的是针对亚瑟王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对抗性所做的推断。一名罗马军官奥勒利安(Ambrosius Aurelianus)也被认为是“亚瑟王”的原型之一。他曾于5世纪早期在不列颠南部抵抗过撒克逊人的入侵。值得注意的是,“奥勒利安”是一个有着罗马名字的凯尔特人。这也表明了在罗马统治后期,不列颠岛的实际管理者是那些已经罗马化了的凯尔特贵族统治集团。但也有质疑者将奥勒利安视为亚瑟的叔叔、梅林的父亲的原型。[3]

  更主流的推演方式还是从历史文献中发掘“亚瑟王”的蛛丝马迹。战士“亚瑟”的名字虽最早见于古威尔士诗篇,而相关的事迹却出现在吉尔达斯的《不列颠的毁灭》里,到公元9世纪左右,威尔士修道士南尼斯将这二者结合了起来,他的《不列颠史》记录了亚瑟的征战生活,书中的亚瑟既不是国王,也非名门望族,他只是一个在抵抗撒克逊入侵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年轻人,最后一战的地点在巴顿山。不过,鉴于《不列颠史》带有明显的传说性质和宗教意味,因此并不能完全当作信史看待。也有研究者认为亚瑟王是根据历史上真实的不列颠之王的形象塑造而成的,尤其是鲁迪·迈瓦尔和希维尔·阿纳拉德。前者鲁迪大帝曾打败过维京侵略者,后者希维尔大帝继位后曾前往罗马朝圣。[4]这一推断强化了亚瑟王不列颠之王的形象,却忽视了其威尔士英雄的民族身份。

  但无论如何考据推测,没人会把亚瑟王看成一个纯粹的神话人物,他的故事基调是世俗的,寄托了太多的文学意蕴、政治理想、文化内涵,他更像是借由想象创造出来的传奇英雄,由多重元素拼贴杂糅而成:“姓名符号”+“英雄事迹”+“虚构的人物形象”。

  所以,与其执着地将“亚瑟王”与威尔士历史上的英雄王侯一一对应,沉迷于亚瑟王如何造就了凯尔特不列颠历史上的英雄时代并祈祷着王的再次降临,不如去追索亚瑟王的故事从何而来、因何而生,用现有的素材来还原亚瑟王及其英雄传奇的发明过程,思考其制造与传播的路径,并考量亚瑟王传奇与凯尔特威尔士本土文学及其新历史的关系属性。

  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亚瑟王,见仁见智,但作为文学叙事原型的亚瑟王是被发明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与“荷马史诗”的创作过程颇为相似。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荷马史诗”并非是荷马的个人创作,而是古代流浪诗人代代相承的杰作,据维柯考证,《伊利亚特》比《奥德赛》的成书时间起码早了4个世纪,二者反映的生活方式、物质生活水平、生活习俗与语言风格都存在巨大的时代差异。亚瑟王传奇的发明也历经了世代的层积性建构,后人在继承已有设定的基础上微调、整饬、重新创造,或是赋予人物更丰富的情感以延展人物的内涵,或是逐步添加新的角色以暗合时代潮流,又或将亚瑟王等人物代入新的故事情节中去……亚瑟王与他的传奇故事就在这层层建构中臻于至善。

  杰弗里的《不列颠诸王史》标志着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亚瑟王”的诞生,在这部12世纪的作品中,作者坚称所写的是威尔士的历史,资料来自他布列塔尼叔叔的藏书[5]。在杰弗里的笔下,“亚瑟”成为一名国王,在巫师梅林的帮助下打败了入侵的撒克逊人,征服了整个不列颠。杰弗里的“历史”已经具备了亚瑟王故事的雏形:反抗罗马人的征服、与撒克逊人的作战、莫德雷德对王位的觊觎、妻子的背叛、他与莫德雷德的最终战役、生命垂危之际归隐阿瓦隆岛,以及在后世颇受欢迎的“石中剑”的传说等。

  需要注意的是,杰弗里宣称的“历史”对日后的威尔士历史研究来说并无实际价值,如克里斯托弗在《不列颠人》中就认为杰弗里对凯尔特-不列颠人起源问题的解释更像是文学创作,经不起后世史学研究的考证推敲。但是,杰弗里的《不列颠诸王史》第一次塑造出了一个带有鲜明凯尔特气质的英雄形象,不是神、不是血统神圣高人一等的神族,而是脚踩在威尔士大地上的人间英雄,实实在在的世俗国王。且这个新生英雄的形象如此动人,以至于在不列颠岛迅速引发了英雄崇拜的热忱,并使亚瑟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威尔士这个破碎、悲情、高贵民族最令人动容的历史代言人。

