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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文库·国外中国研究系列《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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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文库·国外中国研究系列《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出版

  凤凰文库·国外中国研究系列

  

  《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

  【英】胡思德著  兰旭译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定价:56元

  目 录

  献辞

  译者的话

  翻译凡例

  中译本序

  致谢

  绪论文化史视野中的动物

  动物与灵异

  动物形象

  第一章动物定义

  定义的问题

  文献中的动物

  动物命名与动物名称

  结语

  第二章动物与职官

  动物管理

  礼仪性的动物

  动物与神灵

  历法中的动物

  结语

  第三章动物分类

  血气

  阴阳五行:关联分类法

  道德分类学

  结语

  第四章动物与地域

  取法动物

  动物与地域

  超越地域的动物

  结语

  第五章化及鸟兽

  音乐的起源与动物

  动物、音乐与道德教化

  德化动物

  有德的复合动物

  “与鸟兽语”

  结语

  第六章动物变化

  宇宙生成论的变化观

  鬼变

  功能性变形

  自主变形

  象征性变形

  作为符兆的变形

  谁主变形

  对变化的评论

  结语

  第七章奇禽怪兽

  “奇怪”的定义

  “奇怪”的解释

  孔子为兽命名

  鹳鹆巢于鲁

  狗魅

  获白麟

  结语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内容提要

  本书对战国两汉文献做了细致解读,考察古代中国关于动物的文化观念,分析动物观与人类自我认识的联系,探讨动物世界在圣贤概念和社会政治权力概念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指出古代中国对人在诸多物种乃至天地间地位的认识深受动物观的影响,并就这种影响展开具体阐述。作者认为,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并未执意为动物、人类和鬼神等其他生灵勾画清晰的类别界线或本体界线,而是把动物界安放在有机整体和诸多物种的相互关系中。整体中的生灵万类,既有自然的一面,又有文化的一面;彼此关系的特点,在于互相影响,互相依赖,浑然一体。

  书评摘要

  胡司德的撰述博闻多识……论证严谨……今后多年将是代表该领域水准的独一无二的著作。关于人与动物相互关系的思想,他的阐释丰富充实,新意迭出,鞭辟入里,足以启人心智。

  ——《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

  人有时用动物来隐喻自己的行为和特性;有时根据道德法则和人类德行来了解动物,把动物拟人化。本书对诸如此类的动物和动物思想进行了引人入胜的研究。

  ——《自然史档案》

  胡司德的研究拓展了读者的历史视野,有助于从多学科角度看到更丰富、更完整的中国宇宙观,值得广泛关注。

  ——《亚洲历史学刊》

  【兰 旭】译者的话

  胡司德(Roel Sterckx)教授的《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是以先秦两汉文献中的动物资料为依据,通过动物观透视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著作,其论旨正如作者所述,是“动物观念的文化史”(第1页)。作者自陈本书的写作宗旨与动物学史殊途异路,却受到了中国科学史研究、尤其是李约瑟的里程碑式成就的启发。从本书的问题意识来看,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作者指出,古代中国对动物的认识缺少“学科”概念,也就是说,没有把动物作为独立于人类社会和其他自然现象的对象来认识,这表现在动物定义的含糊、物种界线的漫漶不清,也表现在以动物为主题的论著没有出现等等。这些看法,不妨视为对“(原始)动物学在古代中国是否存在”这类科学史问题的回应。本书也正是由此出发,展开了对古代中国动物观的文化探索。下面的叙述拟先就西方学界围绕李约瑟科学史观展开的讨论做个简短介绍,以了解本书的学术背景及其针对性;再就本书的研究方法、结论和价值略作评述。

  一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科学传统?如果有,其特色、成就如何描述?如果没有,其原因何在?这类问题在中国科学史和文化史研究中言人人殊,观察、争论和解释最少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思想界和科学界就已出现,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任鸿隽、梁启超、冯友兰等中国学者也开始撰文探讨,在李约瑟撰著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前后,问题愈形复杂,讨论也更为深入。“李约瑟问题”既启发研究者从不同方面考察中国科学的成就,探索“没有科学”或“科学落后”的原因,也引起了人们对李约瑟所代表的研究方法和编史纲领的讨论,有人甚至断言“研究的转向已经大大限制了李约瑟的方法论对年轻学者的影响胡司德教授的这本著作没有正面介入上述论争,研究思路却与科学史领域学术观念的星移斗转不无关系。

