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中国民俗学会最新公告: ·2017年冬至文化论坛征文启事   ·中国民俗学会2017年年会通讯录   ·中国民俗学会2017年年会在贵阳举行  
   研究论文
   专著题录
   田野报告
   访谈·笔谈·座谈
   学者评介
   书评文萃
   译著译文
   民俗影像
   平行学科
   民俗学刊物
《民俗研究》
《民族艺术》
《民间文化论坛》
《民族文学研究》
《文化遗产》
《中国民俗文摘》
《中原文化研究》
   民俗学论文要目索引
   研究综述

译著译文

首页民俗学文库译著译文

[汪宝荣 姚伟]《洛阳伽蓝记》中的民俗事象英译策略
——以王伊同译本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汪宝荣 姚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9-07 | 点击数:318
 

     [摘要]:《洛阳伽蓝记》成书于公元547年前后,记载了北魏都城洛阳及其周边地区丰富的地理、历史、民俗文化信息,尤其佛教文化的兴衰,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该书现有两个英译本,均初版于20世纪80年代。美籍华裔学者、南北朝史专家王伊同的译本更为准确可靠,因而2007年被中华书局引进,作为《洛阳伽蓝记》标准英译本收入“大中华文库”出版。目前国内对《洛阳伽蓝记》英译本的研究基本上阙如。本文以王伊同译本为中心,重点考察王伊同对书中民俗事象——包括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采取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王译本总体上采取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试图尽量保留和传递原作中的民俗文化意蕴,对中国民俗文化对外译介及传播具有启示意义。


  一、引言

  据有关学者考证,《洛阳伽蓝记》成书于公元547年前后,作者是北魏抚军司马杨衒之(生卒年不详)。该书记载了北魏建都洛阳40年间佛寺的兴衰,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价值于一身的重要典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美此书“体例绝为明晰,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转引自华振红2001:18)。美籍华裔学者、南北朝史专家王伊同(1980:325)也指出:“北朝典籍,其仅存至今者,可屈指数,而《水经注》及《伽蓝记》称翘首。”该书除却记载古都洛阳的佛寺及佛教文化的兴衰,还包含丰富的民俗事象,颇受海外学者的关注,但国内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事实上,我国典籍对民俗事象多有记载,且大多纷繁复杂,因而对译者构成不小的挑战。令人遗憾的是,迄今民俗翻译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党争胜(2015)考察了《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针对民俗文化词语采取的翻译手法,提出应以“简释性增补”为翻译原则。《洛阳伽蓝记》现有两个英译本,但有关研究基本上阙如。目前中国知网上只有一篇期刊文章,金倩、姚伟(2016)结合方志学知识考察了王伊同英译本,初步探讨了我国古代方志的英译策略。

  我国古代典籍中早见对“民俗”的记载,但系统化、理论化的民俗研究起源于西方。1846年,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W.J.Thoms)首创“folklore”一词(汉译为“民俗”),“既指民间风俗现象,又指研究这种现象的一门学问”(钟敬文2010:4)。英国民俗学家柏恩(C.S.Burne)将其定义为“流行于落后民族或保留于较先进民族无文字阶段中的传统信仰、习俗、故事、歌谣和俗语”(转引自黄永林、韩成艳2011:107)。我国学者钟敬文(2010:3)将“民俗”宽泛定义为“民间风俗习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在长期的历史生活过程中所创造、享用并传承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民俗事象”被定义为“关于生产、生活、文娱、制度、信仰等方面民俗活动和民俗现象的总称,亦可表示单一的民俗活动”(张紫晨1991:178)。

  本文以《洛阳伽蓝记》王伊同英译本(简称“王译本”)为中心,对原作中的民俗事象进行考察分类,并以“归化”“异化”翻译策略为分析工具,分析王译本处理民俗事象的手法。

  二、《洛阳伽蓝记》中的民俗事象

  《洛阳伽蓝记》大量涉及古都洛阳及周边地区的民俗事象,包括生产、商贸、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医药保健、民间信仰及巫术、组织、社会制度等。王伊同(1980:326)评价此书“诚善于从俗矣”,并在《译者序》中指出作者“对地方民俗也颇为重视”(Wang 1984:xiv)。美国学者梅维恒(Mair 1983:688)指出,作者在该书中“最喜欢讨论的是文化问题,尤其是佛教文化”。英国汉学家、翻译家詹纳尔(Jenner 1981:131)也指出,该书记载了洛阳丰富的“世俗文学文化和中国民间宗教”。一位书评作者也认为,该书“糅入了大量的中国及佛教民俗和传说(Leung 1985:103)。另一位评论人具体指出,该书记录了大量佛教仪式和迷信,涵盖建筑样式、饮食习惯、民俗等(Holmgren 1985:118)。我国学者曹虹(2007:17)指出,该书中“具有民俗史史料价值的内容可谓俯拾即是”。《洛阳伽蓝记》记载了丰富的民俗事象,因而也可归入民俗文化类典籍。