  或许正是其中的文学创作成分,杰弗里的《不列颠诸王史》出版后大受欢迎,根据《凯尔特神话传说》中的梳理,不久,卫斯将《不列颠诸王史》从拉丁语译成了法语,莱亚门又由法语译为了盎格鲁撒克逊语。撒克逊语版的《不列颠诸王史》第一次将亚瑟王与英格兰人之间进行了正向关联,使亚瑟王从传统的威尔士英雄、凯尔特-不列颠之王变成了包含英格兰人在内的完整的“不列颠之王”,尽管严格意义来说,英格兰人本应与亚瑟王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而此时的亚瑟王传奇尚只发明出了亚瑟王故事的主线,没有圣杯,没有兰斯洛特,也没有圆桌骑士的华丽冒险,这些浪漫的骑士故事还留待日后在布列塔尼岛的补充与完善。

  布列塔尼半岛自古就是凯尔特人的疆域,直至1532年才正式归属法国。当传说中的亚瑟王与撒克逊人作战时不少威尔士人流亡到了布列塔尼,他们的后裔在这里吟唱着口耳相传的“短诗”(Iai),这种伴随着竖琴等弦乐的吟唱方式和它讲述的传奇内容在12世纪时风靡了整个法语世界。同时,布列塔尼短诗也在无形中迎合着法兰西口味,让古老的威尔士传奇故事染上了些许法兰西风情。

  读家有方“法兰西的玛丽”就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布列塔尼短诗作者。玛丽的歌吟将故事的发生时间设定为“亚瑟的时代”,有个名叫“兰沃”(Lanval)的英俊骑士拒绝了亚瑟王妻子的爱情,这也成为“第一骑士”兰斯洛特的首次亮相。同样,圆桌骑士的故事也开始出现在了玛丽的短诗里。玛丽歌吟的流行是在亚瑟王的故事主线已广为人知后出现的新的故事生长点:骑士精神与浪漫爱情的冲突与纠葛。与玛丽类似的还有法国诗人克里斯蒂安,他将布列塔尼短诗从吟唱的形式正式写入了欧洲的叙事诗体系,完善了亚瑟王麾下“第一骑士”兰斯洛特的角色,并加入了“寻找圣杯”的主题。为符合法国宫廷的口味,克里斯蒂安特意在故事中放大、夸张了凯尔特仙境、魔法、幻想等异教元素,尤其强化了巫师梅林的作用,使亚瑟王故事从庄严正统的英雄歌吟变成了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异域传奇。到13世纪时,亚瑟王传奇已涵盖了5部鸿篇巨制的法语散文作品:《兰斯洛特》《寻找圣杯》《亚瑟王之死》《圣杯史》《散文梅林》,统称为“正典系列”。“正典系列”的确立勘定了亚瑟王传奇最重要的三大主题:“寻找圣杯”“兰斯洛特与王后桂妮维亚的禁忌之爱”以及“亚瑟王之死”。亚瑟王传奇在布列塔尼的演变,拓展了故事的发展脉络,在传统主线故事的基础上生发出林林总总的支线,丰富了故事的情节,使其由单一人物的生平传奇变成了一组人物的故事群落。

  这里有必要说说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们。“圆桌骑士”的形象很可能脱胎于查理曼大帝的圣骑士,经过持续不断的累积性塑造,这些性格各异的骑士们从各自的枝丫上蔓延生长,风头甚至压过了亚瑟王。在法语传奇中,最受欢迎的人物形象早已由亚瑟王变成了兰斯洛特,“圆桌骑士”也成为西方文学经典中最富魅力的人物群像:英俊多情的兰斯洛特、风度翩翩的“完美骑士”高文、懒惰的杰兰特、“美掌公”加雷斯、最纯洁的加拉哈德、忠贞的贝德维尔、“大嘴巴”凯、力大无穷的兰马洛克、“圣杯骑士”珀西瓦尔、多愁善感的特里斯坦……经此,亚瑟王传奇由单一核心发散出来,成为涵盖大量凯尔特神话、传说、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共同体,这些骑士们的行侠经历为后世的衍生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成为时代精神和主流审美的有趣载体。

  亚瑟王传奇经过布列塔尼的再创造,表现出了叙事风格的丰饶。当古老的威尔士悲怆遇上了时髦的法兰西浪漫,亚瑟王的故事逐渐从简单、平面的英雄传奇变成了符合贵族口味的法兰西宫廷文学。比如兰斯洛特,这个最富魅力的“第一骑士”,无论是他的名字还是行事作风,都张扬着浓烈而炽热的法兰西风情。而爱情主题的介入,使沉郁古老的英雄传奇变得婉转,也开启了后世骑士文学和罗曼司谣曲的创作先河。浪漫爱情并非是传统威尔士叙事所擅长的内容。在根据《马比诺吉昂》整理的威尔士传奇中,威尔士爱情故事的发动者均是女性,无论是迪尔德丽还是葛拉妮雅,都是颇有些神经质的求爱者,会使男性丧失理智。而经过法兰西的改写,逐爱的女性变成了守望爱情的淑女,理想化而自矜,体现了爱情的优雅。而骑士的神圣职责便是为女性服务,不畏艰难险阻也要满足心上人微小心愿的行径是骑士风度的彰显,也是爱情魔力的体现。