  科学史研究者所断言的“转向”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事情仍然得从李约瑟说起。我们知道,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有个核心问题,即所谓“李约瑟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出来,而只是在欧洲形成?……说到把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类的实际需要,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文明比西方有效得多,这又是为什么?”李约瑟从多方面就此提出过解释,这些解释没有忽略思想、观念、知识等方面的原因,但认为社会的、经济的结构是主要因素。围绕“李约瑟问题”及其探索,其他研究者在论据和理论方面提出了不少商榷意见,包括“科学”与“技术”在提问中的混淆、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实际成就有所夸大、判断中国科技对西方的影响尚欠充分证据等等。理论方面的质疑则集中在李约瑟对世界各地科学成就与近代科学的关系的认识,即“朝宗于海”的比喻:

  我的合作者和我本人早已习惯于把古代和中古时期所有民族的科学和文化比作河流,它们都流入近代科学的大海。用中国一句古话来说就是:“朝宗于海”……为了撰写科学史,我们必须把近代科学当作标尺,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但是近代科学也会变化,而且还没有终点——我们之所以把人类研究自然的整个进程看作一项单一的事业,这也是个理由。

  随着李约瑟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分册陆续问世,上引编史纲领在科学史界产生了持久的正面影响。批评的一方则首先对这项纲领中最基础的部分,即一元的自然知识概念提出质疑,指出“发展”、“科学的成长”、“普遍的真正知识”之类概念无助于认识世界范围内的多元科学传统。在他们看来,这些概念之所以行不通,一方面是因为“把欧洲人的优势自许为普遍性”,或者按照席文的话说:“近代科学产生并发展于欧洲,因此至今仍有这个特殊环境的许多印记,无法视之为普遍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把欧洲以外的科学传统看成朝着一定方向的努力——他们批评这是“把科学视为一致的、目的论的、普遍的观点”,而主张“把科学的特征描述为并非同一的,而是与文化背景密切联系的地方性实践活动”,有人声称“无论如何我都不把知识视为正在朝一个既定状态会聚的过程,在这点上我和当今大多数探究科学史的人没有两样”。

  具体到中国科学史领域,关于近代科学普遍性的反思体现在编史纲领,便是要求避免以近代科学为标尺来筛选、组织和分析材料,希望更加关注自然知识的本土性质,呼唤基于文化的叙述。李约瑟关于“科学与文明”的研究,本身就有社会学方法和跨文化比较方法的开创意义,倡导新方向的研究者对李约瑟无不抱有敬意,承认自己从他的工作中受了启发,但他们也明确阐述了另辟蹊径的编史学主张。如席文以宋人沈括为例,具体说明了中国思想传统中的自然知识与近代科学的分科体系大有出入,他总结说:“沈括对知识的综合,并不是把自然研究的各种传统联系起来,而是把今人看作‘科学’和称为‘迷信’的两种东西密切结合在一起。”照他的意见,如果以近代科学的学科范畴组织中国古代自然思想,难免扭曲中国思想家理解世界的方式。除了知识分类方面的考虑,批评者在研究欧洲以外文明的科学传统时还从多个角度提出了新主张。安特·埃岑加对这些主张做了归纳,根据他的说法,这一富有人类学色彩的研究方向所突出的诸多内容,都表现出与李约瑟的修史纲领的差异,撮其要者如:今人称为“科学”的知识,在其他诸多文化中如何分类,要从量和质的方面加以比较;不仅从社会、组织、机构的方面,而且从认知方面,考虑科学、技术和社会互相交织的方式;认为科学的表述形式(style)、价值标准,都与科学的概念性内容和真实性一样重要。简单地说,“研究方向的转变”,即对不同文明中原始科学或自然知识的表述形式、价值标准、知识分类体系等特殊因素展开探索,而不仅研究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内容;因而,塑造了这些特殊因素的文化传统,在研究者的视野中就成了不能不积极考虑的背景。应该说,李约瑟本人在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也是极为关注思想文化因素的,只不过在他的科学史观中,这些因素往往以近代科学为标准估定其价值,至于知识体系本身的特征,及其所受到的当地思想文化语境的塑造,在后继者看来却尚未得到充分关注。修正或转向因此而发,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以上的简略介绍,目的是对胡司德教授这本著作的针对性和意义获得较贴切的了解。本书英文版于2002年问世,据作者见告,此前的研究和写作持续长达九年。这些年头,正是上面所介绍的讨论积极展开的时期。考虑到这一点,本书所揭橥的“语境化”方法,无疑是科学史观的“转向”在动物研究领域有代表性的实绩。我们从本书的论述不难看到作者如何创造性地回应了科学史界的呼唤,又如何立足于自然知识的特殊因素和本土文化去把握其意义。

