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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专题贴 [打印本页]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4-11 04:04     标题: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专题贴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4月8日   



“回望五四”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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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崭新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五四运动会长久的被提起。

　　如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根基一样，以五四运动为开端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将奠定中国现代文化的根基。90年前，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潮流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日渐深刻地认识中国与世界，思考中华民族在世界化的发展中如何选择自己的方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关于这份财富，我们现在所知晓、所认识的还很不充分。在追求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成为时代强音的今天，不断审视、体会、发现、阐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意义举足轻重。毕竟，中国现代文化的道路是由五四开启的，对于那一个时代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高度。

　　五四的精神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密不可分。90年后，我们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又面临着当年同样的机缘。30年改革开放深刻地影响、改变了中国。国家经济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们的文化观念丰富多元、思想活跃。五四时代中的那些主要的思想资源在今天又有了响亮的回应。同时，在前辈的基础上，今天的文化建设有了坚实的根基和更为高远的目标。90年前是国力衰弱、民生凋敝，志士仁人为改变积贫积弱之现状而求新求变。今天则是国力已强、民心已振，民族复兴、文化繁荣成为目光隐约可及的追求。90年前，先哲们是要冲破旧束缚、推动新文化，而今天，五四运动所开创的科学、民主精神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导价值。但是，90年前的许多问题今天依然需要苦苦思索。我们仍然需要准确、深刻地认识中国与世界，在世界化的发展中确定自己的方向。今天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任务要求我们有必要回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光荣传统，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源头探究、寻找答案。

　　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段过程，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一段过程。今天，我们依然处在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意义深远的转变何时蔚然大成目前无从判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建设者、开拓者。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命脉也会在这种不断的创造中生机永续。五四的时代是一个诞生了文化英雄的时代，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在这披荆斩棘、叱咤风云的文化英雄身上有着充分的体现。体会前贤、创造未来是今人的责任。百年之后，在后人眼中，我们也应有无愧自己时代、不负自己使命的文化英雄。

　　这就是我们开设“回望五四”栏目的目的，我们以此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本报编辑部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4-11 04:06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4月8日   


回望五•四
怎样看待“五四”及其反传统反传统的内在根源、双重悖论与新文化的中西合璧

■高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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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救国救民意识略微淡薄的文人，或者埋头于各自专业而较少关注民族兴亡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很少激烈地批判中国的文化传统；越是那些恨不得中国立刻摆脱贫弱愚昧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人，在“五四”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叛往往也最是激烈。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在文化上自我确认的过程，中国文化会逐渐地更具有世界意义。而且随着中国在社会发展上由现代走向后现代，也必然会对现代性的缺憾进行更多的反思。

　　当代否定“五四”的思潮在中国内地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兴起的“寻根文学”思潮，其中有“寻根文学”作家指责“五四”切断了我们与传统的“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当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在现实中受挫时，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也隐隐约约地将矛头对准“五四”，似乎是“五四”切断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而在新潮学人那里，其热衷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对自由主体与人道主义的颠覆，也往往将矛头指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有学人以后殖民主义为理论武器，指责“五四”的西化倾向是数典忘祖的“鹦鹉学舌”。其实，一些具有新儒家倾向的海外华裔学者，早就开始清算“五四”的文化遗产，认为是“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不得不反思：“五四”的反传统是对传统的“断裂”吗？“五四”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文化遗产？在肯定传统文化价值的时候，“五四”就该被否定吗？“文革”是“五四”的结果吗？因此，在纪念“五四”90周年的今天，怎样全面深入地把握“五四”的文化精神并且予以历史的评价，就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课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是一场激进的反传统运动，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从各自不同的知识视景，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激烈的否定与批判反省。问题就在于，虽然西方从达尔文、马克思到尼采对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动摇与颠覆也是“五四”反传统的精神源泉，然而，“五四”反传统之根本的精神内驱力与内在根源，却是来自于中国文化传统中那种不以信仰为重的实用理性精神，以及家国社稷的兴亡是第一位的文化传统。事实上，在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人为了富国强兵就开始了学习西方的历程，从洋务派学习西方的利炮坚船与科技工艺，到维新派与革命派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从维新派学习西方的虚君共和，到革命派学习西方的民主共和。可以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在“五四”之前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学习西方的大潮，到新文化运动达到了西化的高峰———就是不但在物质文化和体制层面，而且在伦理道德与审美艺术的精神层面，全面向西方文化学习，并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彻底的批判反省。这里的理论逻辑是，既然我们的文化在竞争中没有优势，那么我们就学习你们的文化，学习部分不行，我们就学习你们文化的全体。

　　然而，在世界文化史上，因为战败以及国家陷入生存危机而放弃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并不多见，也许同属于儒家文明圈而率先“脱亚入欧”的日本是个例外，而“五四”激进的反传统斗士也大都留学日本。在其他文明中却多是相反的例证，譬如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从西元前281年开始，耶路撒冷先后被推行希腊文化的塞琉古帝国和罗马所占领，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全盘接受来自希腊与罗马的“先进文化”，而是坚信自己的神，仅仅在罗马统治时期，300万以色列人为了争取信仰自由和民族独立就被屠杀了大约150万，而从犹太教分离出来的基督教，却反过来在精神上征服了疲惫不堪的罗马帝国。在国破人亡之后，散居在基督教世界的犹太人也不放弃自己的犹太教信仰。一些基督徒认为信仰一神教的阿拉伯人容易改宗同是一神教的基督教，但是，尽管十字军东征使无数穆斯林流血牺牲，尽管基督徒利用各种手段诱使穆斯林改变信仰，但是他们的结论是“穆斯林根本不可能改宗”。而中国文化的灵活性使之从来没有这样执着于信仰，而是靠务实的经验与实践来验证理论与信仰的有效性，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将儒家最高的道德追求“仁”，送给了不知“礼”的管仲，因为管仲给国家社稷带来了实际利益，使人民免于走向野蛮状态，这也就是“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识时务者为俊杰”……正如五四时期鲁迅在《热风·三十五》这篇随感录中所说的，“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这与后来邓小平的“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如出一辙，都是中国文化那种不以信仰为重的实用理性精神的表现。反传统的内在文化根源来自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这是“五四”反传统的第一个悖论。

　　如果对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进行深层的分析，会发现一个更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那些救国救民意识略微淡薄的文人，或者埋头于各自专业而较少关注民族兴亡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很少激烈地批判中国的文化传统；越是那些恨不得中国立刻摆脱贫弱愚昧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人，在“五四”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叛往往也最是激烈。其中缘由，也需到传统中寻根。儒家对于老百姓的要求似乎并不高，只要能够安居乐业，对上崇拜祖宗孝敬父母对下传宗接代就可以了，但是对“士”的要求却很高，要求他们跳出小家而利大家，能够以天下为己任，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文人的这一传统，在现代就转化知识分子那种强烈的感时忧国的精神。相比之下，留日派之所以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比英美派更具有时代感召力，就在于他们具有更强烈的拯救家国的使命感。他们在日本读的是西洋的书，受的是东洋的气，日本因“脱亚入欧”而成功地挤入列强的行列，给了他们向更极端的方面效法的榜样。这就出现了另一个“五四”反传统的奇观：就是激烈反传统的精神内驱力是来自传统的强烈使命感，这是“五四”反传统的第二个悖论。

　　由于反传统深深植根于传统之中，所以“五四”所造就的新文化既非西方文化的简单移植（如胡风所说），亦非中国传统的直接结果（如周作人所说），而是中西文化合璧的产儿。可以说，“五四”新文化是科学分析精神与艺术精神的结合，是注重国家整体（家国社稷）的富强与吸纳民主精神的结合，是反抗列强入侵的感时忧国精神与个性的自由精神的结合。如果仅凭“五四”人物的西化言论，以为新文化就是西方文化，就会找不到理解这种新文化的门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五四”所造就的白话文本身，就介于精密分析的西方语文与灵动简约的文言文之间。事实上，“五四”人物都是国学根底深厚的文人，他们是以中国文化传统所造就的“前见”与“前理解”去“拿来”西方文化的，因而他们选择的是最能于兴国振邦有力的西方文化。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根底，但是“五四”人物很少看取基督教的信仰成果，而更偏重于选择反叛基督教的达尔文、马克思、尼采等人的现代文化成果。这就难怪，认为西方文学的深刻性与艺术价值在于基督教原罪精神的华裔美国学者夏志清，指责现代中国文学并没有学到多少西方文学的精神。而另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捷克的普实克，则指出现代中国从西方输入的现实主义文学受到了中国的抒情诗传统的潜在影响与渗透，他甚至认为，中国现代优秀的短篇小说，例如鲁迅的短篇小说，其艺术渊源主要不在传统的散文而在于旧诗。从这个意义上看，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将中国文化视为“儒家文明”，完全无视现实的中国文化其实是中西合璧的产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文明冲突”的学说，就没有多少说服力。

　　由此可见，“五四”并没有割断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而是吐纳东西而使两种异质文化合璧的结果。“五四”造就的白话文以及各种文化范式，在今天仍然为我们所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简单地否定“五四”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一种轻佻的文化举动。而肯定“五四”巨大的文化贡献，并不等于说凡是“五四”人物的言行，就一定是真理，更不能当做今天的言行规范。譬如，不能因为“五四”人物否定中医，就认定中医是没有价值的，中医药大学就该取缔。“五四”人物对于中医的否定，既是对以科学分析精神为特征的西医的推崇，对以整体的悟性与经验为特征的中医的批判，又是一种文化策略。在全社会尤其是底层还笼罩在西医是骗子以至于洋鬼子的照相术与电线是挖眼睛做成的氛围时，极力提倡西医并贬低中医不是非常必要的吗？在全体国民一有病就先看西医的今天，发掘中医独特的文化价值以弘扬于世界，不也是非常必要的吗？曾说“中医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的鲁迅，后来不也说《本草纲目》中“含有丰富的宝藏”？因此，对于鲁迅的“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等激进的反传统言论，也都可以做如此的诠释。因为即使在“五四”之后的中国，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教材，国学都占了压倒性的比重，这与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同。在今天，即使在我们的政治课本里，也很难发现《四书》、《五经》、《老子》等中国文化元典的精神。当年，即使是在新文化的大本营北京大学等高校教授英语的林语堂，也觉得不补中国文化的课似乎是没有文化的表现，难以对得起教授的称呼，而在今天，除季羡林等老一辈外文教授颇通国学之外，年轻一代讲授外文的教授对中国文化又知道多少？所以，我们对鲁迅在那种语境中的言论的合理性予以充分的理解，但是这种理解一定不能成为今天教育的指南。看看那些抗战将领用文言文留下的充满民族气节的遗书，你能轻易否定中国书的价值吗？“五四”人物几乎都是留学归国的，尽管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被瓜分被蹂躏的危险，他们对中国文化由失望而走向反叛，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拿绿卡”住在外国，都充满了传统文人所承担的强烈使命感，毅然归国拯救华夏，这不正是他们从小所读的中国书使然？倒是“文革”一代“不读中国书”的学子，成为“物质女孩”，高喊“我爱美元”，走出国门就不想回来，有的还拿着绿卡回国傲其邻人！事实上，胡适、鲁迅等“五四”人物是意识到自己那种激烈的反传统与西化主张的策略性的，鲁迅就说你要开一个窗子国人是不肯的，但你说要毁坏房子国人就允许你开窗子了。基于当时文化语境的策略性主张，当然不具有普遍的文化指导意义。因此，从历史评价的意义上，我们反对否定“五四”，并且充分肯定“五四”对于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巨大文化价值；而在现实的文化选择中，我们又不能盲从“五四”，而是要根据当前的文化需求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

　　至于将“文革”与“五四”相提并论进而否定“五四”，其理论主张也经不起推敲。从“打倒孔家店”到“破四旧”，“五四”与“文革”确实都具有激烈的反传统的外在形式，但是在实质的文化内涵上，“五四”与“文革”却是尖锐对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动的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是作为“先觉者”而向广大群众进行启蒙的姿态出现的，目的是使群众的思想观念由传统形态转化成现代形态，这其实仍是传统士大夫使命感的一种现代转换；“文革”则是一场拿文化领域开刀的政治运动，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权威都在被打倒之列，进而完全颠倒了“五四”的启蒙主体与对象。“五四”张扬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反对社会群体对个人的束缚和压制，反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与专制；而“文革”却是以“合群的自大”来反对“个人的自大”，以社会群体来压制个人的自由，以阶级的共性来抹煞人的个性，甚至最有个性的文艺作品也极度抹煞个人，在署名上也多以集体的旗号。“五四”反对各种对人的自然欲求的束缚，反对任何形式的禁欲主义与风化主义；而“文革”对人的自由的剥夺与个性的抹煞，导致了严重的禁欲主义、风化主义。那种以无“性”为导向的禁欲主义，非常典型地表现在“样板戏”中。在文艺上，“五四”文学社团蜂起，流派繁多，多元共存，各种文学“主义”争芳斗艳；而“文革”则是“我花开后百花杀”，一切都是一元为尊，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在文艺上的表现就是豪气冲天的“革命呐喊”汇成了一律化的“红海洋”，最后是八个“样板戏”走在“金光大道”上。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用连坐的方式由否定“文革”进而否定“五四”。“五四”的成功与“文革”失败的文化经验教训是，应该基于中国的现实需求，吸取西方各家各派的文化精华，正如鲁迅所说，这种文化的吸取应该是，外既不落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仍不失固有之血脉。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在文化上自我确认的过程，中国文化会逐渐地更具有世界意义。而且随着中国在社会发展上由现代走向后现代，也必然会对现代性的缺憾进行更多的反思。然而，这都不能构成否定“五四”的文化理由。“五四”是在中国的民族危机深重的语境中急于挣脱传统而走向现代，在吸取西方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开辟了现代文化的各种范式。由于“五四”反传统与西化是建立在多重的悖论之上的，因而并没有失去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联系，其创造的新文化也是中西文化合璧的结果。在中国文化史上，集大成的新儒学是传统儒学吸取佛道之营养推陈出新的结果，其中反传统的魏晋文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从这个意义上，就更能理解“五四”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巨大价值。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4-19 17:30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4月15日   

回望五•四之二
走不出的“五四”？

■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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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年龄而言，“晚清”和“五四”是两代人；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学术的转折关头，这两代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其知识结构与思想方式大同小异，可以放在一起讨论。

　　经由一次次的言说，关于五四的印象，逐渐被修正、被简化、被凝固起来了。“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并非“滥得虚名”，主要还是事件本身的质量决定的。必须承认，一代代读者都跟它对话，这会造成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可只有当事件本身具备某种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无限丰富性，才可能召唤一代代的读者。

　　我想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

　　你问我为何一直关注和研究“五四”，道理很简单，对我来说，这既是专业，也是人生。我1978年春上大学，赶上思想解放运动，那时候，我们模仿五四时代的“新青年”，谈启蒙、办杂志、思考中国的命运。后来念研究生，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那就更得跟“五四”对话了。其次，我在北大读博士，毕业后长期在这所大学教书，而对于北大人来说，“五四”是个值得永远追怀的关键时刻。无论学术、思想还是文章趣味，我自觉跟五四新文化血脉相通。第三，这也与我近年关注现代中国大学命运有关。最近十几年，在文学史、学术史之外，大学史成了我另一个论述的焦点。在我看来，大学不仅仅是生产知识，培养学生，出科研结果，出各种“大师”，大学还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通过知识和思想的力量，介入到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里。在我心目中，这是“好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五四时期的北大，就是这样的典型——它抓住了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折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将其“才华”发挥到淋漓尽致。别看世界上那么多一流大学，真有北大那样的机遇、那样的贡献的，还真不多。在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深度介入、有效引领，乃至促成某种社会变革，五四时期的北大，让后人歆羡不已。

　　我所学的专业，促使我无论如何绕不过“五四”这个巨大的存在；作为一个北大教授，我当然乐意谈论“光辉的五四”；而作为对现代大学充满关怀、对中国大学往哪里走心存疑虑的人文学者，我必须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见与偏见。在这个意义上，不断跟“五四”对话，那是我的宿命。

　　1993年，在北大中文系“纪念五四学术研讨会”上,我发表了《走出“五四”》。在当时的我看来，就像所有光辉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一样，五四当然也有其局限性。就拿学术研究为例，“五四”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学术范式，可简要概括为：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化的学术追求；“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这一范式，对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产生了若干流弊。政治学家讨论激进主义的利弊，历史学家重评儒家文化的功过，文学史家反省平民文学崇拜，所有这些，都是力图在学术层面上“走出五四”。

　　当然，这种提问题的方式，与八九十年代的学术转型，应该说是有关系的。受历史情境制约，有些问题你一时难以公开讨论，无法像鲁迅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但是，这一学术转折，不完全系于政治环境，也有其内在理路。80年代流行宏大叙事，有理想，有激情，想像力丰富，但论述上稍嫌空泛。我们满腔热情做的，就是用西学来剪裁中国文化；那些对于传统中国痛心疾首的批评，有真知，也有偏见。最大的贡献是，我们用浓缩的办法，重新接纳汹涌澎湃的西学大潮。之所以提“走出五四”，是想清理自己的思路。80年代的口号是“拨乱反正”，哪里是“正”，如何返回？一开始想恢复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后来发现，那是建立在“五四”论述的基础上。于是，我开始清理从晚清到“五四”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思想及学术范式。

　　你问我为什么把“晚清”和“五四”捆绑在一起讨论？1990年代以前，学者普遍关注“五四”；1990年代以后，很多人转而关注晚清。这是近二十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大趋势。我的立场有点特别，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这两代人的合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这种兼及“五四”与“晚清”的学术思路，使得我必须左右开弓——此前主要为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晚清”争地位；最近十年，随着“晚清”的迅速崛起，学者颇有将“五四”漫画化的，我的工作重点于是转为着力阐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复杂性。

　　我可能是最早有意识地把晚清和“五四”捆绑在一起，加以认真辨析的学人。因为，我始终认为，就年龄而言，“晚清”和“五四”是两代人；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学术的转折关头，这两代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其知识结构与思想方式大同小异，可以放在一起讨论。这还不算他们之间有很多人是“谊兼师友”。大家不要以为，“五四”的时候，梁启超他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不再发挥作用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和夏晓虹主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既谈论“为人师表”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也涉及“横空出世”的傅斯年、罗家伦、邓中夏、杨振声；还有就是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严复等人，同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作用。两代人之间，有区隔，但更有联系；尤其是放长视野，这一点看得更清晰。他们的工作目标大体一致，比如思想革命、教育改革、提倡白话文、接纳域外文学等，很多想法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个社会转型。因此，我更愿意把这两代人放在一起论述——既不独尊“五四”，也不偏爱“晚清”。

　　当然，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总是会有缝隙，有矛盾，甚至互相争夺生存空间和历史舞台。问题在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文学的转型，是在他们手中完成的。正因此，大家不太谈晚清的时候，我会强调晚清的意义；大家都来关注晚清，我就转而强调“五四”的意义。在我看来，“晚清”与“五四”，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不但“晚清”,连“五四”也是越来越遥远了。人们对“五四”的真实面貌以及历史场景，知道的越来越少，我们只记得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正因为越来越符号化了，曾经生机勃勃的“五四”，就变得不怎么可爱了。

　　在我看来，“五四”复杂得很，不仅仅是革命与复辟、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国故与西学这样的二元对立。若“回到现场”，你会发现，“五四”其实是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只不过经由几十年的阐释，某些场景凸显，某些记忆湮没，今人所知的“五四”，变成某种力量的“一枝独秀”。当年北大学生、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俞平伯,1979年撰写《“五四”六十周年纪念忆往事十章》，其中就有：“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意思是说，当年北大国文系同学，分成三拨人，一拨人办提倡新文化的《新潮》，一拨人做提倡传统文化的《国故》，还有一拨人希望介入现实政治，办《国民》杂志。一班同学尚有如此分歧,你能想像“五四”新文化如铁板一块？那是很不现实的。今日学界之所以对新旧文化内部之“多元并存”缺乏了解与认知，很大程度缘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历史学家的误导。

　　学生抗议运动还在余波荡漾，命名就已经开始了。具体说来，就是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上，罗家伦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也就是说，“五四运动”这个词，最早是由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提出来的。事情还没完全过去，运动中人就已经给自己进行“历史定位”了，而且，这一定位还被后人接纳，这是很罕见的。此后，五四运动的当事人，不断地借周年纪念，追忆、讲述、阐释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经由一次次的言说，关于五四的印象，逐渐被修正、被简化、被凝固起来了。

　　“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并非“滥得虚名”，主要还是事件本身的质量决定的。必须承认，一代代读者都跟它对话，这会造成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可只有当事件本身具备某种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无限丰富性，才可能召唤一代代的读者。当然，会有这么一种情况，事件本身具有巨大的潜能，但因某种限制，缺乏深入的持续不断的对话、质疑与拷问，使得其潜藏的精神力量没有办法释放出来。比如说文化大革命，这绝对是个“重大课题”，只是目前我们没有能力直面如此惨淡的人生。“五四”不一样，几乎从一诞生就备受关注，其巨大潜能得到了很好的释放。九十年间，“五四”从未被真正冷落过，更不要说遗忘了。我们不断地赋予它各种意义，那些汗牛充栋的言说，有些是深刻挖掘，有些是老调重弹，也有些是过度阐释。说实话，我担忧的是，过于热闹的“五四纪念”，诱使不同政治力量都来附庸风雅，导致“五四形象”夸张、扭曲、变形。

　　回过头来看，20世纪中国，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与其进行持续对话的，还是“五四”。所谓的“五四运动”，不仅仅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在北京的学生抗议，它起码包括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虽然此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学的、政治的立场与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

　　记得十年前，我曾带着自己的学生，依据档案、日记、报道和回忆录，重构当年北大学生游行的全过程。拿着自己画的游行路线图，从沙滩北大红楼出发，以寻访者的身份，一路上指指点点、寻寻觅觅，顺带讲述各种有趣的故事。到了天安门广场，因正值“两会”期间，警察很紧张，深怕我们图谋不轨。解释了大半天，才放行；不过，催着快走，别停留。穿过东交民巷，转往东单，再折向赵家楼。还敲了门，走进去跟老住户聊天。那次“重走五四路”，北京电视台还派摄影追随，做成了专题片，可惜播出时没录下来。

　　虽然每年都有纪念，但“五四”离我们还是越来越遥远。希望弘扬“五四精神”的，以及主张打倒“五四传统”的，好多都是在空中打架，没有真正落到地面上来。我之所以试图重建历史现场，目的是恢复某种真切、生动、具体的历史感觉，避免因抽象化而失去原本充沛的生命力。历史事件早就远去，但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记忆。没有大的历史视野，只记得若干琐碎的细节；或者反过来，沉迷在一些宏大叙事中，完全没有生活实感，二者都不理想。我们需要有大视野，同时也需要具体的历史细节。

　　看待历史事件，每代人都会带上自己的有色眼镜，或者说“前理解”。这是所有历史学家都必须面对的困境与宿命。“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名言有其合理性；但沉湎于此，很容易变得自负、专横。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只是一堆五彩斑斓的“文明的碎片”；我们凭借专业知识，力图用这些有限的“碎片”来拼接、还原、重构历史，这本来就有很大的危险性。你要是心高气傲，根本不把古人放在眼里，肆意挥洒自己的才情与想像力，不扭曲那才怪呢。我们确实无法完全呈现早就失落的历史场景，但那就应该彻底舍弃吗？作为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我们有义务努力穿越各种迷雾，走近1走进那个事件的内核，跟历史对话。某种意义上，我们之“重返现场”，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借助这一寻寻觅觅的过程，跟五四新文化人进行直接的心灵对话。这样的“五四纪念”，既五彩缤纷，也充满动感，还跟每个寻觅者的心路历程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五四”，方才“可信”，而且“可爱”。基于这一信念，进入新世纪以后，我改变论述策略，努力“走进五四”。

　　你问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伟大的五四”越来越被悬置，高高地放在神龛上。这样做,效果不好。长期以来，我们确有将“五四”过分神圣化的倾向。现在又反过来了，颇有用轻蔑的语调谈论“五四”的——不就是几千学生上街吗，不就是烧房子打人吗，有什么了不起；再说，动作那么粗鲁，应追究刑事责任才对。面对如此“新解”，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记得鲁迅对国人不了解《儒林外史》的价值，曾发出这样的感叹：“伟大也要有人懂。”再伟大的事件、著作、人物，若没有人真正跟它对话，没有让它回到人世间，就无法发挥真正的功力。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关键时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跟它对话。事件已经过去了，但是它会转化成一种思想资料，不断地介入到当下改革中。“五四”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你可以从各种立场来谈，从各个角度去看，但是你不能漠视它的存在。

　　为什么需要不断地跟“五四”对话？“五四”对我们来说，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不管你持什么立场，是保守还是激进，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存在，你不能视而不见。其实，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也都是在这种不断的对话中产生意义的。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87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

　　对于政治家来说，纪念“五四”，历来都是把双刃剑。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我们不断举行此类活动。不同政治立场的人谈“五四”，都有自己的引申发挥，有时甚至直接转化成政治行动。所有这些真真假假的言说、虚虚实实的纪念，同样值得我们认真辨析。应该认真考量的是，哪些话说对了，哪些路走偏了，哪个地方应该固守传统，什么时候不妨“与时俱进”。北大因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名扬天下，对此更是不容回避。正因此，今年4月下旬，北大中文系主办题为“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名参加的国内外学者有一百多位。平时我们开国际会议，都是三十人左右，那样讨论比较深入；这回破例，开这么大规模的学术会，也是别有幽怀——希望回应学界对于“五四”的各种质疑与批评。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有多种声音是很正常的。第一，容忍并认真倾听别人的批评；第二，有自己的坚持，不因外界压力而改变。所谓“多元”，不是说没有自己的主张；我是百家中的一家，必须把我的立场、观点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不屑于跟别人讨论，都不对。“五四”当然不仅仅属于北大，但北大无疑最为“沾光”。作为长期得益于“五四光环”的北大学者，我们必须认真面对“五四”这个巨大的精神遗产。当它被世人严重误解的时候，你有责任站出来澄清、修正、拓展。当然，这不是什么“坚决捍卫”。要是真的伟大，不必要你来捍卫；如果不伟大，你想捍卫也没用，反而可能帮倒忙。

　　我们的任务是，让“五四”这一话题浮出水面，引起世人的关注；在这个同样关键的历史时刻，重新审视“五四”。至于怎么关注，从哪个角度进去，得出什么结论，取决于个人的立场、视野、趣味，强求不得。有些东西，在特定时代会被有意无意遮蔽，你的眼光穿不过去。这一代人力所不及，看不清楚的问题，也许下一代人就能看得很清楚。我希望不仅跟“五四”先贤对话，也跟同时代学者对话，甚至跟我的学生辈对话。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思想／文学运动，在不断的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和原动力。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资源。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资源，无外乎两大部分：第一，直接从西学引进的，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到尼采到哈贝马斯，等等，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那就是本土的思想学说。对所谓的“中国文化”，必须做一个分析。今天一说“传统”，很容易就从孔夫子说起，甚至还有不少人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对此，我很不以为然。什么叫“传统”，就是那些直接间接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思维习惯、表达方式、审美趣味的东西。所谓“传统中国”，就是儒释道，就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而且，这东西辛亥革命后就没了，到此为止。想像“国学”跟“西学”截然对立，主张纯粹的“中国性”，我以为都是不可取的。中国文化本来就不纯粹，域外的思想学说，两汉进来，隋唐进来，明清更是进来，早就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除非你彻底封闭，否则的话，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保持“纯粹”状态。就像人类的基因不断稀释、变异，那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保持新鲜活力的需要。

　　即使不说这个问题，你也必须理解，晚清以降，我们不断跟西学对话，所创造、所积淀起来的“新传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我承认，“五四”新文化人对于传统中国的批判，有些过于偏激，但我们必须理解“五四”那代人的基本立场，以及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论述策略。在我看来，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切近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安身立命。

　　假如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无论主动还是被迫，都在跟西方接触；而从政治家的毛泽东，到文学家的鲁迅，各种各样的人，也都以自己的方式，跟西学对话。如此激烈的思想碰撞，不是说转就转，说停就能停的；可以赞赏，也可以批判，但不能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在我看来，这一中西文化碰撞的精神遗产，相当庞杂，也极为丰富，值得我们认真清理。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很可能正是这一块。不能想像，我们整天跟2500年前的孔子对话，就能解决当下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问题。我并不要求你认同“五四”新文化人的立场，但你必须面对他们提出的诸多困境与难题。请记住，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人很长时间里处于相当屈辱的境地。刚过上几天比较舒坦的日子，就翘起二郎腿，嘲笑“五四”新文化人没有风度，不够从容，过于偏激，我以为是不明智的。不必专治近代史，但直面这一百多年的风云激荡，理解历史的沉重与诡异，可以磨砺自己的思想。切断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动辄从先秦讲起，诗云子曰，然后直接跳到当下的“和谐社会”，这样谈论当代中国问题，其实很苍白。

　　历史久远，很多粗糙乃至让人恶心的东西，很可能早就被过滤掉了。因此，你所看到的“场景”，很优雅，具有合理性。文学也一样，唐诗历经千年淘洗，就剩这么多，当然每首都精彩，值得今人格外珍惜。而新诗就不一样了，每天都在生产，量那么大，鱼龙混杂是很自然的事。我没说哪位新诗人比李白杜甫更伟大，我只是强调时间对于人物、文章、思想、学说的淘洗作用。“五四”离我们那么近，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你看得很清楚，包括某些论述的暴力倾向，还有思想的阴暗或偏激等。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当然值得我们珍惜；但我本人更为迷恋复杂、喧嚣但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

　　你问我怎么看待这场运动对今天中国的影响，对我们来说，“五四”已经是长期研究的积淀了，不能用三五句话来打发。因为，那样做很暴力,且容易概念化。“五四”本来就是众声喧哗，很难一言以蔽之。茅盾曾经用“尼罗河泛滥”来比喻“五四新文学”，我觉得很有道理。尼罗河泛滥，自然是泥沙俱下，当时很不好看，但给下游送去了广袤的沃土，是日后丰收的根本保证。

　　如果不涉及具体内容，我想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谈论“五四”，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思想学说，还不如说是这种“百家争鸣”的状态让我怦然心动，歆羡不已。经过一系列的对话与竞争，有些东西被淘汰了，有些东西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成为主导社会前进的力量。承认这一现实，同时理解那个风云变幻的过程，而不要急于撰写“成王败寇”的教科书。

　　说到底，历史研究有其边界,也有其局限性。我极为心仪“五四”，但从不指望它解决现实问题。关于“五四”的谈论，即便十分精彩，对于今人来说，也只是多了一个参照系，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丰富与复杂。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不经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思想转化与制度创新，想用纪念3阐述某一历史人物4事件来解决现实中国的诸多困境，那都是异想天开。

　　2009年3月28日改定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4-30 20:44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4月29日   


回望五四之三

“五四”：漂浮的能指

■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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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文学革命派几乎都受聘于政府，在教育部领导下从事国语统一工作。北京政府大力推动文学革命，在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语统一计划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家统一计划构成语言政治学上的深刻关联。

　　事后证明，段派在1920年8月的大失败是文化政治学上的一个象征事件，深深影响了此后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写作。此时若把自己说成段派的受害者，就能从政治上洗刷自己，若说成反段派，就可一跃而为民主大英雄。因此，当胡适1922年2月为大局已定的文学革命撰史时，他对段派控制的北京政府在其中所起核心作用避而不谈，而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当成文学革命的中心人物，并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与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之间划出一道政治明暗线。

　　胡适确提到了教育部，却将其处理成一个与段派势力毫无瓜葛的机构；另外，他不顾林纾不奉北京政府正朔及对段祺瑞极度反感，将他推向政府怀抱，组成反文学革命同盟，以这种方式，他绘出一幅“政治正确”的文学革命地图——其最大漏洞是，若无政府之力（整合全国教育体系、设立专门机构、发布命令、强制执行等），仅靠几个教授“为数不过数年的提倡，这个被鄙视了一千年的‘俗话’”何以“一跃而升格成为‘国语’”？

　　用九十年回忆某一天，它就势必膨胀为一个庞大的历史想象体，耸立于现代入口处，以验证我们的现代身份——这种追求历史断裂的心理需要，创造了一个断裂。断裂的确发生了，但不是在1919年的5月4日，而在层累造成的历史写作中，在意义的不断添加中。.

　　1

　　长期与列强打交道并谙合纵连横术的李鸿章深知，弱国若想在列强环伺时尽量减少损失，就须巧妙利用列强间矛盾、其国际法及其标榜“公正”的政治虚荣，使之相互牵制，以便自己赢得时间增强国力。此时，一国之民的团结、努力和忍耐最为重要。

　　外交是各国利益博弈场，外交决策需深远的国际战略眼光及众多专门知识，非见识浅陋的普通国民所能窥其大略，因此，它对国民只能告以能够相告之事，以免外交决策受制于国民一时感情的冲动。

　　民国肇始，新登场的外交家多缺乏实际外交经验，且共和制下，外交成了各怀动机之人均可在报刊上随意发表见解以影响舆论的公众之事。这本可训练国民外交智慧，但与前清政出一门不同，民国政出多门。党争、南北分裂及地方不服从中央，使外交问题变成国内相互冲突的政治势力用来打击政治对手的材料，同时使相互冲突的外国势力得以利用中国内部的派系之争。国内国际政治如乱麻纠结在一起，国内冲突被国际化，国际冲突被国内化，而承担外交之责的执政势力就成为不必负其责的在野势力口诛笔伐的目标。

　　且列强间勉强维持的制衡，随1914年欧战爆发及英法德一时无暇东顾而向专注于在亚洲扩张的日本、1917年从欧战抽身而出的俄国及迟至1917年才对德宣战的美国偏斜。日本侵占德控青岛，俄国向外蒙渗透，美国则力图限制日俄以便主导对华控制权。它们分别在中国的政治-军事派系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

　　2

　　段祺瑞总理是对德主战派，又是武力统一派。虽为皖系头目，皖系将领却不听其调遣，几无可用之兵。如能对德宣战，他就能获得正当名义和协约国借款，建立一支名曰“参战军”的听从自己号令的军队，以图武力统一全国。自然，其提案遭南方军-政势力、北洋其他派系及地方割据势力强烈反对，因为一旦控制北京政府的段派还操控一支军队，别系别派就可能失去立足之本。1917年后的政治格局渐呈朝野各种势力联合倒段的态势。

　　段政府1916年6月上台，不久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蔡本反对参战，但到京后态度迅速转向段氏。受蔡之聘并获政府任命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也随即在《新青年》上声援段，谓其以国家利益为重，“在旧势力人物中，尚属最廉正者”，并讥讽反北京政府的孙中山及因复辟被段赶走的康有为，“失意之伟人，无论其事于人类之公理正义如何，于国家之利害关系如何，凡出诸其敌党段祺瑞、梁启超所主张者，莫不深文以反对之，虽牺牲其向日之主张进取，主张正义，不畏强权之精神，亦所不惜；虽与国蠹张勋、倪嗣冲、王占元、张怀芝同一步调，亦所不羞。某有力家遂利此以为攘夺政权之机会，虎踞南服，舆论因以从之”。他痛贬德国，忘了自己不久前对“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极表敬佩。

　　由于美日法俄敦促，北京政府遂于1917年8月宣告对德宣战。参战军组建了，交由徐树铮统领。但中国最终没派出参战军，只派了十几万民工前往欧洲当苦力。由于欧战很快结束，参战军更名边防军，在国内反段势力和国外反俄势力双重压力下，调往西北“巩固边防”，而徐树铮则变成经略西北及蒙疆的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更强大的直奉两系军队反倒源源不断向北京方向开来。

　　3

　　《新青年》同时鼓动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与对德宣战。政府虽对新文化的一些过激学说（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保持警惕，但文学革命和对德宣战却与政府口径一致。北大文学革命派几乎都受聘于政府，在教育部领导下从事国语统一工作。北京政府大力推动文学革命，在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语统一计划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家统一计划构成语言政治学上的深刻关联。

　　至于新文化，政府当然不会一味拒绝。新文化（欧化）本身是一个非同质物，谁都可从其中找到合意的货色。但对一般青年来说，其激进方面最有吸引力，而为激发青年变革热情，新文化派刻意将中国文化描黑，而欧西则被神话成光明、人道、正义的天使，并把威尔逊为说服中国参战祭出的“公理战胜强权”说辞当成证据。考虑到中国七十多年来所受屈辱、不公正和灾难大多来自欧西，这种言论就太过天真。对在襁褓中就被列强的炮声惊吓的一代人来说，患上这种历史遗忘症的确令人惊讶。所谓“意识的操纵”，于此可征。

　　清末维新派通常不从道德上美化其效法的对象。在其看来，欧西各国乃一群到他人领地肆意劫掠的狼，中国为自保就必须在某些方面变成狼。但他们眼中的一群狼在新文化派那里却成了一群鸽子，翱翔在“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陈独秀1917年2月写下这个句子时，这群鸽子正在以大工业制造的兵器相互屠杀。

　　4

　　1918年11月11日后两个月，是段派和新文化派最风光的时候。欧战结束，中国忝列战胜国，激发了国民的爱国之情，且极大提高了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和段派的身价。这不是反北京政府或反段的南北各种政治-军事势力所乐见的，因为它大大降低了它们的合法性。此外，蔡元培和陈独秀像段氏一样有理由将这一外交胜利当做个人的胜利，因为这证明当初他们主张参战是对的，而欧战胜利对新文化派之“世界大同主义”（实为全盘西化）也是有力支持。

　　在北京的胜利庆典中，段氏所到之处受到北京各界、尤其是学界的痴迷的欢呼。北大教授们在街头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高呼“公理战胜了强权”。蔡元培甚至天真地说：“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相协商，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大学生欢庆队伍涌向美使馆，一路狂呼“威尔逊总统万岁”、“中华民国大总统万岁”。

　　这种视美国为正义天使和公理卫士而非为本国谋私利者的倾向，典型体现于南京一个欢庆场面：由于找不到一个像美公使那样的大人物，美传教士司徒雷登（次年被教会任命为燕大校长）就被请上官轿，两边卫兵相随，前有军乐队开道，过街走巷。受宠若惊的司徒雷登在轿子上看到街两旁欢呼的人群和张贴的赞美威尔逊的标语，给国内教会写信，说他看到中国人终于“懂得了这场战争的道德意义”，这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扫清了场地，而威尔逊在这里被尊为“仅次于孔子和圣王的人”。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上盛赞“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讲，都是正大光明，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不久，他又比较了东京和天津的大学生欢庆胜利的提灯会的不同风格，说日本青年“反对武人政治”，中国青年却“崇拜忠、孝、节、义时代的武人。现在两国的青年思想如此不同，将来的国运就可想而知了”。这种信口开河的句子充满《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

　　5

　　从1919年初开始，巴黎陆续传来不妙的消息。时在巴黎的张奚若读到几期《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后，警告胡适：“读《新青年》等报，见谓公理战胜强权，以后世界将永远太平，令人叹其看事太不critical（谨严）。德、奥之败，谓败于Bolsheviki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也。至于世界以后果能太平与否，全视此次和平条约之性质如何，the　League　of　Nations（国联）之组织如何，及以后各国政府对于此League　of　Nations有无诚意维持。以将来大势测之，似将和平；以目下事实言之，则不敢也。《新青年》等报谓世界将永久和平，未免蹈混事实与希望为一之弊。”

　　这比《新青年》诸人高出一筹，但将公理置诸俄美之手，则同蹈混事实与希望为一之弊。俄新政府1917年底到1920年4月三次声明将归还沙俄掠取的中国领土，只是缓兵之计，它处于内战中，边境空虚，以美好句子拉拢中国只为分裂日美中联军（时中国军队正参与日美在双城子和海参崴的对俄军事行动），以保俄境无虞，而其一旦解决内乱，就立即染指中国西北、外蒙和东北。但俄新政府的声明却在中国新派人物那里激起对苏俄的热情，说它最无私，与西方帝国主义判若霄壤。此外，威尔逊在巴黎和会提出的以民族边界重划欧洲国界（民族自决），也只为再度搞乱欧洲，以利美国崛起，所以他同时警告美国人不得因民族问题闹分裂，其司法部长则大肆搜捕无政府主义者和赤色分子，严厉程度非北京政府可比。

　　但《新青年》的言论提高了大学生对欧西“公理”的期待，没认识到国际关系的实质。作为弱国，中国只是列强重新分配利益的一个筹码。尽管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尽力阻止列强把青岛转给日本，但英法意（及后来的美国，它试图以日牵制俄）则驳回中国的正当诉求。到2月初，陈独秀也意识到他鼓吹的“公理战胜强权”掩盖了列强的本质：“协约国攻击德国的旗帜，就是‘公理战胜强权’。如今那海洋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巴尔干问题，殖民地占领问题，都是五个强国在秘密包办。至于弱小国的权力问题，缩小军备问题，民族自决问题，更是影儿没有。我们希望这公理战胜强权的假面，别让主张强权的德意志人揭破才好。”几天后，他更不安地问：公理何在？法兰西的理想家到哪里去了？

　　5月初，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奋，而从希望之巅——新文化派塑造的欧西正义神话——像自由落体一样坠入失望的北京学生则决定上街游行，本意不是反政府，而是呈递“说帖”哀请英法美三国相助，所以游行预定路线不是从天安门到总统府，而是到东交民巷。这显然在配合政府外交，也因此获得政府容忍。仅仅几个月前，他们还在东交民巷向心中的正义诸神表达过狂热崇拜，如今才发现东交民巷原来一直由外国士兵把守。这激起他们一度为世界大同主义淹没的民族主义情感。这为遭到新文化运动蔑弃的中国文化的回归铺垫了心理基础，几年后，连当初喜欢在行文中夹带外文并主张废除汉语的新文化运动干将刘半农竟发誓从此对同胞“不说外国话”，看见北京街头的西语招牌，就说是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并说“吸取外国的文明”只为“以其人之道，还以其人之身”。南方政权最终也是靠民族主义才赢得召唤力，通过北伐完成了短暂的统一。五四事件起于对欧西的大失望，人们冷静下来方知，在国家四分五裂、远未成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之时，“民主”（如胡适、李剑龙“联省自治”、“中央与地方分权”等主张，这是“割据诸侯”最爱听的调调）只会强化离心力。在1920年前后高唱民主的人们在30年代开始起劲谈论专制。此时，北京政府的历史罪过只在其无力统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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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递交了说帖，按原计划该返回天安门，但部分学生——大多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社团背景，与俄国势力有关系——激烈主张找亲日官员算账，于是发生火烧赵家楼和痛殴章宗祥的暴力事件。就在大学生向英公使馆递交说帖希其帮助中国时，英势力已渗透到西藏，遂有与中国划界之议，试图使“纵横数千里地，一朝而弃其主权，始虽废为瓯脱，终必被人占领”，但五四运动却没发展成反英运动。

　　五四事件迅速传遍全国。反北京政府的势力及政府内部的反段势力立即大力声援，这其中就包括孙中山和康有为，而美使馆及来华讲学的杜威也对这一反日运动推波助澜。本来5月7日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后，运动就该告一段落，但各种国际-国内政治势力想使运动“继高增长”，最大程度削弱北京政府的合法性或搞垮段派。大学生成了校内外各政治势力争相利用的对象，而这些势力背后又往往有复杂的国际背景。上海警署的探子在7月的一次搜查中捕获“无政府共产党”成员一名，邮局检查员则“检获与该党有关之北京大学学生凌霜、克水等原函数件”。

　　五四运动在7月渐渐平息，但政争却更激烈地继续进行。攻击段祺瑞、徐树铮及其安福俱乐部的小册子迭出，风行于世。自1918年成立，该俱乐部一直控制北京政府内阁人选，使别派别系难以插足北京政府。

　　1919年11月徐树铮带兵前往外蒙，收回一度在俄控制下“自治”的外蒙主权。这为北京政府和段派增添了荣光。在次月徐树铮返回北京述职并再度赴蒙之际，段祺瑞率百名军官在保和殿开欢送会。徐树铮在普通国民——而非他的政敌——眼中成了民族英雄。但徐的名声鹊起，使其政敌担心其势力日渐壮大而处处设限，使边防军军饷和军械得不到保证，外蒙遂再度空虚，苏俄势力不久趁势侵入。若徐是卖国贼，那向英美俄表达敬意的又是什么人？

　　由于各种势力联合倒段，到1920年夏，段处境孤立，而徐也岌岌可危，遂调边防军前来救驾，但直系吴佩孚早在京畿布以重兵，只几天就将边防军消灭殆尽。段迅速辞职，“归位”的靳云鹏政府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对徐树铮发出通缉令。就在安福系摇摇欲坠的1920年1-4月间，受安福系庇护的代理教育总长傅岳棻一连颁布几道命令，改全国国民学校的文言为白话。这标志文学革命在制度上获得成功。“这一命令，”胡适1920年4月说，“将中国的教育改革至少提前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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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派的失败，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失败，更是道德大溃败。尽管同样时刻觊觎权力的竞争对手们的道德与之不相上下，但它们利用了形势，将一场政争变成针对段派的全国道德大审判。事后证明，段派在1920年8月的大失败是文化政治学上的一个象征事件，深深影响了此后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写作。此时若把自己说成段派的受害者，就能从政治上洗刷自己，若说成反段派，就可一跃而为民主大英雄。因此，当胡适1922年2月为大局已定的文学革命撰史时，他对段派控制的北京政府在其中所起核心作用避而不谈，而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当成文学革命的中心人物，并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与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之间划出一道政治明暗线。

　　他确提到了教育部，却将其处理成一个与段派势力毫无瓜葛的机构；另外，他不顾林纾不奉北京政府正朔及对段祺瑞极度反感，将他推向政府怀抱，组成反文学革命同盟，以这种方式，他绘出一幅“政治正确”的文学革命地图——其最大漏洞是，若无政府之力（整合全国教育体系、设立专门机构、发布命令、强制执行等），仅靠几个教授“为数不过数年的提倡，这个被鄙视了一千年的‘俗话’”何以“一跃而升格成为‘国语’”？但随着胡适《三十年中国之文学》的发表，当初的北大文学革命派宁可相信这是真的。到1923年12月，当陈独秀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时，尽管不同意胡适的唯意志史观，却写道：“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1935年，胡适再次为文学革命写史，删去陈独秀那句“常有人说”，使有主观色彩的间接引语变成事实陈述句：“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

　　从1920年4月胡适的“（北京政府）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到1923年12月陈独秀的“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再到1935年胡适的“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文学革命成功的事实没变，其中心人物却被替换，由北京政府变成“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不惟如此，这种历史虚构还把北京政府奇特地写成文学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尽管无法出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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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胡适1932年“转向”南京政府后，他忘了自己三年前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未发表）中严批南京政府剥夺了国民在北京政府时期享有的言论自由（段祺瑞1916年上台后即废除袁世凯的报刊检查制度，这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制度条件）：“这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箝制。异己便是反动，批判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议论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停止邮寄，重的便遭封闭。所以今天全国之大，无一家报纸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

　　1935年胡适已是南京政府的红人，常赴南京拜会蒋某，却为避嫌不去南京老虎桥监狱探望因“危险言论”于三年前入狱的老友陈独秀。伤心的陈发誓要与之恩断义绝，胡这才在教育部长段锡朋（五四学生领袖之一，念师生情一直颇照顾狱中的陈独秀）陪同下光顾监舍。

　　这年5月4日，胡适发表《纪念“五四”》，把1917到1919年的北大说成漂浮在中国北方黑暗之海的一座光明孤岛，仿佛在1935年北大教授可在报刊和大街上自由宣讲无政府主义和“Bolsheviki的胜利”，大学生可随时啸聚于政府大楼，冲动时殴击政府官员，且一般还能免于法律追究：

　　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两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点研究学术和自由思想的风气。在现在看来，那种风气原算不得什么可惊异的东西。但在民国七八年之间，北大竟成了守旧势力和黑暗势力最仇视的中心。

　　那个时代是安福俱乐部最得意的时代；那一班短见的政客和日本军阀财阀合作，成立了西原借款和中日军事协定。在那强邻的势力和金钱的庇护之下，黑暗的政治势力好像是安如泰山的了。当时在北方的新势力中心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会注意的是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反对孔教，后来提倡白话文学，公然主张文学革命，渐渐向旧礼教旧文化挑战了。当时安福政权的护法大神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脑筋是徐树铮。徐树铮是林纾的门生，颇自居于“卫道君子”之流。

　　《新青年》的同人攻击旧文学与旧礼教，引起了林纾的反攻；林纾著了几篇短篇小说，登在上海《新申报》上，其中《荆生》一篇，很明显的攻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三人，并且希望有个伟丈夫荆生出来，用重十八斤的铜锏，来制服书痴。那篇小说的末尾有一唱三叹的论赞，中有云：“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陈）狄生（胡）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是反激荆生的话，大家都很明白荆生暗射小徐将军，——荆徐都是州名。所以在八年的春初，北京早已闹起“新旧思潮之争”，北大早已被认为新思想的大本营了。

　　在南京政府书刊检查官看来，这段文字太妙了，尤其是“在现在看来，那种风气原算不得什么可惊异的东西”一句。可惊异的是，如今的文学革命史依旧是这段妙文的放大版。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09:42

五四  伟大的“未完成”

杨义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向前开拓五四精神需要新境界，我们既要充分肯定五四的价值，它是我们伟大的遗产；同时又要看到，现代社会的发展还需要很多人去创造，不搞经济建设、不搞社会革新，只是在文化上吵嚷，很多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90年，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我们进行创造性的反思，重新看待五四，重新思考一个现代化大国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文化精神。