  威尔士英雄传说与法兰西元素在布列塔尼的糅合贯通,让亚瑟王的故事成为吟游诗人最心爱的题材。15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马洛礼在监狱中完成的《亚瑟王之死》,裹挟着印刷术的东风,跻身中世纪第一批畅销书之列。这部取材于中古英语头韵诗和中古法语罗曼司的作品,以英语散文体写就,涉及亚瑟王传奇完整的人物脉络和故事情节:亚瑟的诞生、拔剑称王、圆桌骑士团的成立、追寻圣杯、亚瑟王之死等等,至此,“亚瑟王传奇”完成了通常意义上的定型。在《亚瑟王之死》中,不列颠地名的屡屡出现赋予了“亚瑟王传奇”民族史诗和王朝交替的凝重感;始于基督受难的圣杯主题,让亚瑟王的故事带上了宗教的神圣;而它的基调又是世俗的,讲述了异教英雄亚瑟的一生,满是闹哄哄的欢笑、戏谑与痛彻心扉的哀伤。其朴素、明确、大方的方言写作,也使其区别于以往拉丁语书写的烦冗。“亚瑟王”,经过了在法国的游历与冒险,携带上更多的伙伴和悲欢,在若干世纪后荣归故土不列颠。

  作为“曾经与永远的王”,亚瑟王的意义,也许从来就没有仅仅停留在叙事层面上。伴随亚瑟王“发明”“制作”进程的是威尔士政治主权的逐步沦陷和民间民族主义情绪的渐次生成。1536年,英国议会在没有威尔士议员的情况下通过了威尔士与边地合并法案。自此,威尔士被划分为若干郡,威尔士人引以为傲的威尔士法典被废除,威尔士人被禁止使用威尔士语作为官方语言。[6]此举在官方形态上有效地将威尔士地区置于英国政府的管辖之下,消除了威尔士成为—个独立民族的可能性,也顺带否定了威尔士人所珍视的凯尔特文化遗产。

  威尔士历史学家彼得·罗伯茨在《威尔士民间风俗》中注意到:“当由于政治或是其他原因,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整体上已经历了巨大变化时,对于它们在过去的岁月中曾是何种样子的考察就变得有意思了。”[7]威尔士政治独立性的丧失,从表象来看,是拥有部分威尔士血统的都铎王朝统治者认为自己有权处理威尔士的政治主权问题;从深层来说,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和封建制度在欧洲版图内的“大一统”也让欧洲的意识形态更趋向于一体化和国际主义。丧失了政治主权的凯尔特威尔士人(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只是以地区的形式存在),只能通过自己独有的语言、叙事文学(神话、传奇)、文化传统来识别自己与他者的文化差异。而这种基于差异性对比来进行身份辨识的认知方式本身就是对凯尔特文化的坚守和继承。毕竟,长期以来凯尔特人身份概念的确立,就根植在与“他者”差异性对比的基础上,比如早期与“罗马人”的不同、后来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差异,以及当时与“英格兰人”的对立。于是,依托于“亚瑟王”的旗帜,威尔士文艺复兴亦称“古学复兴运动”正生成一种全新的、广泛传播的威尔士精神,它激发起威尔士人,甚至是包括传统凯尔特文化区域的苏格兰、爱尔兰、布列塔尼、康沃尔,即整个凯尔特-不列颠人的民族认同。

  许多文化研究的学者认为,当社会迅速转型,旧传统被摧毁,或旧传统无法纳入新的社会模式中时,传统的发明就会频繁出现。人们会选用旧社会模式中的旧材料来组织、建构出貌似“古老”的文化传统以满足新社会模式的需要。在威尔士文艺复兴时期,威尔士学者们试图重新发现“过去”,发现原初的历史、语言、文化传统,当既有的材料不够充分,甚至缺乏时,便会通过半虚构,甚至仿造的方法来创造一种超越实际历史连续性的古老过去,虽然这种“过去”可能从未存在过。伪称自己为“搜集者”“整理者”“编纂者”的杰弗里、马洛礼们改编了旧有的神话传说,为威尔士创造了本土文学的新范式和一种新历史,而这一新历史又反过来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源泉和有效支撑。这种“浪漫主义的神话制造”在威尔士持续了很长时间,它让长期流传在田野间、炉火边的亚瑟王、梅林等的碎片化故事贯穿了起来,虽然并没有凝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却像棱镜般折射出凯尔特威尔士的方方面面,建造出了一种模糊而辉煌的过去,宛如英雄逝去般的悲壮历史。且威尔士作为凯尔特文化的一支,一直缺少一套以严密的考证法来核实、勘校各种神话传说的学术制度,读者和作者对学理意义上的历史真实也并无兴趣,于是,浪漫主义“神话学家”们在此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使有关古威尔士的一切都变得辉煌灿烂了,而这种辉煌历史与现实境遇的落差更造成了“往日荣光一去不返”的悲怆,进而形成了威尔士文化的独特魅力,促进了威尔士人民族身份的认同。