  《洛阳伽蓝记》记载的民俗事象纷繁复杂,有必要进行归类整理。钟敬文(2010:6)把民俗事象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并阐明了各类民俗事象的基本特征。笔者发现,这种分类法大致上覆盖了《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大多数民俗事象。以下依据钟敬文(2010)列出四类民俗事象的定义,并举出书中若干实例:

  (1)物质民俗,指人民在创造和消费物质财富过程中不断重复的、带有模式性的活动,包括生产、商贸、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医药保健等,如“漏刻”、“骑驴酒”、“合欢”、“里坊”、“花药”等。

  (2)社会民俗,指人们特定条件下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惯制,包括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岁时节日和民间娱乐习俗等,如“太子”、“白服”、“挽歌”、“龙舟”、“六斋”、“击鼓”等。

  (3)精神民俗,指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民俗,包括民间信仰、民间巫术、民间哲学伦理观念、民间艺术等,如“洛神”、“追福”、“鬼乡”、“咒语”、“吉凶”、“方术”、“阴阳”、“桃人”等。

  (4)语言民俗,包括民俗语言和民间文学。民俗语言指在一个民族或地区中流行的具有特定含义、反复出现的套语(如俗语、谚语、谜语等);民间文学指由人民集体创作和流传的口头文学,主要有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和民间说唱等,如“人皆贵远贱近”、“白马甜榴,一实值牛”、“二韭一十八”、“三三橫,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等。

  三、《洛阳伽蓝记》的两种英译本

  20世纪60年代,詹纳尔在杰出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Hawkes)的指导下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门研究《洛阳伽蓝记》,其博士论文第2部分即为全书的英译。这篇论文后经修订,于198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追忆洛阳:杨衒之与失落的古都》,《洛阳伽蓝记》英译编入书中第2部分。1978年,王伊同在美国人文学科国家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和富布莱特基金(Fulbright)的资助下,着手翻译《洛阳伽蓝记》(王伊同2006:135),终于在1984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引用的是2007年中华书局重版的汉英对照版,即杨衒之2007)。王伊同1914年生于江苏江阴,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4年留学哈佛大学东方语文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终为匹兹堡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被公认为南北朝史专家(参见沈俊鸿2012)。

  这两种译本出版时间仅相隔3年,但翻译质量和风格却颇为不同。梅维恒(Mair 1983:688)指出,“詹纳尔的译文质量大体上是不错的,但译本中有相当数量的误读和缺陷”,“詹纳尔时常采用缩写、重组等压缩式翻译的手法”,“因而译文失去了很多原作的味道”。美国汉学家鲍菊隐(J.M.Boltz)指出,王译本“注释细致”,“总体上比詹纳尔的译本更倾向于直译,但笨拙的译文和有问题的注释却不多”,因此“这两个译本是互补的”(Boltz 1986:411-412)。曹虹(2007:21)也指出,詹纳尔译本仅仅“施以简注”,而王译本对书中的专有名词“除了音译、意译,并附加中文以便对照”,且“注释也详于詹纳尔的译本”,还吸取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因而“在传递原书结构与意蕴上也更趋精细”。以下举例说明两者在翻译质量和风格上的差异。

  原文:司徒府南有国子学,堂内有孔丘像,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在侧。(杨衒之2007:14)

  詹译:South again was the Imperial Academy whose hall contained a picture of Confucius flanked by Yen Yuan asking about goodness and Tzu-lu inquiring about government.(Jenner 1981:147)

  王译:South of the Si-tu fu was the Academy for the Sons of the Noblemen(Guo-zi xue-tang),which contained[three]statues--Confucius in the center,flanked on one side by Yan-yuan[514-483 B.C.,a favorite disciple of Confucius,551-479 B.C.],inquiring about the meaning of good-heartedness,and on the other side by Zi-lu[543-480 B.C.,another favorite disciple of Confucius],asking about government.(Yang 2007:15)

  由上例可见,与詹译本风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译本有注重音译法、注释力求细致详尽、译文力求完整精确三个特点,如把“司徒府”音译为“Si-tu fu”,把“国子学”意译为“the Academy for the Sons of the Noblemen”(回译:“贵族子弟学堂”),并辅以音译“Guo-zi xue-tang”;对颜渊和子路的身份即“孔子爱徒”(a favorite disciple of Confucius)和生卒年加注说明,充分顾及了英语读者的理解力。王伊同(Wang 1984:xiv)在“译者序”中指出,他在翻译《洛阳伽蓝记》时充分汲取了陈寅恪、范祥雍、周祖谟、周一良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无疑有助于确保译文的准确。例如,鉴于南北朝时期文庙供奉的是孔子的塑像,而不是画像,把“孔丘像”准确译为“statue”,而詹译“a picture of Confucius”则为误译。鲍菊隐(Boltz 1986:412)指出,王译本是在“参考了当时译者能找到的所有的《洛阳伽蓝记》评注版本”的基础上完成的,因而译文准确性远胜詹译本。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Brook)也认为,王译本“细致严密,令人钦佩,其体现的译者的学术水平可与作者比肩”,“尽管它也有局限性”,如“偶尔出现误读误译”,但因其“细致详尽的注释”,王译本应被视为《洛阳伽蓝记》的“标准英译本”;詹纳尔注重的是“历史问题”,王伊同关注的则是“文本本身及其语言的问题”,因此詹译本“对南北朝史研究者更有用”,王译本“对《洛阳伽蓝记》的研究者来说则不可或缺”(Brook 1985:835-836)。一位匿名评论人也认为,王译本充分体现了译者所做的“详尽无遗的细致研究,必将成为《洛阳伽蓝记》的一项权威研究”(Anonymous 1986:165)。