  说到本书的针对性,还有另一方面是值得注意的,即避免把动物形象简单看成文学艺术中的象征或譬喻。书中多处涉及象征和譬喻的例证,却又一再强调这类例证不只是以自然来比拟人事的寓言或隐喻,在很多情况下是古代中国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理解的表现。正如动物学史的视角不免把近代科学的模式强加给古代中国文献,文学研究的视角也免不了把今人的文学观念投射到研究对象,同样不足以从整体上把握古代中国的动物观,二者都是本书自觉回避的。

  二

  对古代中国动物观的完整把握,从本书的理论预设来看,首先是把动物作为人的对象来了解,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为之定位。无论动物是自然的范畴、社会实践的范畴、具有权力内涵的范畴,还是人类的思维工具,都不是独立于人的自在之物。动物既是对象,动物资料少不得既包含动物的信息,又透露人类的关切。无论是“自然”还是“动物”,在作者看来都不再是单一的、普世的概念,而是凝结着物我关系、渗透着文化内容、随历史发生变化的概念。显然,这是与传统科学史观中一元的自然概念迥乎异趣的理论基础。从本书来看,作者所研究的问题已经从“动物是什么”、或“动物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内容是什么”,转化为“动物是什么性质的对象”。这里姑举一例来说明:第二章在分析了《周礼》对动物的诸多描述后,总结道:“对动物物种的形式化描述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是由动物的社会性功用决定的,而不取决于动物的生物学属性。《周礼》中的自然界不是博物学家研究的对象,而是行政控制的对象。”(第61页)动物是什么样的对象,意味着人对动物的关切是什么性质;如果把动物作为对象的方方面面特性调查清楚,一定有助于呈现文化语境的某些信息。事实上这就是本书的兴趣所在。

  从这个基础出发,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以动物观为主旨的著作会把“灵异”也包括在内。编纂“中国动物学史”,自无需把龙凤麒麟这类动物形象纳入视野,也不必注意龟甲的占卜功能、“虎变”的象征意义,因为这都不是“动物学”关心的内容。然而它们在古代中国文献中却与近代动物学断为真知灼见的那些知识盘根错节,成为一个整体。我们如果旨在了解动物学的来源,自不妨以这门近代科学的分支为框架来筛选资料,只要有确凿的传播证据,也可以为建立“百川归海”的真实图景有所贡献。如果旨在了解古代中国的动物知识、动物观或自然观,以上述方式选择资料就难免损害完整的理解了。至于古代中国为什么把动物和灵异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则取决于它们作为对象,与人具有相近的关系。所以“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这个题目更深一层的含义还在于,今人所谓“寻常”动物,在古人看来往往也是道德、宗教或巫术的对象,具有“灵异”意义。由此可以体会作者避免以现代学科视角选择研究对象的用心,也可以看到他另起炉灶的收获。这是本书的“语境化”方法在选题上一个具体的表现。

  “语境化”方法在材料搜集和解读方面的体现,是作者很注意从材料的结构和性质出发来理解其中所包含的动物知识,具体地说,也就是把动物资料放在现存此期文献的整体情况和个别文献的组织体例中来观察。作者主张“不该局限在那些乍看起来近似于‘动物学’著作的少量文献和残篇来推求结论”(第37页),故凡语涉动物,无论诗辞赋颂、字书碑铭、经史百家、谶纬杂占、出土文献,靡不兼载。旁征博引固然体现了占有资料时不存先入之见的原则,却不意味着解读资料时取消彼此在文体、性质等方面的差别。作者从《诗经》的文体性质,说明孔子的“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的主张旨在辨别动植物名而不在分析动植物;从《尔雅》《说文》的字典性质、《山海经》的体例、《周礼》的职官体系,说明其中的动物分类还称不上“原始动物学”;进而从现存文献的总体性质判断动物知识在学术话语中的地位,都可见作者对动物资料的兴趣不仅在记录或讨论的内容,而且包括记录、讨论和组织的形式——正是这一点,透露了认知模式的丰富信息,却容易为“动物学史”的视野所遮蔽。