  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在威尔士,复兴和神话制造运动源于威尔士生活中的危机,当时整个民族的生命力似乎正在衰竭。常识和理性要求威尔士人将过去看作是封闭的和已终结的,而且由于他们‘已被从历史记载中抹掉了’……要使同胞们欣赏自己的遗产、珍视自己独有的东西,需要付出超人的努力。他们觉得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方法是仔细思索过去并运用想象力来改造它,从而创造一种新的威尔士特性,这种特性将为民族提供指导、娱乐、消遣和教育。他们创造的充满神秘色彩和浪漫气息的威尔士使得威尔士人能够忘记自己刚刚逝去的过去,获得一种艺术与文学形式的过去……这在威尔士历史进程中的艰难时刻具有重要的愈合功能。”[7]128

  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一种主观的思想建构。这一“共同体”很大程度上是以重写民族历史或发明民族英雄的方式来完成的。威尔士人在此做得十分成功,他们通过对“亚瑟王传说”的发明、制造、传播,让各地的凯尔特威尔士人都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产生了新的兴趣,通过对历史、叙事、文化、法律的自豪感增强了民族身份的认同,而这种身份认同带来的骄傲即便在失去了政治主权的情况下、在被英格兰人夺走了威尔士国王头衔之后、在历经了英国国旗对威尔士地区的漠视后也依然强大(英国国旗由三部分组成:象征英格兰的白底红色十字、象征苏格兰的蓝底白色十字和象征爱尔兰的白底红色交叉十字)。他们笃信先知梅林的预言会再一次在凯尔特-不列颠人中唱响,深信“永远的王”会再一次降临于他们之中,也相信凯尔特人终会聚集在威尔士“红龙”旗帜下打败英格兰人的“白龙”,夺回不列颠岛。他们在“亚瑟王”的英雄传说中缅怀着“快活的威尔士和它的逝去”,也在国际化的“亚瑟王迷狂”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民族救赎的使命。

  值得玩味的是,亚瑟王形象的大获成功反而消解了其自身的威尔士属性,他的广受欢迎早已突破了威尔士与英格兰的狭窄疆域,突破了凯尔特与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对立,甚至背离了威尔士人原初的期许。在文学叙事的传播路径中,亚瑟王的魅力不仅征服了法兰西宫廷,也影响了“入侵者”英格兰人以及英格兰执政者的逻辑。英格兰王室对亚瑟王传说的利用“有过之而无不及”,从金雀花王朝对亚瑟王和王后骨骸的发掘与祭奠,到王室将亚瑟王的宝剑赠予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首领,再到对传说中“阿瓦隆”岛的实地勘定,不一而足。正如克里斯托弗在《不列颠人》中所说:“从金雀花王朝到都铎王朝,英吉利诸王一直在为了政治目的而借用着不列颠历史。”威尔士历史被有选择地纳入了英格兰历史之中,以致越来越多的英格兰人同样聚集于亚瑟王的“红龙”旗帜下,追随异教英雄亚瑟王的召唤抵御外辱,保卫大不列颠。在几个世纪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大英帝国的年轻士兵们不分彼此地祭起了亚瑟王的大旗,团结一致地与同盟国、轴心国的武装力量顽强斗争,而原初叙事文本中的文化冲突、民族对立都随着时过境迁,消散在岁月里。

  时至今日,亚瑟王的身影仍不时闪现在小说故事、电影屏幕、动漫场景、网络游戏里,在这些虚拟的叙事空间中,亚瑟王笃定依旧、坚毅刚勇地捍卫着不列颠,任由时空万千变换,这又何尝不是“亚瑟王”重生的真正含义。

  注释:

  [1]冯象.玻璃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71.

  [2]Greem.D,King Arthur:From History to Fiction,Cambridge:D.S.Brewer,2005:69.

  [3]荷兰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写.史前英雄[M].费云枫,张晓宁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105.

  [4]Stephen:Knight,Arthurian Literature and Society,1983:52ff.

  [5][爱尔兰]托马斯·威廉·黑曾·罗尔斯顿.凯尔特神话传说[M].西安外国语大学神话学翻译小组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219.

  [6][美]克里斯托弗·A.斯奈德.不列颠人[M].范勇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74,296-297.

  [7][英]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M].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54

作者单位: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

(本文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0期)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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