思考五四运动的新维度
　　
　　　　五四是伟大的，同时五四也是一个伟大的“未完成”。它的伟大在于给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开了个头，而它的未完成也是因为它仅仅只是开了个头。只靠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不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还要有社会体制的革新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说，五四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让我们去创造，而我们既要还前人应有的伟大，同时也要给现代人创造的空间。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经过漫长的积累，文化肌体逐渐僵化，产生了很多废物，就像老一辈的人连破铜烂铁都舍不得丢掉一样，屋子里的废物太多了，新的、有用的东西就不能进来。而五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人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创造了很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我们要了解、要吸收，五四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大，不能关起门来发展。
　　　　同时，五四还开通了时代的潮流，我们要革新、要创造，思想文化和社会体制各个方面都要进行创造，我们要向前走，五四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问题的维度。从此以后，我们可以思考革命与保守、启蒙与救亡、科学与民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随着五四的潮流涌进来的。
　　　　打开思路很重要，我们从中国自己的需要、中国自己的问题、中国人自己的感受，甚至包括中国人自己的尊严出发，把我们的知识重新组合，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所提供的思维方式介入到我们的知识系统，重新整理、重新理解，中国人的聪明足可以使我们的国家走向新的天地。

现代文明更需弘扬

　　　　“扫荡废物，催发新生”是鲁迅对五四精神的概括。他讲的是扫荡废物，而不是扫荡旧物，废物自然在旧物里面，东西过于陈旧了，也容易废，但是废物不等同于旧物。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还要在旧物中重新挑挑拣拣，选拔有价值的东西。
　　　　鲁迅对于五四是忧虑重重的。在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件过去之后，不同的人对它的成果有不同的宣传，这不完全涉及革命和保守。鲁迅担心的是“五四失精神”。因为很多人会陷入到一个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模式中，以获得新的权力。在五四刚刚过去的时候，颂扬五四的人，可能想在这场运动的功劳簿上排座次；而忧虑五四的人，却是真正遵循五四精神的人。看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他们创造了各种神话，其目的就是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座次。相反，对五四感到彷徨迷茫的人，倒是因为爱之过切，忧虑生焉。
　　　　鲁迅在解释五四精神的时候，强调过两个问题，一个是白话文运动，一个是文体的革新。鲁迅认为白话文运动是成功的，但是白话文既可以做进步思想的文章，同样也可以用来做腐朽思想的文章，所以还需要思想革命。鲁迅还认为，最后还要进行社会改革，而这些都是在为社会改革作先导。
　　　　五四时期，产生了很多新文体。小说的地位被抬高了，但小品文的成功还在小说、戏剧、诗歌之上。莎士比亚作为戏圣，并没有引起大家很大的兴趣，倒是大家都说易卜生好，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五四是一个探索性的、个性活跃的时代，而不是经典性的时代，产生真正的经典还要经过努力。
　　　　五四作为一个伟大的开端，启动了中国向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整个转型，这是它的伟大之处，但是它并没有完成，也没有给整个转型设计好方案。今人应该有更高的创造，而不是去重复它，五四精神就是要向前开拓。这需要一个境界，整天在文化上吵吵闹闹，不搞经济建设、不搞社会革新，很多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我们要充分肯定五四的价值，它是我们伟大的遗产，同时，现代社会的发展还需要很多人去创造，这不是五四那一代人就能完成的。
　　　　鲁迅当年反复地讲，他有一种济世之感，那种感觉是他那代人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一代人有一代人思维的方式、感觉的方式。我认为，实现和弘扬中国现代精神的发展和现代人强国的梦想，就是对五四最好的继承。

国民性有待改造

　　　　解剖国民性、改造国民性是鲁迅当时作为思想文化和社会改革过程中的一个命题提出来的，是他在思考了中国长期以来儒道释的思想对老百姓的深刻影响之后，沉寂下来的一种思想状态。现在有些海外的学者认为，鲁迅讲这些话是殖民话语、是传教士的史密斯、是“支那人”的气质。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重新理解。
　　　　鲁迅解剖国民性的思想形成，虽然受到了西方传教士和一些思想家、日本对国民性思想的传播以及维新派的梁启超对国民性的看法的影响，但他并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是有着自己的观点。早在1902年，鲁迅就分析过国民性和人性的问题，他以《天演论》的思想为基础，对国际竞争的残酷性，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他提出“我以我血荐轩辕”，不惜以鲜血来进行血荐，这跟传教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曾以拜伦的战斗不已的思想和反叛的精神作为自己的支柱，他讲到要扫除古国之国民性陋习，这也和传教士没有共同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思想更多地是从中国的现实感受出发，而不是从一个空洞的外来观念出发。鲁迅在写《阿Q正传》时，阿Q的影像已经在他的脑子里晃动了好几年，他就是要用阿Q来刻画清末国民的魂灵。“我也不知道我画好没有，但是，我是根据我对现实的感受和体认来画的。”他画出来之后，很多小官僚、小政客惶惶不可终日，总觉得是写了自己。可见，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是从中国自身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某个概念出发。
　　　　另外，鲁迅把对国民性的思考纳入到整个社会革命的进程中来，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与传教士都是明显不同的，不是采取静止的、观赏的、甚至妖魔化的态度，而是采取动态的、批判的、改革进取的态度。他说，国民性是很难改革的，但是该改还得改。也许老奶奶的脚是个三角形的，穿着一个绣花鞋，但是，她的孙女很可能是个天足，这不就可以改革么！历史的进程证明了鲁迅的预言是正确的，依靠新的观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民性是可以改造的。所以说，把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观点说成是一种殖民话语，说成是从传教士那里舶来的，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说法。
　　　　改造国民性是鲁迅的一个深刻的命题，这对于现在提高我们国民的素质仍有启发。

伸张民间话语权

　　　　鲁迅的文学观到了后期，更重视大众性。有人说，这是鲁迅的人民性，我觉得与其叫人民性还不如叫民间性。因为，鲁迅从来没有使用过“人民”这个词来谈文学。他认为旧的文学衰退了，往往要从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那里吸取营养来重新振作。五四运动使整个文化的价值结构发生了变化，民间文学在价值结构中整体上升，官方的东西在下降。
　　　　19世纪俄罗斯的民粹派，提倡到民间去，这个思潮对五四有很大影响。鲁迅在1930年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时，把民粹派翻译成民众主义，这里就存在着他对民间性的认同。
　　　　有人认为鲁迅批评梅兰芳，好像是在批评京剧，但是我们先来看看鲁迅批评的是什么。梅兰芳以前的戏，有些很低俗，但是老百姓喜欢，后来，一些文人士大夫把它变高雅了，老百姓也就听不懂了，像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词很雅，老百姓听不懂。所以鲁迅说，与其去看一个不死不活的天女，还不如去看一个健康活泼的村女。他是带着民间的立场去讨论梅兰芳这一现象的变化的，而不是去讨论一个剧种。
　　　　当然这种民间的立场，也有它的局限性，艺术也可以更高雅一点。但是，鲁迅认为，这种民间的情调过去是受压抑的，现在我要为它伸张话语权。
　　　　鲁迅的民间性，还体现在他对“火种”这个意象的使用上。这在前后期是变化的，在前中期，他反复使用普罗米修斯盗取天上的火种给人间；到了晚年，他认为“敲石取火”，只要有石头在，火种就不会灭。就这样，鲁迅从西方神话的境界又回到了现实的中国民间。

（本报记者杨阳／采访整理）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9-4-16 10:56:28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09:46

青年话题

五四90年：“德”“赛”先生依然年轻
吴稼祥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5-01



    再过几天，中国的“五四”母亲生下来的小“德”（来源于希腊语的英语单词Democracy的音译“德莫克拉西”的第一个字，意译是“民主”）和小“赛”（英语单词Science“赛因斯”的音译，意译是“科学”）先生，就满90周岁了。按人的寿命论，虽然可以称他们为德老和赛老，但按其在人类历史上的生存时间论，他们并不老迈，依然年轻。

    1918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反对《新青年》的人，无非是因为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我们直认不讳。但是只因为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

    于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受孕，16个月怀胎，1919年5月4日，两位先生临盆，流血的是北京的青年学生。事情的起因是爱国，但矛头指的却是政府，因为北洋政府同意西方列强让战胜国中国接受战败国待遇——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爱国就要救亡，救亡就是“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个活儿，当然得麻烦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干。

    90年来，头断了不少，血流得更多，包括陈先生自己的头和自己的血，但德赛两位先生却有点像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黑先生”和“白先生”，形态若有若无，名声时好时坏。按照李泽厚先生的理解，五四运动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90年里，头30年是救亡；中间30年应该是启蒙，但结果是蒙昧，赛先生变成臭老九，德先生带上了红袖标；最近这30年，赛先生进了各级领导班子，德先生呢，终于成了“好东西”，写进了许多国策文件。

    原本以为在德赛两位先生没有真正存在和生活过的地方，青年应该是他们的天然近卫军。但让我困惑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渐渐有一些自封为“草根”、反智、爱国和民族主义者的青年，认为知识是扯淡，知识分子是狗屁，赛先生呢，自然是扯淡加狗屁；至于德先生，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卧底特工。

    同样是北大，同样是陈独秀先生当年为德赛二先生杜鹃啼血的地方，有人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谆谆教诲学生，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还有人不患中国没有德先生，患中国没有秦始皇，并为此很不高兴。此种奇谈怪论，居然获得某些年轻网民的狂热喝彩，让人担心——为他们的未来，也为国家的未来。

    任何东西，适量是药，过量是毒，科学与民主也不例外。不过，科学与民主在西方可能有过量的问题，但在中国显然不足。假如咱瘦骨嶙峋，就不要跟着胖人节食。我们民族远有秦祸旧伤，近有“文革”新痕，如今反被某些人看作伟大帝国的辉煌，看来，两千年专制老传统毒素，非90年五四新传统解毒剂可以彻底消解。对于数千年的老大帝国——中国来说，90岁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年轻。我们今天纪念“五四”，有一件一再被中断的事依然紧迫，那就是启蒙。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09:46

"五四"本质：一个过渡性运动

中国网 时间：2009年04月30日 文章来源：海南新闻网 |  



　　这场运动在某种意义上看来有些像西方在过去三四百年间所经历的思想进化的一个缩影。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无疑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历史上的一条分界线,同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像辛亥革命标志着一个确认的政治制度的废除那样确定无疑。

五四运动实际是思想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本质上,它是一场广义的思想革命,所以说它是思想革命,是因为它是以思想的变革是实现这一现代化任务的前提这一假设为基础的,它所促成的主要是思想的觉醒和改革,同时还因为它是由知识分子所领导的。这种思想革命又进而促进了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革。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目的是维护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实际上自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所有重大的改革和革命都是由这个目的所引起的。

为了实现这一点,"五四"时期的改革者与前几代改革者不同的做法是,提倡中国在所有重要的文化领域,包括从文学、哲学、伦理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风俗习惯等各面的现代化和西方化。他们从批判旧传统和以西方文明重估中国人过去的态度和实践开始,他们认为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科学和民主。因此,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和创造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文明以"挽救中国"。

个人解放是"五四"时期,特别是其初期最流行的观念之一。1915年以后,大多数年富力强的思想改革者开始认识到,为了使民族振兴,必须使个人摆脱传统陈腐的伦理和制度的束缚。使所有个人从旧的被动思考和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自给自足家长制的家庭和氏族制度下解放出来,将使民族的力量得到增强。因此,通过破除偶像和开展批判以打破旧传统和旧习惯,成了五四运动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它攻击流行的儒家学说、攻击文言文和旧文学、暴露民族性格和习惯的缺陷、嘲笑东方的"精神"文化、推翻古老的传说,同时青年们开始反抗旧的包办婚姻和家庭生活——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这种破除偶像、大批判和无情摧毁的精神。虽然改革的领导者所宣称的目标是建设一种现代文明,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与他们摧毁旧事物的活动相比则远为逊色。结果,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失去了吸引力。

在这种对旧传统作批判性重估的开始阶段,唯心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实在论、未知论等五花八门的理论充塞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头脑。改革者一般都认为在物质的和社会政治的改革之先,必须有一个思想意识和制度的变革。在批判传统束缚这个问题上,他们认为个人自由比一致性更为重要。此外,尽管他们按捺不住冲动和爱国的激情,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却是理智的和合乎逻辑的,至少他们宣称是打算这样做的。这种现象尽管还只是初步的显露,但比起他们的先辈、清末以来那些士绅们(除了少数例外)所特有的思想方法来说却是不寻常的,他们在思想活动上力求达到思维的清晰。他们向权威挑战,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道德原则表示怀疑,并以功利主义的态度对所有这一切加以重新评价。他们的口号是"证明一切"、"请给出证据",虽然他们在行动上有时并没有彻底贯彻。对于一切在他们看来可疑的旧传统,几乎无不提出挑战。

但是这种个人解放的潮流与西方所宣扬的个人主义并不是一回事,与西方所提倡的自由主义意义也不尽相同。在中国许多年轻的改革者看来,对于救国的目的来说,个人解放与维护个人权利的作用差不多。"五四"时期对于个人和独立判断的价值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但同时也强调了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这种情形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兴起不同,因为面对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列强,民族与国家始终是不能忘记的。因此,中国所提倡的个人从传统特别是从大家族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要求,很快就被一个有良好组织的社会和国家、有一个强大的政府的要求所平衡。此外,这个时期各种有不同思想意识倾向的派系还宣扬一种广义的自由主义。除了有受18、19世纪英法思潮影响的自由主义者及实验主义者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和各种社会主义者,所有这些人在当时都自视为争取自由的斗士,他们有力地激发了破除旧传统和旧习惯的活动。

除了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干预的影响,这些派系的差异以及它们对国家最首要问题强调方面的差异,促使了五四事件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的兴起,这两种势力压倒了个人主义的潮流。现代西方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一个独立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观念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知识分子们不久便意识到,要挽救民族和使其强大,他们必须使民众觉悟到民族的危机和他们自身的利益,并率领他们前进。因而青年知识分子们把群众运动、宣传、组织和革命纪律看作是他们反对强权政治和与军阀斗争的重要和合理的方法。而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宣扬的贫困阶级和殖民地的解放,以及未来的国际主义和睦邻友好关系,为这些观念和实践提供了道义上的根据。结果,从西方观点看来是反自由主义和反个人主义的潮流在"五四"末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很可能为后来的民族主义者的家长制和共产主义者的极权制开辟了道路。但是在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在五四事件后那些年的形势下,直接的和有组织的活动,及群众的示威游行,是在中国推进民主可能采取的最好的方式。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民众的行动对政治施加社会压力。这类有组织的活动看来是对那种对内欺压人民、对外软弱无力的政府进行抗议的最理想的方式。因为在现有的条件下,另一个唯一的选择可能是一场流血的革命,而这不是大多数运动参加者所追求的目的。

总地来看,过渡性是运动的基本方面。如果对"五四"前后的中国作一考察的话就不难发现,它经历了一场带根本性的、彻底的思想和社会政治变革。这场变革是在对旧传统进行批判后迅即展开的激烈辩论和有组织的斗争中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古老的中国经历了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诞生的阵痛。改革活动的不同阶段显示了不同的特点。除了某些侧重点和结果的不同外,这场运动在某种意义上看来有些像西方在过去三四百年间所经历的思想进化的一个缩影。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无疑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历史上的一条分界线,同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像辛亥革命标志着一个确认的政治制度的废除那样确定无疑。

摘自《五四运动史》 (美)周策纵/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09:46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4月29日   



叶圣陶谈“五四运动”




　　梁启超在1925年5月4日《晨报副刊》“五四运动纪念号”发表的《学生的政治运动》一文中说：“五四”这个名词，不惟一般社会渐渐忘记，只怕学生界本身对于他的感情也日淡一日了。

　　事实也正是这样的。从1920年至1926年的七年间，《晨报副刊》每年的“五四纪念日”或发表“纪念专号”，或发表多篇纪念文章，虽说褒贬不一，但都在营造“纪念”的氛围。到了1927年5月4日“五四八周年”，《晨报副刊》就只发了主编瞿菊农的一篇短文《谈自由》，“作为五四运动的一番纪念”。而所谓的“纪念”，也只是批评“学生运动”，要学生正确理解“自由”的含义，“不要救国适以害国，更不要放纵的侵犯他人的自由。”由于人们的淡忘和民国政府的压制，1930年代“五四运动”一度成了“北大纪念日”，“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叶圣陶长篇《倪焕之》第二十章就显特别可贵，这一章专谈“五四运动”，原载《教育杂志》第十九卷第九号，出版时间为1928年9月20日。经历了“五四”落潮和1927年的“大变动”，叶圣陶这么真诚、全面、完整地解读“五四”，着实凸显出了他对社会舆论的不屈不从，视野宏阔，见识高远。80多年过去了，叶圣陶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今天读来依然感到格外亲切。

　　“五四运动”犹如一声信号，把沉睡着的不清不醒的青年都惊醒了，起来擦着眼睛对自己审察一番。审察的结果，知道自己锢蔽得太深了，畏缩得太甚了，了解得太少了，历练得太浅了……虽然自己批判的字眼不常见于当时的刊物，不常用在大家的口头，但确然有一种自己批判的精神在青年的心胸间流荡着。革新自己吧，振作自己吧，长育自己吧，锻炼自己吧……差不多成为彼此默喻只不过没有喊出来的口号。而“觉悟”这个词儿，也就成为最繁用的了。

　　刊物是心与心的航线。当时一般青年感觉心里空虚，需要运载一些东西来容纳进去，于是读刊物；同时又感觉心里饱胀，仿佛有许多意思许多事情要向人家诉说，于是办刊物。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刊物就像春草一般萌生；名称里大概有一个“新”字，也可见一时人心的趋向了。

　　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渐渐成为当时流行的观念。对于学术思想，对于风俗习惯，对于政治制度，都要把它们检验一下，重行排列它们的等第；而检验者就是觉悟青年的心。这好像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的事，其实不然。一切既已排定了等第，人们就觉得再没什么可疑的，哪是甲等，哪是乙等，一直信奉下去，那倒是非常普通的事。若问甲等的是否真该甲等，乙等的是否非乙等不可，这常在人心经过了一阵震荡之后。明明是向来宝贵的东西，何以按诸实际，竟一点儿也不见稀奇？明明是相传有某种价值的东西，何以生活里撞见了它，竟成为不兑现的支票？疑问越多，震荡越厉害；枝枝节节地讨究太不痛快了，索性完全推翻，把一切重行检验一下吧。这才使既定的等第变更一番。而思想上的这种动态，通常就称为“解放”。

　　被重新估定而贬损了价值的，要算往常号称“国粹”的纲常礼教了。大家恍然想，那是蛮性的遗留，无形的桎梏，可以范铸成一个奴隶，一个顺民，一个庸庸碌碌之辈，却根本妨碍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向是让那些东西包围着，犹如鱼在水里，不知道水以外还有什么天地。现在，既已发见了“人”这个东西，赶快把妨碍作“人”的丢开了吧！连带地，常常被用来作为拥护纲常礼教的工具的那些学问，那些书本，也降到了很低的等第。崇圣卫道的老先生们翘起了胡须只是叹气，嘴里嘀咕着“洪水猛兽”等等古典的骂人话，但奈何不得青年们要求解放的精神。

　　西洋的学术思想一时成为新的嗜尚。在西洋，疯狂的大战新近停止，人心还在动荡之中，对于本土的思想既然发生了疑问，便换换口味来探究东方思想。而在我们这个国土里，也正不满意本土的思想，也正要换点儿新鲜的口味，那当然光顾到西洋思想了。至于西洋的学术，与其说是西洋的，不如说是世界的更见得妥当；因为它那种逻辑的组织，协同的钻研，是应用科目来区分而不是应用洲别国别来区分的。天文学该说是哪一洲哪一国的呢？人类学又该说是哪一洲哪一国的呢？唯有包孕极繁富，组织欠精密，特别看重师承传授的我国的学问，才加上国名而有“中国学”的名称。称为“中国学”，就是表示这一大堆的学术材料尚未加以整理，尚未归入天文学人类学等等世界的学术里头去的意思。待整理过后，该归入天文学的归入天文学了，该归入人类学的归入人类学了，逐一归清，“中国学”不就等于零么？现在一般青年嗜好西洋学术，可以说是要观大全而不喜欢一偏，要寻系统而不细求枝节。他们想，“中国学”的研讨与整理，自有一班国掌专家在。

　　从刊物上，从谈论间，从书铺的流水帐上，都可以看出哲学尤其风行。随着“人”的发见，这是当然的现象。一切根本的根本若不究诘一下，重新估定的评价能保没有虚妄么？万一有虚妄，立足点就此消失；这样的人生岂是觉悟的青年所能堪的？哲学，哲学，他们要你作照彻玄秘，启示究竟的明灯！

　　西洋文学也渐渐风行起来。大家购求原本或英文译本来读；也有人用差不多打定了根基的语体文从事翻译，给没有能力读外国文的人读。读文学侧重在思想方面的居多，专作文学研究的比较少。因此，近代的东西特别受欢迎，较古的东西便少有人过问。近代文学里的近代意味与异域情调，满足了青年的求知与嗜新两种欲望。

　　在政治方面，那么民治主义，所谓“德谟克拉西”，几乎是一致的理想。名目是“民国”，但实际政治所表现的，不是君师主义，便是宰割主义；从最高的所谓全国中枢以至类乎割据的地方政府，没有不是轮替采用这两种主义，来涂饰外表，榨取实利的。而民治主义所标榜，是权利的平等，是意志的自由；这个“民”字，从理论上讲，又当然包容所有的人在内：这样一种公平正大的主义，在久已厌恶不良政治的人看来，真是值得梦寐求之的东西。

　　各派的社会主义也像佳境胜区一样，引起许多青年幽讨的兴趣。但不过是流连瞻仰而已，并没有凭行动来创造一种新境界的野心，争辩冲突的事情也就难得发生。相反两派的主张往往发表在一种刊物上，信念不同的两个人也会是很好的朋友，绝对不闹一次架。

　　取一个题目而集会结社的很多，大概不出“共同研究”的范围。其中也有关于行动的，那就是半工半读的同志组合。“劳动”两个字，这时候具有神圣的意义。自己动手洗一件衣服，或者煮一锅饭，好像做了圣贤工夫那样愉快，因为曾经用自己的力量劳动了。从此类推，举起锄头耕一块地，提一桶水泥修建房屋，也是青年乐为的事；只因环境上不方便，真这样做的非常少。

　　尊重体力劳动，自己处理一切生活，这近于托尔斯泰一派的思想。同时，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无抵抗主义也被收受，作为立身处世的准绳。悲悯与宽容是一副眼镜的两片玻璃，具有这样圣者风度的青年，也不是难得遇见的。

　　以上所说的一切，被包在一个共名之内，叫做“新思潮”。统称这种新思潮的体和用，叫做“新文化运动”。“潮”的起点，“运动”的中心，是北京；冲荡开来，散布开来，中部的成都、长沙、上海，南部的广州，也呈显浩荡的壮观，表现活跃的力量。各地青年都往都市里跑，即使有顽强的阻力，也不惜忍受最大的牺牲，务必达到万流归海的目的。他们要在“潮”里头沐浴，要在“运动”中作亲身参加的一员。

　　他们前面透露一道光明；他们共同的信念是只要向前走去，接近那光明的时期决不远。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特别有意义；因为这样认识了自己的使命，昂藏地向光明走去的人，似乎历史上不曾有过。

　　（本文摘自叶圣陶长篇《倪焕之》第二十章，原载《教育杂志》第十九卷第九号，1928年9月20日出版）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09:47

对话牛津大学教授米德：“五四”与中国道路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4月30日 11:59  时代周报




　　对话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德

　　“五四”与中国道路

　　特约记者 王海燕 发自英国牛津

　　海外汉学方兴未艾，英国的汉学家也不在少数，但是要找到一个专事“五四运动”研究的汉学家并不容易。与多位英国的汉学家数次邮件往返，却屡屡被告知“此非专长，恕难相告”。之后，记者转向了图书馆，搜寻中，一本红色封面的书出现在“中国相关”书架上，名曰《痛苦的革命：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斗争》(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正是探讨五四运动和20世纪的中国历史政治。而令人兴奋的是，其作者拉纳。米德教授所在的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与记者所在的牛津大学路透传媒研究所，巧合地同属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

　　又一个星期的邮件等待之后，复活节前夕(4月10日)，刚刚从日本搜集中日战争资料返回英国的米德教授，在他牛津的家中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窗外春雨迷蒙，沙发上的防尘罩还没来得及拿掉，米德时而英文时而中文，显露出与他的年龄不甚相称的睿智。

　　米德1969年出生，在英国南部小郡苏塞克斯(Sussex)长大，他从小就对中国话题感兴趣，后来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移居牛津，从教于牛津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和政治。他的学术研究，试图从战争和侵略之中，找到它们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联系，其中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200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痛苦的革命》。该书围绕“五四”，讲述中国在推翻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后，走向现代国家道路上经历的一系列痛苦不堪、至今尚难说完成的斗争。次年，米德因为该书获得英国学术著作奖，并被评为2005年度英国青年学者。

　　米德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不在于一群学生走上街头，不在于烧了一个赵家楼，而在于它所孕育的影响了此后整个20世纪中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情绪。“五四”也并非因为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而重要，而是串起了一个时代(a time)、一种氛围(an atmosphere)、一种情绪(a mood) 和一种影响今日中国社会、政治的能量(an energy)。同时，“五四”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提出了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在于它问出了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并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可能性。

　　“五四”提出“中国怎么办？”

　　中国的确有很多机会问这个问题，比如1898年清末的“戊戌变法”，但是“五四”时期人们问出了最广泛意义上的中国问题。

　　时代周报：你用“bitter”来形容“五四”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翻译为中文，它是“痛苦”、“苦涩”的意思，实际上，鲁迅就曾经说过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你选择这个词的用意是什么呢？

　　米德：我用“bitter”这个词，是因为我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时候，经历了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更加艰难的时期。我主要指的是里面的“冲突”。从前半期的抗日战争、内战，到后半期的“文革”等，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冲突的历史，这种冲突充满着你死我活的争夺。而因为世界大战的发生，这也是一个冲突的世界。

　　同时也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冲突的政治，那时的中国不像西方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有一个“民主”的系统。在那个系统内，人们反对这个或者那个政党，但是不反对“民主”系统，而中国那个时候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但是它们不能在一个系统里同时存在，两个党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所以，这个政治也完全是一个冲突的政治。20世纪的中国我认为最重要的两个事件，都是非常激烈的“冲突”。一个是抗日战争，中国人反对日本人入侵，这是真枪实弹的冲突；另一个是共和国期间的政治。这些经历，足以形容为“痛苦”。

　　时代周报：那么在你看来，“五四”运动在这段“痛苦”的历史中处于什么地位，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米德：“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不在于一群学生走上街头烧了一个赵家楼，而在于它所孕育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情绪。“五四”并非因为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而重要，而是串起了一个时代(a time)、一种氛围(anatmosphere)、一种情绪(a mood) 和一种影响今日中国社会、政治的能量(an energy)。

　　虽然中国从20世纪初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些变化之中的不变是自“五四”以来中国人就在问的一些问题。那个时候的政治先锋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世界，中国应该怎么办？我认为这个问题贯穿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我想民国时期的中国在问这个问题，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在问这个问题，现在的中国还要问这个问题。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国经历了“痛苦”的战争和冲突。而“五四”的重要性，就在于它问出了这个承前启后的问题，此后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都可以看作是中国人为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付出的代价或者说努力。

　　时代周报：通常我们认为自清朝末期中国遭到列强侵略以来，中国人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救国”运动，可以说早在1919年之前就开始问“中国怎么办”的问题，为什么你认为“五四”才是最重要的呢？

　　米德：中国的确有很多机会问这个问题，比如1898年清末的“戊戌变法”，但是“五四”时期人们问出了最广泛意义上的中国问题，包括：中国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妇女问题、内战问题？中国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中国如何对待西方政治思想？非西方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吗？中国如何应对帝国主义等等。

　　“五四”探索中国各种可能性

　　“五四”时期各种政治思潮非常复杂，但这种复杂正是最大范围地反映了中国所具有的五彩纷呈、激动人心的可能性。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论述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现代中国是被“五四”塑造出来的。我很感兴趣你的“塑造”(shape)的说法，你认为现代中国的哪些方面是被“五四”塑造出来的？

　　米德：我的确是说“五四”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很重要，可是这里要小心一点，我不是说“五四”以外的影响不重要，现代中国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毛泽东思想、孔子思想，还有类似鸦片战争这样的历史记忆。但是对我来说，1919年前后的政治情绪和社会氛围营造出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塑造了此后整个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一系列思想和观点，这个现象被称为“五四”。对政治、社会问题感兴趣的中国人，他们用的语言，他们用的思想，大多数用的还是“五四”出现的说法。

　　“五四”在中国历史上是创造了一段传奇，在此后的年代它成为了一个标签，不同的政治组织都试图从“五四”一系列的事件或者思想流派中寻找为其所用的因素。此外，直到现在，“五四”提出的问题还在困扰着中国。

　　20世纪的中国，每隔一个20年都有一个阶段性的特征，20年代，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同时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就中国的资源展开争夺；40年代，作为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千万中国人死在战场；60年代，走出战争梦魇并迎来共产主义胜利的中国，发现自己又陷入“文化大革命”之中。

　　时代周报：相比90年前，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不可同日而语，我想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认为中国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强大，为什么你认为现在中国还要问和90年前一样的问题？

　　米德：当然，现在的中国很强大，而“五四”时期的中国很弱小，现在的中国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但是我想，中国和欧盟在很多方面相似，它们都是很强的经济体，有很强的国际影响，但是欧盟还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还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不够清楚。

　　时代周报：你反复强调“五四”问出了关键性的中国问题，但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可能也会告诉你，“五四”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米德：“五四”的意义不在于指出了一条道路，而是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可能性展开了探索，为当时的中国摆出了各种不同的选择。“五四”时期各种政治思潮非常复杂，但这种复杂正是最大范围地反映了中国所具有的五彩纷呈、激动人心的可能性。

　　90年后的中国仍在寻找答案

　　“五四”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不是一元的，而是包含着多元化的政见、思潮和辩论。一概而论“五四精神”是走入了误区。

　　时代周报：“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五四”最经典的词汇之一，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思想，或者说是救国道路，这两个词在9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普遍适用，“科学”和“民主”两个词有时甚至如此自然，以至于人们想都不用多想就可以脱口而出。而在当时，“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如何提出来的？你认为它和今天我们挂在口头上的民主、科学是一个意思吗？

　　米德：我想这里要区分当时中国的经验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那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印度、南非是完全的殖民地，都有独立的愿望，都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但是它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方式不一样。中国的办法，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印度采用的是“宗教”，虽然印度独立运动不是一场“宗教”运动，甘地本人也没有宗教偏见，但是他对宗教的问题感兴趣，他以宗教认同方式发动独立运动，反对英国殖民政府。中国没有这个机会，中国当时虽然也有各种宗教存在，但是在“救国”的问题上，宗教没有什么角色可以扮演。而在南非，“种族”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南非的独立运动从区分黑人和白人入手，而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是不存在的。

　　中国“五四”时期的救国方式，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科学技术的革新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两点生动反映的，就是陈独秀所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同时提出来，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组合，是一个中国创造。如果你看看别的国家，比如印度，我想他们的甘地对“民主”可能感兴趣，但是对“科学”他真的不感冒，他甚至发动国货运动，提倡印度人自力更生，这可能与印度在当时没有发生内部的战争有关，而中国同时碰到了内部和外部战争，每当战争发生，人们就重视起科学技术的问题来。

　　时代周报：我们中国人说起“五四”，耳熟能详的主题还有“破除礼教”、“全盘西化”等，但是我感到吃惊的是，你的书里却认为这些都是被误读了的“五四”，你认为这些说法问题在哪里？

　　米德：在反对儒家传统的问题上，也许中国人通常的说法是，五四启蒙运动发动中国人反抗落后的、压迫的、家长式的儒家文化。但其实这个不是事实，实际上只有少数几个最为激进的五四参与者是彻底反对儒家的，而大部分人认为应该改良中国传统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正像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不仅是越战胜利的美国，同时也是反越战游行深入人心的美国一样，“五四”也不能仅仅总结为所谓的“进步”力量胜过“保守”力量，至少在思想领域，当时同时并存着各种思潮。

　　关于西化的问题，“五四”时期很多中国人倾慕所谓的“西方”，但是，他们绝大部分并不热衷于“西化”，即使是“五四”中最激烈地反对中国传统的人。而且，中国人感兴趣的欧洲世界，常常不是最强大的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而是新近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获得解放的东欧国家，比如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些国家做到了当时的中国想做而还没有做到的事情，中国的思想家希望借鉴它们的经验。

　　时代周报：这些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开始在批判地思考“五四”影响，如果说在过去对“五四”持高度肯定的态度的话，那么现在似乎又有走向过度否定的危险，有学者甚至认为现在中国的许多问题是“五四”开出的“恶之花”，当下中国各种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是“五四”激进主义带来的，你认为这是理性的态度吗？

　　米德：批评“五四”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这个声音一直存在，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就曾说“五四”引进的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是一种污染。但是我想说的是，“五四”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不是一元的，而是包含着多元化的政见、思潮和辩论。一概而论“五四精神”就走入了误区。所以每次我听到当下的中国学者批评“五四”，我认为他们都是从自己的情况出发，根据自己的需要取“五四”的某一个方面进行批评，这就像另外一些人在另外一些时候取“五四”的某一些方面进行弘扬。比如，“五四”有一个方面是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上世纪60年代的“文革”期间，有一些人就借“五四”的这个方面来号召大众“批孔”，认为反对儒家是“五四精神”，但这只是“五四”的一个方面，一种思想，一部分人的观点，而不是全部。所以我想，他们批评的是他们想要批评的，因为“五四”有那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

　　时代周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是说“五四”更多的是一个会诊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处方，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容器而不仅仅是某一样东西？

　　米德：“五四”的力量不在于某一条道路、某一个思想，而是思想、道路的百花齐放，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五四”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提出了什么解决方案，而是因为它对中国道路的各种可能性展开探索。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09:47

　“五四”文学传统与“左联”的对冲

　　朱晓进

新浪读书  2009年04月30日 10:57  时代周报




　　鲁迅认为，五四时期是从人性解放、个性主义、新与旧、文明与落后等来看待和解释一切问题；而上世纪30年代是以阶级意识、前进与反动、革命与不革命等来看待和解释一切问题。这点到了上世纪30年代文学思路与“五四”文学思路的根本区别。

　　上世纪30年代(下文简称“30年代”)文学界曾有过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反思，透过这种“反思”可以清晰地看到30年代与“五四”在整体上的不同的思路。30年代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反思，说到底是两种不同文学思路的对冲。

　　“左联”否认“五四”历史地位

　　30年代，特别是“左联”成立之后，对“五四”文学传统作了较多的否定。茅盾发表的《“五四”运动的检讨》一文，代表了“左联”对“五四”的基本看法。茅盾在1929年写的《读〈倪焕之〉》一文中，还肯定了“五四”的历史功绩，还很坚决地认为：“没有了‘五四’，未必会有‘五卅’罢。同样地会未必有现在之所谓‘第四期的前夜’罢。”并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了历史，割断了历史。

　　但“左联”成立后不久，茅盾发表了《“五四”运动的检讨》一文，文中茅盾对“五四”作了全新的思考，也得出了全新的结论：“‘五四’是中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权时对于封建势力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然而这以后，无产阶级运动崛起，时代走上了新的机运，‘五四’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茅盾给“五四”的定位是：“资产阶级的‘五四’。”显然，这已是站在与《读〈倪焕之〉》一文及其之前所不同的政治的和阶级的立场上来反思“五四”文学传统了。从这种思维出发，对“五四”就自然有否定的言论。

　　茅盾的上述观点，代表了“左联”对“五四”的基本看法。据茅盾自己讲：“30年代初期，人们却普遍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这个革命是先天不足的，短命的，到‘五卅’运动时，它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位于新崛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瞿秋白作为“左联”的理论家，其对于“五四”的表述则更为明确：“五四时期的反对理教的斗争只限于智识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学运动。我们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而当“自由人”胡秋原提出“要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以新的科学的方法，彻底清算，再批判封建意识形态之残骸与变种”时，瞿秋白则认为，“再批判意识形态”是分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火力”，并要求他们“脱弃‘五四’的衣衫”。

　　而冯雪峰更是认为，胡秋原对“五四遗业”的坚守是“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主张在文艺理论上的反映”。可以看出，在30年代左翼文坛是把对“五四”文学传统的舍弃还是坚守，看成是一种政治的、阶级的立场问题，这是从30年代特殊的社会变革和政治革命的要求看问题的必然结果。

　　那么，何以“再批判意识形态”会成为问题？这背后显示出的其实是五四时期与30年代两种不同“思路”的差异。茅盾在《“五四”运动的检讨》一文中宣称：“‘五四’这时期并不能以北京学生烧赵家楼那一天的‘五四’算起，也不能把它延长到‘五卅’运动发生时为止。这应该从火烧赵家楼的前二年或三年算起到后二年或三年为止。”

　　这种时间上的界定，其背后的目的是很明确的，这实际上就是要将“五四”时代与其后的从五卅开始的社会革命时代区分开来，就是要将“五四”的传统定格定位在思想革命范围内。从新的社会革命的思路出发，停留在思想革命的思路的“再批判意识形态”，自然就会成为问题。

　　“左联”更为强调革命

　　那么，“五四”思路与30年代思路的根本差异在哪里呢？鲁迅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五四时期“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而30年代是“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

　　也就是说，鲁迅认为，五四时期是从人性解放、个性主义、新与旧、文明与落后等来看待和解释一切问题；而30年代是以阶级意识、前进与反动、革命与不革命等来看待和解释一切问题。这点到了30年代文学思路与“五四”文学思路的根本区别。

　　说到底，这种区别是在于，“五四”的文学思路是倾向于我们通常所谓的人文学科的思路，即关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关注的是理想人格的塑造，探讨的是人类的精神文化现象，是要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等等，注重的是在思想范围里解决问题。

　　由此来看五四作家和五四文学创作，就可以理解，何以五四作家多以思想启蒙为己任，何以人道主义、个性解放、张扬人性会成为文学思潮，何以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美和爱的追寻、人的精神的自由、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平等等等会成为五四文学创作的主要表达内容，何以作家学者们五四学习、研究、思考、探索的领域常常集中于伦理、宗教、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等的精神文化领域。即如鲁迅，在五四时期特别注重于文明批判，注重于伦理道德的探索，包括他的文学创作，从根本上就是带着一种鲜明的思想启蒙、改变人们的精神世界的目的去进行的。

　　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指国民—引者)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很明显，鲁迅从事文艺活动的最初目的就是以文艺作为人的主体精神文化建设的一种途径。

　　两种思路无高下之分

　　而30年代文学思路是倾向于社会科学的思路，即关注的是社会的现实发展状况，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制度、社会生产关系，着眼于人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物质利益以及寻求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改善人的生活质量、实现人的发展的重要手段等等，注重的是以社会分析的方法。

　　由此来看30年代作家和30年代文学创作，就可以理解，何以30年代作家们对社会科学兴趣的普遍加强，何以30年代有不少作家并不甘心于只做一个作家，他们往往同时兼为社会活动家、社会科学家。何以作家学者们30年代学习、研究、思考、探索的领域常常集中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民族、国际关系等等的社会科学领域。

　　何以30年代文学的“社会科学化”倾向会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学现象。何以文学创作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和对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等等会成为一种趋势。

　　不同的文学思路，在文学观念上形成了“五四”与30年代不同的分野；不同的思路，也直接体现为五四时期与30年代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异。30年代文学思路的变化，必然导致30年代对不同思路之下的“五四”文学的不同评价，并直接带来了30年代文学在创作风貌、文学形式、文学文体和文学风格等诸多方面的重要变化。

　　30年代和“五四”的两种不同的文学思路，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是范式上的差异。它们是各自时代语境的产物，最大程度地顺应了各自时代的历史任务，也必然地承担着各自时代的局限。

　　我们在这里指出30年代与“五四”两种不同的文学思路，并不是为了对这两种思路做简单褒贬评价，而是试图通过文学思路的差异，来更好地把握两个时代不同的文学特点，通过对这两种不同思路的考察，使不同年代的基于不同文学思路的许多文学现象可以获得更有效的解释，而且可以找寻到不同时段文学特征形成和变化的某种根源，可以探究基于不同思路导致的不同文学时段文学变异的一些规律。

　　当然，通过30年代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反思，弄清楚两种不同文学思路的差异到底何在，找到基于不同思路提出的“反思”的误区。这对于我们今天面对“五四”文学传统或30年代文学传统或其后时段的文学传统时，尤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文学博士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09:48

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27日07:40  中国新闻网


　　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

　　周作人太以自己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本刊记者/ 孙冉



　　人们对于周作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他的兄长鲁迅，反而更多地纠结在为何兄弟反目、周作人做了汉奸等问题上。

　　文化学者止庵感叹，是周作人太把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为了拯救国民性，唤醒国民的冷漠麻木，鲁迅弃医从文；而周作人在日本找到了“新村主义”，他预感到了社会要大变，但他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唤起人心的善来变革。

　　周作人死于文革初期，他一生的思想都没离开“新村主义”。从早期的宗教般狂热，到中期被诟病的空想，再到晚年他自己也反复批判。其中的纠结，可想而之。

　　钱理群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已经去了五代，现在的西部志愿者是第六代，五四时候是第一代。

　　发现新村：“人的生活”

　　周作人赴日留学主要受了鲁迅的影响。同在日本的那几年，兄弟二人一直合力翻译小说。周作人对那段日子的记述并不如意：“住在一间狭促的房间里，气闷得狠，不想工作，因此一次鲁迅忽然激愤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了几下”。

　　独自在日的两年，周作人翻译数量明显下降，却找到了让自己着迷的事情。

　　1910年，日本白桦派文学团体登场。白桦派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实笃说“白桦运动是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这似乎说到了周作人心里。

　　同年，白桦派的思想阵地《白桦》杂志开始宣传新村主义，之后，他们又创办了《新村》。新村主义提倡“人的生活”，即新村的生活，认为，“新村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各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幻想以这样的新村为实验园地，进而推广到全世界”。

　　1918年12月，白桦派的“新村运动”从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周作人同样很早就参与了运动。

　　同年十二月号《新村》发表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作人订阅《新村》的事：“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很快，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发表了周作人一篇标志性文章——《人的文学》。

　　许多研究周作人的学者都把这篇文章定义为周一生思想形成的源头，文章中的观点受白桦派影响很深。

　　文章分3部分，第3部分才谈文学，之前都是在谈正当的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而正当的生活，就是通过“新村”来展示。所谓人的生活，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这是周作人对人道主义的解释，白桦派武者小路实笃对于人道主义的理解始于托尔斯泰，如今又传递到了周作人。

　　文化学者止庵对“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理解是：社会不是集体决定一切，而是集体里的每个个人都是独立的分子。而彼此都承认对方的独立，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而不是大家都听一个人的，更不是因为大家参加了集体而丧失了个人的存在。

　　这与之后的“集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其实有很大不同。

　　体现在“新村”则是，强调的不是个人修行，是集体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希望由小集体变成大集体，由大集体变成全社会。

　　周作人很早就有对民变的忧虑。他生在1885年，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15岁时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些来自民间的破坏力量让他身有感触。

　　他深刻预感到社会即将大变，除了依靠武力斗争，他希望通过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依靠一种不流血非暴力，焕发每个人内心的善来解决社会的积弊。

　　而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执着于“新村主义”的人们的同样信念。

　　周作人一直想亲身去日本的新村看看，而在他去日本之前，就在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中国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

　　直到同年7月，他才遂了这个心愿。

　　后来在一篇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周作人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

　　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

　　其实周作人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他并不了解，那时的日本新村，主要靠武者小路实笃的稿费在维持。周围的村民看来了一堆怪人，纷纷把物价提起来了，连买个鸡蛋都不便宜。即使这十几人每天劳作，依然无法做到自食其力。

　　新村的许多现实局限性很早就出现了，但当时的周作人已陷入要将新村推广至全世界的巨大热情中。 1

　　实践中的疑虑

　　无论如何，周作人有了自己的“乌托邦”。他回国后，马上成为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周作人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仅一年间，他就写出了七八篇关于新村的文章，迅速掀起一阵“新村热”。

　　在所有的文章或演说中，周作人反复强调一点，即新村的理想，简单地说就是人的生活。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发展”，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

　　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

　　一时间，因新村而到来的人络绎不绝。有意思的是，“新村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竟然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从年长一辈的李大钊，到年轻一代的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

　　1920年4月7日，尚在北京大学做临时员工的毛泽东曾拜访过周作人，求教“新村主义”。彼时，毛泽东起草完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拟于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实施这一计划。

　　时年25岁的毛泽东是这样设计他的理想社会的——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以和谐为特征，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人皆有实现其梦想的权利。遗憾的是，它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在当时严酷的现实环境中夭折了。

　　毛泽东曾发表文章说“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 最后终于找到了新村。

　　1920年“新村”热之际，还出现了“北京共读互助团”。是想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这一组织更广泛地得到了一拨北大老师的支持，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也为其募款。

　　可惜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的北京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

　　李大钊提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其实几乎是转向新村了。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

　　当年做得最接近“新村主义”的其实是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的“青年村”。存在于1920到1926年，其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农村乐园。

　　王拱璧的做法虽然受到了“五四运动”中波涛汹涌的“新村主义”的影响，但更多来自不满北洋政府统治、拒绝官治的一种被动的建设农村的应对。

　　而胡适对周作人“新村主义”的热情并不以为然。胡适于1920年1月，先后在天津和唐山发表题《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演讲，对周作人的理论进行批判。

　　胡适指出，“新村主义”的实质是孟子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他们不满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

　　胡适主张的改造社会也非革命式的，他寄了很大的希望在政府身上，更重要的是，他赞同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加入政府，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而且，他时常以政府的“诤友”自居。

　　相较之下，胡适多了一些脚踏实地，周作人则多了一些空想的成分。

　　鲁迅对于周作人的做法也有不同意见，1919年8月13日，鲁迅给钱玄同信中说，“关于《新村》的事，两面都登也无聊”“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

　　鲁迅关于新村的评论仅能找到这一句，足见到他态度的消极。

　　新村余波

　　1920年12月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新村主义”的理想依然美好，但苦于无法实践下去。毛泽东的设想只是计划，王拱璧苦心经营的“青年村”遭到土匪的洗劫而夭折。

　　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发表《新村的讨论》，这是他最后宣传新村的文字。文中已经开始透露着失望的情绪，周作人在文中承认“新村不易普及，但强调这是最与我的理想适合的社会改造的一种方法，并希望它将来的实现”。

　　对于新村的言论有了变化，杂志上出现了对于“新村主义”的专题讨论。一些人认为“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奉劝“力谋新村实现的诸君应做的一件大事——毁灭旧社会，不然新村终归是理想的， 与实际的改造无干”。

　　而周作人在经历了这一年高密度的关于“新村主义”的宣传后，他的思想体系似乎是完善了，随即，他变得更加关注从新村中引申出的关于精神统一的问题。

　　1922年3月开始，京沪两地先后出现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宣言》和《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同盟》。背后是共产党，意在取缔宗教，一时响应者甚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皆在其列。

　　毛泽东在五四接受了各种思潮的影响。除了军阀和帝国主义是他坚决反对的，他的头脑里斥充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

　　很快，毛泽东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新村主义”的影响一直都未离去。建国以后，他认真思考了新的社会构想。毛泽东曾构想过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结合的人民公社，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传了出去，成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新事物”，写进了宪法。

　　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到“五七指示”，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毛泽东关于新村思想在实践上的反映。

　　而晚期的周作人对于“新村主义”，更多是批判。晚年更讲：“新村的理想现在看来是难以实现的，可是那时创始者的热心毅力是相当可以佩服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一度，他连《人的文学》也认为是幼稚的。

　　晚年的周作人要请人们“且到寒斋吃苦茶”，将世事冷漠关在门外，开始闭户读书，俨然真的成了“隐士”。但他一直在后院种地，并要求家里人要劳动。他其实一直都在实践新村的精神。 ★

　　(本文参考止庵著《周作人传》、钱理群著《周作人传》、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09:48

“五四知识调查”探寻当代青年价值取向

本报记者　张梦薇　金辉　王建峰




　　    1919年五四运动，青年学生以一腔爱国热血开“千年未有之变局”，让社会在此“转了一个弯”。弹指一挥间，90年过去，那些曾经的辉煌和耳熟能详，经过时光隧道的百年穿梭，有多少沉淀在当代青年的心里？那些巨擘们的音容和影响，是否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
　　    近日，本报独家组织策划了一次青年学生“五四知识调查”活动（有关调查报告的详细分析，详见第7版），就问卷调查结果，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请他们对此进行文本分析。

青年学生价值判断“不糊涂”

　　    调查显示，关于五四运动的基本知识和大体情况，在校青年大学生们都能掌握。对于五四运动的知名人物，如李大钊、胡适等，在校大学生们都非常了解，也能说出民主、科学与五四运动的关系。而五四运动的具体人物和深层次原因却知之不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首肯青年学生“大事不糊涂”。他说，鉴于问卷题目具有严肃的价值判断题居多，总的来说，同学们答得还是不错。选择题中有 70%的回答都是正确的，说明大部分大学生在价值判断上还是正确的。前些年，有些人提出，中国的大学生“告别革命，远离主流，淡化价值，拒绝崇高”。实践证明，当代大学生并非如此，他们的价值取向基本上还是很健康、很正确的。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当今年代，世俗社会价值和文化选择是多元的，文化多样性和价值取向多样性没有对与不对之说，只是反映一种生活方式。不能用标准答案来判断对错，我们需要尊重文化价值观的多样性。
　　    夏学銮认为，如果没有进行过专门研究，想全部答对问卷内容难度不小，这也从侧面反映青年学生对五四运动深层次的知识了解不够。不过，他也表示，虽然有些不足，但可以通过加强教育逐步完善，对大学生们不可过于苛责。