  作者并不否认古代文献中包含确凿的观察和真实的动物学知识,他反对的只是用这类资料来证明古代中国存在原始科学的动物学。反对的根据,是审查这些资料的上下文,透视其社会背景,借以体会古人观察和记录的意图。第二章讨论《周礼·考工记》关于牛角的描述,第三章讨论《淮南子·地形》篇中的动物分类资料,都承认其中表达了生物学知识,但又指出前者旨在教人造弓,后者旨在印证阴阳五行学说的体系,都与科学的动物分类学性质不同。这就是说,以现代动物学的框架来筛选资料,就不容易注意到这类关切,因而遗漏了据以判断的重要信息。与此相反的一种情况是,研究者对古代动物术语的解读,有时难免把现代生物学的概念载入其中,需要细致甄辨才能免于以今律古。本书指出《周礼》所称的“辨名物”,并不包含现代生物学的“物种”概念(第52页注②),便是警惕以现代概念解读古代术语的一例。这类例子散见于书中的还有很多,作者行文时也每每穿插方法论的评论,从中不难体会自觉避免现代生物学认知模式的干扰、尽可能贴切把握古代中国动物资料的意识。

  研究主体却很难完全清除自己的认知模式,事实上在比较的视野中,研究者的认知模式自有其积极意义,这一点在本书的表现之一或许是促成作者发现了诸多“不”和“无”的现象——动物总名与animal不相等、没有动物定义、没有动物学专著、没有学科概念、物种界线不清楚等等,这些结论无不是以另一种文明为参照,事实上有助于把“古代中国动物观”作为一个整体来了解。在作者看来,这些“无”,和古代中国文献中所能见到的“有”和“是”,往往是同样丰富的史料,有助于深入领悟特定文明的特点。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梁启超关于“消极史料”的论断:“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此等史料,其重要之程度殊不让积极史料。盖后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前此竟不能发生,前代极普通之事象,何故逾时乃忽然灭绝,其间往往含有历史上极重大之意义,倘忽而不省,则史之真态未可云备也。此等史料正以无史迹为史迹,恰如度曲者于无声处寄音节,如作书画者于不著笔墨处传神。”本书是擅长在“无声处寄音节”的,只不过作者所谓“无”,往往是不同文明比较的结果,与梁启超比较不同时代而注意消极史料的焦点略有差异,以比较为前提的综合视野却是一样的。

  发现“没有”并不是目的,关键毕竟还在于解释为什么“没有”,或者说“有”的是什么。窃意本书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核心概念是“道德”和“变化”。大率而言,本书第一章至第四章讨论动物分类和动物界的秩序问题,从多个角度揭示这种秩序的核心在于道德,并说明道德秩序的自然哲学基础。第五章至第七章则围绕变化观对这种秩序进行解释。作者在前三章分别考察了多种语境中的动物分类,诸如字典编纂、职官体系、礼仪实践、历法规定、生理理论、宇宙论和道德论等,指出其共同点是在动物与人浑然一体的秩序中分门别类。在这种“有机论”秩序中,包括人在内的诸多动物物种之间并无清晰的生物学界线——这里所概括的就是上文所述以“无”为特点的现象。至于如何揭示这种秩序的理论内容,古代中国动物观所“有”的又是什么,这几章的论述涉及到政治权力的模式如何影响了对动物名的专注、人类等级秩序和道德观念如何渗透到动物分类中等等。第四章则更为集中地说明了这种有机秩序的核心在于道德。作者指出古代中国所认识的动物界秩序,并不以物种概念为基础,而是以地域概念为基础,而“地域”概念正如“血气”的概念一样,兼具物质意义和精神意义,从而在理论上解释了动物界秩序的道德性质,说明古代中国所认识的动物界秩序的关键,是人与动物在道德上的互相协调。

  变化观则是以下三章论述的重点。第五章阐发人对动物实施道德教化的理论,旨在说明不同物种之间以道德互相影响是“变化”的一个层面,也可以说是在以上各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以道德为关键的秩序是一种动态的秩序。讨论“动物变形”和“奇禽异兽”的最后两章剖析了古代中国对动物变形和动物反常的种种解释,认为它们都把变形和反常跟人间事务的变化联系起来。作者亦由此揭示了变化的模式在自然和人间同时生效的原理,指出在变化观的视野中,“变形”和“奇异”都是“灵异”的表现,一方面透露宇宙秩序的信息,一方面成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标准——能像变形动物那样变化的,或者能参透变化原理的,就堪称圣人。这三章以变化观为核心,结合道德理论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角度对有机论秩序展开具体解释。