  综上,与“施以简注”、译文不很充分准确的詹译本相比,王译本是用于考察民俗文化英译的更准确可靠的译本。本文重点分析王译本中的民俗事象翻译策略。

  四、“互补共生”的归化与异化

  归化、异化是译者用于处理文化因素的两种基本翻译策略,也是一种常用的文化翻译分析工具。1813年,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在《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一文中提出,翻译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第一种方法被称为“alienating”(异化),第二种被称为“naturalizing”(归化)。施莱尔马赫承认两者各有优劣,但他推崇的是异化译法,并且指出译者“必须选择其中一条道路,然后从一而终地走到底”(转引自Lefevere 1977:74)。美国学者韦努蒂进一步阐明了归化(domesticating)与异化(foreignizing)这两种文化翻译策略。他指出,我们必须承认“翻译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充分于外国文本”,因此译者要么选用归化译法,即“抱着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ethnocentric),让外国文本顺从于目标语文化价值观,把作者带到家里来”;要么采用异化译法,即“抱着偏离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ethnodeviant),对目标语文化价值观施加压力,把外国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表达出来,从而把读者送到国外去”(Venuti 1995:20)。韦努蒂(Venuti 1995:20-21)进而指出:“长期以来,英美文化被提倡流畅译文的归化翻译理论所主导”,而“异化翻译力图抑制翻译的民族中心主义暴力,因此在今天是一种很可取的翻译方法,是对当前世界事务进行文化干预的一种策略。”

  韦努蒂提倡的“阻抗式”异化翻译是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提出的,有着他自己的文化意图,即利用异化翻译去抵抗他所谓的英语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恋和帝国主义”(Venuti 1995:20)。然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有着不同的文化目的和翻译动机,未必认同韦努蒂的文化意图,也即未必就会选择异化翻译的道路从一而终地走到底。再者,这两种翻译策略其实各有利弊:归化翻译降低了译本传播的阻力,却抹掉了原作的异域情调;异化翻译保留了原作的原汁原味,却降低了译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使译作传播受阻。汪宝荣如此阐明两者存在的一种“互补共生”关系:

  归化与异化翻译途径迥异,手段不同,译本效果各有利弊,难分高下,因而在翻译过程和产品(译本)中两者总是而且也应该是“互补共生”的关系,惟有这样才能确保译本的高品质;译者在同一译本中可能偏重一种翻译策略,但绝非“从一而终”,而是交替运用归化和异化翻译。所谓“互补”(complementarity),是指这两种译法优势互补,互相借鉴,以收扬长避短之效;所谓“共生”(symbiosis),是指它们互为依存,互利互惠,犹如生物间的共生关系,利益相关,休戚与共。(汪宝荣2004:40)

  本文把归化、异化概念用作译文分析工具,即是以这种“互补共生”的辩证观为原则。以下基于若干实例具体分析王译本对四类民俗事象采用的翻译策略。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晓】

分享到:
上一条: ·[杰克·古迪]口传、书写和文化社会
下一条: ·[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
   相关链接
·[胥志强]“生活转向”的解释学意图·[李向振]迈向日常生活的村落研究
·中国民俗学会新会员名单(2017年9-10月受理)·博物馆与文化遗产:民俗学的观点
·中国民俗学会2017年年会在贵阳举行·[浩·桑布拉登德布]蒙古国民俗学研究综述
·[刘晓峰]中国妖怪行不行·中国民俗学呈多学科融合发展趋势
·[田兆元]民俗学的学科属性与当代转型·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会:就二级机构予以撤销或警告的通告
·中国民俗学会二级研究机构名录(2017)·中国民俗学会第八届常务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贵阳召开
·中国民俗学会2017年年会:合影·1987年全国中青年民俗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老照片
·中国民俗学会2017年年会在贵阳开幕·[朝戈金]中国民俗学会2017年年会开幕式致辞
·中国民俗学会2017年年会会议手册·“中国民俗学关键词”学术研讨会邀请函
·[张银燕]叶德均在民俗学领域的积极活动及贡献·[张一帆]民俗学田野作业的选点与进入

公告栏
在线投稿
民俗学论坛
民俗学博客
入会申请
RSS订阅

民俗学论坛民俗学博客
注册 帮助 咨询 登录

学会机构合作网站友情链接版权与免责申明网上民俗学会费缴纳本网导航旧版回顾
主办:中国民俗学会  China Folklore Society (CFS) Copyright © 2003-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朝阳门外大街141号 电话:(010)65513620 邮编:100020
联系方式: 学会秘书处 办公时间:每周一或周二上午10:30—下午4:30   投稿邮箱   会员部   入会申请
京ICP备14046869号-1       技术支持:中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