不能忽视五四精神

　　    读史以明志。青年学生对五四运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原因到底出在哪里？
　　    天津某高校学生辅导员李伟认为，现行中国教育仍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在高考指挥棒下，学生没有时间关注更多其他问题，一些理工科大学生现在的历史知识还停留在小学或者初中阶段的课本知识上。而上了大学后，除了文史哲专业的学生外，很少有人会花时间去关心和自己关系不大的文科知识，更不用说看那么专业的书籍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书本上曾经出现的五四知识，大多数被调查对象都能答出，而稍微超出课本外的常识，正确率就极低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认为，当前大学生对五四运动深层的东西不了解，不能全怪他们，目前整个社会都存在着价值认识不清的问题，各种非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东西更有大行其道的势头。
　　    另外，还存在对待传统现象“厚古薄今”的问题。盲目重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轻视近百年来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遗产。实际上，它更贴近于现代人的普通生活，更符合当前发展科学与民主的现实，对于重建我们的价值体系，有着更为实际的意义。因此，应该本着历史主义的态度，尊重传统，以科学与民主的开放精神，审视当下。

五四精神应内化为自身行为

　　    青少年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了解五四精神的有限性和主动性，再次凸显了精神启蒙和价值重估的重要意义。“少年强则国强”，在现有历史知识结构和未来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之间，无疑有某种程度的重要联系。
　　    李伟表示，现在的大学里，平时很少有人专门组织学生学习五四精神或者开展与此相关的活动。如何引导五四精神，他认为是值得高校认真探讨并努力践行的问题。
　    　北京大学团委书记韩流表示，“如何提高当代大学生对五四运动深层内容的认识，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我们也在进行相关的研究。”“现在我们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时候，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伦理道德以及学术道德。”
　    　来自北京大学的刘同学说，我们身处社会转型中，同学们想法各有不同，一些爱国的举动很难说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
　     　与1919年相比，爱国之情未变，但中国国情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爱国，并不是只有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学生们才要挺身而出。据记者了解，围绕爱国主义教育以及五四运动，近日，北京大学将举办“新青年，新精神”主题教育活动。或许，新时代、新青年、新精神，可以成为绵延五四精神的一面旗帜。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CASS网发布时间：2009-4-16 11:15:55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09:49

陈独秀回忆《新青年》和五四运动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21日18:27   中国青年网




　　本志(1)[这是从陈独秀的有关文章和通信中辑录的。]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非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社会上非难本志的人，约分二种：一是爱护本志的，一是反对本志的。这第一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原有几分赞成，惟看见本志上偶然指斥那世界上公认的废物，便不必细说理由，措词又未装出绅士腔调，恐怕本志因此在社会上减了信用。象这种反对，本志同人是应该感谢他们的好意。

　　这第二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是立于根本反对的地位了。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2)[德先生即民主，赛先生即科学。]，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耍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象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摘《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原载《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

　　山东问题，我们原来希望在欧洲和会(3)[指1919年初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由德国直接交还青岛、胶州湾和胶济路，现在所以耍失败的缘故，一是受了英、法、意、日四国用强力拥护那伦敦密约的束缚，二是受了我们政府和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密约及胶济换文、济顺高徐合同的束缚。有这层层束缚，所以日本人敢于高视阔步，无视公理，目无世界各国的非难，要夺取我们的山东。

　　我国民眼见这种失败，自然应该愤恨，自然应该责备日本，自然应该抵制日本，唤起他们不要侵略中国的觉悟。但是我们仅仅为了山东问题的刺激，才知道愤恨，才知道责备日本，才知道抵制日本；而且仅仅知道愤恨，仅仅知道责备日本、抵制日本；而且眼光仅仅不出一个山东问题，我以为这种观察很浅薄，这种觉悟很不彻底，简直算得没有觉悟。

　　我们国民因为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

　　(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

　　(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

　　这回欧洲和会，只讲强权不讲公理。英、法、意、日各国硬用强权拥护他们的伦敦密约，硬把中国的青岛送给日本交换他们的利益，另外还有种种不讲公理的举动，不但我们心中不平，就是威尔逊总统也未免有些纳闷。但是经了这番教训，我们应该觉悟：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譬如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强横不讲公理，若没有社会党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他们不仍旧是雄纠的在那里逞武力、结密约，说什么国权、国威，对于国民和邻帮称强称霸吗？袁世凯想做皇帝，若不是护国军用强力将他打倒，恐怕如今还坐在金銮殿上称孤道寡哩。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都是公理的仇敌吗？两国的平民若不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任凭你怎样天天把公理挂在嘴上喊叫，他们照旧逆着公理做去，你把他们怎样？所以我们不可主张用强力蔑弃公理，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

　　我们国民的生存权利被历来政府当局断送的已不知有多少，又何止一个山东的青岛、几条铁路。这些权利当中，因为国力不能抵抗，明白断送的至多不过一半，其余一多半都是因为交换私人利益和保全私人地位秘密断送的(曹汝霖辞职呈文中已明白说出)。这种秘密断送的黑暗外交，不但现在的政府当局不能免，若让少数人垄断政权，就是再换一班人来组织政府，也是半斤等于八两。因为人性恶的方面人人都是一样，若没有社会制裁，那自专、利已、贪得心谁也不免，这就是一人或少数人专制政治所以不能存在的病根。根本的救济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

　　我们因为山东问题，应该发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

　　强力拥护公理！

　　平民征服政府！

　　(摘自《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原载《每周评论》第23号，1919年5月26日)

　　民国八年六月兰日，就是端午节以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日，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

　　(摘自《六月三日的北京》。原载《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

　　本志具体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或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成员的共同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但“读者责任”一栏，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不在此例。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应该抛弃的了。

　　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互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个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作维持衣食的条件。

　　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对于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互助的情谊。但是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运动，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摘自《本志宣言》，《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日)

　　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对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曾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回答道：“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找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政治底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

　　…………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摘自《谈政治》，原载《新青年》8卷1号，1920年9月1日)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我们并不抹杀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但我们只把他当作经济的儿子，不象适之把他当作经济的兄弟。我们并不否认心的现象，但我们只承认他是物之一种表现，不承认这表现复与物有同样的作用。适之赞成所谓秃头的历史观，除经济组织外，“似乎应该包括一切‘心的’原因，--即是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事。”“心的”原因，这句话如何在适之口中说出来！离开了物质一无论，科学便频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学，如何对心与物同等看待！！适之果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象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摘自《科学与人生观》序附注：《答适之》，原载《科学与人生观》，1923年，12月9日)

　　以武力排满的辛亥革命，失了国民革命的真面目。国民革命的目的物--外国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因而虐焰愈炽，在此虐焰之下忍受了八年(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受了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潮流，遂发生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重要的事实是：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反对巴黎和约签字，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为外交的示威，火烧曹汝霖的住宅，痛殴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讲演团被捕者千余人，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释放被捕学生，同时，南京、杭州、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广州的学生及搬运苦工先后继起，一致声讨卖国贼及排斥日货；至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陆、章，上海始开市、开工、开课。

　　此次运动的优点是：(一)纯粹的市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及以直接行动的手段惩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卖国贼；(二)随之而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给旧思想以重大的打击。

　　此次运动的弱点是：(一)民族运动的对象，只是当时感觉最甚的勾结国内军阀段棋瑞之帝国主义的日本，而忽略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之全部状态，……(二)群众中无有力的组织与领袖将此运动继续扩大深入到社会各阶级中被压迫的群众，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爆发的机会，……

　　可是最后的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民国八年，西历一九一九年)发生的，因此，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

　　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

　　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之无产阶级，无论在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他的力量虽然还幼稚，而在“只有失败而无妥协”这一点看来，这一个“革命阶级”的根性已充分表现出来。因此，这新方向的运动不过才开始进行，即已做出几个使帝国主义者惊心动魄的运动……(摘自《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原载《新青年》季刊，1923年12月20日)

　　*[这是从陈独秀的有关文章和通信中辑录的。]　　

　　《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09:49

王德威“化简为繁”谈“五四”

石剑峰


东方早报 2009-4-12 0:43:33



　　多年前，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讲座教授王德威的一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振聋发聩，引来国内学界的一片争议。王德威从晚清以降翻译外学与阐释传统的文学再造活动出发，看到了晚清学者兀自发展的不同的“现代”视野。这几年，王德威在晚清小说传统之外，从诗学、文论等方面继续探究“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晚清的渊源，以期辩证看待“五四”的复杂性。“五四”已经九十年了，王德威希冀通过自己对晚清文学的研究，拒绝学界和主流话语对“五四”“化繁为简”的惯性传统，并且希望在“五四”的“革命”与“启蒙”的传统思维之外，将“抒情”纳入到“五四”话语之中。

　　研究晚清小说、诗学、文论是为拒绝“化繁为简”　　

　　多年前您曾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当时引起了相当大争议。今年正值“五四运动”及“五四新文学运动”九十周年，现在您对当年的观点有何补充或修正吗？

　　王德威：我有两点需要澄清。当年我写《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时，是有一个策略性目标的。那个时候，我正在做晚清小说研究。经过多年的阅读，我了解到，晚清小说的丰富和驳杂远远超过我们在教科书上的认识。我们的文学史，以前过分地讲究一以贯之、单线式的发展模式。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晚清就是一个分崩离析、颓废、衰败的时代，以此衬托“五四”是一个平地一声雷、风起云涌的时代。对于简单、线性文学史的看法，我刻意提出历史的起承转合也许不像我们想象的是突变、戏剧性的，这是我做晚清文学研究的动机。

　　我相信，在原来文章的论述里我并没有刻意地说，因为有了晚清就贬低了“五四”的意义和历史关键性位置。谈晚清的重要性，不是来刻意贬低“五四”的贡献。

　　经过整个二十世纪对史学观念和历史经验的理解后，我们在1990年代末可以放开胸怀去看待所谓中国文学现代性兴起过程中的各种坐标。我至今一再运用空间式的想象坐标，刻意与传统史观中简单线性思维作一个对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到今天我会强调当时那篇文章辩证的复杂性。　　

　　但是，尽管有方法论的依据和整个历史史观的变化，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在当时甚至至今依然具有挑战性。

　　王德威：相对的，如果有任何一位同事来告诉我，“没有五四，何来晚清”？我会说，“对呀，这是把历史的因跟果倒过来了。”所以，我会乐观其成。有这样的辩论，反而坐实了我认为的历史学的复杂性。晚清的确是民国塑造出来的，这不是自然发生论的问题。这个文章的题目也许会引起许多的议论，但我很高兴有这样的议论。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　　

　　那如今对这一观点有补充的地方和新的思考吗？

　　王德威：我原先一直在做晚清小说的研究。这几年，我把这一研究方法扩大到晚清诗歌、诗学和文论的领域中。所以我最近写了一些关于晚清桐城派的文章，就是关于诗与诗学的问题。

　　我们现在约定俗成的观点是，晚清诗歌从龚自珍开始，经过黄遵宪的发展。我觉得，这当然是有启发性，可以让我们理解到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兴起的脉络。把晚清拉到鸦片战争前后，这是文学史家和历史学家的特权，为研究需要可以移动时间坐标。龚自珍所代表的比较唯心的、黄遵宪继续发展的新体诗传统，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晚清诗学的发展，不是只有这一条线索。我的意思是，在晚清的六十多年里，惊天动地的大改革不一定要浓缩到一个新体诗的兴起之上。事实上，当时一些传统文人把不同时代的文类同时纳入到他们的视界之中，他们可能正在实践六朝的东西，实践华丽、绮丽、颓废的晚唐诗风，当然也包括宋代诗词，这些东西同时被置入晚清文人的文学探索之中，不同诗人各行其是。这是晚清文学另外一个同样精彩的现象。

　　间接地，这一丰富的晚清诗学现象和“五四”也是有呼应的。古体诗并没有因为“五四”的兴起，突然关门大吉。在某种意义上，很多“五四”的文人，比如郁达夫、周作人、沈从文、聂绀弩等，这些人是“五四”新青年，他们一开始在风起云涌的“五四”时代完全抛弃了中国传统诗学，但在某些关键历史时刻，古体诗会再次回到他们的创作中去。这个问题让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有更为复杂的认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你死我活的时代，它复杂的纠结过程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古典文学的传统仍然千丝万缕很细腻地牵扯其中，这恰恰是让现代性的议题变得更为复杂。古体诗跟现代诗的纠结现象，大家做的很少。这更不用讲诗话的问题。说到诗话，我只讲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但“词话”也不只有这一本。

　　除了诗学、词话，还有就是文论研究。我这几年在做桐城派研究，当然我不是第一个做的学者。桐城派在晚清被打入谷底，所谓“桐城谬种”，这是“五四”的口号。其实只要对“五四”前后文学史有所了解的话，包括胡适、周作人都已经告诉大家，桐城派就算有千百万的不是，至少在教人家做文章方面有很大贡献，它不是绝对地和白话文你死我活的文学流派。桐城派对“文”的观念，与后来“五四”兴起的“文学作为独立自足的审美论述”，有非常有趣的承接关系。“五四”文人要“文学”，文学是时代的表征。这一观点是吸收了西方十九世纪以来把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看法，但事实上桐城派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早已用“辞章”形容文学特性。桐城派当时就说——你们一定要会做“文”，一定要对文字本身有敏锐感，透过“文”才能接触原来的“道”，他们把“文”拉到很高的位置。“文”不是被动的媒介工具，“文”本身就是“道”的体现。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轻重转换。以前说，经过“文”达到“道”，桐城派说这个“文”就是“道”。

　　我说这么多的意思是，作为文学史工作者、学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过了九十年之后，我们看待中国现代文学性的方式应该拒绝“化繁为简”，而应“化简为繁”。　　

　　“五四”运动中，革命与启蒙之外还有抒情   

　　这九十年来，学界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化繁为简”是出于政治考虑吗？

　　王德威：如果我用“政治”这两个字的话，我的定义是非常宽广的，不仅是跟几个革命人物有关而已，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刻意引起论证，以凸显一个新的东西，这更多是一种策略。

　　“五四”运动的兴起，在当时以及之后几十年有巨大的号召力和魅力。我刻意使用“魅”字是有理由的。我们都说“五四”是一个除魅时代，但我恰恰觉得说“除魅”太简单了，这是一个有魅力的时代，让大家一下子陷了进去——我们就是新青年，我们就是要革命和启蒙——这是一个新的神话的开始。所以，它一方面“除魅”，另一方面带来新的“魅”，我觉得这是“五四”之所以如此迷人的原因。也正如此，我不会中断对“五四”的研究。回到刚才那句老话，“化简为繁”，你如果真的承认“五四”给我们的遗产如此丰富的话，那就不要避讳“五四”复杂的来龙去脉。不用把传统和现代的对立简单一刀切，“五四”那一代文人受到的传统训练比我们丰富太多了，所以我希望在晚清和“五四”的衔接上做出更复杂的描述。

　　那“五四”的魅力来自哪里？

　　王德威：“五四”之所以在三四十年代之后，变成一个那么有魅力的东西，我觉得和后来两个重要论述有关。“五四”本来有很多的方面，但最后被凝聚成两个论述：革命和启蒙。尤其是革命论述，后来声音越来越强，成为救亡的话语，以至于把“五四”的复杂面向给遮蔽了。我们今天既然要讨论“五四”的重要性，不见得要沿用“五四”之后简化的话语来定义“五四”，而应该真正承袭“五四”众声喧哗的精神，那才是我们应该去想象的“五四”。当我们谈“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时候，应该记住当时还存在着“五四”旧文学实验和实践。　　

　　“五四”的“魅力”也许说得是“五四”中情感性的东西，而不只是我们一直说的 “启蒙”与“革命”。

　　王德威：“五四”的动人力量是要感动你。现在我们对“五四”中的“启蒙”和“革命”研究卓然有成，但这几年我对“五四”有一个很新的思考，我觉得“五四”给我们的精神号召除了“启蒙”与“革命”，还有“抒情”。“抒情”这个词太容易被误会，特别在大陆传统中，“抒情”很容易和小资、颓废、唯心、布尔乔亚联系在一起。但我恰恰要说，“五四”到今天还能感动我们的话，不是理念化、量化的东西，“革命”和“启蒙”都有一个“情感”的驱动。我们为什么要对“五四”的抒情性那么害怕呢？“抒情”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发愤以抒情”是屈原传给我们的，但抒情的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复杂向度被遮蔽了。正是“抒情”，让“五四”青年不顾一切走向“革命”和“启蒙”，革命在当时可是很时髦的事情。几十年来，我们的评论家只是狭义地迎合了十九世纪西方对“浪漫主义”的定义，而忽略了中国两千年历史中复杂历史情怀和社会抱负的抒情性。“五四”中有抒情传统，这肯定会有很大的争论，但今天讲“五四”，讲“五四”和晚清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五四”时代的这群新青年重新让抒情的复杂向度迸发出来，这是晚清看不到的。所以到了今天，不妨把抒情的传统予以复兴。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雅俗之争   

　　我注意到一点是，当我们谈“五四”的时候往往指向精英阶层的实践，那在普通市民那里呢？我觉得，“五四”时期在市民中流行的俗文学被忽视了。

　　王德威：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新旧”两条路线之争，还有“雅俗”、“东西”之争，这些东西在晚清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所以不是到了某个黄道吉日了，大家一起来摊牌。当然，“五四”历史的偶然性，你不得不承认。

　　其实俗文学也是“五四”的发明，是文学走向民间的重要方面。“五四”驳杂的面向，使其不仅启蒙了精英阶层，也启蒙了小市民。“启蒙”这么宏大的字眼到了市民阶层、江南文人那里，就变成鸳鸯蝴蝶派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

　　通俗文学中的启蒙意识是存在的，它扮演了一个“缓冲区”的角色。新的东西来的这么急、这么快，这些普通市民如何去接受？他们很可能会误读，也可能造成很有趣的偏颇。这些都可以理解。但同时，有一群文人，他们的确没有那么新的思想，也没有那么大的抱负，但他们用一种折中的观点，提出了对“五四”想当然的见解和看法，然后又贩卖给一般小市民，这里面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接驳”现象。这个“缓冲”的作用其实很重要。有人说“鸳鸯蝴蝶派”有什么好看？张恨水是从南方来到北方的文人，他之前做过记者，他从南方来到北京这样一个城市，大开眼界，但有多少人把张恨水的《春明外史》看成是北京文化地图导览？《春明外史》描写“五四”前后北京城的面貌。你可以想象一个四川成都的读者，通过这个小说想象北京有一个这样的运动。这个意义上，俗文学就是一个“缓冲”，“缓冲”可能不是精英阶级本身想要传播的，但经过这些市井文人再诠释之后，他们让变革不那么剧烈，让这些改变变得理所当然、习以为常。比如离婚问题、女性独立问题，都在《金粉世家》里有讲述，小说描述女性独立找出路的可能性，但又不像新女性那样决绝。这是新旧价值的互动，探究如何去落实，这是“鸳鸯蝴蝶派”一个很大的贡献。它的结果未必是“五四”激进精英所真正希望的，但面对社会巨变，“鸳鸯蝴蝶派”给中国人提供了精神上“缓冲”的慰藉。他们可能看不懂《狂人日记》，但通过《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可能对“什么是这个时代”有所了解。这就相当于今天的传媒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09:51

我生命中的五四

钟敬文

央视国际 (2005年01月09日 21:26)

　　五四是中国的一个超级民族节日。她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既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也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像这样意义的节日在我国历史上可能是很少的，或者说是唯一的。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那一年，我十七岁（按照中国旧历虚岁的算法），是一个已经略知一些世事的青年了；在知识上，也开始有了一些积累。我在七岁左右的时候进私塾读书。那时还是晚清，家乡附近没有现在所说的学校，大城市有了，但我们乡下还没有，所以只能入这种旧式学堂。这是一家客家人创办的私塾，老师也是从邻县请来的一位讲客家话的生员。因为据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外地迁来的，祖宗是讲客家话的，我父亲大概是为了让我不忘祖先的缘故，就让我读讲客家话的书。我先学了《三字经》、《论语》，后来好像又学了《幼学琼林》之类专讲骈偶对句的开蒙书，我都是一本一本地跟着学下去的。但老师教书的时候，只教诵读，不讲意思，不注意儿童心理，所以我那时对读书并不感兴趣，学习态度是被动的。有时老师还打人，连像我这样很老实的学生也被恫吓过，结果弄得我对读书的事，心里很怕。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1912年，我们那个镇子破天荒地开办了第一所完全小学，当时叫“两级小学”，实行初小与高小双部学制。它看上去挺新，实际上还是半新半旧的。学校里并没有新式的教学设备，师资也还是原来的生员班底，不过是受过短期的师范培训，比如读了几个月、半年的师范专科，就又取得了新的教书资格。在功课上，开设了国文、算术、格致、体操、图画等。在作文训练上，起初做一些简单的题目，如《读书论》；稍后做史论文章，较为复杂一点了，像谈汉高祖治世的《刘（邦）项（羽）优劣论》等；策论没做过。到了高小时，老师又增加了经史典籍方面的功课，如读《左传》、《纲鉴发凡》等，让学生懂得了一些知古鉴今的道理。除此而外，虽然不是开课，但在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当中，还兴起一股风气，就是作旧诗，我也被卷了进去，并且很感兴趣。我后来一辈子写诗兼搞诗学算是在这时启蒙了。当时读的书有《唐诗三百首》和《随园诗话》等。这些书，在今天看，也是好书。这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一部分小学教育。那时我也读了一些文言小说，像有一部叫《余之妻》，当时很有名，作者叫徐枕亚，是礼拜六派的作家。至于白话小说，那时还见不到。总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陈旧的、半新半旧的教育制度下度过的。

　　五四运动，像一声惊雷，把我们从沉梦中唤醒。她使我们这些本来不大懂得国家民族大事的少年和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上街游行、讲演，去各商店查禁日货，到神庙前的戏台上表演宣传爱国精神的活报剧……这些活动的想法和内容都是很单纯的，但这一来，却使我对国家社会有了一种实体的感受。过去，我在学校里做《爱国论》，都是空的；到了这时，有了自己的实践，就把原来抽象的东西，变成了实在的信念。这种初步的社会实践，还成为我后来进一步为国家社会做工作的萌芽、基础。

　　五四运动对我更大的启导作用是在学艺方面。像大家都知道的，在五四的前两年，即1917年，新文学运动已经在知识界开始了，但五四运动的巨大力量却把它在全社会范围内带动起来，并把它的革命影响扩大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气氛下，它这只文学之舟，成了一艘驶向纵深的历史海洋的“母舰”，承载了许多新学术的运送使命。它们后来又同它脱离开来，成了其他的现代新学科。在这些现代学科群中，就包括了我后来所终生从事的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

　　我接触新文学运动是在1921年前后，即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一两年。当时国内各地的报刊大都改成了白话文，所刊载的作品也大都是白话创作。使用文言的、或半文半白文体的报刊，虽然尚未绝迹，但到底不是主流了。这些刊物影响了我，使我抛弃了读古文、作旧诗的习惯，开始改而从事新文艺的创作。我开始学作白话的新诗、小品文和散文，不久，还与别的两位同学联合，出了一本新诗集，叫《三朵花》（自印，1923年左右）。现在另外两人都不在世了，其中的一位在大革命时期成了烈士，另一位在抗战中病逝。五四后的三四年，我还和同窗好友办过一个刊物，起名《狂飙》。那时我热血沸腾地创作新诗和写散文，在后来出版的《荔枝小品》（1927，北新书局）和《海滨的二月》（1929，北新书局）中，都收入了我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一些作品。

　　我的学艺活动的更重要方面是对人民大众口传的民间文学作品加以收集整理和进行初步理论探索的工作。我的搜集活动是从参与北京大学的歌谣学运动开始的。自北大歌谣征集会在北大《日刊》上印行了《歌谣选》之后，全国各地的报刊纷纷效仿，也大都登载了歌谣、故事之类的作品，比如广东的《群报》、上海的《妇女月刊》和我们家乡的《陆安日报》等。到了1922年底，我就跟着这个潮流活动，在我们乡下搜集歌谣故事，所得作品的一部分，后来发表在北大的《歌谣》周刊等刊物上。那时的这种搜集口头文学的工作，不像以后那种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调查，而是个人的、自发的活动，主要是在家族亲戚、同学和朋友中间搜集。我搜集到了一些普通流行的民歌，也有客家人的山歌等。这些材料以后在不同时期分别印成了《民间趣事》（1926，北新书局）、《客音情歌集》（1927，北新书局）等。那一时期，我还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了有关《歌谣杂谈》一类的文章，在对民间文学的理论探索方面，也做了些尝试。

　　在早期的新民间文学运动史上，我参与《歌谣》周刊的学术活动曾引起了社会的注意。经常有些年轻学者问我，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自序中写过一段话：“自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搜集歌谣以来，出版的歌谣至少在一万首以上。在这一方面，常惠、白启明、钟敬文、顾颉刚、董作宾……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灭”，对此话我怎么看？胡适在五四时是否认识我？其实这段话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有一天，一个同乡在街上看见我，说“你现在大名鼎鼎了，胡先生的书里都讲到你了”，他还说了别的一些你老兄如何如何之类的夸奖的话，我这才第一次从他口里听说此事。后来我自己也买到了这本书，才看见了这段原文。我始终没和胡适见过面，也从无个人之间的来往。他在五四时已经名气很大，是新文学革命运动的发起人；我则还是一个学术青年，在热心地追随着这个伟大的文化运动。我想，胡适先生之所以能够注意到我，是因为我那时是《歌谣》周刊“圈”里的活跃分子，他可能是在看《歌谣》周刊时，发现了里面的几个重要作者，包括我，他认为值得一书，就把这几个人写进了他那本有名的《白话文学史》，还把我的名字写得很靠前。这主要表现了他的中国学者气派，他是完全从实际材料出发来得出他的结论的。他那时很关心歌谣，还从文学角度写过一篇著名的研究歌谣比较理论的文章，在当时很有权威性。董作宾撰写研究民歌《看见她》的论文，就受了他的启发。他那本《白话文学史》，在那时候大家都非看不可，解放后的一段时期还很流行；那么以他这样的学者这样对待当时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这对我认识五四和后来走上研究民间文学的学术道路，肯定是有影响的。

　　在参加《歌谣》周刊的活动期间，我与北大学者直接发生民俗学的学术往来，并长期保持这种学术关系的，主要是顾颉刚先生。顾先生出身江南苏州的世代书香之家，后来又考进北大读书，学养深厚。在五四时期，他年纪还轻，但学问造诣已经很深，我很钦佩他。1923年，他在整理清代文献时，发现了李调元的《粤风》，就在《歌谣》周刊上写了文章。我看到后，知道《粤风》汇集了两广一带的多民族民歌土调，那里正是我的家乡，于是我就响应顾先生的意见，也给《歌谣》周刊写了文章。以后，我们就通过《歌谣》周刊往来通信，谈到了《粤风》，也谈了其他一些民间文学作品，如对《孟姜女》传说的看法等。顾先生不久写了《孟姜女故事研究》。1926年夏，我到了岭南大学，在图书馆里找到了《粤风》，就和刘乾初一道，对它进行了翻译整理，后来分作两部分出版，一部分叫《亻良僮情歌》（1927，北京朴社），另一部分就是前面提到的《客音情歌集》。这项工作，一直得到了顾先生的鼓励。顾先生热心提携后学，积极地推广学术，造就人才，他对我的影响在我一生的学术活动中都占有相当的位置。

　　从五四开始，我这种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后来发展了对整个民俗现象的兴趣，并一直延长下来。到了1927年，我到中山大学工作时，探索民俗学的兴趣愈加浓厚了。那时顾先生等一批北大教授由于躲避北京政府的黑暗统治，南下厦门，又来到广州，到中山大学教书，这时我们才初次相遇，但因为有了前几年在《歌谣》上通信的铺垫，我们一见面就成了老熟人。当年底，我参与了同顾先生等一道筹办中大民俗学会的工作，后一起编辑了《民俗》周刊，出版了民俗学丛书等。这些活动以后都延续下去了。

　　后来，民俗学的学术发展了，我个人又有了许多新的经历，比如又到了杭州；到了日本留学；解放后又参与建立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两个方面的学会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学问上的进一步发展，一直到现在，已经八十年了。这个就不去细讲了。

　　但回头来看，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两个现代学科发展根源还是在五四时期。假如当时没有五四运动的这些文化上的影响，我在学艺上，就不一定走上这条路，而且不一定能坚持下来。现在饮水思源，应该感谢五四对我的启迪作用。她是我所终生不能忘怀的学艺上的乳母，兹以联语铭之：一阵雷霆，惊起国民御侮救亡意识，八旬岁月，难忘师傅启蒙发聩恩情。 (来源：南方网)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09:54

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


北京大学新闻网  日期： 2009-05-03  信息来源: 《求是》杂志2009年5月1日   


       90年前，由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率先组织发起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启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还促成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形成了以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团结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

       1840年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了一次次英勇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但在五四运动之前，这些斗争都失败了。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却没有改变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悲惨处境。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后，中国人民的斗争虽几经曲折和反复，但从总体上看，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却由挫折走向胜利，开始以崭新的态势向前大踏步迈进，五四运动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

       首先，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实践证明各种理论都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于是，怀疑产生了、加剧了。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过程，五四运动之前，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只有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五四”时期，以北京大学教师为主体编辑的刊物《新青年》出版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专号，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等一大批先进青年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第二，五四运动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近代以来，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先进分子曾虔诚地学习西方，试图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但从辛亥革命到“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他们的幻想迅速破灭。在苦苦寻求自救出路之际，俄国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在历史的比较和选择中，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是，伴随着“五四”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将关注的目光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第三，五四运动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革命之所以经历曲折、屡遭失败，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个能够科学把握革命规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充分代表人民意愿的先进政党来领导和推动。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两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成为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第四，五四运动展示了群众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果说辛亥革命的一个局限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一个重要的历史进步，在于它是一个群众广泛参与的运动。这个事实，就是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本人也是承认的。1919年5月21日，各地学联代表在上海龙华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北大学生代表在会上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匾牌换成中华门，这样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这次要作彻底的革命”。正在参会的孙中山听到这些话后也热烈鼓掌。会后，他还对北大同学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五四运动由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率先发起，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广泛参与，是五四运动胜利的基本保证，体现了人民群众在民族复兴斗争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五四运动孕育了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爱国主义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在我国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但是，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推动爱国主义运动前进的社会力量，却是随着历史阶段和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随着时代的变化实现了重大飞跃。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既继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又具有了本质的进步和新的时代特征，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一是“五四”爱国主义精神蕴含着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要求。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近现代的爱国运动，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爱国运动，都表现出一定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最终导致革命的失败。而在五四运动中，爱国青年不顾北洋政府的镇压走上街头，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要求的纲领性口号，使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提升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内涵。

       二是“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注入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新因素。“五四”期间，已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努力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束缚，把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放到人类文明进步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思考。这就使“五四”爱国主义精神不仅以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而且同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促进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紧密联系起来。正如李大钊先生所指出：“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

       三是“五四”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和觉醒密不可分。历史发展表明，爱国主义只有找到强大的依靠力量，并上升为阶级的自觉，才能真正焕发无穷威力。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对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的工人阶级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觉悟和鲜明的阶级特点，爱国主义日益紧密地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联系在一起，从此，爱国主义有了坚实的力量基础。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的展开和深化，最终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崭新的爱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将民族复兴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结合起来，集中地代表了中国人民的现实需要和长远要求。八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亘古未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是中国历史上最恢弘、最壮丽的爱国主义篇章。

       高举“五四”爱国主义旗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团结奋斗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五四运动所体现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动员和鼓舞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一面光辉旗帜。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的“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

       爱国主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题，每一代中国人也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五四运动以来，围绕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任务，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斗争和不懈奋斗。今天，中华民族已彻底告别了积贫积弱的历史和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更重要的是，经过漫长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已经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强国富民的正确道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人民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五四”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是救亡图存、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那么，今天爱国主义的主题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当前，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不断深化对我国历史和国情的认识，深刻领会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进一步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要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投身于推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时代洪流，为实现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要倍加珍惜我国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根本利益，任何时候都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要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把握爱国的新要求，以更加自信、理性、平和、宽广的心态看待和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五四运动的先锋。继承和发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当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党和国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党的十七大做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决策，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报效祖国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平台和良好条件。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恰好是当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成才立业的黄金期。“五四”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梦寐以求的实现现代化的理想，将通过我们的继续奋斗得以实现。我们一定要高举“五四”爱国主义旗帜，与全国人民一起投身民族振兴的伟业，决不辜负历史的重任和人民的期待。

       北京大学是我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110多年来，北京大学为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北京大学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积极探索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取得了可喜成绩，展现出蓬勃活力。近年来，北京大学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等丰富多彩的载体和形式，不断加强近现代历史教育和国情、校情教育，积极引导学生文明生活、健康成才、理性报国，促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生生不息，推动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代代相传。

       在隆重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将进一步贯彻落实2008年5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执著的努力，按照服务国家战略、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步伐的发展思路，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断将爱国主义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09:58

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胡锦涛总书记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共迎五四青年节

新闻中心-中国网 china.com.cn/news　　时间： 2009-05-02　　责任编辑: 一言


        新华网北京５月２日电（记者　孙承斌）今年是五四运动９０周年。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２日上午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同广大师生共迎五四青年节，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各界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中国农业大学是我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源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培养了一大批农业科技人才，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科研成果，在我国农业教育、科研、技术推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胡锦涛来到中国农业大学，首先参观了学校的校史展览和科研成果综合展示。在中国农业大学历史沿革简表前，在报道学校师生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旧报样前，在记录师生们开展科技支农活动的照片前，在克隆牛、高产玉米等反映学校科研成果的图片和实物前……胡锦涛驻足观看，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和发展情况，对学校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总书记希望师生们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

        “努力成为知行合一的高素质农业科技和管理人才”

        注重实践教学，是中国农业大学的鲜明特色。胡锦涛考察了学校植物生产类实验教学中心基地。

        明亮宽敞的温室里，一盆盆种苗长势喜人。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正进行测土配方施肥等实验。胡锦涛饶有兴趣地观看，不时询问有关情况。随后，总书记走到学校实验田，来到正在开展农学认知教学的师生中间。他俯下身子了解欧当归、辣根等药用植物的特性和功效，还亲口尝了尝刚摘下的芦笋和枸杞叶。

        总书记深有感触地对大家说，坚持理论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帮助同学们增强感性认识，巩固书本知识，提高动手能力，这样做大有益处。他希望农科学生学农爱农，刻苦学习，加强实践，努力成为知行合一的高素质农业科技和管理人才，为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贡献智慧和力量。


胡锦涛的讲话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03日09:53  东方网-文汇报



　　老师们，同学们：

　　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很高兴来到中国农业大学，来到充满活力的青年朋友中间。借此机会，我代表党中央，向中国农业大学全体师生员工表示诚挚的问候！向全国各族各界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

　　刚才，学校领导和师生代表作了很好的发言，听了以后很受启发。特别是在农村基层工作的大学生村官代表谈了自己的实践体会，即将到农村基层工作的毕业生代表谈了自己的人生选择，你们奉献祖国、服务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令人十分感动。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树立了一座丰碑。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和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感召下，心系民族命运，心系国家发展，心系人民福祉，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壮丽篇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大革命青年冲锋陷阵、浴血奋战，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条战线上的广大青年勇挑重担、艰苦创业，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当代青年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很不寻常、很不平凡的2008年，面对筹办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抗击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一系列大事、难事、急事，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自觉担当、奋勇向前，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崇高的奉献精神，向祖国和人民、向全世界展示了当代中国青年崭新的精神风貌和优秀的整体形象。五四运动以来90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历史都充分表明，青年确实是我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支力量，确实是值得信赖、堪当重任、大有希望的！祖国为有这样的青年而骄傲，党和人民为有这样的青年而自豪！

　　当前，我国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特别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和深化，由此带来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演变十分深刻复杂。从国内看，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但我国总体上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进道路上还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受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不少困难。中央在全面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制定并实施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初步见到了成效。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同心协力、攻坚克难，就一定能够化危为机、逆境奋起，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矢志追求并为之顽强奋斗的宏伟理想。现在，实现这一宏伟理想的光明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在开创祖国美好未来的征程上，青年学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下面，我给农大同学和全国广大青年学生提几点希望。

　　第一，希望同学们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正是因为有爱国主义这一强大精神支柱，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青年学生素有光荣的爱国传统，历来以爱国报国为己任，这是非常可贵的，应当继续发扬光大。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最鲜明的主题就是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希望广大青年学生把个人理想融入全民族的共同理想之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为祖国、为人民的不懈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第二，希望同学们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立身百行，以学为基。”一个人能有多大发展，能为社会作出多大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人学习抓得紧不紧、知识基础打得牢不牢。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步伐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呼唤大批高素质人才。因此，学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而紧迫。同学们不仅要刻苦钻研专业知识，而且要努力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要注重学习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广泛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不仅要认真学习知识技能，而且要注意掌握科学方法。只要大家勤于学习、敏于求知，不断积累新知识、增强新本领，就一定能奠定人生进步的根基，成为国家建设需要的有用人才。

　　第三，希望同学们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古人讲，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才成长的规律。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无不经过社会实践的历练和艰苦环境的考验。五四运动昭示的青年运动正确方向，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当代青年学生要健康成长、茁壮成才，仍然必须坚持这个正确方向、这条正确道路。对青年学生来说，基层一线是了解国情、增长本领的最好课堂，是磨炼意志、汲取力量的火热熔炉，是施展才华、开拓创业的广阔天地。只有深入到基层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才能加深对社会的认识，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近年来，不少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主动到基层一线去工作，作出了显著成绩，加快了成长成才步伐。希望更多同学以他们为榜样，自觉到基层一线去发挥才干，到艰苦的环境里去经受锻炼，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切实走好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开辟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第四，希望同学们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只有勇于担当、甘于奉献，才能真正体验到人生的快乐和幸福，成为品德高尚、精神充实的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既尊重个性、承认物质利益，更倡导互助友爱、崇尚奉献精神。一个人如果不能正确处理集体和个人、奉献和索取的关系，片面强调个人设计，过于追求个人利益，他的人生道路只会越走越窄。希望同学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带头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多做关心集体、热心公益、扶贫济困、见义勇为的好事，真正尽到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为发展社会主义和谐人际关系、形成文明进步的良好社会风尚贡献一份力量。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年学生是国家的宝贵人才资源。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对青年和青年学生高度重视、充分信任、热情关怀、严格要求，更好地发挥青年和青年学生的积极作用，努力培养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共青团组织要认真做好青年和青年学生工作，加强教育引导，主动提供服务，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学校和教师要注重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帮助青年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社会各界都要关心爱护青年和青年学生，为他们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中国农业大学是我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源地，有着光荣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大学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服务“三农”为宗旨，着力提高办学水平，培养了一大批农业科技和管理人才，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科研成果，在我国农业教育、科研以及技术推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同志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秉承“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的校训，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青年朋友们、同学们，伟大的事业召唤着你们，光荣的使命激励着你们。党和人民相信你们一定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大力弘扬伟大五四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青春乐章。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09:59

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日前出版  

2009年05月02日 11:30:46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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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    杨念群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年5月



    “五四”9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出版新书《“五四”九十周年祭》，认为来自基层社会重视实干、不看重空谈的气质推动了中国社会根本的变革。

    广州日报：“五四”运动90年，您认为该如何理解这场运动？

    杨念群：我更多是站在学理的角度去解读“五四”的。有人把“五四”当作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而在我看来是长时段的全方位革新，它的影响时间至少应拉长到20世纪30年代。还有人认为“五四”就是反传统文化，这我也不能同意。我认为不应该对“五四”进行过度的“思想史”分析，而应该将之“社会史化”，更多地关注“五四”发生的社会环境，研究“五四”不同群体的行为差异及其后果。“五四”运动从爆发的一瞬间只展示出一个纯而又纯的标准政治事件，可它的意义绝非如此单薄。

    广州日报：您觉得“五四”精神对现代80后、90后的青年有什么意义？

    杨念群：年轻人爱国主义的热情是有的，但有时候，这种激情会走向极端民族主义，走向虚幻，走向暴力，这是应该避免的。（记者 李文）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0:02

《五四运动画传》全景再现当年历史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02日18:01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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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5月2日电为纪念伟大的五四运动90周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日前隆重推出了军旅青年作家丁晓平的纪实文学著作《五四运动画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再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得到了中共党史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本书“史料丰富翔实，可读性强，对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了解五四运动，增强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认识，激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会有积极的启迪作用”。

　　《五四运动画传》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注重总体的把握，也注意历史的细节，把五四运动发展的历史背景、原因、过程以及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做了较好的叙述。作品以清新流畅的文字和独特的历史视角，并插入300多幅珍贵历史图片，阐释往事真相，引领读者回到历史的现场，全景立体地再现了五四运动。作品注意发掘历史资料，如对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和对中国儒家学说、孔孟之道的关系，就有理有据地进行了分析和说明，纠正了以往认识的片面性。作品还以当下的语境对五四时期的漫画、口号、对联、纪念章、期刊、社团以及五四人物的年龄等历史元素，给予了强烈的历史和文化观照，完整呈现了这段人们知道但并不完全知道的历史。本书设计精美大方，双色套金精装印制，堪称五四运动图书的典藏精品。(杜惠玲)

　　《五四运动画传》，丁晓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定价58.00元。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0:05

五四精神如何照亮今日青年

北青网 2009/05/03 09:47  来源：半月谈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90年岁月悠长，当年降生的婴孩如今若健在也已是耄耋老人，但五四精神从不曾老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鲜活，甚至更加难以定论。五四运动对于当代中国仍然有着强烈影响，从近年来不断高亢的各种争议之声就可见一斑：有人将其供于神坛，奉为先驱、传统；有人将其推上审判席，斥之为文化断裂


　　根源。无论如何，对于当代中国学术界、政界以及社会、个人而言，五四运动仍是一个值得深入发掘的精神文化库。对于当代中国青年而言，也仍然需要对五四精神的两翼——科学与民主深入反思，加以继承和发扬。


　　纪念五四：从一元走向多元


　　正如五四精神在不同时期曾经历过多轮阐释、呈现出多棱光芒，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对五四的纪念不再仅仅围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展开，在“爱国、进步”的主旋律中，社会各界正以多元的视角和方式，汇成纪念五四的多声部交响曲。


　　关于五四的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是主流。今年4月5日，在1919年《巴黎和约》签署地巴黎凡尔赛宫，全法学者学生联合会、欧洲时报等共同启动了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法国华人青年演讲大赛。中国驻法使馆教育处朱小玉公参指出，90年前在这里签署了不平等的《巴黎和约》，让当时的中国青年深感“弱国无外交”的切肤之痛，从而引发了著名的五四青年爱国运动。——如何继承五四爱国精神，在华人青年学子心中，引发出无限的思考。


　　文艺界为纪念五四运动相继演出歌剧《青春之歌》、话剧《我的西南联大》；出版界以《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等种种文本、丰富史料从不同角度对五四及那一时期展开回望，表明我们的文化正自觉地对五四进行新一轮翻检：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五四的精神魅力和复杂性？我们如何摆脱对五四符号化的认知？《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一书主编、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指出，人们对五四的真实面貌以及历史场景，知道得越来越少，我们只记得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认识五四，摆脱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留下的烙印，必须回到五四运动发生时的众声喧哗的时代，在那个历史场景中重新体认五四精神的巨大价值。


　　人文思想界在一次次讲座、讨论中争鸣，既是与五四先贤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更是对今人灵魂的撞击。五四精神中，“德先生”在中国为何处处不及“赛先生”？为何科学、民主被一再提起，平等、自由被有意无意地遗忘？3月7日，在何香凝美术馆“人文之声”讲座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富仁用历史反观现实，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不仅有从国家要求层面上的“科学”和“民主”，还有属于老百姓诉求的“自由”与“平等”，这四个关键词成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用民主和科学无法完全概括其意义。民主与科学的人文思想基础正是平等和自由。平等自由是人民群众基本的要求，只要有了自由和平等，我们就可以承担困难，来追求我们的幸福。只有坚持了人的自由平等，才有正当的法制，社会才会趋向民主，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才能更加科学。


　　感恩五四：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正是继承了五四精神


　　“现在是有青年无‘五四’！”谈起五四运动９０周年，供职于京城一家媒体的青年人小周语出惊人。“现在的青年人追求的是物质的富裕、现世的安稳，根本懒得去了解五四精神。”这样的悲观论调也许过于偏激，但它流露出的是一种普遍的担忧：我们是否还有“五四青年”？今日国民、特别是今日青年是否具有启蒙精神，是否具有公民意识？


　　事实上，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中国公民社会正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迅速崛起，这样的进步与五四精神的继承不无关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撰文指出：“在十多年前的中国，‘公民社会’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即使在学术界，多数人不仅对公民社会的概念相当模糊，而且对公民社会持怀疑的态度。如今，公民社会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议题。”今年1月，俞可平、高丙中、袁瑞军等20余位著名学者历时3年完成的首册《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出版，此书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书中囊括了《政府转型对民间组织管理体制的影响》《中国式的社团革命》《中国公民社会指数》《中国志愿者服务的发展、问题及其走向》《我国网络媒介事件中公民性的体现与意义》等重要学术成果。不难看出，在中国的民间组织、志愿者、网民等社会群体中，具备启蒙精神、公民意识的今日“五四青年”不但没有消亡，而且越来越多。


　　发展五四：用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迎向未来


　　五四对国人来说，既是历史，也是现实，特别是在面临新一轮社会转型的当下。


　　4月10日，“五四的精神遗产”座谈会在北京郭沫若纪念馆举行。会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李长莉提出，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是文化重建，即建立新文化，以此来取代以往的与旧的社会制度、旧的社会结构、旧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对比现在另一轮社会转型以及文化重建，虽然处在不同的阶段上，但是从一定意义上看它们是有相似性的。”李长莉说。


　　在社会转型时，国人不仅需要一种迎向未来的勇气，更需要认知体系的更新。正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雷颐在《学习时报》撰文指出的，五四先驱提出要以现代“科学”作为新的认知体系，他们所主张、表现出的“科学”精神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这种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是社会发展、演进的重要前提，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仍然十分重要。作为今日之青年，唯有秉承五四时代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才能推动我们的国家实现顺利转型。


　　“历史不是已成为化石的过去，更不只是时间长河中一段被截取的孤立场景：历史是祖先的脚印，是一艘摆渡民族的巨轮，是一个民族曾经的精神符号的记忆。”正如全法学联主席李正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法国华人青年演讲大赛上所言，“1919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爆发于这一年的五四运动以及由其引发的新文化运动把中国带入了现代史。历史是一段段螺旋上升以助民族抵达一个又一个高度的阶梯。纪念五四运动及其引发的中国巨变90周年，就是利用这笔宝贵的资源和财富，锻造我们走向未来的钥匙。”（记者 许小丹）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0:07

大学生该怎样纪念“五四”

北青网  2009/05/03　09:55:00  来源：光明网

　　参观、讨论、文艺汇演之外，更要思考“五四”精神的当代价值
　　今天，大学生该怎样纪念“五四”

　　90年弹指一挥间。1919年的“五四”运动，青年学生以一腔爱国热血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奔走呼号。曾经的辉煌，如今有多少沉淀在当代青年的心里？在校大学生是否仍然将“五四”精神铭记于心？


　　纪念“五四”要与当代现实相结合

　　“五四”临近，某高校论坛上一个学生在自己的博客里这样写道：“很快就要迎来‘五四’青年节了，学校里也开始为它而准备各种各样的活动，说实话，长期以来，这个节日都是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中度过的。”

　　对此，北京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分团委书记王征说：“如今一些高校组织纪念‘五四’的活动，不外乎是参观、讨论、学习什么的，无法引起学生共鸣。这就导致大多数大学生对‘五四’的认识，还停留于表面，对‘五四’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没有过多的思考。”

　　今年，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系列活动中，有两场电影的放映非常引人关注，一场是《李大钊》，一场是《孟二冬》，前者是“五四”运动的旗手，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后者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为人师表、品德高尚的典范，两场电影的放映体现了北大纪念“五四”运动的精心安排。

　　“我们纪念‘五四’，不能单就历史谈历史，而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教育形式，深入探讨当代青年与‘五四’精神的关系，让学生们去关注、去思考，与新时期新形势相结合。”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部长马化祥说，“就像这两部电影的放映，就是传承革命历史、颂扬时代先锋的一种体现，相信会给学生带来不同的感受。”

　　北京师范大学早在今年4月初就发起了“弘扬‘五四’精神主题党日活动”，全校50多个学生党支部自己设计纪念活动，有的和专业结合探讨“五四”精神，有的走进社区服务群众，还有的院系组织学生参观鲁迅博物馆，学生自己做讲解员，边讲解边讨论，通过了解历史，分析现实问题。北师大学生工作部部长梁家峰说：“高校纪念‘五四’应该着重探讨‘五四’精神的当代价值，我理解，就是培养学生敢于担当、勇于奉献、努力创新、永远站在时代前列的责任感和上进心。”


　　让当代青年多领略青春向上的精神

　　今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上海、山西等地11所高校的学生中进行了一次“‘五四’知识调查”，被调查学生85%是本科生，分布在理工、文史、艺术等各学科。

　　调查显示，在几种了解“五四”运动的途径当中，绝大多数学生选择了“课堂讲授”，通过报刊、网络等进一步去了解“五四”的学生少之又少。能说出“德先生”、“赛先生”分别代表什么的学生占八成。被问到“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时，绝大多数人只选择了“民主”和“科学”，而同是正确答案的“爱国”、“进步”和“个性解放”却被忽视了。