  概括地说,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浑然一体的有机秩序,是本书对古代中国动物观的基本理解;而“道德”和“变化”的概念,则是对这种秩序的具体阐释。易言之,既然道德是对动物界和人类社会同时生效的力量,持续不断的变化是动物界和人类社会共同的规则,自然的动物和文化的动物分不清、动物王国和人类世界一体化、动物名的含糊多义等现象就都得到了解释。到此为止,以现代动物学为观照模式所遗漏的种种内容就作为中心得到了突出,而衬托在动物知识周围的背景,亦即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某些关键特征,也隐隐浮现了出来。

  作者对于“有”的浓墨重彩的说明,是内在地蕴含着对于“无”的解释的。质言之,本书所揭示的古代中国动物观的内容,也从反面解释了古代中国缺少原始动物学的原因。根据一般的理解,“德”为“力”之反,“变”与“常”相待。对物质力量的需求、对自然法则确定性的信念,乃是科学之所以产生的前提。本书的叙述却使人看到:如果维持动物界秩序靠的是道德感化,征服动物的“力量”就成了多余的、甚至需要排斥的武力或蛮力;如果动物界秩序的特点在于“以变为常”,圣人的高明之处在于参透动物的变化和反常,“确定性”也就不值得寻求。既无需物质力量以征服外物,亦无需确定性以认识外物,原始科学的动物学无从得见也就可以理解了。“道德”和“变化”于是打通了身心间隔(物质与精神的间隔),融合了物我世界(客体和主体的世界),最终取消了把动物作为独立于人的对象来认识的需求。二者之所以是全书论证的重心,看来就因为它们是作者解释古代中国动物观那种统摄天人的模式的工具,最终也是解释原始动物学之所以没有出现的工具。

  以上从学术观念、研究方法、脉络和结论等方面对本书的创获做了些归纳,如果进一步概括,下列几点我以为是本书的鲜明特色所在:

  第一,就自然知识和自然观探索思想文化特征。围绕自然知识的内容如何受文化和社会的塑造这一问题,作者描绘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图景。这幅图景可能是科学史家和人文研究者同时感到兴趣的。本书对动物观的探索,固然是对一个科学史问题的文化解释,却也拓展了关于思想文化本身的内容、性质和意义的理解。这么说来,“(原始)动物学为什么没有出现”的确是个启发性(heuristic)的问题,由此启动的探索,其意义实不限于解答这个问题本身,也许更加根本的还在于深化对思想文化现象的理解。本书的问题从一个方面延续了李约瑟的思考,问题的地位和处理方式却是别出心裁的。

  第二,研究对象和研究者双方认知模式的平衡。说到研究者如何避免自身认知模式的干扰,同时又能在“还原”和“审视”之间心悟神解,作者有个耐人寻味的比喻:“古代中国文献开了一扇面向动物王国的窗口,这扇窗口所透露的观察者的消息,跟它所呈现的动物本身的情况一样多。”(第308页)我们读这本书,的确就像在这扇窗前眺望了一番,又时时从各个角度观察这扇窗户在整个建筑中的位置,甚至到别的建筑中也去看看同样朝向的窗户。也就是说,视点的变化和观感的综合,体现在对古代文献不仅注意其中的知识内容,也观照知识的组织形式;对认知模式的探讨既设身处地立足于本土文化,又兼具比较文化的视野。作者在这些地方体现出研究方法上的自觉意识,值得深长思之。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已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西方的世界观、知识论,乃至知识分科体系,因而,避免现代学科体系的认知模式的干扰,并不只是西方汉学家的追求,也是中国学者研究本土文化必不可少的内省。

  第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说到中国有无科学传统,作者尽管一秉价值中立的态度,无意在中西之间抑扬褒贬,不过他的阐述和结论在中国读者看来却可能对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所启发,因而值得重视。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追问科学传统没有产生的原因,在中国科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中其来有自,对这些原因从一个具体的知识领域进行缜密梳理,深入刻画,疏通其内在脉络,则是本书的贡献。关怀传统文化来龙去脉的读者,自不会只偏爱对本民族科学和文化的热情表彰。