　　“五四”运动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时至今日，先辈的声音仍然振聋发聩，“五四”精神需要在年轻人身上继续传承和发扬。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学校为纪念“五四”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似乎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说，现在，有些青年人太功利，又太老成，好像缺少一点青春气息，让他们多领略“五四”那种青春向上的精神，在打好学业基础、真正学好本事的同时，保持理想与朝气，有一点使命感与事业心。就这一点来讲，“五四”精神对于青少年并不过时，仍然是促进他们成长的重要思想资源与精神资源。


　　把“五四”精神内化到学生心中

　　仅仅是为了不忘却而去纪念，“五四”就成了各学生机构或社团扎堆办活动的一个“契机”，或者说是一个大家都必须完成的任务，而“五四”真正的精神内核却被我们所忽视。

　　吉林农业大学团委副书记董雅致说，如何引导和提高当代大学生对“五四”运动深层内容的认识，值得高校认真探讨并努力践行。“应该在日常活动中寻找到合适的载体，一方面带给学生冲击和震撼；另一方面，让学生在参与活动中不仅仅是看热闹，同时还能够反省自我，提升精神境界。”

　　北京大学大一学生周南加入了学校乡土中国学会，每周都会去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支教，已经坚持了半年多时间。像周南这样热心公益、志愿付出的“校园义工”，在如今的高校学生群体中，何止成千上万，他们继承了“参与、奉献、互助、进步”的奥运志愿者精神，在校内外传递着温暖与爱心。

　　“学校要做的是把‘五四’精神内化到每个学生心中，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学习中。”天津工业大学团委书记张华泉说，“我们目前在全校所有本科专业中都成立了专业社团，二课堂服务于一课堂，帮助学生提升专业兴趣，锻炼实践能力，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学习做人，这是在新形势下对‘五四’精神的延伸，很受学生的欢迎。”

　　温儒敏表示，学校应当有学校的品格，特别是大学，应当是思想库，不应当什么事情都跟着市场效应亦步亦趋，否则就谈不上民主和科学，当然也就和“五四”精神感召下的大学精神相去甚远了。“如果一所学校能秉承‘五四’精神来办学，学生自然就能得到‘五四’精神的熏陶，就会有理想，有爱国情怀，‘五四’传统就能得以延续，这可能是更深层次也更有效的传统教育。”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0:08

永远的五四

袁绪程

http://view.QQ.com　 2009年05月03日08:01 　来源：中国改革网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各种不同寻常的纪念活动纷至沓来，五四运动的新诠释也不绝于耳。也有人批评五四运动中的缺陷，比如发生违法火烧房子等等。不论五四有多少不尽人意之处，她在我的心中，或许在曾经年轻过的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已定格为一种精神，一种符号，一种荣誉，一种象征，这就是爱国、科学、民主、新文化。


穿越90年的时光，回首峥嵘岁月，我们不妨扪心自问：我爱国吗？当孙中山抱怨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他可曾注意到，专制的“麻袋”被打开后，曾被麻袋紧紧封住的亿万个“土豆”会四处流散？正是伟大的五四运动把一盘散沙、四处流散的“土豆”——亿万中国人重新聚集在爱国的新帜下。


当美国总统肯尼迪大声疾呼：不要问你的祖国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祖国做过些什么，你是否想到，这个美利坚合众国是由美国人自己缔造的家园？当作家白桦轻轻地问自己：国家不爱你，你还爱她吗？他显然弄混了国家和政府的区别。国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国家，是我们永恒的家园。我们不爱，谁爱？尽管它有许多瑕疵，是那么的不如意，我们仍然深爱着她——因为她是我们的祖国。爱国并不等于盲目的排外，排外并非爱国，正如竞争并不等于侵略一样，我们要敢于竞争，在全球化过程中，为国家竞争更多的正当利益。我们也要善于合作，要与各国人民一道创造一个多赢的世界。


我们也不妨自省：我科学了吗？高歌呼吁科学90年了，还有人打着伪科学在骗人，用科学的“方法”造假、坑人，如往牛奶里掺入三聚氰胺，用敌敌畏泡制火腿，教授造假论文，假冒伪劣俯拾皆是等等。科学是求真的，当被视为社会的良知——知识分子都敢造假，你还能相信谁呢？不要忘了，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是认知的工具，也是一种心态，讲科学就是要求真务实，改变中国人“一夜暴富”的心理，要“流着汗去吃面包”。要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以牺牲环境、透支未来、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我们也不妨反思：我民主了吗？换句话说，我们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走了多远？还有多长的路要走？相比千年专制，我们的确民主多了，但离五四那一代青年人，“一二九”一代、“老三届”一代青年人乃至70后、80后、90后的青年人心目中的民主还有多大的距离呢？民主是一种思维或生活方式，我们要学会“我反对甚至厌恶你的观点，但我会用生命捍卫你发表观点的自由”的博大思维和胸怀。民主既是激励手段，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终极价值目标。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民主是舶来品，在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段上，甚至是奢侈品。民主更是一个不断生长、不断建设的长过程，我们要多一份理性，多一点耐性，多一份努力，多一点信心，来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民主宪政制度。


同样，我们也不妨拷问：我新文化了吗？我们是否兼容并蓄，在继承古老中华文明的精华基础上，创造出了现代中华文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品格，更是一个国家的底蕴。制度规则可以趋同，文化则应求同存异。在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征途中，也许任重而道远。


探索新文化、图存救亡的五四运动的激情岁月，已渐渐远去，它甚至消失在光怪陆离的城市及其市民的灯红酒绿之中。但我仍然坚信，作为一种精神、一种符号、一种荣誉、一种象征，她永不褪色，永远铭刻在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心中。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0:16

人民出版社推出《新青年》全套珍藏本  

邓凯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5-02 10:13　来源：光明日报

　　恰逢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投入巨资，利用现代技术将《新青年》杂志重新限量印刷九十套，再次让这部经典史料文献面向公众。据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介绍，为保存珍贵史料，1954年，人民出版社历经艰繁，在全国范围内，对《新青年》杂志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收集整理，集齐全部63期，影印为精装16开合订本一套，按年代分为11卷，包括了9卷月刊（每卷6期），1卷季刊（该卷共4期）和1卷不定期刊（该卷共5期），内收《新青年》从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的全部63期。这套合订本资料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新青年》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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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新青年》63期合订珍藏本发行 　　　　　　

袁晞 | 来源: 人民网：2009年05月02日 |


       五四运动90周年前夕，《新青年》全部63期珍藏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新青年》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标志。为保存珍贵史料，1954年人民出版社在全国范围内，对《新青年》杂志进行了细致的收集整理，搜齐全部63期，影印为精装16开合订本一套，内收《新青年》从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的全部63期。由于具有极高的史料和收藏价值，影印出版50多年来，所有套书早已售罄。此次人民出版社利用现代技术将这套书重新限量印刷，再次让这套经典史料文献面向公众。

    《新青年》63期合订珍藏本全套11卷共12本。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0:18

《新青年》杂志将“复刊” 文化界名家纷纷力挺

北京文网 2009-04-23 08: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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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曾是一个时代的风尚，诸多文化先锋藉此发出声音。

　　本网讯在明星作家纷纷当主编的浪潮中，记者近日获悉，中国作家富豪榜制榜人吴怀尧即将推出一本名为《新青年》的杂志书，预计五月期间面市，该书目前正在紧张的编辑过程之中。在谈到为何用《新青年》作为杂志名称时，吴怀尧说，“新青年非以年龄划分，而是文化概念，所有具备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人，其实都可以称为新青年。”用这个名字，其实既有创刊的意思，也有复刊的意味，“90年前陈独秀办过一个杂志就叫《新青年》，他在杂志宣言中的理念，比如他所呼唤的诚实、进步、积极、自由、平等，反对虚伪、保守、消极、束缚等，我是赞同的。”

　　据悉，《新青年》主要由访谈、专栏、沙龙构成，整书注重思想性和趣味性。尽管该书尚未出版，就已经获得众多文化界名家的力挺，专栏部分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精英分子，有文化界“南朱北何”(朱大可与何三坡)、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于坚、短篇小说圣手张万新、《陈寅恪与傅斯年》作者岳南、《天仙配》作者时白林、传媒人赵牧、潘采夫等各个年龄段的名家。著名文化批评家何三坡说：“90年前的《新青年》，带来了一个年轻的中国，期待90年后的《新青年》能让一个时代显得年轻。”

　　《新青年》的出版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张业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透露，“《新青年》读者定位为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年龄段主要分布在18岁到38岁之间。”

　　当记者询问即将问世的《新青年》杂志书与郭敬明、韩寒、饶雪漫、张悦然、蔡骏、郭妮等春春作家主编的杂志有何异同时，吴怀尧并没有正面回答：“差别是肯定的，《新青年》的关键词是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有趣而不乏深度，给有梦想有担当的人看。”(文/翟维纳)

　　

【文网链接】

　　

《新青年》的精神初始



　　当多元并为二元，这二元又绝对不能相容，你死我活之后，结果剩下的便只能是一元了。从多元、二元到一元，后者越发成为《新青年》的文化走向

　　包括新文化在内的“五四运动”向被称为启蒙运动，这个称谓可以形成这样一种假设，社会蒙昧，只有那几个启蒙者才清醒。新文化由《新青年》而发的，我现在找出它的第一卷第一号，是为了考查这份杂志诞生时的精神初始。

　　《新青年》姓“新”，新文化也姓“新”，唯新是进，乃是这份杂志乃至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青年杂志》创刊号即刊有《新旧问题》一文，新文化运动对新旧问题的态度由此肇始，并贯穿始终。

　　署名汪叔潜的这篇文章首先把新旧问题视为国运的枢纽：“国中现象，变幻离奇，盖无在不由新旧之说淘演而成。”政有新政旧政，学有新学旧学，道德有新道德旧道德，甚至交际应酬亦有新仪式旧仪式。因此，从国家到社会，“无事无物不呈新旧之二象”。宇宙大千，本为多元，该文将无限丰富的多元归纳为新旧之二元，这是一种简单的化约。针对该文自己划分的新旧之争中的三种态度：伪降派、盲从派和折中派，作者不仅“恶乎”前二者，“尤恶乎折衷”，因为它的主张是新旧调和，“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如果这是二元并立的观点，但，该文的价值观却是二元对立，作者的态度很直截：“新旧二者，绝对不能相容”。

　　当多元并为二元，这二元又绝对不能相容，你死我活之后，结果剩下的便只能是一元了。从多元、二元到一元，后者越发成为《新青年》的文化走向。

　　《新青年》以新自居，在理念上，它容不得旧，因而呈现为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排他，在态度和语气上都很决绝，带有绝对主义色彩。作者认为西洋文化“为吾中国前此所未有，故字之曰新”，“反乎此者，则字之曰旧”。新旧本为天地之自然，哪怕就是植物一株，新枝旧叶，亦为同时。可是，在《新青年》那里，新旧之间，“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中之余地”。该文暗含严复进化论的思想，适者生存的“适”，被突出为生死存亡间的斗争。势至于此，新与旧便成了一种只能是排中的选择：“如以为新者适也，旧者在所排除”，“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最后，作者用极端的语气再度重复了自己：“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

　　从立论到表述，此文很典型地揭橥了《新青年》和新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精神特征：一元、绝对、排他和独断。《新青年》的精神初始，尽管也呈现出多元特点；但，这方面的文化症候，也逐步开始形成，当初所形成的价值底色，亦是它从一开始就搭建而成的文化框架。风起于青萍之末，一篇文章，也许我们漫不经意，可是，当它声势大张，酿成定局，回头看去，问题才显得那么明显。就此文而言，和它表现相反的那些价值，比如多元、宽容、调和、相对等，《新青年》非但缺乏，而且反对。在后来发生的旧文言和新白话的讨论中，陈独秀的态度堪为一绝：“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当然，《新青年》里有个胡适之。胡适不是没有发出宽容的声音，但这种声音从来不是主流；而且胡适自己在这一点上(就他对文言及旧文学的态度言)，亦不免知行分离。换言之，形成世纪影响的是新文化中的陈、胡、鲁，但，最终是陈独秀和后来居上的鲁迅形塑了新文化的传统而非胡适。如果日益边缘化的胡适还可以作为多元与宽容的精神表征，那么，陈独秀和鲁迅则活生生地人格化了什么叫一元、什么叫绝对、什么叫独断和排他。

　　《新青年》问世，即以传播西方文化为己任，此文声称：“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但，近现代以来，系统传播西方文化，非自新文化始，而是自严复始。严复以一人之力，系统译介各种西学，并以自由主义为中心。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非但没有根本冲突；相反，越至晚年，他越是努力调适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中西文化势不两立，非自严复始，而是自新文化始，由此开始一个世纪的反传统思潮。颇为喜剧的是，新文化标举西洋，西方自由主义的多元与宽容，它却没有学来；它视传统为仇雠，传统中“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的绝对主义逻辑，它却发挥得穷形尽相。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邵建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0:19

美国《侨报》：星移斗转九十年，五四精神犹先锋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09年05月02日 15:39　

　　中新网5月2日电　美国《侨报》当地时间5月1日刊发社论文章说，如同90年前的先辈一样，中国新一代青年人会从不断的困苦磨砺中逐渐找到生命的真谛、价值的真理，正如通过去年的地震和奥运他们开始发现人生、塑造价值，并令外部世界感受到他们青春激情的磅礴力量。文章摘录如下：

　　90年前，1919年5月4日，中国青年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外抗强权、内反专制，爱国运动，壮怀激烈。彼时，正是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在历史路标上的分野，启蒙与救亡同在，绝望与希望共存。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雕像，刻画出了那个风云暗夜里中国新青年的生动场景。

　　90年来，一代代中国新青年共同塑造了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最生动、最悲壮的记忆：二十年代，宣扬新学，投笔从戎；三十年代，家仇国恨，赴死抗日；四十年代，南征北战，建国立功；五十年代，西走边疆，东进援朝；六十年代，红色激情，卷入文革；七十年代，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八十年代，万众高考，追求新知；九十年代，逐浪商海，实业兴国；进入新世纪，投身科技，织网结络……演出一场场历史之剧，有浩然正气，也有青春悲怆。

　　90年后的今天，国际风云急遽变幻，昔日之现代化已被当今的全球化所取代，而昔日之帝国主义已为当代之资本主义所掩饰，至于当年的内忧外患如今犹在，只是内忧已经变成了一胎化政策的深度社会影响和毕业即失业的就业危机，外患则是不断翻新的中国威胁论以及一场美国危机、全球买单的金融风暴。

　　90年后的今天，大学生村官与城市啃老族并存，青年志愿者与宅男宅女族并存，职场白骨精与毕业闪婚族并存。从巴黎街头宣传西藏的李洹到护卫奥运火炬传递的金晶、从地震奥运的志愿者群像到中国的城市建筑工地上的青年农民工——每个时代的青年中都有暗色忧伤的群像，也都有闪耀着最为活跃、最令人充满希望的个体。

　　如果把五四精神比喻为人，今年也有九十岁的高龄了。许许多多历史经验令人对今日之现实感到隐痛：五四精神是否正在褪色并成为一件被逐渐遗弃的近代史外衣？当年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民族危亡问题今已不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已经不合时宜。但是，爱国与进步的理念，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何尝过时。作为解决中华民族复兴主题的主体能够产生强大推动作用的五四精神，之于中国每一时代，何尝不是先锋人格的特质？

　　这种先锋人格的五四精神，于今日之中国新一代青年似乎可见的越来越少：

　　就爱国而言，他们西化意识强、本土意识弱。他们并不缺少爱国主义激情，也不缺少那些简单的、程式化的条件反射，但似乎缺少了具有理性和建设性的持续行动；

　　就进步而言，他们独立意识强、合作意识弱。他们并不缺少人生进步发展的能力素质，也不缺少国际视野，但似乎缺少了持之以恒的进步发展的耐力、信仰和意愿；

　　就民主而言，他们权利意识强、责任意识弱。他们并不缺少民主思想和实践的知识储备，不缺少对西式民主的津津乐道，但似乎缺少了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政治兴趣；

　　就科学而言，他们物质意识强、精神意识弱。他们并不缺少作为行业专业技术的学习，不缺少掌握高科技消费产品的能力，但似乎缺少对文明思想的体会和感悟。

　　无论怎样，关于中国青年和他们的未来，正如毛泽东1957年所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更早些时候，梁启超也说过，“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江山代有才人出”，本报相信，如同90年前的先辈一样，中国新一代青年人会从不断的困苦磨砺中逐渐找到生命的真谛、价值的真理，正如通过去年的地震和奥运他们开始发现人生、塑造价值，并令外部世界感受到他们青春激情的磅礴力量。若是不相信他们，则又何以相信未来之中华民族必然复兴？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0:21

五四风云人物:“很打了几次大仗”的刘半农

陈漱渝

中新网  2009年05月02日 14:25　来源：今晚报　


　　1934年，当43岁的刘半农因患“回归热”猝然去世的时候，他的老友钱玄同敬献了一副相当长的挽联，上联概括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容低估的历史功绩：“当编辑《新青年》时，全仗带感情的笔锋，推翻那陈腐文章，昏乱思想；曾仿江阴‘四句头山歌’，创作活泼清新的《扬鞭》、《瓦釜》，回溯在文学革命旗下，勋绩弘多；更于立道有功，是痛诋乩坛，严斥‘脸谱’。”当有人在刘半农死后歪曲他的形象的时候，鲁迅挺身而出，指出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鲁迅“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

　　刘半农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最出风头的一件事，是1918年3月跟钱玄同演出那场广为人知的“双簧戏”。当时，《新青年》4卷3号在《文学革命之反响》这个总题目下，发表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一是钱玄同托名写的《王敬轩君来信》，集中了守旧派对新文学的攻击诋毁之词；一是刘半农执笔写的《复王敬轩书》，逐条驳斥守旧派的谬论。刘半农的复信，把新文学倡导者的见解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著名诗人朱湘在《我的童年》中谈到，他之所以“皈依新文学”，就是受刘半农影响。刘半农这篇驳论，“道理更为多些，笔端更为带有情感”，“有许多人，连我也在内，便被说服了。”鲁迅也赞扬刘半农“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

　　刘半农后来回忆说，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已被顽固派视为“非圣无法，罪大恶极”；提倡白话诗则更为他们所不容。刘半农跟胡适一样，堪称中国新诗的先驱。1918年1月，中国的新诗首次出现在《新青年》4卷1号，所载9首诗中，就有刘半农的两首：《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像》、《相隔一层纸》。1926年，刘半农出版了他的新诗集《扬鞭集》，上卷收1917至1920年的诗作，中卷收1921至1925年的诗作。“扬鞭”二字，取自他的组诗《游香山纪事诗》首句：“扬鞭出北门，心在香山麓。”从内容上看，《扬鞭集》中的作品广泛揭示了下层民众(农民、店员、手工业者、学徒、乞丐、佣工)的疾苦，开新诗现实主义创作的先河。《扬鞭集》中的一些情歌亦健康清新，如《教我如何不想她》，经赵元任谱曲后，更脍炙人口，流传至今。

　　钱玄同挽联中所说的“痛诋乩坛”，是指刘半农撰写《辟<灵学丛志>》一文，揭露俞复、陆费逵等人设立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用讲鬼话的手段与科学为敌。“严斥‘脸谱’”，是指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主张改良戏曲。钱玄同认为，中国旧戏“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甚解，而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 。刘半农赞成钱玄同的意见，主张一扫旧戏中的种种“恶腔死套”。

　　刘半农的上述文章，在现代杂文草创期亦属上品。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0:30

截至2008年底我国共青团团员总数达到7858.8万名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09年05月03日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５月３日电（记者李亚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公布的全国团内统计最新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０８年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７８５８．８万名，比２００７年增加３１４．９万名，增长４．２％。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青年数计算，全国团青比例为２６．０２％，比２００７年上升１．２２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表明，全国团员中，学生４０３３．７万名，占５１．３％；第一产业从业人员２１１７．１万名，占２６．９％；第二产业从业人员５６６．８万名，占７．２％；第三产业及其他行业从业人员１１４１．３万名，占１４．５％。与２００７年相比，学生团员增加１６０．９万名，增长５．４％；第一产业中团员增加８４．６万名，增长４．２％；第二产业中团员增加１２．９万名，增长２．３％；第三产业及其他行业中团员增加５６．６万名，增长５．２％。

    全国团员中，女性３５６８．１万名，占４５．４％；少数民族６４１．４万名，占８．２％；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４４６．４万名，占５．７％。与２００７年相比，女团员增加８２．６万名，下降０．８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团员增加４３．１万名，上升０．３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团员增加９１．２万名，上升１个百分点。

    截至２００８年底，全国共有基层团组织２８３．６万个。其中基层团委１７．２万个，基层团工委２．８万个，团总支２１．１万个，团支部２４２．５万个。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0:32

五四与新华知识分子

● 周兆呈

联合早报 2009-05-03
  


　　明天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对不同的华人社会来说，五四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在中国大陆，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五月四日被列为青年节，运动的主要意义是放在年轻学子投身爱国运动的热潮。而在台湾，五月四日则是被定为文艺节，聚焦放在“文化人”身上，而其由来也是“一群爱好写作的文艺界人士”于1950年5月4日在台北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宣誓共同为反共复国而努力，并以这一天为首届文艺节。在台湾，青年节则是3月29日，也是革命先烈纪念日，以纪念黄花岗起义。

　　都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的国共两党，却因政治需要，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也出现差异，在不同政治时期的纪念活动中，更因应彼时的政情选择性记忆，各取所需地展开论述。

　　而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在全球华人社会形成世界性的影响。虽然包括港澳台以及新加坡、东南亚等地在内的不同社会，因为各自政治条件的差异，发展形态并不一样，也因此造成彼此对五四运动不同的看法，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这些地方都因为中国内部发生的巨大变革，而连动产生自身从知识阶层到社会结构的变化，要抵御或是视而不见，是绝无可能的。

　　昨天举行的“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除了包括陈六使中华语言教授基金邀请的讲座教授金观涛演讲“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之外，也举行了“五四运动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两个场景，合二为一，对本地来说，意涵特殊。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影响，论者不少，亦主要集中在文学、报刊等领域，但围绕五四与一个特定群体的关系，却是第一次。而这个群体的形象、思想、表达、努力，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受到中国重大变革、政治演变的影响，与五四运动有着深刻的渊源。

　　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会是一个既宏观、又微观的话题。宏观层面涉及五四运动的海外影响、中国与新加坡诸多层面的互动关系、五四精神对新华知识分子的潜移默化等等；微观层面，则涉及教育、文学、报刊、学生运动的具体操作和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出五四的渊源。

　　比如，对中国来说，五四运动直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打破旧传统的理念开辟道路，也为左派思想扩充空间，五四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报效社会的意识。这股思想浪潮制造出的历史趋势，也同样影响到新加坡在内的区域。五四之后的数十年间，新加坡社会内部思潮的涌动与抗争，也同样深受这一情怀和意识的触动。

　　中国的出版和新闻舆论界在五四运动后，出现蜕变式进步。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内容上，报刊种类还是读者人数，五四之后的报刊都蔚为可观，远胜于昔。这一点上，新加坡当时的华文文化产品，也出现同步的变化。诸多研究者对新华文学、新华报刊以及报纸副刊的发展轨迹展开的论述，都可以看出五四运动在其中制造的转折，并与中国的文化变革同步。

　　想想也很巧，五四运动1919年在中国热闹展开的时候，正是新加坡庆祝莱佛士登陆、开埠100周年的同一时期。反殖、爱国是中国五四青年高喊的口号，但并不是华文知识分子对新加坡这块土地发出的同样诉求，新思想的普及、知识分子的孕育土壤、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同生态都还不够成熟。直到30多年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才逐渐开始形成在地的具体诉求，而其精神力量的源泉和血液，是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那场运动的。再后来的30年，因为政治形势的改变，这种能量却是处于不断衰落的过程。

　　新加坡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媒介包括文学作品的鼓动、语文教材的使用、报刊文字的传播，但其中双方人员的流动，也是重要的渠道，直到现在，仍为人津津乐道。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作家南来，带来变革的清新气息。参与学生运动的成员亦南下宣传，1920年时，中国学生联合总会派遣刘清扬南来英属殖民地马来亚，“责任是报告调查，负报告国内学生去年五四运动关于文明进化之责，兼调查海外之状态，且望侨胞能明了真相，与学生表精神之同情，与有物质之相助”。
　　而少有人知的是，新加坡人也曾在五四运动有所贡献。从新加坡回中国求学的何葆仁，五四时作为复旦大学学生领袖，积极发动和参加上海学生运动，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并被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后来在1925年回返新加坡，曾任教华侨中学，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直至1978年病逝。

　　五四运动，无论是中国的思想界、文学界、艺术界，或是亚洲不同的华人社会，都从中各自汲取养分，在不同的时期发酵。而如今，检视五四与新华知识分子的渊源，在新加坡正将自己放置在辛亥革命等华人社会运动的整体变革图景之中的背景下，亦有特殊的价值。

（作者是本报编辑组副主任兼《新汇点》主编）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0:34

谁该记得五四？

● 陈迎竹

联合早报 2009-05-03


　　一个社会运动在九十年后犹自受到探讨、挖掘、纪念、反思乃至追溯，除了它本身的复杂性和深刻意义，另一个主要原因，恐怕是因为它代表的其实是一个在记忆中发光发亮也发热的时代；是这个时代反衬出来的种种价值，使这项运动始终能够存续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且在时代的巨轮下越发彰显它的辉煌，也随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投入梳理研究，让它多重和纠结的面孔越来越清晰剔透，在是非对错、价值、路线、手段、目的都越来越完整呈现之后，它也就承载了越来越丰富的内涵与民族记忆，从情感和理性上也越发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标记。

　　五四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标记。

　　五四以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政治事件始，却前后勾连着新文化运动和国家体制走向等等课题。任何一个课题都足以叫一个国家陷入不停的争辩，而事实上它也在随后的日子里，直接间接引起或伴随全中国走进喧腾不休征战不止的历史，而且这种文化之辩与体制之争，到今天都不能说有定论。

　　五四运动九十年来成就了无数研究篇章，至今余温不散，除了因为它所蕴含的价值与意义确实太过多元繁杂，也因为整个时代所追求的民族复兴之道与文化价值系统的更新之路，其实至今仍在摸索中。不过其中一个值得肯定的意义，应该是读书人或知识阶层的投入。运动的发展虽然有强烈的反传统诉求，但在知识阶层参与这点上，它其实是格外彰显了中国传统读书人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关怀和责任感。

　　这一层面也让我们看到知识阶层与国族之间的关系。晚清到民初的知识分子都在国家主权、政治体制、文化与价值传统、个人与家庭关系乃至男女问题上，寻求各种解救、突破与变革之道，从西方和日本引入种种学说、观念和主张。虽然许多想法和做法在今天都已证明是错误和失败的，是走了岔路歧路，但是诚如学者金观涛认为，这场运动所带来的问题，并不足以作为否定运动的理由。

　　一个社会能容许自由表达、辩论甚至鼓吹某种观点，其实是社会的一种资产，而不是负债。当然社会的成熟度、政治的影响力、国民的认知和时代的局限等种种因素，都会影响到社会承受言论极限的程度。然而单纯把某类表达方式或某类内容视为一种危险，进而使知识分子承担所有责任，并不能解决言论缘起与背景所隐含的矛盾与分歧。换言之，社会的冲突往往是潜在的矛盾没有得到公开公平的解决，而不是言论使然。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变，不肇因于知识分子的争论，而是政治与社会的长期僵化使它走到必须发生变化的路口，反倒是后来，由于知识分子被胁迫禁锢不能发声，而终于演变成更深沉哀绝的灾难。

　　五四作为一场运动所引发的一连串改变，都离不开当时中国大大小小知识分子的投入，这种投入既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也是民族活力的表现。但它同时也让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处于持续的张力。这样的张力关系对威权政府来说，是很大的考验。

　　知识界的活跃往往会使建制受到挑战和质疑，尽管这未必就是对权力地位直接的挑战。五四时代的中国其实面对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只不过那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全球引进的思潮、政制、文化等变革和主张。在威权强势的国家，知识分子常遭压抑，建制成了“超稳定结构”，挑战质疑被视为找麻烦，然而知识界的贫弱与缺乏活力，长期会使社会整体思考力失血，进而导致社会在危机中无法自救。我们都只看到财力贫穷国家的困境，却很少想到思考力的贫困，有一天也可能会成为灾难。

（作者是本报新闻编辑）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0:35

“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

傅海燕：华文知识分子应继承五四基本精神

　　● 谢燕燕

（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9-05-03)


　　明天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报业中心礼堂昨天举行了一场文化思想的饷宴，本地政、商、学术和文化界人士，聆听中国思想界重要学者金观涛教授的演讲，并参与“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的研讨，一起进行“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激起了一场精彩的思想激荡。

　　尽管五四运动的许多内容、争议不一定适用于今日社会，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认为，本地华文知识分子应该继承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爱护国家，关心社会，积极对文化进行反思，并为了社会进步，将信念付诸行动。

　　傅海燕昨天以主宾身份出席“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时还指出，五六十年代本地参与学运、工运和社会运动的学生、工人和华文知识分子，在抗议社会上不公平现象时，他们的思想脉络，其实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

　　傅海燕说，新加坡早期华人社会因血源关系，深受中国影响。中国的重大事件总引起本地华人的回应，晚晴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的先辈在民国成立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作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有我们南方人的英名，而后年的辛亥革命100周年，将是个富有纪念性的日子。”

　　傅海燕的祖父母，便是受到五四新思潮冲击的一代。她的祖父傅无闷，是福建南安人，本来在厦门一所中学任教，后来投身革命，创办报刊，报章被禁后，走避东南亚，继续当报人。《联合早报》前身《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都有其印迹。

　　她的祖母刘韵仙在湖南长沙受教育，后到燕京大学深造，到新加坡后成为南洋女中校长，推动女子教育。

　　傅海燕指出：“当代社会里，曾有多位像他们一样的文化界人士，在学校，报社，把中国当代新思想带入新加坡，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本地学者反思五四

　　“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是由本报与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和怡和轩联合主办，由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基金访问教授金观涛做专题演讲，讲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研讨会下半场，本地学者与报人则以“五四与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为题，梳理五四与本地的关系，也谈到这一思潮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本地华文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影响。

　　南大中文系副教授衣若芬在“折射于新加坡的五四之光”的讲题中，谈到“五四事件”在新加坡的反响。

　　衣副教授以当年刊登在《叻报》的一则有趣烟草广告，说明五四前后，本地的一场“爱用国货”运动。广告涉及广东商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家公司1916年在新加坡设分销所，第二年在《叻报》登广告。

　　他们的商业对手英美烟草公司却“揭发”简照南入籍日本，名为“松本照南”，抨击所卖香烟是“日货”。《叻报》当时的立场是认为应该包容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风波最后以简照南放弃日本户籍，强调“中国人吸中国烟”收场。

　　国大中文系助理教授梁秉赋则以“五四与星马华校生的反殖民主义思潮运动”为题，把目光放到50年代的新加坡，思考五四对这一时期华校生的影响。

　　他从1955年出版的《焦风半月刊》的一些文章中，指出当时学潮的三大目标是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和反投机主义，前面的两大目标，显然与五四思潮一脉相传。

　　根据梁秉赋的观察与思考，五四运动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自强、自立、自决思想，在南洋华人社会的抗战动员中得到深化，成为战后星马人民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他指出，50年代学潮经常被诠释为“左派思潮”，其实它还有一另个超越政治倾向、超越党派认同，超越意识形态归属，属于更高层面的文化思想源头，可直接回溯到五四运动。

　　本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以70年代以后新加坡出生的新闻工作者角度观察“五四传统在当代新加坡的失落”。

　　李慧玲说，尽管五六十年代参与学生运动、反殖运动者的驱动力量可能和五四运动的学生类似，是因为遭遇不平、并以天下为己任而关怀社会，但因为运动与政治发展交织在一起，之后主流论述在谈到那段历史时，大多都只看到它的政治元素，并且认为它导致社会不安，予以否定，而没有探究思想根源。

　　同时，她也指出，过去华校生通过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了解那个时代，随着华校教育的式微与消失，加上经历过那一时代华校生的沉默，五四传统与精神逐渐在新加坡走向没落。

　　她举例说，比较旧的本地华文课本，现在的课本对五四一些著名作家如鲁迅、巴金的生平介绍，已经非常简化，略掉很多时代背景。

　　失落了五四传统，对我们又有何影响？李慧玲认为那是新加坡华人的重要精神遗产，我们失落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怀与承担精神。

金观涛教授：中国两次启蒙运动 都还没有完成任务

　　金观涛教授在谈“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启蒙运动”时说，五四和80年代的两次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的启蒙运动，因此还会一次一次被提出来。

　　在回应是否会有第三次的启蒙运动时，金教授风趣地表示，学术研究不能搞算命，但如果文化转型是不可抗拒的大潮流，就必须把启蒙贯彻到底。

　　在评价五四运动时，金教授说，如果是放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历史来看，它的启蒙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再怎么评都不为过。

　　但是近20年，很多学者对五四提出了批评，一是批评五四的反传统主义，把中国的传统全盘反掉了，造成文化断层的断裂。

　　另一批评是五四运动后，中国以新的意识形态代替儒家意识形态，完成意识形态的更替，1920年之后，中国以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形成国共两党体制。

　　金教授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从1840年的甲午战争开始的，长达150年，如果宏观看待这一历史进程，当中有两个经济高速发展时段，一是大家熟悉的80年代到现在，而第一次高发展期，是五四前20年，也就是1900年至1920左右。

　　他指出，这期间，每年有300家企业创立，飞机、电话、电报都在这时期被引进中国，中国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在后来几十年都保持在这一时期的样貌。

　　这一高速发展后来遇到问题而停顿下来，这是因为出现南北差距，贫富悬殊，城乡差距，农村教育解体和社会的无序等。金教授说，五四正是对这一阶段发展进行反思。

　　下来60年，也就是1920至1980年，中国基本上在完成社会整合，但这一过程又出现新问题，例如意识形态发展到极端，出现文革灾难，而知识分子对这一时期的反思，便形成80年代的第二次启蒙运动。

　　他表示目前中国经济高度发展，但思想受到控制，是会产生问题的。这样下去也会限制经济发展。

　　担任结评的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博士说，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民主与科学，可是当科学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时，科学就不再是科学了，但让他佩服的是，80年代的启蒙运动，都是由搞科学的人，如金观涛、方励之开始。

　　另外，他觉得反对五四和拥护五四的，都把五四当价值看，五四成了一种符号。他认为目前评价五四还太早，大家对五四的回想，属于有选择性的，而他认为真正的认识，应该属于科学的认识。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0:40

凤凰网：五四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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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wusiyu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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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0:52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2009年05月02日 16:48凤凰网历史综合

中共史家认为，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主导力量；国民党史家则宣称，国民党的一些成员如蔡元培、吴稚晖、罗家伦、段锡明等实际领导和影响了五四运动。[36]既然五四运动矛头针对的是日本政府的对华侵略扩张政策，因此，当时日本政府对于五四运动的评论就特别值得史家注意。日本原敬内阁1919年9月9日的内阁会议决议事项中记载了下述文字:“目前在中国最具势力的，是由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所组织的所谓学生团体。这些学生多少有些新知识，节操、志向较为纯洁，其努力固不可忽视，今后我方亦应需给与相当的考虑。虽然他们的运动‘努力’实基于本身的自动而发，但除此之外，仍有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乃至英美二国人的煽动。”[37]林、熊、汪等人都是梁启超的长期政治伙伴，当时与梁同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还是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日本政府在其内部情况分析中既没有国民党人视为对五四运动有重大影响者，也没有把陈独秀等后来的共产党创始人视为五四运动的鼓舞者，唯独把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人士视为五四的“唆使”者，应当说这要比后来的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官方史家的观点更为贴近事实。国人如张忠绂也曾指出，五四运动不单纯是“学生自动自发的爱国运动，”“我始终感觉当时这运动是有背景的。它的背景就是研究系。关于这一点，也许当时的学生知道的不多。但由代表研究系的《北京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在五四运动后不断的鼓吹号召也可知其端倪。”[38]

梁启超很早就对中日两国将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会议上展开外交交锋有所准备。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际，梁启超就警告中国外交当局:“公等当与日本交涉时，勿忘却尚有战后之列强交涉行即相踵而至也。战后必有大会议，此大会议中，中国问题为重要议题之一，此稍有识者所同料及也。届会议时，日本对于此议题必能享受得最有力之发言权。此非惟吾国人知之，非惟日本人自知之，即世界各国当无不同认乏。日本如有正当之主张在，彼时岂忧不能贯彻，何以汲汲焉，必以今日提出？必以今日提出者，彼盖确信其所要之条件，在大会议时决无通过之望，故乘各国之无暇东顾，而因以协我云尔。”[39]中日关系后来的演变，证实了梁启超的预见。梁启超于几年后回忆说:“当二十一款之初提出也，国人切齿扼腕，民气达于沸度。当时鄙人亦曾著论十数篇，力主无论如何万勿签字，宁可任日人以武力占领，不容以条约承认其权利。（见民国四年三四月间之英文京报及大中华杂志）果能如此，则今日在和会上之理直气壮宜何如者。”[40]

1917年梁启超力主对德宣战时，这样解释自己的主张:“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而言，非乘此时有所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必深明乎此两义，然后问题之价值乃得而讨论也。……今兹之事，吾侪所认为最后绝不容逸之一机也。”[41]梁启超希望通过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后和会上取得国际团体成员的资格，以利于一系列外交悬案的解决，营造一种举国一致对外的气氛，一举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尽管梁启超的主张获得国内许多政治家、评论家的支持，包括原来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但仍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包括孙中山、黎元洪、康有为在内不予支持，结果反而使这一举国对外的契机成为内争加剧的诱因。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和会作了多方面的策划。他向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建议，成立了以政界元老、前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汪大燮为委员长，进步党主要领袖、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事务长的总统府外交委员会，负责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他又筹措了10万元经费（政府拨款6万元，私人捐赠4万元），挑选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作为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42]行前，他还建议国内报界紧密配合和会上的外交努力，“惟一条件既经提出，全国舆论务须一致，以贯彻其主张。”[43]

1919年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开始了他在欧洲的国民外交活动。同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国际联盟同志会，北京大学有教职员和学生千余人参加，公推梁启超为理事长（汪大燮代理），蔡元培、王宠惠、李盛铎、严修、熊希龄、张謇等为理事。[44]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45]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破土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46]

2月18日，梁启超等人至巴黎。他作为中国参加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他发现不仅威尔逊等对中日交涉的内情不甚了解，连自己也被北京政府蒙在鼓里，对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借款合同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一无所知。3月中旬，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报告他所了解到的和会上关于青岛问题的情况，电文如下:“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秘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超漫游之身，除襄助鼓吹外，于和会实际进行，未尝过问，惟既有所闻，不敢不告，以备当轴参考，乞转呈大总统。”[47]

这时，代表广州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专使王正廷发回国内一封电报称:“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秘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48]随之国内就掀起了一场针对梁启超的谣言风潮。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闻梁启超在欧干预和议，倾轧专使，难保不受某国运动。本商有鉴于此，特电巴黎公使转梁启超，文曰‘巴黎中国公使馆探送梁任公君鉴，我国之国际和会已经派专使，为国人所公认。君出洋时声明私人资格不涉国事，乃中外各报登载君在巴黎近颇活动，甚谓有为某国利用倾轧之说，明达如君，当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难免嫌疑，为君计，请速离欧回国，方少辨明心跻，特此忠告，勿再留连’等语，即乞转专使，注意大局，幸甚。”[49]4月5日，广州国会开两院联合会，议决:一、由两院函请军政府，立即下令通缉梁启超，并将其在籍财产没收，另由军政府要求法公使引渡；二、由两院电唐绍仪，请一俟和议复开，即要求北京政府将梁拿交法司，依刑律所定外患处断；三、由两院全体成员通电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各报馆及除日使以外之各国驻京公使，驻广州领事，申明梁在巴黎卖国活动为全国人民所共弃；四、以两院全体名义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严斥梁启超，并声明两院决定为其后援。9日，广州国会全体成员通电全国，宣布梁启超卖国罪状。[50]显然，这里面有强烈的党派因素在起作用。两个月后梁启超在一封家信中感叹道:“一纸电报，满城风雨，此种行为鬼蜮情状，从何说起。今事过境迁，在我固更无劳自白，最可惜者，以极宝贵之光阴，日消磨于内讧中，中间险象环生，当局冥然罔觉，而旁观者又不能进一言，呜呼中国人此等性质，将何一自立于大地耶？”[51]

当然，为梁启超辨诬者也大有人在。蔡元培、王宠惠、范源濂三人联名通电，其文云:“‘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并转各报馆，五十二（据时报为五十三）商团鉴:阅沪商团议决事件，乃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欧后，迭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据时报山东下多‘问题’二字）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激动各国观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不可自相惊扰。元培等久不与闻政论，惟事关国际，且深知梁先生为国之诚，不能嘿而，特为申说，务乞照登。”[52]陈独秀在《每周评论》撰文指出:“国民参预政治，参预外交，都是我们很盼望的事。但是这两件事，都不大容易。……不懂得各国的外交政策，受某国的离间，凭空的给梁任公一个亲日卖国的罪名，这种国民决没有参预外交的资格。”[53]国民外交协会张謇、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王宠惠、庄蕴宽等致书梁启超，请他作为该会代表，主持向巴黎和会请愿各事:“任公先生大鉴:为国宣勤，跋涉万里，海天相望，引企为劳。此次巴黎和会，为正义人道昌明之会，尤吾国生存发展之机，我公鼓吹舆论，扶助实多，凡我国人，同深倾慕。本会同人本国民自卫之微枕，为外交当轴之后盾，曾拟请愿七款，电达各专使及巴黎和会，请先提出，并推我公为本（会）代表，谅邀鉴及。现已缮具正式请愿文，呈递本国国会政府巴黎各专使，并分致美、英、法、意各国政府及巴黎和会，尽国民一分之职责，谋国家涓埃之补救。兹特奉上中、英文请愿文各一份，务恳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既矣。临颖不胜企祷之至，专此敬颂勋绥。”[54]

经过这一番周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有一定的好处。国人对于中日秘约的内幕更加清楚了，对于巴黎和会上的症结也比较了解了，千夫所指集中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亲日派身上。

在巴黎，梁启超作为民间代表进行了频繁的游说活动，发挥了出席和会的中国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在万国报界俱乐部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慷慨陈词道:“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但是，尽管进行了一切努力，仍然无济于事。4月29日，英美法三国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30日，续开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竟然也考虑要签字了。[55]在这紧急关头，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56]

林长民4月30日接到梁启超电报，5月1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晚间送到研究系的《晨报》报馆，由总编辑陈博生接收，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林长民的短文全文如下:“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巨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条约，出于协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57]同日的《晨报》还载有国民外交协会1日发给巴黎和会英法美诸国代表和中国专使的电文。国民外交协会按照梁启超的建议，严正警告中国专使:“和平条约中若承认此种要求，诸公切勿签字。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诸公为国家计，并为己身计，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也。”[58]

5月2日，蔡元培从汪大燮处得知有关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5月3日下午4时，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等三十余人开会。议决:一、5月7日午后2时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所订关于处置山东问题之秘约；三、如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专使；四、向英、美、法、意驻京使馆申述国民意见。会后急电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及各团体、报馆，内称:“本会定于本月七日作廿一款签字之国耻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正式宣言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59]

北京的大学生们则先行了一步。5月3日晚7时，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和十几所其他学校学生代表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议决进行办法四项:“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四、定于星期（即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60]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5月4日学生集会游行并火烧赵家楼胡同曹宅后，有32名学生被捕。梁启超闻讯即发回电报:“汪、林总长代呈大总统钧鉴:闻北京学界对和局表义愤，爱国热诚，令策国者知我人心未死。报传逮捕多人，想不确。为御侮拯难计，政府惟有与国民一致。务祈因势利导，使民气不衰，国或有瘳。启超叩。九日。”[61]这时，被捕学生已由林长民、汪大燮、王宠惠三人担保放出。此后，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又赠金千元予6月3日被捕的学生。[62]

张朋园认为:“如果说梁任公掀起了五四运动，未免强调过当。但任公确实与五四事件有直接的关系”。[63]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说梁启超亲自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十分确切的，丝毫没有夸大他的作用；但是，更值得探讨的是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思想渊源与精神联系。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0:53

理论界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今天在京举办思想家论坛——理论界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武寅、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等与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120多人出席会议。

　　武寅说,正是五四运动,使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作为改造中国社会、推动历史进步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有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领路人,中国人民的斗争也由此开始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深刻认识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共产党领导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与会同志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至今整整90个年头。在这90年中,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界限,大体经过了三个30年。正是这三个30年的艰辛探索,我们才换来了今天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理论工作者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理论贡献。

     [上传时间： 2009-05-02 10:30:44]  
     [信息来源： 光明日报 2009年05月01日]  
     [信息作者： 记者李瑞英]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0:54

各地开展多种活动隆重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广东举行音乐诗会 汪洋出席

　　本报讯(记者 林洁)4月29日，广东各界1400名青年代表欢聚一堂，参加“五四传薪火，广东再出发”——广东青年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音乐诗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勉励广大青年弘扬五四精神，勇当科学发展的时代先锋。

　　汪洋和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等省领导亲切接见了第十一届“广东青年五四奖章”获奖代表。

　　在纪念大会上，汪洋指出，当今时代，呼唤青年锐意创新。全省青年要发挥自身优势，行进在创新潮流的最前列，争当创新实践的“急先锋”。要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激发创新活力，让创新的智慧竞相迸发，让创新的潜能充分涌流，引领形成全社会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要继续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打破种种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的束缚，为科学发展扫除障碍，开辟新路。要立足岗位开展不同形式的创新活动，追求卓越，超越前人，创造一流业绩。当今时代，呼唤青年弘扬科学理性。广大青年要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把青春激情与科学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要不断加强学习，追求新知，探索真知，提高素质，增强本领，努力用科学的方法推动科学发展。要正确处理好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民主与纪律的关系，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合情合理合法的渠道，有序进行政治参与，表达各种利益诉求。

　　纪念大会由团广东省委书记谭君铁主持。

　　浙江举行纪念大会 赵洪祝出席

　　本报杭州4月30日电(凌霄 记者董碧水)浙江省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暨浙江青年创业创新行动推进大会今天在杭州举行。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出席纪念大会并讲话。赵洪祝要求浙江广大青年要坚定信念、立志报国，刻苦学习、发奋成才，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手段获取新知识、新信息，并自觉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经受锻炼、求得真知，使自己成为既有真才学又能干实事的新一代优秀人才;要充分焕发创业激情和创造活力，保持激昂进取的斗志和奋发有为精神，立足岗位苦干拼搏，为浙江的改革发展再立新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成为良好社会风尚的自觉传承者、积极实践者和有力倡导者。

　　浙江省委副书记夏宝龙等出席活动。团浙江省委书记周柳军代表各界青年发言。

　　会议还举行了省级“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授牌仪式，表彰了第十届“浙江十大杰出青年”和第十届“浙江优秀青年”。

　　湖北召开表彰会 罗清泉出席

　　本报讯(记者甘丽华 雷宇)4月29日，湖北召开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表彰会。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会见了受表彰的青年代表，鼓励全省青年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荆楚大地的兴旺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罗清泉向优秀青年代表在各自岗位上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表示祝贺。他指出，五四运动90年来的历程波澜壮阔，可歌可泣，广大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懈奋斗，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弘扬“爱国、民主、进步、科学”的五四精神，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千千万万青年为之奋斗，也为广大青年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

　　宁夏举行表彰大会 陈建国讲话

　　本报讯(记者张欣)宁夏回族自治区4月28日召开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表彰大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出席大会并讲话，自治区主席王正伟主持大会。

　　陈建国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政治高度，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宁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和改善对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领导，为青年健康成长、青年事业蓬勃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强保证。

　　纪念大会还表彰了新当选的第九届宁夏自治区十大杰出青年和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团宁夏区委书记曹刚宣读了表彰决定。


     [信息来源： 中国青年报 2009年05月01日]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0:57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台湾举办五四文学人物影像展

作者：高大林

2009-05-03 10:44来源：中国台湾网


　　中国台湾网5月3日消息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台湾将展出五四文学人物300幅珍贵照片、40件手札。

　　五四运动影响深远，为阐扬五四精神以及新文学运动在台湾的传承与影响，“青春的飞扬，思想的萌发――五四文学人物影像展”与系列活动，5月4日至31日将在台湾展开。

　　执行单位指出，这次展览共展出62位五四人物超过300幅珍贵照片、40件私密书札手稿、150册珍本书刊，是从海内外30多个图书馆、五四人物纪念馆、文物收藏家联合提供，规模空前，极具参观价值。

　　除静态的文物展外，展览期间每逢周末假日，台湾民众还可以免费由专人带领参观林语堂、钱穆、胡适、傅斯年等五四人物台湾故居。

　　此外，主办单位还举办8场涵盖音乐、爱情、五四文人漫游、报刊运动、地域影响、女性思潮等主题的专业讲座及座谈会。（高大林）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1:10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记者　李瑞英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5-02 08:00　光明日报


　　本报北京4月27日电　中国社科院今天在京举行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全立、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书记吴海英与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共青团中央、首都高校有关负责同志、青年学者、研究生及学术理论界的专家学者等8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围绕继承五四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高全立在讲话中要求青年学者牢固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始终保持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与会同志说,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今天的历史环境与90年前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和所开创的传统至今仍有重大意义。正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五四精神,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动力,始终激励着广大爱国进步的青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分析中国社会的特点,破解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问题。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民主化、通俗化(白话文)的语言表达形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语言的载体;五四运动培育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理论创新的核心主体;五四运动唤醒了中国广大民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青年一代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牢固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坚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共产党领导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百折不挠地为祖国、为人民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1:17

五四运动：民族复兴的历史起点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5-02 08:00　光明日报


一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两项历史性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只有完成第一个任务，才能为实现后一个
任务创造前提、开辟道路。而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五四运动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这个斗争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关节点。

　　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革命始于1840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爆发前的80年里,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对于粉碎帝国主义灭亡或瓜分中国的图谋、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起过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最终都归于失败。而五四运动以后的90年间，虽然仍有曲折和反复，但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走的是一条上坡路：经过30年的奋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又经过60年的努力，一个极度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综观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历史起点。

　　五四运动承接和延续了辛亥革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并把这个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侵犯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这样的口号；与此同时，这个运动还坚决要求罢免北洋军阀政府中的几个亲日派官僚，并且进一步主张进行社会改造，提出了“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确实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正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对于这场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这是它比辛亥革命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的地方。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发生的。有几个新的历史因素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和思考。

　　第一，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当时就说过，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打倒贵族、驱逐富人这个事实，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革命浪潮由此风起云涌，“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这个群众运动向全国推广，使“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

　　第二，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1914至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相联系，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壮大起来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出现了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阵营。这样，五四运动就获得了比以往任何革命斗争都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三，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2期起改名为《新青年》)为标志，中国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乃至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五四运动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领导骨干。

　　正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种新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它才能够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曾具备的特点。

二

　　五四运动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又深远的。

　　首先，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近代以来，在一个长时间里，中国先进分子曾经虔诚而热烈地向西方学习，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给他们上了严峻的一课，使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幻想急速地趋于破灭。这个经历，有力地推动了他们去探求中国的新的出路。它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使他们的目光开始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五四运动的亲历者瞿秋白在运动过后不久就讲过，对于五四运动，“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来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里边。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正如当年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资本主义一样，五四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如果说，五四运动开始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只是李大钊这样个别的人物，那么，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中就有一批人经过对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逐步地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了。尽管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为数不多，他们的影响也还没有来得及扩展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但是，他们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全新的因素，是中国即将发生伟大变革的预兆和前奏。他们所宣传的思想，所从事的事业，是符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的。所以毛泽东说：“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其次，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考虑创建新的革命政党的问题。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北京的邓中夏、瞿秋白，长沙的毛泽东、蔡和森，天津的周恩来等。他们是这场斗争的主要领导骨干。正因为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回顾当时情况时说：五四运动时，整个说来，国民党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的。北京上海的学生派代表去找过国民党，它的领导人“竟以无力参加拒绝”。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它的主观力量了”。“故此次运动中一般新领袖对于国民党均不满意”。成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再次，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实行与工人群众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对斗争的胜利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个事实，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上海学联在告同胞书中说：“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而“工界罢工不五日，而曹、章、陆去”。他们由此看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正因为有了这种认识，在五四之后，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始成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自觉行动。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这样，五四运动就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的知识分子了解到工人阶级的疾苦和他们的要求，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了他们一边；一部分工人认识了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具有了阶级的觉悟。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产生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这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五四运动发生两年之后，中国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就在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上海诞生了。我们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这个革命的开端，不仅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更重要的是因为，工人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是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而这场斗争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和最大收获。

　　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三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0年了，今天的历史环境与90年前已经迥然不同，但是，我们仍然在纪念这个运动，可见这个运动所体现的精神，所开创的传统，意义有多么重大，影响有多么深远。

　　毛泽东早就说过，五四运动代表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3月，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曾规定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那时国民党在广大青年群众的爱国高潮的压力下，也同意了这个规定。后来国民党畏惧青年学习“五四”的革命精神，觉得这个规定很危险，又改定以3月29日（1911年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后葬在黄花岗的革命烈士的纪念日）为青年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今天，我们青年一代纪念五四运动，应该怎样继承和发扬它的传统，应该从它的历史经验中学习什么呢？

　　第一，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国的青年和各阶层群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这种爱国主义，在当年曾经鼓舞中国人民去为争取民族独立、自身解放而英勇奋斗。今天，它仍然应当成为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推进中国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二，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青年运动只有在它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担负起时代的任务时，才能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历史的意义。五四运动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原因就在这里。纪念五四运动，当然不是要去重复当年的斗争口号和斗争方式，而是应当像当年的热血青年和爱国群众顺应历史的要求，勇敢地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那样，认清时代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积极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第三，坚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经过五四运动，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斗争也由此开始走上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深刻认识这个历史必然性。

　　第四，遵循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在实践中锻炼成长。经过五四运动的教育，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使自己逐步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共产主义战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年轻一代的成长道路必定会有许多与当年不同的特点。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这些基本点，仍然是当代中国先进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

（执笔：沙健孙）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1:18

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优良传统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5-03 08:00　光明日报


　　内容提要　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五四运动有三大优良传统，即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对社会主义的郑重选择。五四运动既是提倡民主与科学、解放思想的伟大文化运动，又是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政治运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时期。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90年前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在我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最重要的就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社会

　　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发动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在中华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的旗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八年间,是中国社会大变动和大转型时期。这个时期的最主要特点有如下几点:一是变革加快。辛亥革命后,社会变革加速。经济方面,近代工业有较快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的一些大城市,在这个基础上,工人阶级队伍在发展壮大,已从辛亥革命前的50万—60万人发展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200万人左右;政治方面,有了初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组建了许多政治团体和政党,建立了国民议会。二是列强宰割。辛亥革命不久,1914年爆发了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15年向北京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与朝鲜、越南、印度、印尼等国不同,它不是面对一个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遭受“列强”的宰割,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三是复辟帝制。在辛亥革命中产生的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国民政府只存在三个月,统治权很快就被原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所窃踞。袁世凯上台后,立即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采取各种卑劣手段迫使革命党人交出权力,组织暗杀国民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下令解散国民党,逼迫孙中山等人流亡国外,并于1915年悍然称帝,演出了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四是军阀混战。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皖、直、奉三系,即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国璋及其继承人曹鲲、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以及还有一些不属于北洋系统的军阀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各霸一方,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控制权,彼此之间进行着频繁的争夺和战争,使国家长期陷于分裂和战乱状态,导致民不聊生,国家四分五裂。五是思潮澎湃。五四运动前夜,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之中,各种社会思潮汹涌澎湃,进步的、保守的、反动的应有尽有,新旧思潮的斗争异常激烈。

　　上述五点包括了民国初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它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五四运动是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是以发生于1919年的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而得名,但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发展过程。它的发生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这次运动促成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它的发展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时中国正徘徊在十字路口,面对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迫切需要提出救国方案,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的先进分子,对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方案经过反复比较,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这是代表人民所作的郑重历史选择。这个选择决定了中国后来的走向和命运。

五四运动的三大优良传统

　　五四运动有三大优良传统,即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对社会主义的郑重选择。

　　第一,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

　　“民主”和“科学”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中由《新青年》杂志所倡导并举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两面大旗。陈独秀早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号上所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就开始把德、赛两位先生请到中国来,高举起民主、科学的大旗,向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发动攻击。陈独秀在该文中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那时,民主和科学并不是中国的特产,而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但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启蒙学者所提出的改造社会的药方,而只是选择了民主和科学这两大精神武器。这说明,他们是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因为这两个精神武器更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和社会需要。他们提倡民主,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提倡科学,主要是针对愚昧、迷信和落后,强调“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也包括科学技术的意思,并不是泛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关于科学的重要性,陈独秀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把科学和民主看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舟车的两轮。他大声疾呼广大青年,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大无畏的勇气,去战胜当今的恶社会,而不要为恶社会所征服。这可以说是《新青年》纲领性的战斗檄文。

　　当时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同封建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从而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波澜壮阔的启蒙思想解放运动。把民主和科学并提，这是因为二者是不可分的。一方面，民主是科学的保证，有了民主制度，科学才能发展繁荣；另一方面，科学又能促进民主，科学的发展必然会推进和巩固民主制度。因而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还没有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1917年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宣传劳工神圣，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实行教授治校，提倡学术自由，倡导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引进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一些具有变革思想的文化知名人士来北大任教，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时期关于民主和科学的光荣传统。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1940年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名著中，提出新中国不但要有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政治、新文化。所谓新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所谓新文化，就是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民主和科学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发扬民主，不发展科学，就无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新时期对民主和科学的高度重视。当然，这时民主和科学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变化，并赋予了新的涵义。“民主”既不是五四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是新民主主义民主，而是更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民主。“科学”已不局限于“科学思想”、“科学精神”，而是发展繁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整个教育科学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民主和科学问题上尽管出现一些曲折，但总体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进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民主”问题上，我们从如下四个方面向前推进：一是加强民主制度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包括国体和政体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在政体方面，我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政体民主促进国体民主。我们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绝不搞多党制。二是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力。我们不断强化人民权力观念，切实保障了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一切权力。三是加强法制建设和建设法治国家。坚持用法制保障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特别是党中央适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四是搞好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在“科学”问题上，我们主要从下面两个方面向前推进。一是坚持发展要靠科学。科学包括两大类，即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以自然界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的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是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科学的这两大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党和政府通过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大力弘扬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二是提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问题是怎样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其他国家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全局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我国的发展才能走上科学发展轨道，开创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

　　第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1919年巴黎召开的所谓“和平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的身份，提出取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以及废除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等各项要求。然而会议在英、法、美、日等列强的操纵下，否决了中国的要求，并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而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竟违背民意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这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在示威游行中，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象一声春雷，震动了全国。翌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和学生的支援。6月3日，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为工人运动。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投入斗争。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相继进行政治罢工，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重大作用。随后，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联合斗争迅速扩展到全国。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销了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总起来说，五四运动的性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爱国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在五四运动的始终。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像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一批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哺育了像孔子、老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那样足以使我们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刚健自强、追求真理的民族精神和光荣传统。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内容和特点。五四运动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其锋芒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屈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和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凝聚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打败了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反对国内极端民族分裂主义和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爱国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并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不仅热爱哺育自己生长的土地山河，热爱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群众，而且热爱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是新的更高类型的爱国主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四位一体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追求，包括理论层面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理想层面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道德层面的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精神层面的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爱国主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

　　第三，对社会主义的郑重选择。

　　五四运动时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徘徊在十字路口，反映不同政治势力的各种新旧思潮异常活跃，斗争异常激烈。当时主要社会思潮有三种：

　　一是维护封建旧秩序的“孔学”思潮。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只是一个招牌，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从袁世凯到前清的遗老遗少，不遗余力地鼓吹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三纲”和“五常”，甚至竟提出把“孔教”立为“国教”。袁世凯曾颁布“祭孔诰令”，声称“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是立国的根本，并通令全国祀孔读经，一时社会上“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的组织纷纷出笼。他们企图以此束缚人们的思想，维护封建主义的统治。

　　二是变革社会的民主主义思潮。受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潮，将其作为改造中国的良方。《新青年》最初也是主张民主主义，认为要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并把打击的矛头直指封建时代的孔圣人，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新文化运动时期举起“民主”和“科学”的两面旗帜，提倡“文学革命”，在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它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其目标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坚持个人的独立思考，反对盲从权威，要求从“三纲”、“五常”的束缚下获得个人解放和自由发展。张东荪、梁启超、胡适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

　　三是代表人类社会未来的社会主义思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如雨后春笋般输入中国。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他们开始接受的是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后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他早在1913-1916年留学日本期间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思潮。回国后，他在1918年发表《法俄革命的比较观》和《庶民的胜利》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1919年，他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的先进分子代表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是郑重的历史选择，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起了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至今整整90个年头。在这90年中，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界限，大体上是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30年。这个期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个30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艰辛探索的30年。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是长期探索的过程。既然是探索，就会既有成绩又有失误，而且二者往往是相互交织的。我们在探索中，既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又发生了全局性的重大失误。第三个30年是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天，是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30年。有了30年艰辛探索所换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通过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中国经历了一场新的革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今日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没有30年的理想追求和30年的艰辛探索就不可能有30年的成功实践。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起点是五四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的根本价值所在。

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

　　五四运动既是提倡民主与科学、解放思想的伟大文化运动，又是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政治运动，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

　　第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全国各地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成立社团，创办刊物，只在五四运动后一年中就达到400多种，介绍和宣传马列经典著作和学说。1920年4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全译本在上海由社会主义出版社出版。同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曾向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1920年冬，“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籍。我热心地搜寻那时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体上也都是在这个期间通过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建立起共产主义信仰，走上革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第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其特有的坚定性和组织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中国的未来，于是开始筹建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从1920年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3月，陈独秀、李达等在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0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后，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董必武、陈谭秋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也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由陈独秀、李大钊组织协调，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代表，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了。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时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1357 页）

　　第三，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时期。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城市一些阶层兴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贼的全国规模的最广泛的群众性革命斗争，并获得当时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大胜利。就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发生的影响来说，超过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和分水岭。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已不是资产阶级领导而是无产阶级领导，其性质已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新时代，中国革命已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属于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总起来说，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从此，中国近代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执笔：赵曜）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4 12:56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一条大河 思想翻滚的盛宴(图)

东方早报记者 石剑峰

东方早报 2009-5-4 1: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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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五四大街上的新文化运动纪念碑 CFP图



　　五四是什么？启蒙与救亡？科学与民主？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学生广场运动与知识精英的文化反传统？这些口号都写在五四的旗帜上，单独拿出其中一个在显微镜下品味，就可能曲解了90年前的那场政治与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并非一个组织严密、目标清晰的历史运动，混乱、喧嚣可能才是它的主流，也正因此，90年来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出如此丰富的内涵。一个立正起步向前走的五四，必然是单调乏味的，五四的魅力正在于它的众声喧哗。五四是一条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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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说五四要打倒孔家店，但五四运动却是以保卫孔家店之乡被动员起来的。在“五四”的舞台上，红脸和黑脸，新青年和孔家店，都被动员起来。五四运动，不只是陈独秀、李大钊，也不只是胡适、傅斯年，或者是运动边缘的毛泽东们；它不只是启蒙与自由，不只是科学与民主，也不是社会新生活、新文化，它有陈独秀的“新青年”，有胡适他们的新潮西洋学说，有梁启超的研究派，有辜鸿铭、章太炎、林纡等的旧学说，还有毛泽东他们的社会改造实践。《新青年》、《新潮》、陈独秀、胡适等人固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力，但吴稚晖、马裕藻等人致力于国语统一运动，也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新村运动、安那其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派、打倒孔家店派，还有《新青年》之外的《学衡》、《国故》，以及满城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共同构成了一个精彩纷呈的五四运动。一个最典型的细节就是，新旧人物们同时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需要澄清的是，仅五四运动这场学生运动中，主要组织和领导者并非是《新青年》们，而是来自《新潮》社和《国民》社的学生。这两派人物在新文化运动中，分属新旧阵营，《新潮》社的信徒文化主张极其激烈，而《国民》社的人连白话文都不接受。但在学潮期间，《国民》社的灵魂人物段锡朋却与《新潮》社的罗家伦过从甚密。

　　“五四”是一条大河，不同支流涛声喧哗互相融汇、冲突、推动着左右向前，喧哗着不同的问题，不同主义，主义中还有主义——同为自由主义者，陈独秀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是渐进温和的；同为保守主义者，张君劢是保守自由主义者，梁漱溟是保守传统主义。而在无政府主义里，更是派别众多。所有这些其原则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所有的论战只有争论没有结论，东西新旧、解放与自由、问题与主义、科学与玄学……运动就是一切，怀疑就是一切，争论就是一切，而背后的逻辑是宽容，人与人之间宽容，社会的宽容。而宽容来自没有权威和霸权，就像张东荪所说：“有势均力敌之对抗，然后始能有容。”也因此，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英国的功利主义，都构成了年轻人的价值原则。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就在于喧哗——思想的多元和文化的多元，而非一种思想扑灭其他思想，一种文化绞杀另一种文化。新旧非褒贬，新旧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罗家伦甚至毛泽东，他们的思想至少在那几年相互交错、互相依存，“凑在一起，立在同一水平线上讲话”，这才是五四运动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激动人心的魅力所在。瞿秋白在《饿乡纪行》中道出了一个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像后人所理解的那样，新旧壁垒森严，斗争你死我活，它更像一个漩涡，把一切喧哗投掷在里面翻滚、发酵。新旧是一场双簧。

　　当然，众声喧哗并非只有辩论、争吵，大批年轻人组织工读互助团，为劳工开办夜校、组办“平民教育讲演团”，这些五四的乌托邦主义者同样值得尊敬。陈独秀也曾指出，他们也应参加处理诸如妇女地位、劳工环境、人口问题等论题的社会运动。五四的论题，也从政治、文化转换至社会。而这也是五四的复杂纬度所在，所以五四绝非几个精英人物的广场秀。他们没有对话规则、共识，即罗素所说的“混乱自由”，他们遇到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机遇，但没能把握。喧哗的局面只短暂存在，他们之间猛烈攻击而不是目标一致地前进，多元的思想最终为二元绝对所取代，要么是革命同志，要么就是叛徒滚出去。也由于众声喧哗，明星很多，口号很响，表演秀很夸张，他们最终没能敌过政治。

　　2

　　五四运动在爆发的瞬间可能是一个抵抗外侮的广场故事，一个标准的政治事件，可我们纪念、祭奠五四并非如此简单。它既可以是狭义的五四学生运动，又是影响更为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后者，它既是以往一系列政治变革活动的延续，同时又启迪了后来的社会革命。五四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是清末民初一系列政治转型的产物，同时也是对政治改革失败的背叛。

　　五四时期正在中国的杜威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说：“一位曾对五十种学生报纸做过仔细研究的朋友说，这些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问号，第二个特点是要求言论自由，以便能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个信仰既定权威的教条，又是诗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实事求是地讲，这个时代没有到来。五四学生运动的到来，新文化运动演变为激进社会运动，原本开放、多元、众声喧哗的状态，伴随着党派政治，趋向于封闭和排他性。

　　胡适后来说新文化启蒙运动被五四运动干扰，李泽厚的类似观点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但启蒙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学生运动，不谈政治的文化运动只能说是幼稚。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夭折，不在于外部环境的干扰，而是内部的崩溃。鲁迅曾感慨，“旧朋友是变化多端，几乎不剩一个了。”比如陈独秀前后立场的转变，比如胡适走向和政府和谐相处，等等。不到十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社会革命所吞没。所以只有鲁迅，这位五四的洁癖者，始终坚持自由思想、自由写作权利，甚至抨击自己的知识界同行，因为他们不同程度背叛了五四立场。鲁迅最后成了五四的堂·吉诃德，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他始终坚持五四的启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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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家伦作为五四学生领袖之一，后来并没有把这次运动称为爱国运动，而是称为民众自决运动，他首先看到的是五四对民间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罗家伦还否认这场运动与其他政治运动的联系，而纯粹是学生的血气冲动，“没有一个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是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动。”而另外一些出自当年学生领袖的话语则把五四运动当成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学生”领导的，“罗家伦、胡适之流并没有领导五四”，这样一种事后的喧哗，在1919年是始料未及的。

　　1980年代以来，学术思想界有意避开把五四和革命叙事联系起来，而把舶来的自由主义拔高，几乎把个人解放和觉醒的实现变成衡量五四成败与否的标志，由此把个人觉醒和个人解放当作五四最重要的价值诉求。与此相关的论调是，五四知识分子批判传统的一致步调最终凝聚起启蒙的力量，但最终是救亡的外力伤害了启蒙的实现。其实无论是革命叙事还是自由主义的五四，都是把五四简单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在五四当天的学生运动和赵家楼的火光，预示着新文化启蒙运动的结束，喧哗也趋于可怖的寂静。

　　(本文参考叶曙明《重返历史现场》、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林贤治《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和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等)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4 12:58

“五四”那天的年轻人(图)

东方早报记者 石剑峰

东方早报 2009-5-4 1: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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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讲演团在街头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鲁迅用一个字描述当日天气：昙（即多云）。

　　下午两点，游行的学生向使馆区出发，途中题为《北京全体学生宣言》的传单开始散发，呼吁国民惩治卖国贼：“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啊！”

　　宣言的作者是22岁的北大三年级学生罗家伦。罗家伦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和热血青年，脾气火爆、爱炫耀，《宣言》是那天早晨仓促草成。他还是《新潮》杂志的创刊者，在学生中威信很高。

　　游行示威的另一位领导人是傅斯年，他和罗家伦早在1917年就相识。他主张采取温和行动向西方和政府施压。当学生队伍在当天下午喊出“冲向外交部”、“充向卖国贼老巢”的口号后，他无力控制局面，索性举起旗帜带领游行队伍向曹汝霖住所前进。愤怒的学生最后把曹家大宅给烧了。还把正在宅中的曹汝霖小妾和驻日公使章宗祥痛打一顿，警察赶到时，章还在装死。

　　晚上6点，一直对学生行为保持克制的警察突然袭击了学生队伍，罗家伦和傅斯年躲进了附近的胡同，但也有32名学生被捕，其中包括两位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杨振声和许德衍。参加游行时，杨振声29岁，算是队伍中比较年长的一位，当时以北大中文系“急躁的激进分子”著名，当他的老师辜鸿铭上课把玩辫子的时候，他曾经在教室中不敬地讲怪话，如“他的皇帝和他的辫子早该一块送到古董店了”。在狱中，被捕学生向法庭呈上了联合声明，声明的起草者就是许德珩，“ 我们32名学生，许德珩和其他人宣布：曹汝霖、章宗祥背叛祖国，应予严惩。”联合声明上说。

　　这些年轻人惊讶于自己有能力有可能改变这个社会、这个旧制度，希冀把中国从毁灭途中拉回正轨，并把这种激情和精神传导给同胞。

　　“五四”之后，罗家伦于1920年在胡适安排下前往美国留学，1928年，30岁的罗家伦成为清华大学首位校长，不过很快被学生和教员几乎以驱逐的方式赶下校长宝座。1949年之后去往台湾，去世之前一直担任“国史馆”馆长一职。傅斯年对暴力有着疑虑和不满，很快就与“五四”不再有关系，他后来成为享有很高学术声誉的历史语言学家，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超过22年。杨振声在北大毕业之后成为文学教授，1930年出任青岛大学校长，他留在了大陆。同样留在大陆的还有许德珩，他在94岁时作为“五四”一代最年长的幸存者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本文参考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等）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4 13:01

新艺术 新功能(图)

东方早报记者 梁佳

东方早报 2009-5-4 1: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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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专的人体写生课。1914年上海开设人体模特写生课，1920年出现第一位女性人体模特。



　　“在一场伟大的情感复兴面前一定会有一场智性的、破坏性的运动。”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曾将艺术创作的交替变革定位成一场人类斗争的浮世绘。在那些动荡的时代，没有人会问：“为什么艺术应该为人的命运操心？”艺术的位置被推到了现实的当口，它不得不与宽泛而模糊的时代精神意气相投。

　　写实带来的变革力量

　　20世纪初，在西方，画家杜尚的《下楼梯的裸女》正以“立体派”的姿势面向观众。流行于14、15世纪的学院派写实技法正在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强大冲击，细节作为现实主义的核心部件，被认为是艺术的一种“臃肿状态”的退化，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正举着现代主义的旗帜嘲笑着写实主义的江郎才尽。

　　但“写实”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为一剂改革的良药，成为激进文艺的代名词，这一号召力如同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民》在19世纪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掀起的浪漫主义风潮一样，时代的变革交替催生出艺术家的叛逆热情。

　　从社会学角度切入艺术领域，使艺术带有政治变革的意图——艺术所具有的革新精神使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重要的支持者。外敌的侵入使中华民族陷于危难之中，在变革者眼中，中国画的弊病必须得到治疗。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慨叹要“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我之短”；鲁迅曾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主张“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 蔡元培也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思想。新艺术作为新的思想表征，必须要与启蒙、变革精神联系起来。

　　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等知识精英，都曾接受新式教育，但作为五四时期的文化人、知识分子，虽然对于美术本身并不十分了解，但艺术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写实”与“写意”是西方油画与中国传统水墨技法的两大标志性特点，确立写实的霸权地位，部分原因也处于“写实”技法对现实社会批判和改造功能更强。

　　将艺术作为革新工具，强力推行西方的写实技巧的结果，是使新艺术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并为东西方艺术的借鉴、融合提供了互相参考的范本。

　　遭通缉的刘海粟

　　1920年，上海美专的画室里出现了第一位女性裸体模特。自文艺复兴巨匠时代开始，米开朗琪罗、拉菲尔的人体肖像在画布上呈现出一派神圣气象，虽然女性人体在提香、鲁本斯的画笔下显得观赏味十足，但它依然是写实作品中的巅峰之作。在中国传统的仕女图中，散点透视无法表现出人体圆润的立体感，水墨的渲染技巧也无法像油画那样呈现阴暗对比的色调，这些水墨无法达到的技术，在以西方为参照尺度的美术革命中，不得不被放到绘画训练的前沿地带。

　　当时的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偏好后印象主义画风，法国画家凡·高是他心目中的“艺术叛徒”。1925年，刘海粟撰文《艺术叛徒》，其核心要义就是要“革传统艺术的命”，而“叛徒”一词则带有反叛、激进和破坏的高昂情绪色彩。但没过几天，这一“有伤风化”的事件被登上了《申报》、《新闻报》，上海市议员姜怀素撰文呈请当局严惩刘海粟，上海县长危道丰下令禁止人体写生课，刘海粟被通缉。最后是由法国领事馆出面才平息了此事，但裸体画不能公开展示。雕塑家刘开渠撰文写道：“人体美在中国不被欣赏，简直被侮辱了。……现在官厅也出来饬禁了，然而我对此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在礼教统治下的民族，有此现象，是当然的。”

　　五四后美学的三种流向

　　实际上，人体素描课开始，美术的革新举措并不仅仅是为了研习西方的写实技法。“美术革命”也不单是一场革“王画”的简单手术，对于革新者来说，封建礼教是艺术最大的束缚，他们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次清算、冲破。而新派知识分子推行西方写实主义艺术的举动，对于新艺术和东西方艺术的融合，都提供了一次机会。从革“王画”、学习西方开始，美术的变革几乎与文学、戏剧、音乐是同步的。

　　纵观美术史，艺术上的伟大时代总与某些紧张与骚动的情绪相关，艺术作品成为了世界救赎史的一个见证者之一。每到此时，艺术创作就不再是人们避开环境从而获得快感的道路之一了。而文化青年对社会期待值的不同，也引发了其他思潮和流派（如现代派）等的发展，切合了中国不同层面、不同美术家群体的美学倾向和需求，最终形成了各种思潮交迭、消长的局面，在五四后分离出国粹、西化和融合三种学术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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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于1919年画的写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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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的自画像显现出素描功底



对话

文艺和工具

　　朱大可

　　同济大学教授，文化学者、批评家

　　早报：为什么是陈独秀这些非美术专业出身的文化界精英率先提出美术改革的主张？

　　朱大可：这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和鲁迅等人，都是政治或文化革命的先锋，他们渴望获得更多的工具来推进这种社会变革，而古典主义美术，尤其是写意山水画，超然于现实语境之外，而且还受到世人追捧和膜拜。这是革命者所忍无可忍的，所以必须加以改造，使其能够迎合革命的需要。但表达现实并非一定要先成为工具不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早报：在不少学者看来，当时的艺术到后来成为了革命“工具”，比如后来鲁迅极为推崇的科勒惠支的版画作品，您怎么看？

　　朱大可：在大革命的现场，艺术究竟应该何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对此素来有两种声调。二战之后，德国的犹太诗人保罗策兰就面对过这样的难题，但他还是坚守了独立的象征主义的诗学立场。这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案例，显示出艺术家为捍卫话语纯洁性而超越创伤记忆的努力。鲁迅推崇的科勒惠支，无疑是战争创伤记忆的直接表达者，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工具化的表达。科勒惠支的木刻记录了东普鲁士女性的苦痛，但它不是任何政治机构的从属工具。科勒惠支独立地展开关于人类苦难的叙事，是因为她接受了艺术家良心的命令。这是唯一的命令，此外没有其他外部政治势力的支配。文艺应当独立地表达政治现实，但不能成为御用工具，因为工具化只能缔造精神奴隶。

中国画和写实

　　骆拓

　　画家，徐悲鸿义子，现居加拿大

　　早报：徐悲鸿曾写“中国画改良之方法”，并坚定地引入西方写实主义，您怎么看待当时的“改良”？

　　骆拓：中国的画家，以我个人经验来说，多数只能称为“国粹”，而不能说是“国际大师”。徐悲鸿开创新中国绘画，从这点来说，可称为伟大的全面文化革新大家。

　　徐悲鸿的写实主义道路不是从留学法国后才开始的，早在青年时期，他由宜兴到上海再到日本，他无时无刻不在宣扬“中国画要改良”。1918年5 月，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和为学报写的论文已经阐述了他成熟、肯定的新文化思想，他主张前进、不退步、不袭古。他提倡“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许多人误解他是回国后照搬欧洲东西才开始他的写实主义风格。

　　早报记者：有学者认为，徐悲鸿在留学回国后，他的油画写实主义作品以西方为标准了。

　　骆拓：《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徯我后》等油画作品所表现和运用的技法、颜色调制、构图安排，已不完全是西洋的东西，他坚持“洋为中用 ”、“西方之可探入者融之”，深知“困而知亡”的道理，用他刻苦磨炼出来的写实基本功、千变万化的“画艺”，融入和表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开创了崭新的面貌，掀开了中国油画的新局面。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4 13:02

标点和白话文

东方早报记者 石剑峰

东方早报 2009-5-4 1: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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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一般的划分，五四运动可划分为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其中后者发生的直接动因之一是《新青年》所倡导的文学与伦理革命。在相当长时间内，新文化运动也成了五四象征和代用语。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1916年初，时年37岁的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写下了这句话，宣告了他们时代的来临。而一心要做中国第一流哲学家的胡适早在1914年就已经为一场即将到来的文学革命小试牛刀。康奈尔大学里中国留学生主办的《科学》杂志上，胡适发表了题为《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大赞中文采用标点符号。这些留学生没有意识到，他们把标点符号搬上中文会具有何等的历史性意义——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白话文从标点开始。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胡适在日记中进一步写道：“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他诊断出中国文学的三大病：无病呻吟；模仿古人；言之无物。

　　一个历史细节是，1916年初《青年杂志》因为受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上海青年》的投诉，杂志无奈更名为《新青年》。也是在这个时候，胡适受到了陈独秀邀请，向“死文学”开刀，他隔洋喊话：“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 很快，胡适就用半天时间就写成《文学改良刍议》，刊登在《新青年》 1917年二卷五号上，陈独秀遂撰《文学革命论》为胡适鼓吹。不久，钱玄同写了“小批评大捧场”长信给陈独秀，盛赞胡适，并预言“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们会出来骂人。《新青年》至此也一炮而红。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在1916年就预言道。而在《新青年》上，除了激起千层浪的文学革命，遭受非议最多的还有伦理革命的讨论，而伦理革命的核心是“非孔”，陈独秀本人也撰写了一系列“非孔”的文章，对旧文化、旧伦理猛烈攻击。在这个阵营中，吴虞被胡适称为“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极力鼓吹“非孝”、“非礼”。不过也有人说，吴虞如此激烈恰逢他被父亲赶出家门，心怀怨念，借机骂家庭、骂孝道反而博得一时大名。而之后，他在家中的专制主义也是出了名的，和孔家店不无二致。

　　相比，鲁迅就更加辛辣得多。发表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胡适认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他提出自由意志和个人担当问题，而这些在传统中国伦理中从未言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也被称为个性解放的宣言。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固然认为要打倒孔家店，但并非全盘打倒，鲁迅把批孔视为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陈独秀则主张把孔家店当作腐朽政治权威的根基拆除。

　　吊诡的是，文学革命、伦理革命最后为政治革命廓清了道路。新青年们曾一度共识，二十年只谈文化不谈政治，但就几年工夫，就都为政治服务去了。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4 13:04

[五四90周年]

新青年与旧家庭

东方早报记者 朱洁树

东方早报 2009-5-4 1:10:25




　　1919年前后，知识分子们一方面兴奋而热烈地讨论着欧美、日俄等国的现代思想和文化制度，另一方面，传统封建伦理、两性观念仍然左右着大部分人的生活。

　　“媒妁婚姻”与“自由恋爱”的冲突是青年人反抗父权统治突出的问题之一，“亦夫妇，亦朋友，亦伴侣”的新女性对他们而言常常只是理想，新青年和旧式妻子的结合是当时最典型的婚姻形式。《新青年》的大部分进步作者都和自己缠脚的、文化水准很低甚至是文盲的妻子相依生活。《随感录四十》借一位青年读者的口吻，道出此代人被启蒙的心智和无奈的现实间的矛盾：“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胡适在12岁时便已订婚，直至13年后，他从美国学成归国，以新文化运动先锋和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于1917年迎娶了母亲选定的小脚妻子。留学期间，胡适曾在日记中宣称“吾于家庭中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但随阅历增长，对旧式婚姻的合理性发生了根本的怀疑，“没有爱情的夫妇关系，都不是正当的夫妇关系，只可说是异性的强迫同居。”深陷于传统伦理道德的重压下，他们在公共生活中，对封建礼俗，尤其是“孝”的观念发起了挑战。

　　1919年10月鲁迅著长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借用了进化论的观点，谴责中国的家族制是“反自然”的。既然无法使自身解放，那么父辈一代的启蒙斗士们，就必须对下一代的解放寄予希望：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1919年夏，胡适作白话诗《“我的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新潮”成员比师辈们年少十年，他们更不愿忍受孝道的终日教诲，自身却也无法逃脱传统家庭对于婚姻的干涉。据1921年对631名大学和中学男生所作的调查，184名已婚青年只有5人是自己选择的妻子，而181桩已经定下的婚约有158桩是父母包办的。“新潮”成员进入北大时，几乎都已结婚。他们创办社团时，已是父亲了。在婚姻家庭变革的思潮中，五四时期家庭重组情况明显增多。他们都渴望过着与启蒙观点相一致的自己的生活。傅斯年在15岁时与母亲选定的一位姑娘结婚，不过他从未公开批评自己的双亲，但在《新潮》创刊号上，道出了整代人的痛苦：“中国人对于家庭负累的重大，更可以使得他所有事业完全乌有，并且一层一层地向不道德的中心去。”“咳！家累！家累！家累！这个呼声底下，无数英雄埋没了。”

　　鲁迅在许广平的鼓励下与其同居，宣告对这种“牺牲”的反抗，然其一生不曾与原配妻子离婚。而胡适曾与曹珮声倾心相恋，最终在江东秀持刀要杀儿子的威胁下妥协。他们依然勉力支持后来人对于理想爱情的追求。而五四一代人的内心挣扎与动荡经历也使得他们的另一半同他们一起承担了过渡时期的历史，正应了鲁迅的话，“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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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去长发的新女性



娜拉们的问题

　　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是以对贞烈观的批判拉开帷幕的。1914年，袁世凯颁发了《褒扬条例》，以匾额题字和牌坊褒扬“妇女节烈贞操可以世风者 ”。在一片宣扬贞烈的喧嚣声中，一些妇女争先恐后地殉夫殉节。1918年一位妇女在丈夫死后用了9种不同的方式自杀，受了48天的罪才身亡。她的神主牌被供奉在祠堂让人膜拜，并被举为妇女的道德楷模。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周作人翻译了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文中大胆提出：贞操不是道德，而“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没有强迫他人的性质”。

　　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号”发表了易卜生的三部剧作，其中《娜拉》的影响最大。娜拉在丈夫指责她背叛了贤妻良母的“神圣职责”时，回答：“我还有一个更神圣的责任——我对自己的责任。”娜拉焕发了中国青年的想像力，他们读有关她的书，写关于她的文章，甚至在舞台演出《娜拉》。那些想在家族制度下获得个性地位的年轻人，便成了生活在繁重的忠贞与责任压力下的“媳妇”的天然盟友。

　　鲁迅面对妇女解放问题的现实性，强调了女子经济权的问题，他认为“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因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而胡适则借鉴了在美国生活的经验，认为女性应在社会上自强自立，并主张打开大学女禁。在此之后，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女生作为旁听生，并聘请了外籍的女教授。

　　事实上，除了《新青年》曾特地开辟“女子问题”专栏，集中刊发了7篇女性作者写的妇女解放论文外，妇女解放问题基本上还是以男性为主体发起的探讨。张申府指出了“女子解放”这一口号所含的不恭之意：敬重他人价值的人绝不去说什么“解放某人”，晓得自己价值的，也必不甘受人“解放”……“解放”唯一正确的含义应是自己解放自己。这也揭示出，在关于女子的种种封建传统思想依然阴魂不散的当时，妇女解放将会也必然是一场漫长的战役。

　　早报记者 朱洁树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4 13:06

[五四90周年]

“五四”是一个终结

专访学者杨念群

早报记者  石剑峰

东方早报 2009-5-4 1:16:57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祭“五四”的什么

　　早报：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不少学者、作家都出书纪念这个重要日子，你在你的新书名字里用了一个“祭”字，为什么？

　　杨念群：我用“祭”有两层含义。“祭”一方面是尊重的意思，比如祭奠、祭祀，但还有一层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觉得“五四”的后果在相当程度上是悲剧性的。我对“五四”不是很乐观，我认为“五四”之后不少东西是按照悲剧的方向在走，比如“五四”之后自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慢慢消失了。“五四”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时代，选择性也比较多，但到了上世纪30年代之后，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少，知识分子的表态必须站队，很少能摆脱非左即右的党派政治话语说话。所以，我用这个“祭”字，因为“五四”精神在后来基本上死掉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断歌颂、怀念、祭奠它。

　　早报：也并不那么悲观吧，至少“五四”提出的科学与民主，九十年来国人一直在孜孜以求。

　　杨念群：是啊，但“五四”的“德先生”在之后几十年中一直裹足不前，有很多曲折；“赛先生”确实一定程度上成就斐然，但科学的负面效应在当下也越来越显现。而且，“五四”的核心肯定不是科学，洋务运动就已经在找科学了。“五四”的核心是进行民主改革，建立中国的民主政体和现代文化。

　　早报：但几十年来，所有人都在说要传承“五四”精神。

　　杨念群：关键是看做得如何。“五四”无法超越，“五四”是最后的终结：中国文化和学术大师级的人物都是在“五四”前后出现，在此之后是一代不如一代。其他领域不也是如此？也许有进步的只有经济了。所以我这本书是祭奠也是在招魂。而招民主与科学的魂，招了半天完全是一种姿态，这恰恰说明是“五四” 的悲剧。

　　“五四”与爱国

　　早报：如何理解“五四”学生的爱国精神？

　　杨念群：如果我们把“五四”仅仅理解为学生们在1919年5月4日那一天的爱国救亡行为，那就曲解了“五四”的丰富内涵，这也是我要批判的。把 “五四”简单导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比如《中国不高兴》那种爱国论调，这恰恰是当年“五四”年轻人所反对的。“五四”最重要的是，学生参与政治之后，希望决定国家的前途，这样的激情和愿望，在之后历次学生运动中都有表现。

　　早报：但你的想法完全是知识精英式的，你去问一个普通百姓什么是“五四”，他的答案十有八九就是爱国政治运动。

　　杨念群：这不奇怪，“五四”从广义上本来就是一场知识精英的文化、政治运动，普通民众的参与程度相当有限。“五四”就是一个宣传的结果，它是一个建构性，所以你让老百姓谈“五四”，他们当然一头雾水，简单理解为到天安门游行或者一帮年轻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把广场政治精髓抛弃掉，简单理解为民族主义和爱国，而我的书就是要反对这个东西。

　　“五四”的流行解读

　　早报：在学术界，对“五四”的流行解读有两种，一种是革命话语的解读，一是台湾传过来的自由主义解读。

　　杨念群：“五四”话语在台湾更强调自由主义，这主要是胡适、殷海光他们的宣传，所以1980年代台湾的自由主义“五四”进入大陆之后，引起了我们更多的共鸣，以此来对抗影响几十年的革命解读。大陆这边，非常强调“五四”社会改造的内容，个人自由没办法简单落实，最后就像李泽厚所说，启蒙与救亡如此纠结在一起，你没办法从中落实所谓的个人价值。但是我觉得，老从西方的个人自由话语来解读“五四”，其实也是有限的。

　　用台湾过来的自由主义叙事也无法撑起对“五四”的理解。另外一层理解是社会改造，毛泽东就是沿着社会改造道路走的。但“五四”提出的社会改造得失虽然见仁见智，但它一定是“五四”的组成部分。

　　早报：现在还有一种研究“五四”的流行方法就是，拉长“五四”的时间，比如“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凸显晚清改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杨念群：“五四”叙事确实可窄可宽，窄的话就是5月4日那一天的事情，宽的话可以拉到鸦片战争以后。但我更觉得“五四”是一个断裂，清亡是“五四”的起点。清亡之后，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国家，全不清楚，所以知识分子说，干脆我们谈点文化或者社会吧。

　　早报：不少学者纪念“五四”的时候，经常用到“走进五四”、“走出五四”、“我们还在五四余荫下”等词汇，你似乎非常反感这种文艺腔。

　　杨念群：这种论调都是些轻飘飘的说法，实际上怎么继承都没说。“五四”有一个重要想法，就是要按照西方现代国家的路子建立现代民主国家。那你到底是学美国还是德国、英国、法国，大家也是一头雾水，所以他们都在不断探讨，但最后发现就是一帮子军阀在混，所以大家都觉得挺没意思的，甚至觉得现代国家的建立也挺没意思，所以后来转到文化讨论上，后来发现文化也不行，那就关注社会吧。但这不是说谈文化就不谈政治，谈社会不谈文化，这些论题都是在前面一个话题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五四”与反传统

　　早报：这些年来，也有不少人把“五四”反传统和文革联系起来，认为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基因联系。

　　杨念群：这是我最讨厌的论调，这是在丑化“五四”。林毓生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我不那么认为。“五四”到底有多少反传统的言论？“五四 ”当然有反孔子、反礼教的内容，但从当时的氛围看，“五四”的资源是很多元的，有很多恰恰是继承了传统的路子，包括很多学术界的人都和传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傅斯年他们，他们的国学功底本身就非常了得，很多“五四”主将后来都成了国学大师。所以怎么能说反传统？

　　所谓反传统只是“五四”当中某一些人的一部分见解。这对“五四”理解是有害的。在当时既有一部分人反传统，又有一部分人继承传统，否则不可能出现那么多思想级人物，否则你也无法理解在“五四”之后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所以把“五四”和文革联系起来，更加荒谬了。文革极端反传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不是文化造成的，而是政治逻辑的结果，这和“五四”有鲜明的区别。

　　早报：“五四”反传统的声音是如何被放大的？

　　杨念群：当时确实出现过一些反传统言论，比如陈独秀谈伦理革命，吴虞反孔子、反家庭伦理，胡适和鲁迅也有一些反传统言论，不过你看鲁迅和胡适身上传统的东西又那么明显，在鲁迅和胡适身上本身有矛盾的地方，在反传统上他们显得不那么决绝。“五四”反传统是被建构起来的一种说法，背后的逻辑是，因为 “五四”传统被中断，这是个悲剧，所以要弘扬传统就顺理成章把传统的断裂转嫁到“五四”身上。我觉得，文字改革、白话文运动等等，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因为“五四”，而且改造不是全盘反对。

　　研究“五四”的毛病，总是逮着某些人不放，说胡适的“五四”好啊，说陈独秀的“五四”太反传统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时社会机会、社会声音充满各种可能性，大家都在探索，而不像现在只让经济学家说话。

　　研究清史但有强烈“五四”情结的杨念群刚出了本《“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列举了一系列流行的“五四”八股，在他看来，“五四”不是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而是长时段的全方位革新运动；“五四”不是反传统的恶兽，拿“五四”当作国学不举的出气筒，只能看出国学的贫血和虚脱；而把个人自由实现与否当作“五四”成败标准，也毫无意义；“五四”也不是纯粹的文化运动，它诱发了一系列深远的社会改革风潮，并影响至今。

　　早报记者  石剑峰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4 13:08

[五四90周年]

青年：唯一生生不息的力量

吴晓波　　早报评论员

东方早报  2009-5-4 1:23:04






　　每年的此时此刻，太阳都如约升起，初夏的空气中升腾起焦灼而骄傲的气息，城市里所有匆忙的人们都暂停脚步，纪念自己的青春。

　　九十年来，每年的此时此刻，我们都一起回望。

　　作为最普通的国之青年，算来，我已经度过了二十多个青年节。

　　第一次有资格过五四青年节的时候，仿佛沐浴一场成人礼，有特别的神圣感，那些遥远而高岸的名字像一面面旗帜在远方飘扬。后来的很多年里，那是一次次神秘的眺望，它与理想、牺牲、国家利益等同在一起，成为生命中最激越的时刻。

　　后来，我开始了解那场运动的每一个细节，熟悉每一个伟大名字的生命历程。我突然发现，他们也是矛盾的、焦虑的。他们也是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 ——更多的是中学生和小学生。就如同所有的青春都没有蓝图一样，那些决然的行动背后飘荡着同样庞大的困惑，而这些困惑并没有在一场运动后烟消云散，反而，它们缠绕了这些人的一生，甚至直到今天仍是这个国家最迫切的成长命题。

　　再后来，我在广场之外去寻找那一天的中国。我发觉，那场学生运动其实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全民运动，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举行了罢工罢市，如果没有商人、军人和工人们的支持，它将不可能产生如此爆炸性的影响。

　　再再后来，我在中国之外去寻找那一天的坐标。我看到，同样是在1919年的亚洲，另一个饱受屈辱的文明古国印度也发生了一场伟大的运动，一个叫甘地的律师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以一种更温和，却同样坚定的方式唤醒了自己的国家。

　　二十多年来，“五四”在我的心目中，反复重现、印证、颠覆和重构。而我的这种体验，可能发生在过去九十年中所有的中国青年身上。1919年的5月4日，就像一列灯火辉煌的火车，在暗夜中一闪而过，给人留下若有所失的晕眩感。从彼往后，它变成了一个充满悬念的使命。

　　此时此刻，我开始猜想，如果九十年前的那个青年人回到今天的中国，他会有怎样的发现和感慨。他会看到什么在进步？什么在停滞？什么在倒退？什么变得不可思议？什么变得面目全非？他会相信什么，还是一如往昔地怀疑一切？

　　我继而猜想，什么是青年？

　　这个问题听上去很可笑。不过，就在今天，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青年是一个生理名词，还是心理名词？青年是一个特指的族群，还是指国家的某种气质？

　　几乎在所有国家的中心广场上，纪念碑的塑像都是由青年担当着主角，他们往往目光如火，纵身向前，呈现出呼啸呐喊的身姿。可是，这就是国家成长的全部内涵所在吗？如果说，青年将拯救我们的国家，那么，谁来拯救青年？

　　这个国家的青年，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是十分骄傲的，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可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惨败，突然发觉自己成了东亚病夫。那种焦虑和狂躁是可以想见的，于是呼啸革命成了集体的选择。

　　觉醒是一个痛快而痛苦的过程，因为梦想不再，而觉醒的方式和道路却是模糊和多样化的。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仍在探索之中，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之青年所面临的中国命题，与1919年相比，仍有很大的连续性和相似性。

　　进步在于，九十年后，我们不再把革命与现代化混为一谈，我们更加相信建设的力量，开始学习理性和妥协。

　　中国百年历史，其实就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选择。让人高兴的是，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里，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完全可以不经由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成，在三十年的和平崛起过程中，中国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没有发生饥荒、国家分裂和民族对立，绝大多数民众是这场改革的获益者，渐进式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未来三十年、六十年乃至九十年，我们需要证明的是，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路径和模式有可能给更大范围的、更为纵深的中国社会变革带来新的可能性。

　　每年的此时此刻，我们以纪念的方式，让自己不要失去愤怒、怀疑和前进的破坏力。但是，如果我们仍然仅仅只会愤怒、怀疑和破坏，而不尝试着去学习妥协、相信和建设，那么，今天的青年又如何能超越九十年前的自己？

　　我想起四十年前的1969年，那是共和国最混乱和迷茫的时期，文攻武卫，举国狂躁。二十一岁的北京地下诗人郭路生写下了《相信未来》：“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十年后的1979年，另一个叫北岛的青年遥相呼应，写下“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这就是青年的力量。这就是正在进步的理性力量。

　　这是极端的九十年，这也是短促的九十年。

　　九十年中，每一场青春，最终都充满了挫败感。

　　然而，九十年间，在这个地球上，惟一生生不息的，正是野草和青年人无尽的梦想。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4 13:09

[五四90周年]

从文学青年到文艺青年到思想青年

王晓渔　　同济大学　　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东方早报 2009-5-4 1:22:34





　　1980年代是文学青年的时代。现在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在回首当年的大学生活时，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表示自己的第一志愿是中文系，不管最终在哪个系就读，他们都会写点“抽屉文学”。这段历史，经过这一代人的怀旧，已经众所周知，后来文学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同样是我们熟悉的历史。

　　到了1990年代，文艺青年逐渐取代文学青年。这首先要感谢技术的进步，尤其是VCD、DVD、电脑和网络的出现。此前的录音机和录像机时代，文艺青年最多在先锋文学之外听些摇滚音乐，在电视和电影院里只能看到武侠片和言情片。由于录像机是奢侈品，录像带又是稀缺品，按照自己的兴趣观看电影完全是不可能的。大概在1995年前后，情况发生变化。此前只有有限的群体可以观看“内部参考片”，此后公众开始“坐在家里吃着炸酱面研究诗意蒙太奇或者景深镜头了”。