  以上数端,是译者研读本书的一些体会,是否中肯则有待读者检验。

  三

  本书的翻译始于2009年,那年我在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学院做访问学者,向胡司德教授提出了译介本书的建议,承他慨允并积极就版权事宜联系原著出版社,同时审读了部分译稿。大部分工作则是2010年回国后进行的,到了全书修订告竣时,不觉已数历寒暑。迁延日久,固属始料未及,译事艰辛之外,却也获得许多快慰。江苏人民出版社和胡司德教授始终宽厚地等候拙译诞生,令人感动。胡教授在译者完成初稿之际及时寄来了中译本序的英文稿,更为全书增色。

  拙译每成一章,辄以电邮发送胡司德教授,由胡教授在剑桥的中国学者和研究生间征求意见,再集中反馈给我。这几位朋友的“匿名评论”订正了初稿的许多疏漏,解答了我的不少问题,令我受益匪浅。让我再次向胡司德教授和这些朋友的高情厚谊表达感激。

  疑难之处还曾多次请教翻译家裴蜀先生。承他耐心解惑,译笔之老练令我钦佩,温厚的兄长之情更让我铭感在心。赵强兄和周莽教授在百忙中译出了原著引用德文和法文的数条注释,以及这两种文字的参考书目。日文参考书目由缪晓静译出,史念校阅一过。覃俐俐、伊蕊、汪露也慷慨地利用她们的业余时间校阅过部分译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焦霖、尤学圣、蔡君庆、缪晓静屡次帮助我寻访资料,张慧慧承担了部分录入和校对工作,都极大地提高了我的效率。老朋友沈建安在译稿上的圈改,使我仿佛又回到了我们驰书往复的少年时代。

  译事的启动应该归功于倪培翔先生,是他向江苏人民出版社推荐了这项翻译计划。感谢府建明先生、刘东先生积极推动了计划的实施。感谢王保顶先生和张晓薇女士不时的“催促”,这几年来他们一定曾经感到过焦急,却一再给我宽限。刘沁秋女士为版权事宜费心操劳,是我不能忘记的。张晓薇女士的严谨细致,多方面提高了译稿的水平,我也感谢她如此宽容,允许我在校样上反复修改。

  2009-2010年在剑桥大学的访问,是促成了这本译作的一个机缘。在拙译付梓之际,谨向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学院、剑桥大学图书馆、李约瑟研究所在我访学期间所提供的工作条件敬申谢忱。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莫弗特(John Moffett)先生的热心帮助,为我搜集拙译所需的文献提供了许多方便,他在李约瑟研究所组织的研讨班,也是我在访问剑桥大学期间深受教益的学术活动。谨向莫弗特先生以及在研讨班上给我以启迪的良师益友致以衷心感谢。

  这项翻译计划于2011年列入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使工作条件得到明显改善,谨向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表示诚挚谢意。

  没有这些机构、同事和朋友的帮助,我就不能完成这本译作。疏漏讹谬,当然应该由译者负责,诚恳盼望读者不吝指正。

  2015年9月24日于京西魏公村

  [1]相关综述参见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第五章,第170-20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刘钝《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第8-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刘钝和王扬宗所编文集是本文依据的主要资料,以下引用该书只注篇名、书名和页码。见于该文集的部分译文,引用时核对了英文并对译文有所调整,则在首次引用时注明英文版完整出版信息;未核对英文或径引现有译文的,据译者提供的信息注出英文版发表或出版的时间。其他未见于该文集的译著也照此处理。

  [2] Nathan Sivin,“Editor’s Introduction,”in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SCC),vol.6,part V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6。参见席文《编者导言》,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第六分册《医学》,第15页,刘巍译,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译文有调整)。

  [3]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The Great Titration,London:Routledge,2005(rpt. first published in 1964),pp.190。参见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潘吉星译,见潘吉星主编《李约瑟集》,第73-7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译文有调整。

  [4]弗洛里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张卜天译(据1994年英文版),第567页,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卜鲁《科学、文明与历史:与李约瑟的后续对话》,郑巧英译(据1999年英文版),见《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第527页、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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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想买买买!这月的月钱都花在请访谈对象吃饭上了不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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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了呀,师傅辛苦了~~~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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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动物的某些习性也可反映人类在未开化蛮荒前的某种求之不能,罢之不舍的那种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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