　　一夜之间，VCD生产商仿佛呼啦圈一样遍布全国，VCD价格迅速下降，接着被DVD取代，同时是网络下载的盛行。电影诞生一百年来的主要成果，在十年时间里被全面引进，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在这个方面与中国相比。从法律上说，盗版缺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从文化上说，盗版又对影像传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不能同意后发国家应该充分利用盗版优势的说法，因为忽视知识产权就等于阻止文化创新；但我又认为网络精神是一种共享精神，全面封杀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如何建立一套既具有共享精神又能保障知识产权的制度，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影像的兴起与文学的没落是同步的，可是文学的没落不等于文字的没落，更不等同于思想的没落，影像更多地承担了公民教育的功能。虽然文学经典和影像经典一样，都会思考人类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但一部文学经典的印数最多不过几万册到几十万册，一部影像经典的观众却在几十万到几千万之间。从时间上来说，阅读一本文学经典通常需要三五天时间，甚至更长；看一部影像经典，一般是两三个小时。文学越来越多地成为专业领域的事情，影像更具公共性，两者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

　　以《朗读者》为例，在豆瓣网上，看过这部电影的超过五万五千人，看过同名小说的是五千多人，相差十倍。与这部电影有着相似讨论主题的阿伦特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至今尚未全文翻译，节译部分在豆瓣上的阅读者是八十多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在人文著作的地位肯定超过《朗读者》在百年电影中的地位，但是对于中国青年一代，《朗读者》更具影响。

　　我不赞同以影响力来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精英教育完全可以不考虑发行量，《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肯定要比《朗读者》更永恒；但是在公民教育层面，影响力又是无法忽略的。中国年轻一代电影导演和许多纪录片导演，尝试在影响力和价值观之间寻求平衡，不为了影响力放弃价值观，也不因坚持价值观而不去考虑影响力，这对于文艺青年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以《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而闻名的胡戈，就是文艺青年的象征性人物，这个被描述为“恶作剧”者的顽童，对现有文化秩序具有深入的反思。

　　进入二十一世纪，网络在信息传播上的优势，论坛和博客的兴起，网络自身的作用以及网络促成的时评时代（写作者在网上看到当天的新闻，即时写出评论，报纸第二天刊发，这种流程在前网络时代没有可能），推动了青年一代开始关注公共问题，文学青年、文艺青年开始转型为思想青年。

　　韩寒的“起死回生”就是转型示范，这位以“新概念作文”而闻名的文学青年，其写作长期停留在优秀作文的阶段，2006年撰写的《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处在“弑父”的青春期，仿佛走向写作的终结。可是在随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他迅速“蝶变”为思想青年，在博客上对诸多问题的评论获得各个阶层的广泛认同，已经成为青年一代的意见领袖。

　　不仅文学青年、文艺青年出现这种变化，文艺中年也加入思想青年的行列。艺术家艾未未和志愿者们一同进行了有关地震遇难学生名单的公民调查，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1980年代自己选择做艺术，是对体制的逃避，在美国的生活改变了他的价值观。他认为，八零后是推动中国社会的力量，他们是转向网络的一代，艾未未认为自己现在是二十岁，是八零后。

　　思想青年不一定都是值得赞美的，在历史上，作为反面典型的思想青年不是少数。被控反人类罪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正在接受审判，已经死去的始作俑者波尔布特就是留学法国的文学青年、文艺青年和思想青年，他“三位一体”，热爱十九世纪的法国诗歌，经常阅读卢梭的作品，还频繁出入电影院。值得期待的是，中国的这一代思想青年在影像和网络的双重影响下，已开始养成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意识。

　　而拥有公民常识，才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辙。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4 13:11

[五四90周年]

今天我们能为愤怒正名吗

羽戈　　青年学者

东方早报 2009-5-4 1:22:00





　　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

　　九十年前的5月4日，中国人表达愤怒的方式，是由一群北京青年学生充当急先锋，打出标语，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愤怒到极处，遂有“火烧赵家楼” 的极端之举。这在当下怎么可能出现，只好当作如幻亦如电的神话来传扬。所以说，五四时代的被神化，在反向上寄托了太多现实的梦想与悲怆。

　　今天的国人怎么表达愤怒呢，心怀冤忿就拔刀相向不值得提倡，网上发帖揭露真相还有被跨省追捕的风险。我举两个更安全、更流行的例证。

　　一是《中国不高兴》的出版，与曾经风靡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的愤怒气质一脉相承。从命名上讲，“说不”还有些理性主义的色泽，“不高兴”则直接是一种情绪宣泄。和五四运动一样，这是民族主义的愤怒书写。两者的差别在于，五四的愤怒几乎赢得了所有中国人的强烈认同，《中国不高兴》则引发了大规模的舆论口水战，反对者与批评者同样不乏愤怒的泡沫。换句话说，这是愤怒者（愤青或粪青）之间的内战。九十年前的愤怒者曾经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九十年后的愤怒者却在内部不幸分裂出两极甚至多极。

　　另一个新闻多少有些无聊。在好莱坞闯荡的章子怡新拍的电影《天启四骑士》正在港台地区公映，其中有两处戏引发争议。一是章子怡所扮演的华裔少女杀手被洋人蹂躏并拍下艳照，姿态大胆露骨；另一幕是章子怡身陷囹圄，面对洋警员查案时无力以对，便在其面前跪下，并作出挑逗动作。看过此片的一些中国观众对此十分不满，纷纷指责章子怡“奴化”、“辱国”，并揭出她主演的《艺伎回忆录》等旧伤疤。

　　这里流露的愤怒气概则让人哭笑不得，甚至不能用狭隘民族主义来形容，简直就是头脑浆糊化的绝妙注脚。电影《霸王别姬》里，段小楼评程蝶衣演戏，叫“不疯魔不成活”。程蝶衣是庄生梦蝶式的迷失的戏子，人戏不分还情有可原，愤怒的观众居然这么“入戏”，除了“疯魔”，我想不出更贴切的解释。想必是联想起此前章子怡在海滩露点，躺在她身边的也是一个外国人，于是无名的怒火从此一烧千丈，喧嚣了半边天。

　　这种无名的愤怒充斥了我们生存的时代和国度。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并非是压制愤怒之火燃烧的不毛之地。但无论如何，愤怒不能，更不必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潮流。一旦不幸化作事实，何尝不是一幕悲剧。你可以想象，当愤怒随处可见，廉价如劣质安全套或易拉罐，这块国土将感染多少致命的病毒：肤浅、歇斯底里、躁动不安、缺乏宽容和同情、丧失理性交流，直到正义沦陷，引爆社会动乱以至革命……

　　当然，愤怒是一种自由。一个易怒的躁动年代，与一个欲愤怒而不得的压抑年代之间，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

　　如今，我们不缺乏这种自由，但我们却存在滥用这种自由的危险。对什么都愤怒，等于对什么都不愤怒，正如上帝被宣判死刑过后，人们什么都不信，反过来讲，人们什么都信。

　　如果视愤怒为自由，那么我们确实不该拿自由之一种来打压另一种，好比用积极自由侵犯消极自由。不能说，《中国不高兴》的作者没资格愤怒，《天启四骑士》的受众没资格表达对章子怡的攻讦，哪怕那愤怒和攻讦是情绪化、无厘头的。

　　但须知，愤怒的自由化滋生了愤青的产生，愤怒的资源化造成了愤青的内战。愤青什么时候是一个褒义词呢？我上网是2002年，那时它还算一个中性词，现在则充满了贬义的臭气，很多时刻被摹写为“粪青”。

　　从愤青到粪青，正如从五四到今天，愤怒的气质并没有变更，愤怒的方向却出现转折。愤怒之矛的指向，从九十年前的权丧国辱，既转向了当下的社会不公、公权滥用、贫富分化，更多却呈现出虚妄的民族主义狂热和危险的道德至上主义倾向。愤青所求者不是自由民主，甚至不是民族大义，而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偏见，有时沦落至为愤怒而愤怒，仅为表明一个特立独行的脆弱的立场。愤怒至此，所结出的果实确实与大粪无异。

　　愤青若想优化自身的形象，必须严肃对待一个难题：愤怒之后如何？

　　历史已经提供了答案。1919年5月4日，赵家楼的火光烧红了北京城，也烧红了民族心，数十名被抓捕的学生即刻成了英雄，社会各界一致呼吁对这些犯事者“不经审判而保释”，却有一人不愿追逐潮流。他说，他宁可看到这一事件付诸法庭办理，学生遵判服罪；甚至，如果因涉案人数过多而致事实不易查清，学生们不妨去一一自首。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国人可能会失去更多好东西。于法理而论，打伤人和烧房子都是现行犯。纵然曹汝霖等人罪大恶极，在罪名尚未被法定之前，他仍有他的自由，而学子们的行为，固然是爱国急公之举，却不能霸道横行，不能说因所做的事合乎天理，就可违法而不受处治。

　　他开始还想经过审判之后，由司法总长呈报至大总统，然后宣布特赦，这样一方面可顾全法律的庄严，一方面免得几个热血青年受委屈。但再一想，又觉得终不如学生服罪的好，因为这样守法的好榜样可永垂后世。

　　这个人叫梁漱溟。

　　我想，如果在当年，梁先生的一士谔谔真能压倒千夫诺诺，历史从此被改写，也许现在就少了许多愤青。但历史不容假设，可叹五四的怒火蔓延至今，一代不如一代，我们被迫生活在了一个愤青-粪青的年代。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4 13:12

[五四90周年]

是青年人的青年，还是中年人的青年

薛富兴　　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东方早报 2009-5-4 1:21:28





　　感谢陈独秀们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以此为平台唤醒民智，为现代中国塑造了一代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国民，终使老大帝国再次焕发青春。陈独秀们是对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希望都在其青年，一个民族的潜质与能量取决于其青年人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一个民族不断提出和思考青年问题，说明它尚未进入老境，因为它还有进步的欲望。

　　最近，我从朋友那里得到这样一幅关于当代中国青年的素描：当下的青年人已不再有激情、抱负与社会责任感，一个个过早地变成了现实主义者，没有了全社会心目中所期望的那种青年人应有的状态。一个没有了真正青年的国家，怎么展望自己的未来？这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可是是谁让青年变成如此模样的呢？

　　青年自有青年的特征，就青年人在生活方式上所拥有的独立特行的时尚面孔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存在着一种“青年文化”；但另一方面的实际情形是：青年又是一个心理上谋求独立，实际上尚不能独立的特殊群体。20岁左右的年轻人处于学习或创业之初，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他们都被认为正处于一个经验尚不足、思想尚不成熟的阶段，是一个经济条件较差，社会地位尚低，正需要向中年人学习的阶段。因此，就青年人的现实生存能力和在社会整体格局中所处的地位而言，“青年文化”充其量只是一种从属性的“亚文化”。

　　是谁真正掌握着青年人的命运？经过20世纪的不懈努力，中国已然成功地走出传统的老年型社会，而进入到一个中年人主政的时代。无论是社会物质资源的掌握、制度安排的权力，还是观念表达的机会，不是青年人，而是中年人，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强力集团。因此，青年人的命运正掌握在其父辈手里，青年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年群体的素质、自省与努力。当代青年心态的养成，不正是中年人价值预期和“理想”的实现吗？

　　我们确实有一个举世闻名的重视教育的传统，当代中国的父母们已将这一传统发挥到极致——他们把让孩子们在未来社会获得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设定为教育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把人生竞技场提前到了幼儿教育阶段，并贯彻到中小学。他们创造出的当代教育格言就是“不要让孩子输在人生起跑线上”！他们以素质教育的名义让刚进幼儿园的孩子们就不停地进行各种艺术技能培训，应试则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的全部目的。中小学生每天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被拴到了校内的课本、试卷，及课外的学业辅导和艺术技能培训上，不要说他们缺少自由娱乐、自由学习、自由实践的时间，许多人甚至不能保证一个正常人所需要的足够睡眠！原以为到了大学，学生们终可以告别应试，自由且快乐地学习了。结果发现：大学虽自由，但大学生们仍忙于考取各式专业等级证书。十多年的集中营式的高强度被动学习之后，许多理当思想最为活跃、创造力最为旺盛的大学生们，对新知与卓思已然没有了热情，对学习与自主思考已然失去了兴趣。由于中小学阶段的心力透支，他们已然提前进入心理能量的衰减期，更多的是要考虑将来的生计了。

　　也许有一天，当你们的孩子已不再是孩子，甚至不再年轻，他会很忧伤地对你们说：“爸爸、妈妈，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年轻过，我甚至没有过自己的人生！在我最想玩儿的时候没时间玩儿，我虽然为你们争足了面子，可我自己并不快乐。活到今天，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想法，一切都是照你们规划好的路线走过来的！”你能让他重来一次吗？

　　合理、完善的教育应当以尊重学生的权利与个性、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丰富学生的生活情趣、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为宗旨。完全依附于考试的教育本质上说不是教育，充其量只是技能培训，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灵魂。其实，教育理念在根本上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人生哲学、战略眼光和文明境界。一种赤裸裸地只盯着成绩、技能、金钱等功利目标的教育所培养的青年人，既不可能有个人的人生幸福，也不可能有卓越的民族竞争力。作为个体，他们将是一些永远活得累，却找不着幸福感的可怜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永远只能从事一些最基本的生产和服务，不可能在当代人类文化的高端做出重要贡献。

　　某种意义上说，中年人决定着青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未来命运。当下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正体现了当代中年群体的文明层次和人生境界，正考验着他们的社会良知与民族责任。整个中年群体正需要深刻反省。每个为人父母者都需要扪心自问：我的孩子是否真的得到了健康、全面的发展？每个中年人都需要扪心自问：当我们思想成熟、精力充沛，有能力做点儿实事的时候，我们到底为青年人做了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当年提出的“救救孩子”和“我们怎样做父亲”，在当代中国仍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谨以此纪念永远的“五四”。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4 13:14

[五四90周年]

寻找这个时代的新青年

杨耕身　　资深媒体人士

东方早报 2009-5-4 1:20:59







　　千年暗室，一灯即明。一盏叫做“五四”的风灯，飘出“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鲁迅语），烛照数千年的幽暗。那些被它照亮的生命，无不粲然怒放；那些被它温暖的人们，仿佛获得了一切理由与力量。光荣聚集的1919，是一个古老民族久经蒙昧之后的顿悟，一个多难国度山重水复之后拥有的豁然开朗。沧桑历尽，九秩过后，那样的一盏孤灯，依然悬挂于历史的风雨之中，悬挂于举头三尺之处。在今天，它依旧在寻找一切富于希望、充满朝气的生命，并已为此沉吟良久。

　　正像我们已经习惯用“六一”来祝福儿童，祝福生命的美好一样，我们似乎也已习惯用“五四”来赞美青年，赞美生命的美好。但是对于青年来说，这并不是天赋的权利，也不是可以从容以对的赞美。正如我们曾经任凭一种被称为“黄金周”的世俗潮水将这样一个日子淹没，而那也不是可以从容以对的忽视与轻慢一样。因为从一开始，“五四”就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不和青年天然相关。那是许多热血，许多牺牲，许多勇猛与精进，许多光荣与梦想。那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不可磨灭的记忆以及拷问。

　　就像孤苦无助的母亲打着灯笼，在暗夜里呼唤找不到家的孩子。在今天，我们务必以回归“五四”的方式，以热血与拷问之名，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以 “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名，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以胡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等等这些人之名，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但我不禁感到艰难。我所遇到的那些年轻的面孔，一言不发，就被生活与现实的“利维坦”一口吞没。一种断裂的感觉如此清晰。或许，90年风雨洇润，“五四”早已成为陈旧而泛黄的一张影像。而那一豆灯火，在现代奢侈而光怪陆离的灯红酒绿中，早已变得那样微不足道。

　　去哪里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老北大”已成为一个不能企及的神话。数十年后的北大毕业生许知远曾描述他入学第一天的情形：辅导老师带他们去见一座铜雕，两只海狮模样的动物扭曲着身体，头顶上是个圆球。这两只海狮是S与D的变形，正是“科学（Science）”与“民主(Democracy)”之意，它是新文化运动的嘹亮口号，激励了几代青年人的成长。但他注意到，那座铜雕在今天被调皮的学生给予了新的含义——“科学、民主顶个球”。而在近日《中国青年报》上，吴稼祥先生这样写道：“同样是北大，同样是陈独秀先生当年为德赛二先生杜鹃啼血的地方，有人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谆谆教诲学生，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

　　去哪里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一豆灯火总是照见巨大的阴影。当年方24岁的灵宝发帖青年王帅惊魂之后索然表示，“这种事情再发生的话，我会选择沉默”；当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一名毕生生哭诉道，“好像这个社会不需要我了，一个门槛就把我淘汰掉了。为什么社会是这样子的”；当“年轻干部成为职务犯罪高发群体”；当“啃老族”大行其道；当一些自封为“草根”、反智、爱国和民族主义者的青年渐行渐远；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有勇气自杀谢世而未肯选择活着……与此同时，则是知识界的贫弱，思想者的无力，常识的匮乏，思考的停顿。我感到一声来自历史深处传来的叹息，仿佛沉郁的底色，慢慢铺陈开来，堆积如黑夜。

　　90年前朱自清指出的“看看这时代，老练的青年可真不少”，胡适所痛陈的“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也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老练的青年”以及“老年的青年”正在凝结成为一个社会的暮气，而那不是我们寻找的目标。“五四”之后，这片国土上生长越来越多的大学，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但为什么青年越来越少？为什么时间浩荡地前行，物质生活发生神奇的改变，然而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心灵状态却固执地停留在原处，没能走出悲愤而迷茫的荒漠？为什么当“青年人抬起了头，发现了自己，不再仅仅做祖父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社会的小孩子”之后，却依然发现自己未曾年轻就已然衰老？

　　世俗的青年，神话的“五四”，两者互为彰显。但是或许，这也并不是威权强势之下惟一的现实与结构。当更多的迷惘与无助泛滥，更多的荒诞与嘲弄郁结，旷野之中，总会有一种严正的要求开始闪烁，一种文明的理念开始萌动，并为我们带来一种隐隐的机会与可能。毕竟，在现世之上，有一盏灯并未熄灭。它虽不华丽，却足以穿透一切迷雾；虽不夺目，却足以照进现实。我们最终发现，那“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依然是我们要为之上下求索的。青年的使命，“五四”的精神，在90年之后，仍旧成为我们无法逃避的信仰。

　　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亦寻找这个时代的“五四”。青年勉乎哉！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4 13:15

[五四90周年]

“青春文化”高开“青年文化”低走

周志强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东方早报 2009-5-4 1:20:32






　　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20年的时候，梁启超就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隐喻：新的中国应该是少年中国（“少年强则国强”）。从此，“老年”就与腐败、陈旧的文化想象相关联；而“青年”则成为崭新的、进步的、革命的。而“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更是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进化论的出现，当时海归派知识分子对教育下一代的期望等种种文化的驱动力，把“青年”推向了中国历史变革的前台。

　　由此，在中国现代历史中，各种各样的革命思潮和政治运动，都被打上了青年政治的印痕。激情四溢的启蒙主义文化与浪漫多姿的理想主义思潮，成为中国革命政治的特殊魅力。“青年”本就不是一个仅仅与年龄和心智相关的概念，而是牵连到身份、信念、党团和阶层的概念。简单地说，“青年”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神话。

　　我们曾经赋予这个神话许多含义：新青年、社会新生力量、社会主义新人、共产主义接班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青年”都被赋予“社会政治主体” 的意义。在曹禺的《雷雨》中，周萍对周朴园的抵抗和妥协，被看作是新青年心路历程的写照；而在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中，那群骚动不安的年轻人，成为萌发着希望、孕育着生机的新中国象征；在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年轻人更是代表了改革的动力、真诚的人生和未来的生活……

　　有趣的是，当历史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突然遭遇到一个现实：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青年”，消失了！在当时极其流行的校园民谣中，我们听到，代表了“青年”主体的大学生，还没有离开青春，就已经开始怀旧了。校园的种种美好，变成了歌曲中充满伤感又飘若烟云的“非现实”，而现实的人生，却总是令他们迅速成熟，令他们在应接不暇之中变得沉默寡言，失去童话的爱情和热情的理想。

　　在这个时刻，年轻人依旧年轻，但是，“青年文化”独有的理想主义光辉、启蒙主义冲动和个性主义追求，却已经烟消云散。市场经济的来临，消费主义大潮的兴起，我们不难看到，“青年文化”已经被“青春文化”替代。这种替代的过程，呈现为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青春文化的低龄化趋势和青年文化的老年化趋势。换句话说，“青年”要么变小，要么迅速变老。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年轻人，逐渐面临两种与此前的年轻人不一样的命运。上个世纪80年代的恢复高考，造就了大学校园中无数离乡背井的年轻人独立生活的状况。他们离开父母，虽然依赖汇款单，但是，经济却相对独立，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购买行为。盒带、言情或武打小说，因为有了这群年轻人，而逐渐成为流行商品。商人开始为了年轻人定制商品，在此之前，工厂很少把他们作为消费的主体来对待。当牛仔裤和文化衫成为商品的时候，“青年”也就变成商品文化的新的产物。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的“青春文化”开始萌芽，逐渐代替了“青年文化”。

　　紧接着，独生子女时代来临了。年轻人可支配的家庭资金日渐丰厚。动漫卡通、奇幻电影、耽美文学与网络游戏，大众文化的生产者鼓励年轻人用“迷恋 ”的方式来发生消费行为。五四式的政治广场被超女的电视广场所替代——同样的年轻，同样的嗓门，喊出的却是不同的热情和口号。在这里，启蒙中国的激情被消费生活的激情所替代，塑造自我的理想被狂欢体验的梦想所替代，充满乌托邦精神的“青年文化”，被享乐主义的“青春文化”所替代。“青春文化”有一种不断低龄化的扩张趋势，因此“青年”正在逐渐丧失在大众话语中的主导地位。定位更加“低龄化”的“青春文化”逐渐开始在公众话语中凸显，慢慢主宰了大众文化的多数话题。

　　在这种文化中，人们沉浸在过度美好的想象中，恒久停留在童年的梦境之中。而一旦离开校园，童年期的“青年”就会突然长大并迅速老化。在张元的《绿茶》这部电影中，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的校园生存和社会生存的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个面貌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隐喻：要么清纯可爱，要么成熟精明；要么是年轻的女孩子（青年的低龄化），要么是老辣的社会人（青年的中年化）。

　　显然，理想主义的丧失，功利主义的崛起，正在造就大众文化和公众话语中“青年消失”的文化现象。我们由此告别了“青年”。在“青春文化”盛行的今天，“青年”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的幻觉，作为一个消费的符号存在。而年轻人对理想主义热情的放弃，已经让我们看到，只存在青年的消费者，不存在一个青年的社会行为者了。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4 13:27

联合报：余光中：五四90周年冷落“孔先生”

2009年05月04日 09:42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5月4日电 台湾《联合报》3日刊出余光中的文章说，五四迄今，忽已九十周年，思之堪惊，对于德先生与赛先生，实行的效果仍然有待完善。而这么多年来，孔先生被冷落，这需要省思。

　　文章摘录如下：

　　五四迄今，忽已九十周年，思之堪惊。当日的读书人，为挽救中国之积弱不振，有心引进西方文化，呼声最高的两大理念，是德先生与赛先生。赛先生最受欢迎，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未必深入人心，但科技带来的方便舒适，却无人拒绝。另一方面，科技后遗症的环保危机，也赋“杞人忧天”以新的意义。

　　德先生表面上也普受欢迎。然而这位不速之客，若无自由相助，就有口难言，若无法治支持，就有足难行。

　　五四90周年 冷落孔先生

　　而这么多年来，孔先生却被冷落了。西学为用，往往变成西化为体。所以“打倒孔家店”发难于先，“批孔扬秦”高潮随后。到了今天，大陆回过头来，广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

　　台湾也不能免，“教育部”这些年来一直在“去中国化”，包括“去儒”、“去故宫”，如今杜“部长”虽已“去冠”，其势仍未止。另一方式之“去”，则是“国科会”。科学之于人生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不能取代一切学问。

　　独尊科学而轻人文，将使民族之心灵“六神无主”。我一直认为“国科会”早应正名为“国家学术发展委员会”。

　　白话含文言 文字有力量

　　五四另一变革，便是弃文言，行白话，乃有新文学、白话文学。如果有人认为，文言已成冥钞，白话才是现款，就错了。文言其实是以成语的身分传了下来：受过教育的人，每天口头无可避免地要说许多成语，而一篇白话文更需要一些简洁、铿锵，甚至对仗的成语来滋润、变化，或加强。

　　无论口头或书面，如果禁用成语，势必松散而累赘，费力又耗时。何况许多成语都含有生动的比喻，例如“釜底抽薪”、“破釜沉舟”、“心血来潮”、“目光如豆”、“孤掌难鸣”、“众志成城”。

　　有些场合，简练的文言才有力量，所以“毋忘在莒”之后有“庄敬自强”，“庄敬自强”之后有“戒急用忍 ”。就连五四的爱国运动，也不免动用岳飞的壮语“还我河山”。经典之作若不保留原文，也会失去权威，破坏气氛。论语庄孟，能用白话代替吗？金刚经、心经，不用鸠摩罗什、玄奘的文言体而改成白话，佛教徒肯念吗？牧师讲道，不还是在用十七世纪的《钦定本》吗？

　　慈母手中线 动人又白话

　　文言与白话并非截然可分。六百年前的《水浒传》已经用白话写了，至于宋人话本，就更早了。在文言与白话之间，旧小说的章回体极兼善的过渡。今日的青年未曾经历此一边疆，只迷于当前畅销的翻译小说，对中文的认识乃停留于平面，而不知有文白对照甚至文白相济的立体感。

　　其实古诗之深入浅出者，多非文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不能再白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也和文言无关。如果把唐诗宋词都算在文言的比例里，是不合理的。老实说，今日报刊上发表的现代诗，有许多比古人深入浅出的诗词难懂多了。

　　读古典文学 涵养好作家　

　　至于古文本身，也大有艰深与平易之分。“国文”课本选文，艰深古僻的可以避免，平易动人的不妨容纳，其间的取舍天地仍大。我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应该不算学究中遗老。读了六十多年英诗，教了五十年英诗，也做了半世纪的翻译，我的结论是：古典文学与古文，对于现代作家的修养与气度，教益至巨。我自己及身而验，相信对于王鼎钧、张晓风等，也是如此。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4 13:29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大会举行 胡锦涛等出席

凤凰网  2009年05月04日 12:42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5月4日电 据中央电视台消息，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大会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上午10时大会开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大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

李长春指出，五四运动以来90年的历史昭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是推动中国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坚持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推动中国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唯一正确的选择。青年始终是中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

李长春强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离不开青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希望当代青年进一步宏扬五四精神，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努力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确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4 13:31

弘扬五四伟大精神　肩负民族复兴时代使命

2009年05月04日10:53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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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红楼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从红楼出发到天安门举行集会游行。



　　五四运动的伟大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在当时，爱国，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封建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进步，首先是反对阻碍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民主，首先是推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民主、自由；科学，首先是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在五四运动中和五四时期，革命青年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奔走呼号，奋不顾身，表现出了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这种历久弥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　郑师渠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5月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这是对五四精神的精辟概括。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90年前,当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悍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侵略权益转交日本的消息传到国内时,一场反帝爱国的革命风暴终于爆发。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校学生数千人到天安门集会游行。在游行受阻的情况下,愤怒的学生冲进卖国贼曹汝霖在赵家楼的住宅,痛打了正在曹宅的另一个卖国贼章宗祥,并放火烧了赵家楼。“五四”后,上海、天津、南京、广州等全国众多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工商各界群众,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最终迫使军阀政府罢免卖国贼的职务,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回顾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还需要指出两点:其一,由于有先期以科学与民主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铺垫,五四运动便将近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传统提升到了更高和更加自觉的层次,这就是彻底和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其二,因五四运动的推动,很多爱国者得以更加自觉地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以它作为重新考察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思想武器。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因为有爱国主义这一强大精神支柱,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最鲜明的主题就是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所以,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进一步发扬五四爱国精神,永远高扬爱国主义这面光辉旗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耿云志

　　自从清末严复将西方进化论学说引介到中国来以后,中国之知识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便无不以追求进步为人生第一宗旨。他们相信,世界万物都在进化的大潮之中,如不随流而进,就要被淘汰。到了五四时期,因新思想、新观念如大海之潮水,喷涌而至,于是,求新、求进步的思想就更加强烈了。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其中说:“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李大钊礼赞青春说:“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他们都以无比的热情,号召国人,特别是青年,树立进步的观念和进取的精神。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所指出,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树立了一座丰碑。辛亥革命虽推翻了皇帝,但未曾实现真实的民主共和制度。于是,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引进马克思主义,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中国共产党诞生,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共产党人最有进取精神,最肯奋斗,最求进步,乃领导中国人民,联合一切进步力量,通过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创建新中国,并克服一切困难,引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国家日臻富强。

　　高举民主大旗　推动思想解放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张海鹏

　　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推动了在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艰难曲折中走向胜利。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和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感召下,心系民族命运,心系国家发展,心系人民福祉,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壮丽篇章。

　　五四时期的中国,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的洗礼,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国家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所谓共和,只是一个空招牌。民主的口号,民主的精神,首先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也是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文化、封建意识形态的。少数统治者决定中国的命运,这就是封建专制;广大人民群众决定中国的命运,这就是民主。

　　要解决民主问题,就要解决思想解放问题。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不破除,人民群众精神上的镣铐就不能解除,国民性的改造就不可能。因此“思想的解放”,就成为民主的先决条件。五四时期,人们提出“打倒孔家店 ”,并不是要否认孔子学说在历史上的意义,而是要破除“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旧道德、旧教条、旧礼教。正是五四时期的民主精神和思想的觉醒,开启了“五四”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河。

　　“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国共合作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知识界开始深入思考中国的出路,出现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讨论。民主精神、思想解放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为近代中国社会走出“沉沦”的谷底、迎来社会整体向上发展的趋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力量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特别是在青年当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当代青年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弘扬科学精神　开创新的未来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　杜祥琬

　　90年前的今天，满怀着历史责任感的青年学生发出“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宣言，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的一页。“科学”是五四运动高举的一面大旗。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先进分子，深刻认识到科学精神之重要，把科学精神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富国强民的锐利武器。陈独秀曾高度评价科学的重要性:“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当时提倡科学，主要是针对愚昧、迷信和落后，并不是单指提倡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而是提倡科学精神或科学思想。主张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民主精神与反对愚昧落后和迷信盲从的科学精神，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目标下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人自觉承担起历史使命。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该怎样发展？归结到一点，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必须依靠不断创新。对今天的青年人而言，五四运动的精神，包括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仍然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步伐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呼唤大批高素质人才。因此，学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而紧迫。只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不断积累新知识、增强新本领，就一定能奠定人生进步的根基，成为国家建设需要的有用人才。

　　传承五四精神　勇担时代使命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杨哲昊

　　一群人、一次事件、一段历史,“五四”是一种记忆、一个符号,更是熔铸了民族精魂和青年热血的历史标尺。90年前的中国青年,以无畏的气魄、勇敢的担当,呼喊出救亡图存的时代强音,开启了爱国自强的壮伟篇章。从此,民族独立、解放、自强,成为历史进程的主旋律。90年后的今天,当代青年面对“五四”, 除了追思、怀想和感佩,更要有承续发扬其精神的责任和担当时代使命的抱负。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这是对我们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五四精神最可宝贵的是爱国精神。五四精神的核心在于爱国,而爱国的集中体现是奉献和牺牲。这种精神激励一代代中华青年心系国运振兴、胸怀苍生福祉,竭心尽力,共克时艰,前仆后继,殒身不恤。时至今日,仍荡气回肠,历久弥新。

　　五四精神最富启发的是科学理性精神。五四精神张扬着青年的昂扬激越,也蕴含着科学与理性的精神。爱国,爱得热烈而理性,才更真切,才能长久。“五四”一代人留给我们的,不仅有爱国的呼喊,更有深沉的思考。

　　五四精神最应铭记的是躬身实践精神。“走向社会,深入群众”,这是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行动口号,也应是当代青年成长的方向。胡锦涛总书记说,五四运动昭示的青年运动正确方向,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当代青年学生要健康成长、茁壮成才,仍然必须坚持这个正确方向、这条正确道路。我们青年学生要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到艰苦的环境里去经受锻炼,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青春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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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创刊，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



　　五四运动的伟大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在当时，爱国，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封建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进步，首先是反对阻碍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民主，首先是推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民主、自由；科学，首先是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在五四运动中和五四时期，革命青年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奔走呼号，奋不顾身，表现出了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这种历久弥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　郑师渠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5月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这是对五四精神的精辟概括。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90年前,当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悍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侵略权益转交日本的消息传到国内时,一场反帝爱国的革命风暴终于爆发。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校学生数千人到天安门集会游行。在游行受阻的情况下,愤怒的学生冲进卖国贼曹汝霖在赵家楼的住宅,痛打了正在曹宅的另一个卖国贼章宗祥,并放火烧了赵家楼。“五四”后,上海、天津、南京、广州等全国众多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工商各界群众,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最终迫使军阀政府罢免卖国贼的职务,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回顾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还需要指出两点:其一,由于有先期以科学与民主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铺垫,五四运动便将近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传统提升到了更高和更加自觉的层次,这就是彻底和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其二,因五四运动的推动,很多爱国者得以更加自觉地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以它作为重新考察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思想武器。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因为有爱国主义这一强大精神支柱,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最鲜明的主题就是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所以,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进一步发扬五四爱国精神,永远高扬爱国主义这面光辉旗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耿云志

　　自从清末严复将西方进化论学说引介到中国来以后,中国之知识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便无不以追求进步为人生第一宗旨。他们相信,世界万物都在进化的大潮之中,如不随流而进,就要被淘汰。到了五四时期,因新思想、新观念如大海之潮水,喷涌而至,于是,求新、求进步的思想就更加强烈了。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其中说:“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李大钊礼赞青春说:“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他们都以无比的热情,号召国人,特别是青年,树立进步的观念和进取的精神。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所指出,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树立了一座丰碑。辛亥革命虽推翻了皇帝,但未曾实现真实的民主共和制度。于是,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引进马克思主义,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中国共产党诞生,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共产党人最有进取精神,最肯奋斗,最求进步,乃领导中国人民,联合一切进步力量,通过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创建新中国,并克服一切困难,引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国家日臻富强。

　　高举民主大旗　推动思想解放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张海鹏

　　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推动了在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艰难曲折中走向胜利。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和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感召下,心系民族命运,心系国家发展,心系人民福祉,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壮丽篇章。

　　五四时期的中国,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的洗礼,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国家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所谓共和,只是一个空招牌。民主的口号,民主的精神,首先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也是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文化、封建意识形态的。少数统治者决定中国的命运,这就是封建专制;广大人民群众决定中国的命运,这就是民主。

　　要解决民主问题,就要解决思想解放问题。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不破除,人民群众精神上的镣铐就不能解除,国民性的改造就不可能。因此“思想的解放”,就成为民主的先决条件。五四时期,人们提出“打倒孔家店 ”,并不是要否认孔子学说在历史上的意义,而是要破除“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旧道德、旧教条、旧礼教。正是五四时期的民主精神和思想的觉醒,开启了“五四”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河。

　　“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国共合作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知识界开始深入思考中国的出路,出现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讨论。民主精神、思想解放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为近代中国社会走出“沉沦”的谷底、迎来社会整体向上发展的趋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力量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特别是在青年当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当代青年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弘扬科学精神　开创新的未来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　杜祥琬

　　90年前的今天，满怀着历史责任感的青年学生发出“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宣言，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的一页。“科学”是五四运动高举的一面大旗。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先进分子，深刻认识到科学精神之重要，把科学精神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富国强民的锐利武器。陈独秀曾高度评价科学的重要性:“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当时提倡科学，主要是针对愚昧、迷信和落后，并不是单指提倡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而是提倡科学精神或科学思想。主张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民主精神与反对愚昧落后和迷信盲从的科学精神，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目标下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人自觉承担起历史使命。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该怎样发展？归结到一点，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必须依靠不断创新。对今天的青年人而言，五四运动的精神，包括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仍然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步伐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呼唤大批高素质人才。因此，学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而紧迫。只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不断积累新知识、增强新本领，就一定能奠定人生进步的根基，成为国家建设需要的有用人才。

　　传承五四精神　勇担时代使命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杨哲昊

　　一群人、一次事件、一段历史,“五四”是一种记忆、一个符号,更是熔铸了民族精魂和青年热血的历史标尺。90年前的中国青年,以无畏的气魄、勇敢的担当,呼喊出救亡图存的时代强音,开启了爱国自强的壮伟篇章。从此,民族独立、解放、自强,成为历史进程的主旋律。90年后的今天,当代青年面对“五四”, 除了追思、怀想和感佩,更要有承续发扬其精神的责任和担当时代使命的抱负。胡锦涛总书记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这是对我们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五四精神最可宝贵的是爱国精神。五四精神的核心在于爱国,而爱国的集中体现是奉献和牺牲。这种精神激励一代代中华青年心系国运振兴、胸怀苍生福祉,竭心尽力,共克时艰,前仆后继,殒身不恤。时至今日,仍荡气回肠,历久弥新。

　　五四精神最富启发的是科学理性精神。五四精神张扬着青年的昂扬激越,也蕴含着科学与理性的精神。爱国,爱得热烈而理性,才更真切,才能长久。“五四”一代人留给我们的,不仅有爱国的呼喊,更有深沉的思考。

　　五四精神最应铭记的是躬身实践精神。“走向社会,深入群众”,这是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行动口号,也应是当代青年成长的方向。胡锦涛总书记说,五四运动昭示的青年运动正确方向,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当代青年学生要健康成长、茁壮成才,仍然必须坚持这个正确方向、这条正确道路。我们青年学生要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到艰苦的环境里去经受锻炼,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青春乐章。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4 13:33

人民日报社论：

为民族复兴奏响青春乐章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人民日报  2009年05月04日




今天是五四运动９０周年。胡锦涛总书记２日上午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同广大师生共迎五四青年节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全国广大青年学生提出殷切希望，号召当代青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四条希望，指明了当代青年前进的方向，对于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大力弘扬五四精神，把伟大事业胜利推向前进，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９０年前，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北京青年学生奋起抗争，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中国历史由此迈入新的历程。

这是一场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面对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仁人志士们在苦苦求索：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向何处去？五四先驱们率先奋起，第一次燃起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火炬，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不顾身地奔走呼号。这场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

这是一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面对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旧文化，五四先驱们在深刻思索：如何冲破思想的禁锢，追赶世界先进潮流，走向现代化。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２０世纪中国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猛烈地冲击和荡涤着阻碍中国进步发展的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为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五四运动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并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五四运动所孕育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深刻影响和推动着２０世纪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

９０年来，作为五四精神忠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把五四精神与人民群众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结合起来，为中国的发展繁荣、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辟着前进道路。今天，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五四先驱们追求的理想和目标，许多已经成为现实而且被大大向前推进和发展了。

“青年者，国家之魂”。９０年过去，时代环境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但五四精神永存，依然是引领我们向前的强大力量。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和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五四精神感召下，心系民族命运，心系国家发展，心系人民福祉，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壮丽篇章。五四运动以来９０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６０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３０年的历史都充分表明，青年确实是我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支力量，确实是值得信赖、堪当重任、大有希望的！祖国为有这样的青年而骄傲，党和人民为有这样的青年而自豪！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矢志追求并为之顽强奋斗的宏伟理想。现在，实现这一宏伟理想的光明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我们深信，在五四精神的激励下，当代青年必定能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青春乐章。

五四运动９０周年恰逢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辉煌的历史照亮了希望的未来，伟大的事业展现了灿烂的前程。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同心共济、锐意进取、顽强奋斗，我们的国家必将更加繁荣富强，我们的民族必将实现伟大复兴。

稿源： 人民日报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4 13:35

调查显示：75.4%大学生为作为中国公民而自豪

http://www.edu.cn　2009-05-04　来源： 人民日报　




　　五四运动90周年前夕，《人民论坛》杂志联合有关单位和专家，以五四精神如何在当代青年中传承与深化为主题，进行了一次专题调研。这次调研采用问卷调查、网络调查和专家调研等方式，共采访大学生、家长、教育管理人士和专家520人，在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网络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2018 份。调研显示，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浓厚，75.4%的大学生为自己是中国公民而感到自豪，87.9%的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

　　国家民族地位神圣

　　调查显示，当前大学生有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关心国家前途和改革进程。

　　在对于五四精神的理解上，40.2%的受访者选择了“爱国主义”，认为这是五四精神中首先需要传承的精神遗产，23.4%选择“民主精神 ”，20.8%选择“科学精神”，15.6%选择“创新等其他精神”。调查显示，国家、民族在大学生心中占据神圣的地位，75.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为作为中国公民感到自豪”。

　　在“对改革开放成就”的情感取向上，80.2%的大学生认为“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很大”，9.1%的大学生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就不错”，总计 89.3%的大学生对改革开放的成就给予肯定。“在过去的30年中，你认为‘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两位的，一是 “成为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占66.8%；一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占56.22%。

　　对中国未来有信心

　　调查中，高达87.9%的大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信心，在回答“你认为我国能否成功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42.8%的大学生选择“充满信心”，45.1%的大学生选择“较有信心”。

　　对于国家和社会未来的期待，大学生更加关注公平、民生等领域。在回答“‘中国模式’要进一步完善，你认为应当重点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时，排在前两位的分别为：“完善社会分配体制，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占87.3%；“加快推进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改革”，占70.7%。在问及“是否认同当前的各项改革措施”时，58.2%选择“赞同”。

　　在个人未来的发展上，深入实践和奉献社会是大部分受访者的首选。在回答“您对国家为促进就业，鼓励毕业生到西部和基层就业政策的态度如何”时，65.2%的大学生选择了愿意参与其中。

　　个人选择趋务实

　　调查显示，大学生在对于个人价值的理解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28.9%的大学生认为人生价值首先在于“对社会的贡献”，48.2%的大学生选择“健康快乐的生活”。

　　而在对于个人人生道路的选择上，答案趋于务实，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存在“重待遇”、“怕吃苦”等心态。在面对“你会接受一份个人收入较少，但对社会贡献较大的岗位吗”的提问时，58.5%的受调查者选择“不会”，22.2%选择“可以考虑”，只有19.3%选择“会”。在选择工作单位时，有 59.2%的人把“经济收入”放在首位，24.3%的人把“有利于施展个人的才干”放在首位，有14.7%的人把“有利的晋升机会”放在首位。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4 13:37

继承五四　超越五四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发布时间： 2009-05-04 08:00　光明日报



【编者按】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9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乃至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本刊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郑大华、浙江大学教授高力克和洛阳师范学院教授张宝明等三位先生，就五四运动的有关问题各抒己见。


　　主持人：危兆盖（本报记者）

　　特邀嘉宾： 郑大华（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高力克（浙江大学教授）

　　            张宝明（洛阳师范学院教授）

　　如何看待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记者：自五四运动发生以后，人们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就有着不同的解读，各位认为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

　　郑大华：人们对五四运动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五四运动，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而引发的北京学生爱国游行示威活动以及后来以上海“六三”运动为代表的全国人民的爱国斗争；广义的五四运动，除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爱国游行示威外，还包括此前兴起、此后得到发展的新文化运动，人们一般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而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为其结束的年代（也有学者主张以1923年为结束年代）。我们今天通常讲的五四运动，根据不同的语境，两种提法都是可以的。

　　就广义的五四运动而言，我认为其精神主要有三点：一是爱国主义。北京学生之所以要游行示威，就是因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英、美、法所主导的巴黎和会没有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还给中国，而是交给了日本，使中国的主权受到极大的侵害。所以，爱国学生呼喊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其游行示威的直接目的是要阻止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协定上签字。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直接背景，是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民族危机空前加深。换言之，挽救民族危亡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之一。二是思想解放。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我非常赞同郑师渠教授提出的观点，即“五四”的思想解放包括两种解放：“对传统求解放”和“对西方求解放”。“对传统求解放”，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反省、批判和重新估定其一切价值。“对西方求解放”，主要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国人一方面要求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关系，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另一方面不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唯一选择，而主张以俄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三是民主与科学。1915 年9月，陈独秀在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向国人疾呼：“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又生动地将民主与科学称之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明确表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尤须指出的是，“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不仅指的是民主制度，而且还包括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五四”所倡导的科学，除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外，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五四”对民主与科学的倡导，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变革。正是从 “五四”起，民主与科学开始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

　　高力克：由于五四运动有广狭二义，人们对五四精神也就难免有不同的解释，这应视为正常现象。1919年5月 26日，《每周评论》发表署名“毅”的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文中首次将5月4日北京爱国学潮称为“五四运动”，赞誉其为中国学生的创举、中国教育界的创举和中国国民的创举，并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最看重五四运动之 “直接行动”的精神，并将其视为平民运动的第一步。新文化领袖陈独秀则将五四运动视为“国民运动之嚆矢”，他亦强调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其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以上观点，都将五四精神归为一种公民参与政治的直接行动精神和牺牲精神。就广义的“五四运动”而言，“五四精神”则以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价值为精神内核。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高揭之“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阐扬之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无疑是“五四精神”之最核心的内涵。“民主”和“科学”为新文化运动追求的两大现代性目标，“评判的态度”则表征着新文化运动之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批判精神。“五四”是一个伟大的启蒙时代，“五四精神”最深刻之内核是思想解放的精神。陈独秀主张：“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这是一种彻底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张宝明：“五四”和“五四精神”是两个既相辅相成又自成一体的概念。就前者而言，它是一个囊括了整个五四精神之来龙去脉的一个思想体系。比如它既包括自《新青年》创刊伊始的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也包括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一系列新潮行为和运动；它既包括“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自身的言论行为，也包括由《新青年》杂志激活起来的保守主义等的思想和观念；它有西方资源，也有东方资源；既有“导师”一辈的先驱，也有后生一代的崛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五四、五四运动、五四精神的总结和概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现象就可以理解了。进一步说，“五四”和“五四运动”也不是一个概念，如上所说，“五四”是一个系统工程，外延和内涵都可以见仁见智，但“五四运动”一般指的是发生在1919年 5月4日的导师和学生共驱的“直接行动”。如果我们把五四系统工程粗略划分为两个时段，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前一阶段是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启蒙主题的新文化运动，后一阶段则是以爱国、进步之救亡为主题的社会运动。五四运动高潮之后，主导者陈独秀就发表文章声明“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区别，还专门连续撰写《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和《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对当时各界的误解以及误会予以澄清。现在看来，陈独秀的观点并不过时。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是注重“创造的精神”的运动；五四运动的精神则是“直接的行动”和“牺牲的精神”两个要素。不难看出，当时的策划者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要求“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也达到了目的。从注重人文思潮到关注社会革命，“五四”所有的一切正是在这一条被先驱设计好的线路上进行的。

　“五四”留给人们的精神遗产

　　记者：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精神遗产？有人说“五四”后期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你们是怎样看的？

　　高力克：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第一个高峰。晚清以降，在西力东侵导致中国深刻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问题的本质是文化冲突与文化再调整，新文化运动奠定了中国文化重建的方向。“五四”的精神遗产，不仅仅是“民主”和“科学”，它还包括一组体现启蒙运动成果的现代价值，如“自由 ”、“人权”、“法治”、“个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就将“人权”和“科学”并列为现代文明的两大基石。“五四”的另一重大精神遗产，是“评判的态度”，即反思传统的批判精神，它表征着一种伟大的思想解放的精神。普列汉诺夫将法国启蒙哲学归为“ 解放哲学”，“五四”启蒙思想亦为一种“解放哲学”。同时，“五四精神”的丰富性还在于，它并不仅限于启蒙思想，作为新文化运动之对立面的文化保守主义，如杜亚泉、梁漱溟和《学衡》派等对传统的阐扬和对现代性的反思，亦不乏深邃的思想智慧。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颉颃激荡，构成了“以现代化批判传统，以传统批判现代化”的文化对话。

　　“救亡压倒启蒙”说是上世纪80年代一些人诠释“五四”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五四”风潮以后，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逐渐压倒了追求新文化的启蒙运动。此说与胡适晚年的“政治干扰文化”论一脉相承，胡认为五四运动的政治干扰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中断。应该说，“救亡压倒启蒙”说看到的只是历史的一个表面现象，并不是一种严谨的学术观点。他们的“救亡”概念含混地包括民族救亡运动和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完全不同的政治运动。而且这种政治与文化关系的外在解释，忽略了启蒙的内在矛盾和自我瓦解。在中国现代化史上，救亡与启蒙难解难分。自严复始，中国的启蒙即源于救亡，救亡是中国启蒙的深层动因。与法国启蒙运动相比，中国启蒙运动毋宁说是一种落后民族寻求富强之道的“救亡型启蒙”。因而，以“救亡”与“启蒙”对举，本身就有一个历史语境错置的问题，似乎中国有一个欧洲式的纯粹的“启蒙”。“五四”以后，新思潮经历了一个从思想启蒙到“直接行动”、从“价值重估”到“社会改造”的转变，由此革命运动代新文化运动而兴。这种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消长，是“启蒙转化革命”，它本身亦为启蒙逻辑演化的结果。胡适晚年的学术秘书唐德刚就反对胡适的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之说，他认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政治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则为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阶段。

　　郑大华：救亡和启蒙不仅是“五四”时期的历史主题，也是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主题。因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一部中国近代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过程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之过程的历史。如果说反帝是为了救亡的话，那么反封就必须进行启蒙。反帝和反封，亦即救亡和启蒙，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两个重要的组成方面，始终相伴而行，缺一不可，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谁压倒谁或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相互推动、彼此促进的关系。以五四运动而言，如前所述，挽救民族危亡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目的。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使青年们的思想获得极大的解放。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出现了许多宣传和研究新思潮的社团和刊物（如新潮社和《新潮》杂志）。这些社团和刊物的负责人和成员后来大多成了五四爱国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由此可见，没有新文化运动，便不可能有“五四”和“六三”那样大规模的爱国运动的发生。而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正是以五四爱国运动为契机，新文化运动开始从北京等少数几个中心城市逐渐发展到全国。以白话报刊为例，五四爱国运动前，全国的白话报刊屈指可数；五四爱国运动以后，全国的白话报刊猛增到400多家。

　　说“五四”后期救亡压倒了启蒙，主要是说“五四”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及发展，淡化甚至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前期对西方民主、自由的宣传。这种观点，我是不赞成的。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本身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我们不能说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是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就不是新文化运动。所谓新文化，是相对于中国的旧文化而言的，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属于新文化的范畴。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没有压倒或中断五四前期的启蒙，因为马克思主义也反对封建主义，实际上五四时期激烈批判封建主义的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而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也主张民主和自由，不过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是人民民主和阶级解放、民族自由。从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到阶级解放、民族自由，这是启蒙的深化和提高。第三，中国需要民主和自由，但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决定了中国要实现民主和自由就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而只能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路。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不是启蒙的中断，而是以一种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形式进行的启蒙。实际上，对于广大下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来说，他们不是从胡适等人那里知道民主、自由的，而是在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如抗战时期边区的民主改革）知道民主、自由的，并学会了如何行使民主的权利。

　如何看待“五四”的历史局限性

　　记者：目前学界在“五四”研究上还存在着不少争论，如“五四”是否全盘反传统、是否全盘西化等问题。你们怎么看？对“五四”的历史局限性，你们又是怎样看的？

　　张宝明：自从五四运动发生的第三天起，就开始有人对此作研究和总结。如同“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一样，90年来学术界关于“五四”思想谱系的论说也可以说是新论迭出，纷至沓来。譬如“五四”是不是全盘反传统、是不是全盘西化，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学术命题。而且，它并不因为论争已久、论争深入而显得无足轻重。实际上，“五四”反传统、西化的全盘性命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和背面，完全可以作为一个问题给予全方位的透视或说一并解决。试想，既然是全盘性，那就有非此即彼的嫌疑。质而言之，如果把传统全盘反了，那还不是要将西方的东西整体位移过来填补这个“真空”？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不必争论，甚至是不辩自明的问题。有哪一个民族会在自己的废墟上再造一个文明呢？

　　高力克：上世纪80年代后期，林毓生、余英时关于“五四”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批评传至中国大陆，引发了思想界关于现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反思和讨论。“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由此成为“国”学而垂两千年。因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儒学批判是中国文化之典范转换的必要步骤。“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兴起，其远因是儒学作为“国”学的整全性价值系统，以及中西文化冲突之剧烈；其近因则为民初帝制运动与孔教运动合流之刺激。民国时期思想史家郭湛波赞誉陈独秀是中国近50年思想史上第一个大思想家，其最大贡献，是对笼罩中国思想两千年的孔子思想之破坏。但另一方面，“五四”激进知识分子亦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偏颇，如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极化思维、轻率蔑弃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进步主义之迷思和革命崇拜。儒学不能化约为“三纲”和礼教，其仁学、忠恕之道、“五常”等蕴涵着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甚至全盘否定儒学价值的五四激进知识分子亦不批评这些道德传统。“五四”启蒙思想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唯新是尊的进步主义和非此即彼的极化思维。诚如张灏所言，“五四”知识分子对“民主”和“科学”的乌托邦期待，使“德先生”和“赛先生”变成了“德菩萨”和“赛菩萨”。“五四”式的全民主义和唯科学主义观点，已蕴涵着“民主”和“科学”异化的内在因子。全民主义是一种激进的高调民主观，其人民自治的绝对民主理想，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乌托邦倾向。唯科学主义主张“以科学代宗教”、“科学的人生观”，尊科学为笼罩一切的绝对真理，亦违背了怀疑、试错、多元的科学精神。

　　郑大华：我是不赞成“五四”是“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观点的。因为就现有资料来看，“五四”反对的主要是儒学，特别是它的核心礼教。就是那些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的学者，也主要是从“五四”激烈地反儒学、反孔教来立论的。我们且不说“五四”反儒学、反礼教有其深刻的认识根源和历史根源，有它历史的合理性，就其反儒学、反礼教的内容来看，“五四”反对的主要是儒学的现实价值，而非历史价值，对于后者，他们还是承认的。胡适自己就说过：“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敬的。”假如我们不囿于儒家中心主义的成见，不把儒学看成是唯一传统，更不把儒学之礼教与儒学、与传统等同起来，而是承认传统只是历史的沿袭，是我们先辈们所创造、吸取并发展至今的一切文化形式，那么显而易见，“五四”并没有“全盘反传统”，也没有主张“全盘西化”。当然，这并不是说“五四”没有其局限性。我认为，“五四”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没有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对传统文化之糟粕的揭露和批判有余，而对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发掘和弘扬不足，往往把封建时代的文化错当成了封建文化而加以批判，甚至说了不少过头话（如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就像毛泽东批评的那样，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第二，在对待西方文化上，没有处理好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误把西化当成了现代化，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走西化的道路，用陈独秀的话说：中国“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第三，在对等中西文化的关系上，对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缺乏全面的认识，只重视中西文化的时代落差，而很少领会中西文化的民族特征，往往以时代性的比较取代了民族性的分析。由于在时代性上，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比西方近代文化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因此其比较的结果是中国文化百不如人。第四，由于客观（形势）和主观（认识）的原因，“五四”人大多具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情绪，对解决中国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以为只要输入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前期），或引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期），中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而缺乏长期启蒙的思想准备，缺乏对有关问题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认真研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往往持一种教条主义的理解，这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承认“五四”有它的局限性，但不能以此而否定它的历史意义。与局限性比较，“五四”的历史意义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评价“五四”应持的基本态度。  

　纪念“五四”的现实意义

　　记者：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0年了，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五四”有不同的纪念，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纪念“五四”？

　　郑大华：正如我们谈话的主题所揭示的，我们纪念“五四”，就是要继承“五四”，超越“五四”。首先就继承而言，我们要继承“五四”的爱国主义、解放思想和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环境的变化，其具体内容也会有所差异。比如，五四时期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以阻止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协定上签字，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而当今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自觉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解放思想，也不是像五四时期那样，是“从传统求解放 ”，“从西方求解放”，而是进一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中，从对西方价值观念的迷信崇拜中，从旧的条条框框、旧的习惯势力、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国家。民主与科学，在五四时期更多是对它的思想、精神的宣传和倡导，而在今天，除了要继续对广大国民进行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外，我们要把其重点放在制度的建设上，要与一切不民主、不科学，甚至是反民主、反科学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其次从超越来讲，我们不仅要克服“五四”的历史局限性，正确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全面认识文化之时代性和民族性，加强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充分认识要在中国这样一个既有古老文明、小生产者又像汪洋大海的国家进行思想启蒙的艰巨性，而且还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总结自五四运动发生以来中国所走过的90年历程，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重新认识“五四 ”，审视“五四”，使五四的精神和遗产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高力克：尽管五四运动距今已经90年了，但我们纪念“五四”，仍要继承和发扬“民主”、“科学”、“爱国” 等等“五四”的伟大精神遗产，这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动力。我们今天尤其需要发扬“五四”思想解放的伟大精神，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腾飞正是思想解放的伟大成果。实现中国的发展进步，需要我们不断地解放思想，充分地激发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纪念“五四”，重温“五四”，我们可以放眼世界，反思传统，从中不断地获得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21世纪的中国，仍然面对着百年中国现代化和文化建设的历史主题。今天，我们需要回到接引世界现代潮流的“五四”，检省中国走过的曲折的现代化历程。回眸90年前的“五四”，我们今天面临的既有百年中国现代化的老主题，又有新世纪转型社会的新问题。继承“ 五四”和超越“五四”，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整合“五四”多元的精神遗产，超越“五四”的思想局限，以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迎来中国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

　　张宝明：20世纪的风云际会、世事沧桑使得五四精神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都赋予了特殊的色彩。历史的渐行渐远不但没有让五四精神成为尘封的往事，相反，倒是岁月的冲刷让五四精神积淀出了丰厚的精神内涵和丰富的思想价值。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在时隔多年后回首那场运动时仍然感到那么亲切、直观、生动、鲜活的原因。用“历久弥新”这个成语来形容五四运动的意义和价值最为形象。五四运动提出的问题或说提出的命题不但是过去我们这个民族乃至人类关心的问题，也是当下甚至未来我们这个民族乃至人类关心的问题。我爱用“精神事件”这个词来概括五四那一代人所做的工作。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思想史上重大的精神事件，它架构在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精神坐标上，其当代性和前瞻性不会因为历史的远去而发生位移，其历史性和民族性也不会因为社会的变迁而黯然失色。必须看到，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脊梁的铸成则是由多个重大的精神事件作为质料的，而五四运动正是近代以来一代思想先驱以“铁肩”担当 “道义”时裸露的精神脊梁。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提五四运动之精神的根本所在。我们纪念“五四”的本意，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为过去而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未来，并通过再现过去来映照未来。在中国现代性问题愈来愈受关注的今天，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当下，我们纪念“五四”，确实有其特殊的意义！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4 13:56

■ 社论

纪念“五四”：青年与国家命运与共
       
2009-5-4 2:25:05 · 来源： 新京报

       

　　

　　今天是“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日。1919年的5月4日，大批青年学生走出象牙塔，以满腔的爱国热血救亡图存，为振兴中华振臂一呼，从此揭开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正是从那一刻起，“五四”与青年合而为一，被定格为一种精神象征。

　　5月2日，胡锦涛总书记同中国农大学生共迎五四青年节，强调“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5月3日，温家宝总理来到清华大学，与学生谈五四精神和个人价值体现，强调青年人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

　　近百年来，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从发生的第二年就开始被纪念，也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不同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历久不衰。之所以如此，除了人们对历史有某种共识，同样在于对当下中国的转型，对国家未来有着共同的想象。为民族复兴计，人们敢于担负历史重任，愿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连。

　　作为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启蒙，面对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旧文化，它高扬两种极为重要的现代价值，即“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仅从这点看，“五四”无疑居功至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而且是中国青年运动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血脉相连、共同奋进的历史起点。

　　与此同时，毋庸讳言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反帝反封建反专制的救亡图存的年代里，这场民主政治运动亦反映出某种激烈特征，包括对中国传统的过度否定。“五四”一代人认为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都是维护专制皇权的工具，而专制统治的压迫导致民愚国弱。不过时至今日，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以及中国社会的开放和经济成长，人们越发意识到中国传统并非全无是处。

　　显然，传统的中国文化更多是受制于大一统的中国封建政治，一度扮演了“替罪羊”角色。就像当年许多知识分子对汉字的偏见一样，汉字里难见思想不是因为汉学承载不了思想，而是因为封建王权专制不允许国民有独立思想。从这方面说，许多被否定的传统，实际上也是封建王权政治的受害者，它们不但不需要被打倒，反而是需要被记忆的。如钱穆所说，中国历史并非只有些黑暗的东西，凡了解本国历史的人应该对本国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

　　90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关于“五四”的历史解读存在着某些分歧，不但无可厚非，反而从另一侧面表明了今日中国社会之健康成长。即便如此，共识仍在：在本质上，“五四”运动依然是一场民族自新与自救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而这正是一国文明得以生生不息之希望所在。故此，“五四”并非仅仅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历史事件。纪念“五四”，就是纪念一个时代及其倡导的精神。

　　最新一期《半月谈》杂志曾发问：“五四”精神中，“德先生”在中国为何常常不及“赛先生”？为何科学、民主被一再提起，平等、自由被有意无意地遗忘？显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里，不仅包含“科学”和“民主”，也还包含“自由”与“平等”。这四个关键词成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正视近两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五四”精神更包括一个在困境中求生的民族本应具有的、自强不息的内生力与自新力。所以，胡锦涛强调说：“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青年者，国家之魂”。一个国家有着怎样的前途，关键在于青年对自己、对国家有着怎样的态度。毕竟，没有国家的前途就没有青年的前途，而国家的前途也离不开青年的前途。今天，“五四”精神不只是飘扬在大街与广场之上的旗帜，它更深植于每个人的心中，深植于人们对今日中国的一点一滴的日常改造之中。诚如温总理所言：科学、民主、爱国应该是我们纪念“五四”，牢牢记住并且应该发扬的精神和传统。

　　故而，随“五四”而起的公共精神，近年来在不断成长的NGO、志愿者、有参与精神的网民、具备启蒙精神与公民意识的知识分子等越来越多的人身上，孕育出新的希望，展现着新的光明。正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对民族负责、对国家负责、对自己负责的青年人越来越多，他们不唯口号而唯务实，日复一日，功不唐捐，民族的复兴、国家的现代化，才有望早日实现。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5-6 12:42

五四精神在台湾从未断绝 时代重拾热血与理想

凤凰网  2009年05月05日 14:25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5月4日电斯人虽已远，典型在夙昔。台湾《联合报》日前刊发专题报道指出，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尽管两岸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仍有异同，但今年都不约而同地举办大型庆祝活动。台湾除了举办五四座谈会，还有五四人物影像、书信、藏书展，以及首创的五四故居导览，规模是历年之最。

高举五四火把赴台的先觉者

五四运动一萌芽，便在台湾落下了种子。政大台文所所长陈芳明表示，点燃台湾新旧文学论战火把的张我军，便是在1920年代赴北京求学时受胡适启发，被称为“高举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觉者”。

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播迁，五四人物如胡适、傅斯年、罗家伦、台静农相继赴台。然而在高压的政治氛围中，鲁迅、周作人等人著作遭禁，入台的五四健将也绝口不提五四精神。一直到解严，整整近四十年的时间，五四被简化为文学与浪漫的代名词。

文讯杂志总编辑封德屏认为，“五四精神在台湾从未断绝，只是成为伏流潜藏。”此次文讯梳理62位五四人物史料，从旧书摊中找到当年大量“禁书”，发现即使在白色恐怖年代，仍有许多读者在黑暗中点起五四的烛光。

由傅斯年担任首任校长的台大，更直接继承五四发源地的北大精神。台大中文系教授柯庆明说，他进入台大念书时，有一半的老师来自五四时期的北大；中文系系刊“新潮”，便取自五四“新潮社”。他还记得，保钓运动贴在台大的标语，便是罗家伦所写的“五四运动宣言”。

历史之轮缓缓转动。五四时代推动的白话文运动，在网络时代翻转成要求重视文言文的“抢救国文运动”。

五四人物在两岸命运更是有起有落。当年在上海大打笔战的鲁迅、梁实秋，一位在大陆享有崇高地位，故居、博物馆遍及各地；一位入台后潜心教学，到处播撒白话文种子。

重拾五四 重拾热血与热心

“我们纪念五四，纪念的是哪一个五四？”学者柯庆明指出，五四包含了是学生爱国运动、新文学革命、民主与科学启蒙运动。

国民党视“学生运动”是搞垮国民党的关键，赴台后一度绝口不提，将五四简化为“五四文艺节”。五四高举的“民主、科学”大旗，被蒋介石安上“伦理”两字，成为“伦理、民主、科学”。

柯庆明表示，也许有人认为五四精神陈义过高，“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纪念五四，因为这时代需要的就是理想！”封德屏则认为，在学生、知识分子对社会冷漠的这个时代，纪念五四让我们“重拾五四精神的热血与热心！”

联合报还刊发近400字文章向读者介绍了五四运动的始末，该报另一篇文章《当年火烧赵家楼 曹汝霖跳窗逃》从北京的历史旧址出发，向台湾民众讲解了“火烧赵家楼”的有关历史。

胡适纪念馆位于台北市南港区“中央研究院”院内，由故居、陈列室和墓园三部分组成。图为陈列室内的胡适半身塑像，及其亲笔墨迹“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中新社发 邹辉 摄

落花生成教材 许地山影响台湾新文学

笔名落花生的台湾籍五四运动人物许地山，幼年即迁居大陆，后来参与五四文学运动，对台湾新文学影响深远，散文作品“落花生”曾被选入高中语文教科书。

许地山以清新平实的笔调、流畅的文字，描写小时家人在后园空地种花生过程，父亲并藉以教育子女内在美的可贵，令人印象深刻。

1894年在台南出生的许地山，父亲是清朝台籍进士，甲午战争失败，台湾割让给日本，父亲襄助刘永福在台南抵抗日军失败，许地山两岁时，举家避居广东。

许地山4岁接受私塾教育，14岁于广州受新式教育，并曾任福建省第二师范学校教师，21岁时至缅甸仰光任华侨创办的学校教师。

1917年许地山考进汇文大学，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与瞿世英、耿济之等人合办“新社会”旬刊，开始发表文章；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是大陆第一个全国性新文学社团，发行“小说月刊”。

1923许地山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及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哲学、梵文及民俗学等，1927年起在燕京大学任教，并在北大、清大兼课，1935年在知名学者胡适引荐下，至香港大学任中文学院主任教授。

香港大学任教期间，许地山改革教学课程，积极投入艺文团体运作，1941年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于香港，年仅49岁。

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表示，许地山在大陆倡导五四文学运动，是新文学知名作者，散文写作功力很好，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之一。

文学史料研究专家秦贤次表示，许地山在台湾台南出生，却于大陆受教育，并推动新文学运动，台湾研究五四运动专家学者常将他归纳为大陆作家，其实他对台湾的新文学有密切影响，1933年还曾返台到台南探亲。

许地山旅外的生活经验，对日后的创作提供丰富的题材。秦贤次表示，许地山在“小说月刊”中发表的“命令鸟”，创作背景就是缅甸仰光，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篇充满异国情调的爱情短篇小说。

五四时期恋爱、婚姻及家庭题材的小说风靡一时，秦贤次说，许地山钟情爱情小说创作，且故事曲折，充满南国风光及异域色彩，常带有浪漫、宗教等气氛。

也有人说，许地山的作品呈现当年女性解放运动的影子，例如小说“春桃”描写一名北方女孩故事，五四运动反映当年男女平权诉求思维，影响华人世界男女平等的观念。散文则对大自然有很多描写，诸如“空山灵雨”、“春的林野”及“爱流汐涨”等。

许地山的作品数量不多，但是对于新文学的贡献及影响深远。顾敏表示，许地山在新文学创作有重大突破，散文表现成熟、流畅，他融会贯通宗教、道教等跨领域的研究，运用白话文的成熟度，更甚于朱自清、徐志摩等人。

张我军倡五四 白话文学引入台湾

五四运动人物张我军是板桥人，早年至大陆工作及求学，积极参与新文学运动，返台引入白话文学作品，倡导五四精神，专家学者认为他是台湾新文学先驱，是引介五四精神的桥梁。

张我军身兼诗人、评论家及中日翻译家，童年贫苦，板桥公学校毕业后，当过鞋店学徒、银行工友，勤奋自学古诗及中国旧文学。

1921年他调往位于厦门的银行支店服务，1923年前往上海参加“上海台湾青年会”推动台湾脱离日本统治运动，并至北京发表“至台湾青年的一封信”等作品，点燃台湾“新旧文学论战”。

他在1924年返台，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等作品批评旧文学，担任台湾民报社汉文主编。1926年至北京求学，来年发起成立“北京台湾青年会 ”，创办“少年台湾”，并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毕业后留校担任日文讲师，翻译书稿，与连震东、洪炎秋与苏芗雨自封“台湾四剑客”。

1946年张我军迁回台湾，际遇多折，1955年因肝癌病逝，享年54岁。张我军的二子张光直，曾任“中研院”副院长、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是知名考古学家。

张我军在台湾新文学运动扮演重要角色，王晓波表示，张我军将五四运动的观念带回台湾，推广新文学运动，并引发台湾新旧文学论战，大力批判旧诗人。

学者王晓波指出，新文学运动提倡“我手写我口”精神，大陆当时有书写文字的统一国语，而台湾的方言却没有通行的书写文字，张我军提倡使用中国语的白话文写作，又引发白话文之争。

遭逢大时代变迁，张我军也积极争取民族地位。王晓波说，张我军除推动台湾文学本土化外，并积极投入台湾殖民地人民反殖民国运动。

张我军的白话文当年深受重视，王晓波表示，1925年孙中山逝世追悼大会，悼词采用张我军的作品，因而日本方面批评他是不爱台湾的“非国民”。张我军则反击指出，孙中山是中国、东亚和人类的伟人，为人类的伟人掬一把同情泪，如果连这样都做不到，是非人类。

此外，张我军的新文学作品在台湾具有代表性意义，文学史料研究专家秦贤次表示，张我军的新诗“沉寂”及“对月狂歌”，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体白话诗，“沉寂”是追求夫人罗文淑所有的新诗。

张我军在北京所作的“至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更是引爆台湾日据时期新旧文学论战的导火线。回台后，发表批判意味浓厚的“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对当时台湾旧诗社及旧诗人极尽嘻笑怒骂，并引发旧诗人反击。

张我军在台湾推动新文学运动不遗余力，1925年出版新诗集“乱都之恋”是台湾新文学史的第一部新诗集，为倡导白话文，写“中国国语文作法”，以国语文与文言文作区分；并透过“台湾民报”转载大陆著名作家的新文学作品，在台湾撒播五四新文学的火种。

张我军在新文学的造诣，顾敏给予高度肯定，他说，一般白话文新诗作品容易与西洋翻译诗纠缠不清，但张我军的新诗作品处理得很好，突破了中外文新诗创作间文法差异问题。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7 10:41     标题: [刘春勇]五四时期侨寓文学中的乡土“风景”

土气息 泥滋味

——五四时期侨寓文学中的乡土“风景”

　　■刘春勇



透过西方的所谓文明的装置重新审视故乡之时，故乡已不再是亲切之地，故乡的美好已然破碎，并且不堪起来。
于是想用新的理想想当然地去改造不堪的故乡，急切而痛苦，这大概是乡土文学兴起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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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院落　　资料图片



　　何为“乡土”

　　乡土文学，其命名来自于鲁迅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据鲁迅先生总结，这批作者是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二代，“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指的大概就是五四小说的第一批作者，然而各自流散了，显示出退潮的迹象，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乡土文学的创作，并且将第一代作者的写实主义更广而深地执行下去，扛起了五四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大旗。这些作者大抵出现在当时的《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晨报副刊》，后来是《京报副刊》露出头角来了，然而都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的刊物，它们在小说一方面，只绍介了有限的作家：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黄鹏基、尚钺、向培良。”鲁迅先生所列举的其实是有限的几位，黄鹏基、尚钺、向培良我们今天是不怎么提到的，鲁迅先生没有列举到而现时代被我们文学研究者所重视的，还有台静农、许杰、彭家煌几位。

　　从时间上看，乡土文学的创作旺盛期大致在1923年“问题小说”的衰退与1926年革命文学的兴起之间。对于乡土文学的兴起，传统文学史一般会归结为三点原因：其一，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鲁迅是现代乡土小说开风气的大师，他的《孔乙己》、《风波》、《故乡》等都出现得早，给后来的乡土作家建立了规范。只是由于鲁迅作品的思想、艺术高深完美，已远远超出于一般的‘乡土小说’的范畴，因此通常都不把鲁迅归于乡土派的行列。”其二，“问题小说”的退潮。“假如说，在‘五四’的高潮时期，读者对小说的思想要求多于对生活形象的要求，那么，到了‘五四’退潮时期，读者对表现和发泄自己的苦闷情绪的要求就更为强烈，希望在作品中能够看到更广阔的社会人生，看到生活在其间的人的命运与性格的非‘观念化’的、更个性化的真实描绘。”其三，周作人对“乡土艺术”的提倡。“周作人在1923年连续发表了《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章，提倡‘乡土艺术’，明确提出‘要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充分张扬‘风土的力’将文学的‘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统一起来。”三点原因的前两点都是流俗文学史所常常提及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点。1923年周作人连续发表《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章，提倡“乡土艺术”其实是和当时的学界大环境密切相关的。1922年北京大学的国学门收编了本来独立的歌谣研究会，并且为了工作需要，又陆续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和风俗调查会，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事实上促进了中国民俗学的诞生，对于民俗的研究一时成为知识界的焦点。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1923年开始出现以许钦文等为代表的具有民俗倾向的“乡土文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梳理出“乡土文学”与民俗学兴起的关系，其间有意味的追问是何谓民俗学？谁的民俗学？乡土文学以写实的方式，所展示的是怎样的“乡土”？被展示者与书写者是如何的一种关系？展示的意义指向又是什么？

　　乡土与民俗

　　民俗学最基本的两个功能在于保存与展示，或者还有展示后的改造之意味。民俗学的兴起大抵要归功于民族的自我认同，而这自我认同的形成最初是要归因于外来者的指证的。大约是观看了一些传教士所拍的“憨厚而愚昧”的中国民众的照片，或者阅读了史密斯之流的所谓讲述中国人特性的《中国人的气质》这一类书籍，中国民众——首先应该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开始逐渐对国人的自我形象有了最初的“镜像”。这“镜像”里，大概就已经诞生了最初的中国民俗学，而不一定要等到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才宣称有这样一门学问。传教士所拍摄与描述的中国景象与1923年后中国乡土文学作者自己所描述的景象在大部分情形下是雷同的：愚昧、非文明、麻木、未开化……这都是二者认可的描述方式。传教士所拍摄的是“憨厚而不知生活意义”的笑容，“一脸茫然而不知世界为何物”的麻木，也正是乡土文学者所极力展示的形象。冥婚、械斗、沉潭、典妻……这许多奇异的内容所展示的一幅幅民俗的“风景”不正是愚昧、非文明、麻木、未开化、贫穷、落后的“写实”吗？

　　可是我要发出我的疑问，那就是愚昧、非文明、麻木、未开化是否就是民俗的“风景”当中的唯一存在，如果是，那为什么我们的古典书写（如水墨画）不去表现这样的形象？为什么古典时代的水墨画当中的牧童骑牛或老翁垂钓是那么的悠然自得，而丝毫没有乡土文学或现代民俗当中的这样一幅毫无生机、麻木愚昧的图景呢？如果不是，那么民俗的“风景”当中是否还有悠然自得的景象而我们的书写者视而不见，抑或根本就看不见呢？如果不是，那么书写者们为什么独独于众多“风景”中去抓拍那麻木愚昧之一刻而抹去其他呢？

　　改变的书写者

　　从古典进入现代，是什么导致书写者们的视角发生改变了呢？是什么让现代书写者“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呢？一位古代的老太太叨叨柴米油盐，为什么她进入书写的视域是悠然的，而一位现代的老太太同样在叨叨柴米油盐，而她的被书写却是麻木而愚蠢的呢？叨叨的老太太其实没有变化，之所以在两种被书写中展示出的不同的面貌是在于书写者的变化，现代书写者与被描写对象之间不再存在古典时期的那种共通性与亲和力，他和被书写者是隔阂与疏离的。这“疏离”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侨寓”的意思。侨寓者，远离故乡之谓也，而侨寓之人对于故乡其实是疏离的，其对于故乡的记忆也一定是缥缈而模糊的。“……我已经是满过二十岁的人了，从老远的贵州跑到北京来，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时间不能说不长，怎样混过的，自身都茫然不知。是这样匆匆地一天一天地去了，童年的影子越发模糊消淡起来，像朝雾似的，袅袅的飘失，……”（蹇先艾《朝雾》）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对故乡的疏离者，在北京的飘荡中已经吸纳了一套重新关照故乡（隐喻着中国）的认识装置，即一套西方的所谓文明的装置，透过这一装置重新审视故乡之时，故乡已不再是亲切之地，故乡的美好已然破碎，并且不堪起来。于是想用新的理想想当然地去改造不堪的故乡，急切而痛苦，这大概是乡土文学兴起的真正原因。

　　然而，他们用笔去描述这不堪的“风景”之时，内心的情感应该是复杂的：同情，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悲伤，看到不能承认的“不堪”；还有庆幸与优越，庆幸自己的脱离与认同现时的所谓开化与文明的自我，并且同时感到对比不堪的优越。从这个角度说，乡土文学其实是一面镜子，一方面镜子里描述的是不堪的“风景”，而另一方面透过这面“不堪”之“风景”的镜像，书写者同时照见了自我的优越与庆幸，形成自我认同，同时想当然地要按照自我的优越与庆幸去改造这与他们已疏离且不堪的“风景”，而不去考虑“风景”之中的人们——那些所谓麻木愚昧的人们——是否愿意，因为他们是沉默而无语的，因此这考虑也就是多余的。

　　或许，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乡土文学中写实主义的要义吧。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来源：　《中国教育报》2009年5月6日第3版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7 11:52     标题: 陈平原：超越五四谈何容易

超越五四谈何容易

陈平原

凤凰网 2009年05月04日 18:29 来源：新京报




不谈远的，就说二十世纪中国吧，壮怀激烈且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时刻很多，而让你我最为怦然心动的，为何偏偏是“五四”？就因为你是青年、是大学生、是读书人、是希望走向世界、是主张民主科学？不，不完全是这样。在《走不出的“五四”？》(《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15日)中，我曾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关键是，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逢的。

纪念“五四”三十周年时，解放大军正奔腾南下，新中国即将成立，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发表了诸多名人谈论“五四”的文章，打头的是1916级北大国文门学生俞平伯的《回顾与前瞻》。俞文称:“‘五四’当时气势虽然蓬勃，但不久内部在思想上起了分化作用，外面又遭逢反动残余势力的压迫，这些人们虽然想做，要做，预备做，却一直没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现在被中共同志们艰苦卓绝地给做成了。”照俞平伯的理解，这好比是三十年前的支票，如今总算兑现了。

又过了三十年，已成为著名学者的俞平伯，在1979年5月4日《文汇报》及1979年5月《战地》增刊第3期上，发表了《忆往事十章》，怀念“风雨操场昔会逢”以及“赵家楼焰已腾空”；接下来是将“四五”比拟“五四’，称“波澜壮阔后居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章:“吾年二十态犹孩，得遇千秋创局开。耄及更教谈往事，竹枝渔鼓尽堪咍。”后有自注:“当时余浮慕新学，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除了将宏大叙事转化为私人追怀，更将“五四”理解为代有传人的“千秋创局”。

比起许多政治人物的宏论，我更认同诗人俞平伯的立场:曾经，我们以为五四的支票已经兑现了；后来终于意识到，当初之“浮慕新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们对这段“青春岁月”永远的怀想。某种意义上，不仅当年的大学生俞平伯“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连大名鼎鼎的教授也好不到哪里去。用今天的眼光来挑剔五四新文化人的诸多毛病，其实并不困难；难的是“同情之了解”，以及批判中的接受与创生。

前两天，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代表们用早餐时，一位参加光大银行会议的银监会官员，自称在国外读书，自我感觉甚好，居然一再追问我:“五四”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放着这么多急迫的现实问题不关心，讨论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你们北大人也太自恋了！面对如此“讲究效率”的经济学家，我真的无言以对。不是说不能诘难，也不是不需要反省，而是这种提问的方式让你啼笑皆非。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一书中，我说过:“与‘五四’对话，可以是追怀与摹写，也可以是反省与批判；惟一不能允许的是漠视或刻意回避。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

为什么九十年间，不断有人热衷于追怀、纪念、阐释“五四”，不仅仅是政党利益或国家意志，也蕴含着许多读书人的梦想与期待。起码在思想文化界，至今仍没有比“五四”更值得我们再三思考、推敲、辩难的“历史时刻”。这么说，不等于神化“五四”，傅斯年、罗家伦等当事人，很快就开始反省当初之热情但浅薄、真诚而偏激。但有一点，阅读校史资料时，我感触很深:同一个北大中国文学门(系)，直接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学生(1916、1917、1918级)，明显比此前此后的同学有出息，成才率极高。为什么？因为有激情，有机遇，有舞台。依我的观察，各大学各院系大都如此。当初的“同学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后的追怀与阐释，成为其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昔日的口号或学说，早就被后人超越了，但那种追求真理的气势，以及青春激情与理想主义，永远值得你我追慕。

政治立场不同，学问趣味不同，生存处境不同，但面对如此错综复杂、五彩斑斓的“五四”时，你我都觉得“有话可说”。这就行了。因为，对于一代代中国人来说，我们需要挑战，需要对话，需要坚持不懈的“思想操练”。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五四”是罗盘，是磨刀石，是精神标杆，而不是具体的“学识”与“功业”。

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五四”，谈何容易。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5-10 12:16

回到1919：“五四”那年的中国社会图景

搜狐文化 2009年04月30日09:39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90年来，对于“五四”的纪念与表述，大多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论争，极少有学者愿意从社会层面去认知那个时代的精神遗存。原本内蕴丰厚，值得再三解读的所谓“五四精神”，多年以来，被简略在爱国与卖国的二元表达之间。

　　“五四”不仅仅是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的粉墨登场，“五四”也不仅仅是一曲简单的爱国主义赞歌。“五四”之复杂，如同一个热闹的舞台，也如同一个各种新思潮和新主义的试验地。文学革命、学生运动、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使“五四”之年成为一个意蕴丰富的历史切片，而“五四”所呈现出来的种种话题，至今仍有历史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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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的社会生活是参差不齐的，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真正深入到社会的不同肌理，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新闻周刊》试图从具体而微的角度，选取那个年代的一些社会新闻，用我们的视角，展现那不大为人所关注的另一种社会图景，还原一个更为真切的“五四”。

　　五四之幕如何开启？

　　后人给“五四运动”赋予的意义越多，那场运动在今天看起来就越发地面目模糊。“五四运动”并非一个孤立的学生运动，它有自己的前因后果。

　　后人给“五四运动”赋予的意义越多，那场运动在今天看起来就越发地面目模糊。沿时间向度向前追溯90年，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情，远没有如今天这般排列得如此清楚，也许并没有承载那么多后人附加在它身上的意义。

　　人们常常习惯于把某个时间的节点作为划时代的标志，却忽略历史的延续性。比如看一看民国初建之时的政要名单就会发现，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张勋、张作霖等等，无一不是晚清政局中的要角。

　　同样，五四运动也并非一个孤立的学生运动，有自己的前因后果。

　　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探讨五四之幕如何开启，才显得顺理成章。

　　1

　　得从“二十一条”说起。

　　1915年1月18日，一个阴暗寒冷的傍晚，违反正常的外交途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与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私人会晤之时，提交了几页纸写文件，文件用纸上，印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日置益要求袁世凯：要“绝对保密，否则要负一切严重后果之责”。

　　文件内容，便是对中国人自尊心伤害超过任何坚船利炮的“二十一条”。按照条约，中国几乎尽在日本掌控之中。

　　袁世凯意识到非同小可，当天晚上随即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陆军总长段祺瑞、税务督办梁士诒，商量日本要求。

　　经过了4天的连续会议，这些习惯于舞枪弄棒的军阀和官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决定利用新闻界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

　　24日，美使芮恩施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了“二十一条”大概。同一天，北京的报纸率先登出了日本要求的消息。

　　中国政府想利用外国的设想未能实现，那些外国人关心的只是本国在中国的利益。但是中国的公众舆论在这一时期第一次有了发言的机会，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所表达出来的民族屈辱感的心声，全国上下到处可闻。

　　日置益在与新任外交总长陆徵祥第三次会见时，责备中国政府一反惯例，不但不压制舆论，反而利用这种舆论。陆对这种指责的回答是：“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这当然是谎话，只是用来作为对付日本人的理由，只是看上去是冠冕堂皇的。

　　中国国民抵制日货的行动也在那个时期蓬勃发展起来。政府虽然迫于日本的压力，屡下禁令，但是屡禁不止。这一运动一直延续到4年之后的五四运动，并且引发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一场最后对簿公堂的商战。建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的先驱，从建立之初便一直有日本股份。在当时的形势下，商务为了自己的形象，于1919年1月14日在《申报》刊出广告，申明“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收回”。但中华书局在进行宣传时，一方面强调自己是纯正的华商股份，一方面指摘商务含有日本股份。一时间，商务和中华两家出版大鳄之间，剑拔弩张，是为这大时代背景中的小插曲。

　　袁世凯政府虽然力图周旋，但是依然不能抵抗日本的压力。5月7日，日置益向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国政府5月9日6时之前做出答复。8日，袁世凯召集黎元洪、徐世昌以及各部总长召开会议，决定接受日本要求。9日夜，外交部照会日置益，承认日本的最后通牒。

　　5月7日和9日，很快就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之后五四运动的两个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在此时已经埋下了伏笔。

　　而在这一时期负责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三个官员：章宗祥、曹汝霖、陆徵祥，则成了几年之后学生运动的矛头所指。

　　2

　　“二十一条”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外。

　　《中国学生月刊》——当时留美学生的声音主要通过这个杂志传达出来，在这份杂志的3月号上，几乎用了所有的篇幅来讨论“二十一条”。

　　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正如其中的一篇社论说的那样：“我们必须依照民族的最高利益去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不惜牺牲性命。……中国需要人才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为迫切……因而我们的职责十分明确：返回祖国！”甚至有些学生想在暑假期间到美国军部主办的军事营地去受训。

　　胡适没有跟随这种潮流，他那时候正担任《中国学生月刊》的编辑。胡适写了一封《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保持“爱国的清醒头脑”。胡适说，作为学生，当时的任务“就是读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们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胡适甚至说：“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胡适给自己招来一片骂声。立刻有文章反驳胡适的建议不是什么“爱国的清醒”，而是“不爱国的糊涂”。胡适身边的同学更加直接地给了他一个称呼：“卖国贼”。

　　但是胡适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半年后，胡适写道：“新潮之来不可止”，预言即将到来的文学革命。而他自己在一年之后则做了这场革命的领导者。

　　“二十一条”签订之后，在留学生归国的热潮当中，因为参与反袁“二次革命”失败，流亡到日本的陈独秀在1915年夏天回到了上海。9月15日，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

　　在那篇脍炙人口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给当时的青年们提出了6条行为原则：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份杂志让远在美国的胡适感到耳目一新，他把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想法寄给了陈独秀。然后，以《文学改良刍议》的标题发表在《新青年》上，谁也没有想到，这篇语气平和的文章，竟然在那个时代掀起了巨浪狂风，成为白话文运动的第一炮。

　　不过，正像陈独秀后来总结的那样：(胡)态度太平和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了这个太持重的缺点……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其时，陈独秀的主要活动还主要集中在上海。国内外新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如吴稚晖、胡适、李大钊、刘半农等人之间的联系还不是十分密切。

　　这一切，到了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才有了改变。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把陈独秀拉进了北大的阵营，胡适也“如今我们回来了”。在进入北大之前，陈独秀已经和易白沙、吴虞等人形成了反儒教的观点，并且把自己的信条归结成两条：德先生和赛先生。

　　蔡元培担纲北大之后，北大呈现出了新气象。1918年冬天，一帮既有新思想又有活动能力的学生创办了一份《新潮》杂志。那帮学生，如罗家伦、傅斯年等人，后来大多数成了五四运动的带头人。

　　很多人惊讶于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对于北大大刀阔斧的改革，每一项措施几乎都是一步到位。这跟蔡元培的资历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即使蔡元培这样的老资历，也存在压力。他的压力来自保守主义阵营。

　　林纾是当时保守派最有影响的代表。林纾虽然不懂英文，但是凭借助手的帮助，翻译了大量的欧美小说，《茶花女》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可怜一部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但是林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对与其说主动出击，倒不如说是被动应战。

　　新文化阵营中的人们干劲十足，但是觉得缺少关注。他们需要一个靶子。

　　林纾被他们选中。

　　1918年3月15日，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旧派文人的口吻写了一封致《新青年》编者的信，信中对林纾充满褒扬之辞，并对《新青年》做出批评。随后，刘半农对此信做出答复，逐一反驳，极尽刻薄。

　　林纾开始还手。1919年2月和3月，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发表两篇短篇小说，影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其中的一篇《荆生》，被写入历史教材。林纾从此成了反面人物。不过，林纾后来在报纸撰文，承认那两篇故事具有侮辱性，并向蔡元培等人道歉。这种态度受到了新文化阵营中陈独秀的赞扬。

　　1919年3月18日，林纾还给蔡元培写过一封后来广为人知的信，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同一天，蔡元培给林纾回了一封长信，后来被人广泛征引。在那封信中，蔡元培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但是纵览蔡元培回信的原文就会发现，即使是蔡元培，在面对旧阵营指责的时候，也有闪烁其词的地方。比如他否认或缩小新文化运动的教授们所提倡的东西。对此，周策纵先生在其名著《五四运动》中分析：在那种环境下，即在落后的军阀政府统治下和在保守势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蔡的答复最重要的目的是使大学免受政府的干涉。

　　4

　　一个林纾不会让蔡元培产生如此的顾虑。让蔡元培感受到压力的，是当时林纾所代表的保守势力。

　　早在民国初造之时，许多出身于清室的军政要人即使在进入民国体制之后，仍然公开表示效忠清朝。比如新疆都督袁大化拒绝废除顶戴，自称为都督兼巡抚部院；甘肃都督赵惟熙不但自己保留辫子，还禁止他属下的人民剪掉辫子；冯国璋任禁卫军军统时，因恐“两宫触目生悲”，下令禁止北京南苑人民悬挂国旗；最有名的，当属张勋的辫子军……如此等等。

　　1914年，社会上帝制复辟的气息空前浓厚。当时，两种不同的帝制派同时出现，一种是主张拥戴袁世凯做新皇帝的袁党，另一种则是主张清朝复辟的前清遗老。

　　袁世凯对于这种复辟的主张采取了纵容态度。对于袁世凯称帝最积极的，是他的儿子袁克定和以杨度为首的“筹安六君子”。

　　1915年初，梁启超收到袁克定的请帖，请他到汤山参加春宴。梁启超到达之后，发现只有主人和杨度一个客人在场，不免感到惊讶。袁克定对此的解释是：“今天没有邀请外客，我们好随便聊天。”进入话题之后，袁克定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梁：“进来舆论都说共和制度不适合国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见？”这一问来得突然，让梁启超感觉到了袁氏父子帝制自为的企图，半晌才回答：“我生平只研究政体而很少研究国体。”

　　6月，梁启超到南京拜访冯国璋，冯是同时和梁与袁来往密切的人物，梁启超企图通过冯国璋打探袁世凯的真实意图。6月27日，两人同时到了北京，冯国璋一连三次谒见袁世凯，每次谈到帝制问题，袁世凯都坚决地予以否认。

　　但是在之后的12月31日，袁世凯在各种“请愿团”的“敦促”之下，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袁世凯终于当上了皇帝。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精英层面，共和体制已经深入人心。这种现象与底层社会渴望“皇帝”的心理形成鲜明对比，正好符合余英时先生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交激荡的历史断论。

　　袁世凯称帝，开了历史倒车。各地反袁势力纷纷揭竿而起。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地位，不得不宣布废除帝制。短命的洪宪帝制，前后只存在了83天。

　　虽然保住了总统地位，但袁世凯大势已去，6月6日，袁世凯死了，临终前，他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像是为自己辩护。有好事史家认为，在当时日本对中国步步紧逼的情势下，袁世凯帝制自为，是想通过称帝集结中国当时散乱的权力布局，以达到与日本抗衡的目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是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内阁总理段祺瑞手中。而段祺瑞的参谋长徐树铮，正是林纾小说《荆生》中“伟丈夫”的原型。

　　新思想与旧势力，开始短兵相接了。

　　5

　　1916年10月，寺内正毅继大隈重信出任日本首相，当时日本经济正经历着空前的战时繁荣。其财政大臣胜田提出“菊分根”政策，其目的是通过贷款和投资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根基，并使中国殖民化。从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这项政策使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西原借款”。

　　昔日老袁，今日小段。段祺瑞与袁世凯，脱胎于同一个政治母体。

　　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曾经力主对日本强硬的段祺瑞，开始越来越倾向日本。从1918年的3月到5月这段时间，在得到段祺瑞的许可后，中日就《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进行谈判。根据协定，中国政府允许日本有权在北满洲和外蒙古驻军，允许日本使用中国的军事地图，为中国海军和陆军配备日本教官，此外日本还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权力。虽然谈判是在严加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5月5日，中国留日学生不顾日本警察的干涉，举行了一次集会，会上做出决议，所有留日学生5月20日集体回国。在第二天的另外一次集会上，46名中国学生被日本警察逮捕，这激起了中国学生更大的愤怒。他们返回日本，声称条约因其军事性质不能公开。没有哪个归国而来的留学生理会这个指令。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

　　5月21日，北京许多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政法专门学校等高校的2000多名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上午9点，学生们聚集在新华门总统府的会客室前，要求会见总统。冯国璋派北京市长等人接见学生，劝说他们回校，但是没有奏效。最后冯国璋会见了13个学生代表，并承诺不会做出违背中国利益的事情，学生们才开始散去。这次的学生代表，如段锡朋、许德珩等人，翌年都成了五四学生运动的领导者。

　　那时候，巴黎和会还没有召开，但五四之幕已经开启。舒缓的历史河流，经历了数年的酝酿，又一次迎来了激流勇进的时刻。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5-10 12:18

“现代转向”就在下个三十年

金耀基

搜狐文化 2009年04月30日09:30  来源：时代周报 　　

　　1935年生，原籍浙江天台。台湾大学法学士、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台北中研院院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著有《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大学之理念》、《中国民主之困局与发展》、《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的现代转向》、《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敦煌语丝》等。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实习生 武勇

　　发自香港

　　金耀基先生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带来的最客观的作用是启蒙而非“复兴”，它以法国的启蒙运动的精神为主，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一系列新观念，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这无疑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结点，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30年，金耀基先生认为，2009年中国在进入转型期的另一个30年，而这个30年，将完成一个百年来的重大命题，就是现代转向。

　　时代周报：如果我们用时段来回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19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就是“五四”运动。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但是他后来又说，因为这个运动受到冲击，没有达到文艺复兴的目的。你对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概念如何看？

　　金耀基：胡适是将之当作“新潮”的东西，新潮就是和文艺复兴概念同一个意思。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批判中国旧文化很厉害，绝大多数都是从西方观念而来的东西，像陈独秀提倡民主、科学来表达了他们的诉求。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谈“五四”运动或者新文化运动，就是对这个新文化运动批判，说把线装书丢到茅坑去，是过分之言。如说新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意愿就是最后要复兴中国的东西。可是在我看来，客观的作用是启蒙。它是把以前我们没想到的西方的一些观念带进来。那么，我认为启蒙运动也有所发展。启蒙运动的中心就是法国，跟英国、德国的启蒙运动的表现就不大一样。中国还是以法国的精神为主。当然，启蒙运动破坏力也是很厉害，所有的东西都被怀疑了。中古时的大学讲信仰，现代大学讲求理性，是根据启蒙运动之后，在学校建立理性为主的学术性团体，就不再是信仰了，是怀疑了，是追求真理。

　　这种现代大学的精神在德国最先出现，然后是美国、英国，甚至那个时候中国也加进来了，蔡元培就碰到那个时候。蔡元培也是世纪之交特殊的人，他是一个老翰林，留学德国，那个时候德国最先进，美国第一流大学不向德国学习的话，谈不上有学问。

　　时代周报：“五四”运动到现在正好是90年。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再到“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几乎每个30年都有大变化。

　　金耀基：当然，今天我觉得中国是进入另一个30年。我最近在《明报月刊》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做《2009年》，中国要实现现代转向，必须要另一个30年。过去30年，我们的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不得的成绩，可以说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经济实力第三第四，个人并不领先，国家整体上领先。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中国第一个30年经济现代化基本上是太成功了。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整个资本的全球化，在过去十几年，每年差不多都有500亿美元以上统统落在中国，这个不得了。可是，我们社会没有现代化，所以未来30年，是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并举，因为经济最后还是体现在社会政治上。这个30年假如成功的话，在一个和平的状态之下我们能够继续有30年，中国的现代转向基本完成。

　　我认为中国将真正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在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里，政治现代化并不一定说完全仿效西方，但是要把民主的精神贯彻了。民主不要变成一个口号，孙中山也讲每个人都是皇帝了。未来的政治秩序，长久安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黄遵宪讲的“太平世必在民主”。千万不要以为民主是洪水猛兽，或是了不起的天使，它是在人民主体性被唤醒之后，能够建立一个政治秩序。过去在中国社会、西方社会里，君主专制的时候，好的时期也是靠运气，民主政治就是不靠运气，天堂上不了，但不要出现地狱。

　　时代周报：文化因素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金耀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不知不觉地都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实际上，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也在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最近亨廷顿去世了，我以前谈过他，有些地方他讲得很有道理，他最主要是说文化的问题取代经济、政治冲突，也许不是取代，表现到最后的方式，不能避免有这种文化冲突的出现，这恐怕基本上说得通。在社会学里面，一般授课讲制度、讲文化，我都认为制度与文化观念可以分开，但是到最后，制度的问题也是牵扯到文化。就算是移植了民主政治的话，还有中国文化的因素在里面，可以慢慢改，但是不可以排斥它。

　　其实中国过去30年变化已经够大，我现在有的时候到了深圳、上海一些地方，连中国字也少见，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这只是看到一面，其实中国是不断吸收外来的东西，不断自己在扩大，我们不断地吸收，不断扩大自己文化内涵。这是中国文化能够长久的原因。汉代以前我们哪里有佛教的东西呢？可是汉代以后你可以不讲佛教吗？我是搞社会学的，可以讲宗教生活在中国有比佛教更重要的吗？没有。真正的读书人，到后来都很难说没有佛教气氛，《太上感应篇》差不多每个人都在念。这些并不表示中国文化衰老，被文化征服。从宗教层面讲，宗教是人类社会生命世界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佛教进来以后，基督教也进来了，从清朝老早就开始了。这是不是我们被完全西化了？没有，我们没有被完全西化，可是从另外一个观点看，整体的中国文化其实是把自己扩大了，把自己包括进去，一定要有这样的看法，1000年以后就是这样的。

　　时代周报：全球化的浪潮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什么重要的影响？

　　金耀基：到目前为止，形成所谓世界性的政治组织有好多种了，但真正大的两种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当然，苏联垮了之后，像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的The End of History—历史终结了。这话他讲得太快了。从1917年列宁革命之后，有所谓的东西冷战。从经济上表现出来最具体的就是一个完全计划经济，一个市场经济为主，当然，后来证明计划经济失败了。现在的中国，经济上已经开始适应了。经济能够这样大发展就是现代化，这不是政治决定的。但是今天世界金融海啸以后，发现公有不一定是坏事情，美国在过去的30年很显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第一大的军事强国，同时软实力也是世界最大的。软实力是什么？民主价值、自由观念都被美国拿去用了。金融海啸显示，美国其实还没完全建立起全球的金融秩序，所以中国要参与建立。

　　时代周报：唐德刚先生提出中国200年走出历史三峡，从1840年到2040年，你对他的这个论断如何看？

　　金耀基：到底200年还是几百年，我不会这样讲一句。但是的确有一些大的转变，不是一下子能够完成的。我为什么讲现代转向不是一下子能够完成的事情，也许中国现代化的路程，大概有三个时期，从19世纪末开始，到整个20世纪，我希望有另外一个60年，我不晓得加起来是多少年，不过大的政治选择性是有些变化的。这种变化有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型。科学真正发展起来是在20世纪，所以20世纪发明东西之多，超过所有时期加起来的。过去中国有发明，欧洲也有，都是好像玩票的人搞出来的。但是20世纪是全天候的、全职的，是一种专业的基础上做的。在20世纪的综合性大学，理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就是做全天候的、专职的、专业的科学研究，这是知识。以前中国讲，我们有理学、道学，没有办法，20世纪最厉害的“学”就是科学。所以人文学也变成人文科学。

　　21世纪恐怕是要到人性本身了。物理是看自然，今天到人，基因的分析就开始了。这些知识，我们搞人文的常常不看重，其实真正改变世界的就是这些，绝对不要低估了这些东西的重要性。今天中国进入了现代转向，无可避免的是一种科学的文明秩序。我们现在的文明，其实基本上跟科学分不开的。现代大学真正要关心的问题，就是不能够让科学万能的观念笼罩一切，这才是我们讲人文要抓住的地方。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5-10 12:19

东西对话，这是最好时机

张隆溪

搜狐文化 2009年04月30日09:29 来源：时代周报 　　

　　四川成都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于加州大学河滨校区，任比较文学教授。1998年起，任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今年2月3日获选为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主要从事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文著述包括《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评述》、《道与逻各斯》、《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中西文化研究十论》、《同工异曲》、《比较文学研究入门》等。　　

　　本报记者 彭晓芸 发自北京

　　对于1983年就赴美留学的张隆溪来说，谈论“五四”不可回避中西语境和中西对话的问题，而跨文化研究也恰恰是他的本行。张隆溪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曾得到钱钟书先生赏识，两人一直保持密切交往，这段经历在张隆溪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张隆溪以温和的语气谈论起“五四”，但其内在逻辑的坚定，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自省和批判精神则是毋庸置疑的。

　　从整个发展脉络评价“五四”

　　时代周报：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的年份，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史学界和民间都会非常活跃的年份，这一方面有习惯上的“大年”大纪念的传统，另外一方面，也和近年来社会思潮的变迁有关系，比如，随着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以激烈的情绪对“五四”全盘否定的言论也开始泛起。你站在中西文化对话的中间，你的看法对于各执一端的人或许会有帮助。

　　张隆溪：当今世界已经和100年前有极大区别，尤其中国近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成为世界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种时候，大部分中国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大概都没有清末民初不改革自强就要亡国那种急迫的危机感，反而有了更多的自信和自傲。于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取代了自我批判的欲望，加上最新输入的西方理论本身有极强的自我批判倾向，即批判西方自己的倾向，于是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就成为否定“五四”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化努力的新锐武器。

　　有的人甚至把“五四”与“文革”联系起来。比如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是一种独断式的思维，什么事情都把它看成是一个问题，要把儒家思想全盘否定，认为这就是“五四”的特点。但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我觉得历史的发展比人的思维要复杂得多，不是那么简单的。“文革”结束以后，改革开放这些年，大家还是继承“五四”的精神，重提“五四”尤其是“自由”与“民主”的重要性。我们这一代人最能产生共鸣的是关于“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提法，“五四”时期，不管是鲁迅还是胡适，都谈到人权和人格的问题，后来不提这些问题，把“科学”、“民主”作为“五四”的口号。当然谈“科学”、“民主”很重要，“科学”历来都是提倡的，这是没有问题的，而“民主”，跟它有关系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妇女的解放、个人的解放，都跟人的尊严有关。当时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之节烈观》，把妇女受到的压制和男权文化的心态写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篇。所以，我认为“五四”对于中国的思想解放、确立个人的尊严是非常重要的。

　　时代周报：而对人的尊严的认可以及走出国门，与西方进行对话的愿望则是一个历史时期以来酝酿已久的，“五四”是一个历史呈现的契机？今天回顾“五四”，当时的历史情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张隆溪：确实如此。我们现在可以把“五四”精神推到更早一点，不是说打倒孔家店是唯一的“五四”精神，也不是说1919年才萌发出“五四”精神，而是在“五四”运动前就有很多思想准备。例如对西方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早在晚清洋务运动时就已经开始。洋务运动是在清朝帝制内的改革，虽然不成功，但是它奠定了基本的认识，而这一点与“五四”是密切相关的。“五四”还有一个贡献就是白话文运动，开创了现代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非常大。如今有人否定这一点，很多人动不动反思“五四”，觉得把鲁迅抬得太高了，传统被彻底否定了，要恢复对传统的自信，这不能不说是在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之下产生的。

　　的确，毛泽东讲过鲁迅是中国“最硬的骨头”，后来几乎把他神化了。把鲁迅看作是一个人，而不是神，但也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他。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过，中国的批评界“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我觉得这种问题至今仍然存在，不是把他神化，捧得很完美，就是把他批得一文不值。这两个极端都是不理性的。评价“五四”应该从理性上来判断，应该把“五四”放在整个中国发展脉络上，而不是单独把它抽取出来。而且也应该看到当时世界的情形。中国的历史离开了世界环境是说不清楚的，因为从晚清以来，研究中国不能只看中国，而应该看到日本、韩国、整个东亚甚至全世界，所以很多东西都不能孤立地来看。

　　我最反感的就是把一些西方的理论机械地搬到中国来，我们姑且不论这种批判在西方是否有它的道理，可是把它放在文化语境不同的中国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人认为西方在讲“批判”了，西方已经抛弃了现代性，可我们还在提倡“五四”精神，所以“五四”就是完全不对的，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五四”。这是糊涂的看法，毫不顾及中国自己文化、历史和社会政治的背景，完全没有看到西方理论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是怎样发生的，这是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错位。

　　“国学”并不等于就是“儒家”

　　时代周报：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现在“民生”、“科学发展”成为了主流话语，“自由”与“民主”倒是趋于边缘，不再被作为最核心的诉求，一方面是当代社会，个性的解放确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不是说这样的自觉意识弱化了呢？

　　张隆溪：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科学或者说技术，晚清以来的历代政府都深刻体会到这是很重要的，这当然是一个正面的诉求。晚清就提倡自强运动，但总是把科学技术的发展跟整个文化背景脱离开，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中国人可以把这些技术发明拿过来，但是没有考虑这些技术发明是在怎样的环境中产生的，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目前中国仍然需要警惕这种情况。比如如今中国的学生数理化学得很好，出去国外考试成绩很好，可是其他方面，比如对于变革社会的愿望，对于民主自由的理性诉求，以及在人文素养的培育方面，都有很多欠缺，我觉得这点才是要反思的。

　　时代周报：科学力量的发展以及经济的腾飞，让中国人开始有了底气，在这个基础之上，似乎有一种声音开始大力提倡“国学”，语境的轮回使大众的诉求开始有了变化，精英的意见也开始分裂，我们如何面对这种趋于多元的社会思潮？

　　张隆溪：传统文化受到重视不是问题，但我觉得“国学”的定义是很模糊的。笼统地讲，凡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都叫“国学”，文史哲都是“国学”的范畴。在学问的意义上来讲“国学”当然有它的价值，但是不能把“国学”看成就是“儒家”，认为中国的学问就是儒家的学问，也不能非常狭隘地去理解儒家的学问，尤其是把它视为民族主义的武器，认为是对抗西方自由学说的良方，比如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我是不赞同的。我也非常喜欢中国传统的学问，我做东西方跨文化研究，就是试图在东西方文化的交往和相互理解中得到启示，但无论如何，偏执一方总是危险的。何况并没有真正的东西方截然对立的学问，比如相对于中国的“国学”，西方也有研究希腊罗马传统的古典学。学科分割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不妨碍一个人成为通才，比如有的人修了历史又修哲学、人类学，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方法，在西方学界非常普遍。而国学试图回到传统，试图摆脱学科分割带来的问题，却遭遇了新的问题。比如，没有一个“国学”的学位，实际上，国内几大国学院的学生，拿的仍然是文史哲各类学位。

　　对传统文化的诉求越来越强烈，或者是说，我们想要去弥补“文革”时期曾经断裂的文化纽带，这样的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一个多元社会里，各个社会群体必然会有自己的偏好，但是不能丧失自省和批判的精神。

　　反对“中国不高兴”式的姿态

　　时代周报：可以说“五四”是中国人与西方对话的新起点，这90年来，中国人在如何与西方恰如其分地对话这个问题上，可谓一波三折，从猛然惊醒、打开国门到再度封闭然后再度开放，这90年，对话的平台变化了，心态也变化了，中国人怎样才是更为从容的态度呢？

　　张隆溪：目前中西方对话有了更好的基础和平台，我们应该承认，近200年来中国是比较弱势的，而西方文化比较强势，到目前为止西方还是很强势。但是中国比以前却好了太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比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历史要好很多。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当然，我很反对那种“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的姿态，这恰好是没有自信心、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确实也有了一定的地位，西方也愿意听中国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跟西方对话有了平等的机会和条件，跟“五四”那时中国完全处于被动接受西方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现在恰好是通过跨文化的对话，通过各种不同的交流能够达成建设性的对话成果。我觉得现在的条件应该是最好的。如果中国再继续好好发展下去，这种条件会越来越好。

　　时代周报：近百年的历史到了现在是一个完全崭新的起点，但是在这个起点上，“五四”依然有宝贵的遗产值得继承？文化的断裂，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可以续接得上的？

　　张隆溪：对。在西方当代文化语境中，“断裂”似乎是后现代社会或詹明信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但在中国，“文化断裂”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一方面，清末民初、“五四”运动时期以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都是中国文化发生巨变的断裂时期。然而在另一方面，文化和传统具有超越性的“韧性”，往往在断裂和激变的同时，又有延续和继承。“断裂”只是一个方面，而文化的“韧性”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概念，而中国的文化恰恰是具备这种韧性的。

　　现在从世界发展的形势来看，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比如西方的金融危机是非常危险的，是很大一个挑战，中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还在不断地发展当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条件，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文化上，整个世界格局的发展提供了中西方之间对话的良好条件。可以说，百年中国，今天是中西方对话的好时机，所以中国人完全应该显得更加从容和达观，既不自卑也不要自大，而是更富于理性和建设性。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5-10 12:20

文化圈•民国机制•五四遗产

李怡

搜狐文化 2009年04月30日09:28 来源：时代周报 　　

　　“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的纪念一点都不能减少今天围绕它的种种争论，尤其是在文化保守主义声名鹊起的当下，关于“五四”如何“激进”的判断似乎早已盖棺论定了。先不论我们对所谓“激进”、“偏激”本身的认识是否完整，一个更初级的问题是，我们所假定的这样一个可供质疑和批判的“五四”是否就是真实可靠的？“五四”的知识界究竟是怎样构成的？在现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五四”遗产真正包含了哪些内容？

　　在我看来，“五四”遗产最容易为我们所遗忘的在于它形成的一种知识分子的生存发展方式：就知识分子自己的生存而言，可以说是“‘五四’文化圈”的出现，就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意义而言，则可以说是一种具有推进力量的“民国机制”的出现。在经历了数千年专制历史的中国，这都是前所未有的。

　　什么是“‘五四’文化圈”？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共同的关怀民族命运与社会问题，在“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一个巨大的生存群落，他们各自有着并不相同的思想倾向，有过程度不同的文化论争，但又在总体上形成了推动文化发展的有效力量。例如，欧游归来，宣扬“西方文明破产”的梁启超常常被人们视作“思想保守”，但他却对新文化运动抱有很大的热情和关注，甚至认为它们从总体上符合了他心目中的“进化”理想；甲寅派一直被简单目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其实当年《甲寅》月刊的努力恰恰奠定了《新青年》出现的重要基础，后来章士钊任职北洋政府、《甲寅》以周刊形式在京复刊，与新文化倡导者激烈论争，但论战却没有妨碍对手双方的基本交谊和彼此容忍；学衡派也竭力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自己的理论支持，并且并不拒绝“新文化”这一概念本身—正是这样的“认同”，为这些生存群体可以形成以“五四”命名的文化圈奠定了基础。而一个巨大的存在某种文化同约性的文化圈的出现则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十分宝贵的“思想平台”—它在根本上保证了现代中国文化从思想基础到制度建设的相对稳定和顺畅。

　　我们并不否认在这个文化圈的内部所存在的思想分歧。“五四”新文化派具有无比清醒而强烈的现实忧患体验，他们锐利的批判从根本上打破了沉闷的文化生态，推动了历史的有效行进—他们是现代文化的“火车头”，并由此区别于其他的保守派。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其中相当数量的所谓“保守”派，他们都是以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员关注着民族文化的现代命运，都在现代世界的巨大背景上面对着“中国问题”，这都从根本的意义上将他们与前朝旧臣、乡村遗老严格区别开来，这些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观点还有多大的差异，都一同站在了“五四”历史的起跑线上，组成了色彩斑斓的““五四”文化圈”。我们常常又只看到了“五四”文化论争中水火不容的态势，却没有发现论争并没有妨碍新文化人士与其反对派的交谊，没有注意到论争进行与论争结束后他们给予对手的公正的评价和肯定。

　　“五四”文化圈的存在和基本生态为现代中国知识群体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形成了对20世纪上半叶影响深远的某种“机制”性的东西，我们不妨可以将它称作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民国机制”，“民国机制”并不属于那些专制独裁者，而是根植于近代以来成长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根植于这一群体对共和国文化环境与国家体制的种种开创和建设，根植于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贤的现代理想，它的雏形便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其具体表现就是“兼容并包”的文化教育机构与相对宽敞的文化传播机构。

　　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繁盛，便得宜于这一“机制”，“五四”，则是该机制的第一次自然形成的历史见证。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这样的“机制”本身就属于“五四”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梁济之死：

　　自杀的自我阐释

　　杨早（中国社会科学院）

　　1918年11月10日清晨，梁济自沉于北京城北的净业湖（积水潭）。这只是《京话日报》核心集团群体自杀中的一起。之前，5月2日，梁济的儿女亲家、《京话日报》创始人彭翼仲在烟台附近海面投海未遂，为旁人所救；其后，11月29日，《京话日报》现任主笔吴梓箴效法梁济，于同一地点投湖。

　　自清末以来，“自杀”成为知识分子表达自身诉求、希冀激励社会的一种极端形式，如1905年，就有陈天华、潘英伯、惠兴等人因忧国忧民自尽。这些志士的主张，均在死后由报章披露，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与同情。

　　《京话日报》同人的自杀，亦属于这种类型。不同的是，自杀者本身即是报人，因此主张的披露更为迅捷、完整，同人的评说更为贴切、全面，自杀者及其同情者也由此拥有了更大的自我阐释空间。

　　《京话日报》同人的共同特点是：位不甚高，名不甚显，功名大抵只到举人，官职不过通判、中书，又在北京生活多年，与中下层社会的联系相当紧密。《京话日报》在1905—1906年的全盛时期，几乎就是北京中下层社会的公共舆论平台，各阶层来稿充满版面。

　　但1913年复刊的《京话日报》，已经非复旧观，沦为诸多“小报”中的一种。因此，梁济等人的自杀，以及他对自杀行为的发布与阐释，不仅仅是个人伦理层面的追求完满，而且带有宣扬《京话日报》的启蒙理念、突破“守旧”的文化形象等含义。

　　《京话日报》自杀的三人中，以梁济自沉影响较大。究其因，除了其子梁漱溟（北大教员）与知识界的密切关系之外，梁济的自杀准备充分，遗留资料丰富，是此事传播广、震动大的主因。

　　梁济不但针对各种对象（政府首脑、家人、亲戚、朋友、世人等）撰写了不同内容的遗书，还详细安排了自己死后的诸多细节。遗书的发表，果然完全依照梁济的设计。11月11日，《京话日报》“本京新闻”刊出短讯《梁巨川愤时自尽》：“志士梁巨川先生，因时局日非，竟以身殉，至自尽详情，容再续报。”第一时间传递了梁济自尽是“身殉时局”的信息。经过《京话日报》的传扬，连上海大报如《申报》也将梁济自杀一事作为京中一大新闻进行报道：“都人士闻其事者莫不哀感生敬，请太傅陈公宝琛以闻于皇室，赐谕矜悼，予谥贞端。”而新、旧两派知识分子都对此事给予相当的关注。

　　梁济等人为什么如此在意世人对其自沉意义的理解与评价？不能不考虑到他们的启蒙理想与其时启蒙处境之间的距离。

　　《京话日报》针对的主要是北京中下层社会，所依恃的思想资源，主要是立宪派如梁启超、张謇等人的见解，因此在清末盛极一时。但进入民国后，在君主立宪已不可以实现、共和现状又无法让人认同的背景下，《京话日报》可用于启蒙的思想资源已然枯竭。因此后期《京话日报》讨论政治问题，多半只能采取讥刺或反讽的笔调，重批判而少创设，自然难乎在社会上产生政治影响力。

　　丧失了思想资源、政治资源，《京话日报》启蒙的合法性也就产生了动摇。《京话日报》同人开不出可以救国救民的“药方”，只能在吁请救济、介绍慈善上做文章，仍然是底层启蒙的路子，但似乎并非治本之法。在民国这样一个以法律威权、政治威权替代道德威权的社会，如何能教育出梁济所谓“良好之人民”？而以《京话日报》同人的地位与影响，很难获得上层文化话语权，从而将一己之主张贯彻、奏效于全社会，这是梁济等人忧心之所在，也是《京话日报》的底层启蒙之途备受压抑的原因。

　　梁济等人宣扬道德理想的潜在对手，除了“不守信义”的政府当局，力倡新思潮新文化的《新青年》也是重要的目标，对此陈独秀略带委屈地表示“把鄙人放在大骂之列，不知道梁先生的眼中，主张革新的人，是一种什么浅薄小儿！实在是遗憾千万”！

　　梁济等人的自杀，在社会启蒙层面上，不妨看做突破自身启蒙困境的一种努力，其所警醒的“世人”更多是指向上层社会。梁济自沉的确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与讨论，但他所持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却要待到20世纪20年代，才借由几次大争论引发知识界的分裂与碰撞—其子梁漱溟正是其中的活跃分子。而《京话日报》对旧家庭伦理的坚持，更将在新文化自上而下的推广过程中不断显影。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5-10 12:21

“五四”运动孪生子 自强和启蒙

搜狐文化 2009年04月30日09:28  来源：时代周报

　　民族主义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再浮现出来，其背景和原因是，在国内风波和苏联东欧巨变后，有人认识到并积极献策：中国人的信仰出现了危机，局限于以前的教育、宣传手段不足以应对新的形势，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借助于民族主义以整合思想人心，增强凝聚力与合法性。

　　徐友渔

　　“五四”运动以陈独秀倡导的“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著称，但它同时也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意识觉醒和民族主义感情高涨的起点。北京大学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对政府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反对军阀政府把山东权益出卖给日本的秘密条约。

　　启蒙兴于“五四”，衰于抗战

　　其实，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不断遭受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不平等条约一个又一个强加于中国，为什么民族主义迟至五四才兴起？原因大致有这么两个方面：第一，民族主义是欧洲近代随着民族国家建立而产生的社会思潮，中国历来只有自以为世界唯一、自我中心的“天下”观，民族主义是西风东渐后慢慢传到中国来的；第二，满清王朝的统治对于中国广大人民而言是异族统治，利用民族主义抵御外敌对于满清统治者而言具有引火烧身的潜在危险，满清统治者是利用严格尊奉儒家教义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所以，鸦片战争之后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维护皇权和强调“华夷之别”，即专制主义加文化民族主义。

　　“五四”的民族主义与此刚好相反，用民主反对专制，用启蒙和学习西方反对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五四”一代人认为，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是维护专制皇权的工具，而专制统治的压迫导致民愚国弱，这使得中国无力抵御外敌入侵。所以，在“五四”时期，爱国、反帝、民主、启蒙这些价值是内在统一的。

　　“五四”之后，上述价值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保持了很长时间，当然，在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党政治中，民主和启蒙的色调会消退一些，但不论是国共两党，不论在北伐期间还是在苏维埃革命运动中，“爱国、反帝”等民族主义的诉求都是响亮的口号和必须抢占的道德制高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主和启蒙的诉求被压到了最低限度，民族主义被张扬到极限，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不能不容忍不民主的、甚至专制的现实，这就是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停止了，因为害怕这种批判会削弱民族自信心；对不民主的、专制的体制的批判停止了，因为面对日寇的猖狂进攻，抗日政权的合法性不容动摇；对蒋介石的专断压制不是抗拒，而是忍让，因为大家觉得为了避免亡国，中国不得不有一个铁腕领袖。

　　在长期、艰苦的内部斗争中，中国的民族主义越来越由政党主导，表现得像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没有一般民族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群众性和自发性。各派都说自己爱国、对立面卖国，一派说对方的外国主子是英美，一派说对方的外国主子是苏俄。

　　1949年之后，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处于“妾身未分明”的状态。正面的，起领导作用的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面的，需要批判的意识形态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在现实生活的话语中隐匿了、消失了，只是偶尔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所歌颂的往往是民族英雄（比如岳飞、文天祥），而不是正面肯定民族主义。

　　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主义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再浮现出来，其背景和原因是，在国内风波和苏联东欧巨变后，有人认识到并积极献策：中国人的信仰出现了危机，局限于以前的教育、宣传手段不足以应对新的形势，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借助于民族主义以整合思想人心，增强凝聚力与合法性。

　　在这种填补意识形态真空和大力批判“全盘西化”的情况下，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和“国学热”的势头。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中央电视台作了题为《北大‘国学热’的启示》的专题报道，由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摄制的电视片《中华文明之光》在海内外播放。

　　民族主义首先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被人称为“文化民族主义”，一些学者教授其的本主张是，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未来将由东方文化、中国文化起主导作用，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季羡林老先生是这种主张的代表，他认为，每一种文明或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发展、衰落、消逝的过程，不可能一成不变，从全部人类历史看，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让位于东方或中国文化。他论证说：“西方的哲学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从个别细节上穷极分析……中国的东方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符合辩证法的精神。就像中医治病是全面考虑、多方照顾，一服中药，药分君臣，症治关键，医头痛从脚上下手，较西医的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更符合辩证法。”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牵强附会、一厢情愿，毫无说服力。

　　在民间，民族主义表现为强烈的排外情绪，有人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同于反西方，尤其是反美，并且把民族主义的鼓噪和商业化考虑密切结合起来。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是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该书的主题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作者说：“我敢于下这样的武论：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得多。同样，其他领域中对美国的了解也可能优于美国青年……事实上，美国青年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此书的最大特点是不负责任，进行狂热的煽动，比如作者放言台湾问题，不满意于现行方针“坚持和平解决……不承诺放弃武力”，而主张“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粗鄙性和虚伪性。有的大学生上街游行积极，往美国大使馆扔石头起劲，但同时考“托福”和GRE也积极，打破头地拼命要办签证去美国。一个北京大学的女生，洋洋自得于当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该校时她起身提自以为刁难的问题，企图使美国总统难堪，但过了几年之后，她又洋洋自得嫁给了美国人，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定居，生的小孩当然是美国国籍。

　　有学者认为，对民族主义情绪应警惕，因为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起的作用是负面多于正面，有一篇题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误区》的文章在总结归纳近现代的历史事实之后说，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表现在，第一，在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推动力和为国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时，往往又拒斥、压抑自由主义；第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的同时，又和排外主义相联系；第三，它常常导致认同对象的错置：它用文化主义代替政治原则，使保卫国家落脚于保卫传统文化。

　　还有人分析民族主义思潮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深层次原因，认为随着更深地进入国际社会，西方国家已经从遥远的模仿对象变成现实的竞争者，利益冲突频繁发生；与此同时，由屈辱的历史和长期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复苏。在题为《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文章中，作者认为，当今世界一些最旗帜鲜明坚持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现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国家，有的甚至也就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因此，中国应自觉地选择世界主流文明，自觉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寻他路。

　　在当代，民族主义的表现和传播与现代通信手段的联系非常密切。在2003年，主要由于中日关系中的问题，出现了一轮民族主义浪潮，由于有关言论基本上都是发布在互联网上，所以国内和海外发明了一个新词：“网络民族主义”。在2008年，因为奥运火炬在法国传递受到干扰和冲击而在国内爆发了一场抵制“家乐福”的运动，网络和手机在传递信息、召集人群等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一小批学院派知识分子开始提倡一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特征是把爱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并且以宪政民主为前提。这是一种刚露头的呼声，但也是更健全、更有希望的主张，它把民族主义的爱国热情和科学、民主、理性、启蒙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它和“五四”精神是相通的。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5-10 12:22

小说教育与北大

搜狐文化 2009年04月30日09:27  来源：时代周报 　

　　鲍国华（天津师范大学）

　　小说在20世纪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提升，除承继晚清学人大力倡导之风气的余绪，新文学倡导者的重视与推崇，使之进入现代大学教育体制，成为学术研究对象，更对这一提升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并因此建立起中国小说史学。在促成小说史学之兴起的诸多因素中，现代大学教育至为关键。中国现代大学学制建立以来，小说逐渐成为大学教学与研究的对象。特别是蔡元培掌校的北京大学，将小说纳入大学课程之中，有效地提升了其文学和文化地位。

　　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北京大学及其前身京师大学堂在诸多方面均做到了“开风气之先”。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小说在大学学制中真正浮出水面。在同年年底发表的《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中，中国文学门（简称“国文门”）的选修课中增设《宋以后小说》一项。由蔡元培筹办的北京大学各科研究所中，国文门研究所的研究科目即包括小说科，指导教师为周作人、胡适和刘复（半农）。从1917年12月到1918年4月，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共举行研究会六次，刘半农和周作人全程参与，胡适也在一次会议上做关于短篇小说的演讲；学生研究员有袁振英、崔龙人、傅斯年和俞平伯。在每次研究会上，首先由指导教师做关于小说的演讲，再由学生提问。研究会力图解决“何谓小说”和“怎样读小说”的问题。无论是刘半农重新定义中国小说，还是周作人介绍域外经验，以及胡适对短篇小说文体概念的界定，都出于新文学的立场，确立对小说文类的评判标准，为小说获得新文学的身份，进入现代大学学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过，研究会参加者有限，也并未采取授课方式。将小说史列入中国文学门的课程，时在1920年。

　　蔡元培掌校时期的北大，在为各门课程选择教师时，又特别注重其学有所长与术业专攻，延请刘师培讲授中古文学史，周作人讲授欧洲文学史，吴梅讲授戏曲史，鲁迅讲授小说史，俱为一时之选。其中小说史课程的讲授，最初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而暂时搁置。1920年预备增加小说史课，拟请周作人讲授。周作人考虑到鲁迅更为适合，就向当时的系主任马幼渔推荐。鲁迅于是受聘北大，开设小说史课，并因此成就了其《中国小说史略》的撰写。

　　晚清至“五四”学人选择文学史这一著述体式，大都与其在学院任教的经历有关。在讲义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史著作，不乏在观点和体例上卓有创见者，不仅显示出作者的学术个性，而且实现了对文学史这一著述体式的学术潜质的创造性发挥。由课程讲义增补修订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是如此。与刘师培、黄侃、吴梅等学者一样，鲁迅登北大讲坛，是因为在某一学术领域中的非凡造诣，而不是为课程的开设，涉足新的专业。这保证了其从事研究的主动性和学术特长的发挥。鲁迅在讲授小说史课程之前，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浸淫已久，凭借深厚的学术积累撰写讲义，一出手便不同凡响。应北大之请讲授小说史，为鲁迅学术思路的系统梳理和研究成果的全面展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不仅促成了中国小说史学划时代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的撰写，也开启了小说史学的“鲁迅时代”，并最终奠定了中国小说史学的学科规范与学术品格。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5-10 12:23

从北大到台大 台湾新文学的传承与转化

梅家玲（台湾大学）

搜狐文化 2009年04月30日09:27  来源：时代周报

　　

　　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中，北京大学师生的作用与影响向为众所公认。无独有偶，1945年台湾光复，在“台湾需要一个新五四运动”的呼声中，台湾大学同样为战后台湾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它的重要，不只是先后培育了白先勇、王文兴、朱天心、黄锦树等作家，以及李欧梵、王德威、陈芳明等文学研究者，更重要的是，早自台湾光复以来，台大就在语言文学教育方面多所用心，对当代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发挥了深远影响。早年台大的师资多来自北大，台大学生也每每以继承“五四”精神与北大学风自命。然而，时移势易，传承之外，转化与创新之处尤其更值得注意。它所关涉的，至少包括“语文教育”与“文学传播”两个面向；落实到具体的实践方式，则包括三部分：一、《大学国语文选》与战后台湾的语文教育；二、校园刊物与校园文艺青年的养成；三、学院与文坛的互动─《文学杂志》及其后续。

　　其中，《大学国语文选》是战后初期台湾大学所使用的语文教材。它由台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编选，吴守礼注音，1947年出版。当时主要的作用，是在台湾光复之初，协助推行校内国语运动。魏建功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本身是语言学家。早年，他曾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协助北大教授刘半农“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工作。1946年来台前，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是当时中国“国语”政策的重要推手。《大学国语文选》由他主导编选，所意味的，乃是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与国语政策，已随同渡海而来的学者，进入台湾高等教育界，并发挥实质影响。而注音者吴守礼为台湾地区人士，毕业于帝国大学，是典型的台湾本土学者，他们借由“从方言学习国语”，再由国语体会“（新）文学”之美的做法，把原先的“日语台湾”改造成“国语台湾”。两人合作，所体现的，既是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会互动，也是“从北大到台大”教学实践之空间位移，并为日后台湾新文学的创作，奠定基础。

　　校园刊物方面，早自1950年起，台大即有《青潮》、《海洋诗刊》、《新潮》等学生校园刊物先后刊行。《青潮》、《海洋诗刊》分别由台大诗歌研究社与海洋诗社学生创办，专门针对诗歌进行创作与研究。至于《新潮》，是台大中文系学会的刊物，创刊于1961年5月4日，刊名订为《新潮》，正是向当年北大《新潮》诸子致敬，创刊号的《代创刊词：“五四”再生！》，也表明了台大学生，特别是中文系学生，对“五四”精神自觉性的承续与发扬。

　　台大的校园刊物虽然蓬勃，但真正开始对台湾的当代文学发挥影响，则仍要从夏济安及其所创办的《文学杂志》说起。夏当时任教于台大外文系，凭借台大文学院的力量，以台大中、外文学系师生为主要作者群，创办纯文学性的刊物《文学杂志》，一方面刊载优秀的纯文学创作，一方面译介西欧重要文学理论、经典作品。

　　整体看来，这份由夏济安所创办的《文学杂志》，无论杂志命名还是编排方式，实际上其来自─它的取法对象，正是上世纪30年代北大教授朱光潜等人所创办的《文学杂志》。所不同的是，朱编版坚持不收翻译作品，夏编版则不仅一开始便说明在稿件征用上，欢迎“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希望海内外作家译家，源源赐寄，共观厥成”；而且还特别表示：“文学理论和有关中西文学的论著，可以激发研究的兴趣；它们本身不是文学创作，但是可以诱导出更好的文学创作。这一类的稿件，我们特别欢迎。”这一点，不仅是二者最大不同处，更是夏编《文学杂志》得以别于朱编，在战后台湾文化与文学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

　　白先勇《〈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风貌》一文，即曾清楚指出台湾大学、夏济安与《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的关系：

　　那时我们都是台湾大学的学生，虽然傅斯年校长已经不在了，可是傅校长却把从前北京大学的自由风气带到了台大……台大外文系当年无为而治，我们乃有足够的时间去从事文学活动。我们有幸，遇到夏济安先生这样一位学养精深的文学导师，他给我们文学创作上的引导，奠定了我们日后写作的基本路线。他主编的《文学杂志》其实是《现代文学》的先驱。

　　由此，也正可见出：在台湾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大学”的文学教育是如何介入了当代文学生成、发展的过程，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台湾大学，又是如何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发，以及对于北大学风精神的传承转化与创发，对台湾当代文学做出一定贡献。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5-10 12:23

重返“五四”厘清误区

搜狐文化 2009年04月30日09:26  来源：时代周报


　　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那个“五四”，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我所了解的“五四”也不是一个政治的“五四”、文化的“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五四”、经济的“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五四”。

　　傅国涌

　　以往我们对“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比如：将“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一个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五四”政治化，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诸如此类，实际上跟“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观照多元的"五四"

　　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那个“五四”，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我所了解的“五四”也不是一个政治的“五四”、文化的“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五四”、经济的“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五四”。

　　我留意过“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讲的民营经济、发展经济，在“五四”那个时代是天经地义的，人生下来就拥有那些权利。我们今天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上的障碍。但在“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你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的资本，就可以去注册一家民营的银行。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就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这家银行为标志，当时中国从南到北有很多类似的民营银行。

　　“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更可以随意创立自己的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以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但是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是在“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大佬的。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都不是新生事物，在那个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任何人只要你愿意、有机会，你都可以这么干。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

　　现在提起“五四”时代，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恐怕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甚至更有实力。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国家和故土都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他们跟这块土地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我们不能只看那个时代北大的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其他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当时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上教书的叶圣陶也是“文学研究会”的11个发起人之一。北大学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个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纸、刊物，你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是关了报馆你可以再开，在法律上没有限制你。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如果你们三个人喜欢谈论某方面的事想结个社，就可以宣布结社。如果我们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这样看问题就简单化了。

　　传统并未被切断

　　美国的林毓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五四”是全盘的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五四”的代表人物的一些片言只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表述，比如说鲁迅讲的“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的“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的“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我们仔细去看 “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是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他们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有离开传统文化。我们知道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是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代表他学术建树的是一本《中国小说史略》。我们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貌似很激烈的话，然后就凭这几句话来论断他们都是全盘反传统的。

　　后世的人们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他们虽然在美国留学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非常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的侧面，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给他的影响，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地域文化中恰恰包含了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

　　整个“五四”时代，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它刊物，比如说1917年创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杂志。这个杂志非常重要，如果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太平洋》在我看来不亚于《新青年》。以往讲到 “五四”时的代表性刊物，像《新潮》、《新青年》，不讨论制度性的大问题，只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但是《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要内容的一本政论性杂志，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周鲠生、杨端六、李大钊、胡适、李四光以及李剑农等人。1919年之后，特别是1921年到1922年，《太平洋》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文章，尤为突出的是关于联省自治的讨论，联省自治简单地说就是联邦制，当时在中国已成了一个热潮。《太平洋》讨论的问题恰好可以补充《新青年》的欠缺。《新青年》上的随感，那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和《太平洋》杂志上关于制度的讨论放在一起才构成了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图景。如果我们单独把《新青年》拿出来说这就是“五四”，“五四”一切的资源都在这里了，那我们看到的“五四”就是片面的。要还原历史真相，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让它不同的侧面都呈现出来，而不仅仅刻意地强调某一个侧面。

　　21世纪：胡适的世纪？

　　历史留下的遗憾是，“五四”时代那种多元的、各种思潮并存的社会气氛，在“五卅”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并没能幸存下来，一种比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渐占了上风。对中国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占据青岛起，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的压力下面，“五四”那种生活方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适在学生当中的影响大，而“九•一八”之后鲁迅受到的欢迎就日趋上升。慢慢地在民族危亡当中，“五四”那种多元的、开放的、试图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路径就慢慢处于了下风。

　　李慎之曾说过一句话：“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这个时代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我想这个时代应该比“五四”时代更好，当然，更好的前提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的努力。这里，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两个说法，他说“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就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在九十年前，他们“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早就是一个现实。第二句话，米奇尼克说“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是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乌托邦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但完美的苍蝇也只是苍蝇。宁愿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奋斗，也要比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完美的天堂而奋斗更好。“五四”的那一代人他们没有为天堂而奋斗，他们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的人间。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5-10 12:24

五四新女性的身份认同危机

杨联芬

搜狐文化 2009年04月30日09:26  来源：时代周报 　　

　　五四运动（此指1919年由北京学生运动引发的全国学潮及政治运动）犹如催化剂，加速了中国社会的革故鼎新，将很多常态社会环境中需要更多时间酝酿的改革，迅速由观念推向实践。在与性别有关的道德领域，体现尤为突出。五四运动前，女性解放的讨论，更多是新文化启蒙者针对传统道德和文化习俗中的“厌女症”，就女子的贞操问题、人格问题、教育平等问题，为女性鸣不平、争权利；而五四运动后，恋爱神圣、婚姻自主，已被当时的女校学生奉为“人生真谛”。1919年5月4日学生游行时，由于男女阻隔，游行队伍中尚未出现女学生的身影，而一个月以后的六三运动及后来的学生社团活动，就常常男女混合了。1919年，北京的剧院还是男女分座，中间用大白布幔隔开，而1920年以后的大学校园里，男女社交公开已成风尚；同时，一种受深爱伦凯理论影响的“恋爱自由”、“离婚自由”思潮，也由大学校园向社会蔓延，并成为1920年代前半期呈现在报刊媒介的最普遍的公共话题。

　　五四新女性，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在推行新教育制度的“学校”里成长起来。对那个时代的女孩子而言，求学，既是通向独立的唯一道路，也是抗拒家庭包办婚姻、获得自由的委婉方式。当时中国几所著名女校，如北京女高师、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长沙周南女校等，都是新女性集中产生之地，我们熟悉的一些著名的女作家、女教师（女教授）、女革命家，都出自这些学校。

　　五四启蒙话语，将女性解放纳入“人的解放”主题的，“人”的视角，比晚清的“国民”论（“国民之母”、“女国民”乃至“女英雄”），更接近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家族制度下，父对于子、夫对于妻，具有相似的权力关系，青年（子女）和女性（妻、妾），作为相互交叉的两个群体，同属家族专制和父权主宰下的弱者，他们在新文化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旗帜下，为反抗礼教、争得做“人”（个人）的权利，组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向家族父权挑战。这个语境，决定了易卜生的《娜拉》在五四中国，首先不是作为女性主义宣言，而是作为个性主义文本被接受的。

　　1918年6月《娜拉》发表。1919年3月，胡适戏仿《娜拉》的独幕剧本《终身大事》发表。《终身大事》，叙述了一个中国娜拉为争取婚姻自主离家出走的故事。《终身大事》发表之时，因女主角跟人跑了，没人敢演这出剧。但数月之后五四运动发生，《终身大事》却迅速成为各地学生社团上演的热门剧目。而几年后，举国上下，到处都有出走的娜拉。

　　19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出现离婚自由思潮。离婚自由基于爱情神圣理论，即爱情为两性结合的唯一合法前提，没有爱情的结婚，即便具备法律手续，也是不道德的。由于离婚的“原告”几乎都是那些外出读书或就业的男子，离婚的“被告”，就是宗法制家庭中的儿媳妇，她们往往无知无识，缺乏独立谋生的能力，对这些无助女子而言，离婚即被弃。一个原本反对专制、实现个人自由的新文化道德革命，却引发了新文化内部的人道主义危机。

　　新文化主流话语是一种“权利道德”话语，因此，五四文学作品对于“旧”的一方一向没有给予足够的同情；而体现“正义”的一方（新女性），却又因其体验和选择的艰难而难于表现。

　　难在哪里？难在语言。五四启蒙思想赋予新女性个人主义权利道德话语，这个语言却令她们无法表达自己，因此导致庐隐小说“人生究竟”的空洞呐喊。借用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的话说，“五四新女性是从神话中产生出来的一代，也是没有神话庇护的一代。” 新女性自我主体的完成，也即其语言表达自由的获得，是在五四后经历了若干年的人生苦旅之后，那时，庐隐为石评梅立传的《象牙戒指》，才以较为真切自然的语言，敞开了五四新女性丰富而痛苦的内心。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5-10 12:25

与“五四”对话 解时代之感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搜狐文化 2009年04月30日09:11  来源：时代周报 　　


　　关于"五四"的纪念、追怀、论述、阐释等，说"汗牛充栋"，一点也不过分。凡在中国念过小学、中学、大学的，不管你日后从事什么职业，多少都知道一点"光辉的五四"。可所谓"知道了"，不等于真的理解；更何况，我们每代人都在与"五四"对话，一次次的纪念与阐释中，其实蕴含着我们自己时代的困惑与追求。

　　为筹备"'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撰写了两篇论文，一为《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解读"五四"言说史》，一为《同学少年多好事--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前者，我选择了以下四种报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文艺报》，观察其在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七十周年以及八十周年时的表现，呈现1949－1999年间，中国大陆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以及如何借谈论"五四"来因应时局变化，让史学论述与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纠合在一起，构成一道隐含丰富政治内涵的"文化景观"。

　　后者呢，则是描述从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起，北大学生就开始其关于五四运动的纪念、追怀与阐释。此后几十年间，因应海峡两岸政治风云变幻，南京/重庆/台北的傅斯年、罗家伦、杨亮功、毛子水、成舍我，与北京的许德珩、杨振声、俞平伯、罗常培、郑天挺、孙伏园等，就何为"五四真相"、谁是五四运动的主力，以及如何继承五四精神遗产等，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夺。这一争夺背后，隐含着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好在这些"五四老人"，并没有完全屈从于一时之政治权威，在一次次饱含激情与深情的追怀与叙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延续其青年时代的梦想与追求，或多或少地挑战着其时的主流思想。观察这些"好事"的"同学少年"，如何在事隔多年之后，不时穿越历史时空，与"永远的五四"对话，让我们领略什么叫"历史的魅力"以及"思想的力量"。

　　所谓的"五四运动"，不仅仅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在北京的学生抗议，它起码包括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虽然此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学的、政治的立场与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如此常说常新的"五四"，毫无疑问，容易被"过度阐释"，其中有遮蔽，有扭曲，也有意义转移。至于是否真的实现"创造性转化"，当视一代人的心志与才情。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的命运密不可分，这点早已成为常识；连绵不断的"纪念"，也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近年风气陡变，随着保守主义思潮的迅速崛起，对"五四"的批评越来越尖刻。对此，我们需要作出回应。并非主张"坚决捍卫"，而是希望站在新时代的立场，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

　　2009年4月23－25日，北京大学中文系邀集国内外诸多前贤后辈、旧雨新知，举办了"'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提交给本次研讨会的103篇论文中，我挑选了十篇，请作者撮述大意，长话短说，提交给时代周报发表。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书斋里的思考与公众的目光交汇。这些文章，既关注"五四"前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激烈震荡，也探究此后九十年间我们如何与"五四"展开不懈的对话；既强调新文化运动内外的复杂性，也牵涉新教育与新文学的历史联系。

　　在我看来，诸如此类发人深省的话题还有很多，值得你我认真面对。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5-10 12:28

赵家楼上空的火光

搜狐文化 2009年04月30日09:42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梁漱溟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借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他的让痛打“卖国贼”的学生接受法庭的审判的观点，在当时被人们视之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

　　本刊记者/李杨 ☆傅艺明

　　被堵在东交民巷西口的3000余名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在烈日下已经等了很久，“虽无厌倦之容，难免愤恨之态”。

      这是1919年5月4日的下午，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东华门，行至东交民巷西口受阻。

　　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等学生团体纷纷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就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4周年纪念那天，举行示威大游行。然而，从巴黎不断传来的消息，已使学生们等不到这一天了。

　　5月4日下午学生们齐聚天安门，两点半左右开始游行。他们挥舞着小旗，上面写着“还我青岛”“拒签和约”“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进发。

　　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青年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不时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偶尔又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便是游行总指挥、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

　　东交民巷本是学生游行的目的地，学生们本想向美、英、法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不巧，5月4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各国公使都不在。后来，在北大就读的罗家伦等几位学生代表，只好将“说帖”留在了美国公使馆。

　　接着，学生要求穿越使馆区游行，但捕房不让通过，说除非大总统同意才能入内。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和约》，规定这个地方为中国人不得随意通行的使馆区。于是，东交民巷成了“国中之国”。

　　巡捕打电话与总统府交涉，往返磋商不得要领。此时，三千学生在狭窄的东交民巷西口已等了很长时间，他们变得懊恼而愤怒。忽然，人群中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

　　曹汝霖在段祺瑞执政时曾任外交总长，当时任交通总长，曾参与向日本大借款，又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而陆宗舆、章宗祥同为“二十一条”谈判的当事者，此二人都曾留学日本，又都出任过驻日公使。因此，曹、章、陆三人一向被视为著名的亲日分子。

　　学生决定改道向曹汝霖家去。在此紧要关头，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担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同学不要激动，不要去。但喧嚣愤怒的浪声，使年仅23岁的傅斯年无法控制局势，于是他便自举大旗率众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

　　打进曹宅

　　游行大队退出东交民巷，掉转向北，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浩浩荡荡，扬起一路灰尘。学生们高喊口号，散发事先印好的传单。传单主要是两份宣言，一份是文言的，一份是白话的。前者由当时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起草，后者则是到公使馆送“说帖”的学生代表罗家伦起草的。大约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到达了离外交部不远的曹汝霖住宅。

　　曹宅位于赵家楼胡同，但其建筑并非楼房。根据曹汝霖本人的回忆，当时曹宅分为东西两个院落，西院是中式房屋(包括大门及门房)，东院则是一排西式平房，曹住东院。

　　当日中午，曹汝霖、章宗祥正应总统徐世昌之邀在总统府参加宴会。席间，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说天安门外有学生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回家。但曹、章二人并未重视这一劝告。

　　下午3时许，曹、章回到赵家楼曹宅，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守卫。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一个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记者也来了。

　　4点半左右，愤怒的学生到达曹宅，大叫“卖国贼！卖国贼！”许多学生都向窗口和墙头抛掷石头和白旗子。曹的父亲患半身不遂，这时正坐在廊下，由一婢一僮服侍。一块石头飞来，由婢女挡住，打在她的背上，曹的父亲未被掷中。

　　学生要冲进曹宅，可大门已关。这时，有学生爬上一个不太高的围墙，打破窗口玻璃，跳进曹宅。然后陆续有学生进去，并从里面把大门打开。此后，大群学生涌进曹宅。

　　打进曹宅后，学生满以为曹、章等人正在客厅开会，不料，客厅和书房都找不到人。激动的学生便把客厅、书房的花瓶瓷器等物捣毁在地。接着，学生又跑到曹的两个女儿的卧室，两女不在，就拆下铁床的柱子和零件，转到曹汝霖妻子的卧房。曹妻锁了房门，学生便用铁柱撞开房门，问曹在何处。曹妻答，他在总统府吃饭未归。学生便把所有镜框家具完全打碎，把首饰等物抛掷在地，用脚踩碎。

　　随后他们又走到曹汝霖父亲的房里，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取出匣子摔了满地。曹父说，这都是人家送的，舍不得用，就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但学生们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

　　放火、殴人与“烈士”

　　曹汝霖仓促间躲进一个小屋，章宗祥、丁士源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在仆人引导下躲进地下锅炉房。混乱中，学生没有发现曹汝霖藏身的箱子间，直到警察总监吴炳湘赶到，抓了学生，曹才从里面出来。

　　其间，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取出随身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匡的这一举动被北大学生段锡朋发现，段阻止匡说：“我负不了责任！”段是北大的学生领袖，而北大又是学运中坚，因此，段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一样，自认为是要对此次活动负责的。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当时，除了段锡朋以外，还有一些同学，特别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为，对此颇有非议。

　　章宗祥等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章身着礼服，学生们以为他就是曹汝霖，把他包围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这时，中江丑吉和曹家的佣人，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忽然，群众中有人又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又去杂货店把章宗祥拖回曹宅继续打。

　　此前，一些学生刚看过章宗祥的照片。北京高师5月3日晚开过一个会，议决用猛烈的方法惩戒曾经签字“二十一条”的当事者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当时有一位同盟会老同志曾秘密地将章宗祥的照片交给他们，因为曹、陆的相片在大栅栏等处的照相馆时常看见，而章则任驻日公使，面貌不甚熟悉。

　　混乱中，学生看见起了火，又听见有人大叫“曹汝霖已经给打死了”，很多人可能害怕做得有些太过分了，纷纷散去。此后，军警前来捉人，32个学生被押去警察厅。

　　章宗祥被警察送进同仁医院，此后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学生们担心，这一次有放火殴伤等重大情节，政府又抓了学生，如果用学生抵命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北大有一位叫郭钦光的同学，刚巧死了。郭原本有肺病，在5月4日那一天，可能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去世。学生怕章宗祥同他们打官司，北大学生狄君武提议，大家定下一个策略，硬说郭钦光是5月4日那天被曹家仆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成了“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

　　“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这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罗家伦事后撰文如是说。

　　万人诺诺，一士谔谔

　　迫于压力，政府于5月7日上午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该校全体学生，在北大红楼前迎接被捕同学返校。北京高师被捕学生返校情景更为热烈。学生刚到校门口，就被欢迎的同学和邻近的居民围住。他们一下车，就给戴上大红花，把他们一个个抬起来，高高举起。

　　就在大家为学生齐声喝彩的时候，正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给众人泼了一盆冷水，可谓万人诺诺，一士谔谔。

　　梁漱溟在报上发表题为《论学生事件》的文章，他说：“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

　　梁漱溟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借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让“五四”痛打“卖国贼”的学生接受法庭的审判，在当时被人们视之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反对梁漱溟的意见很快占了上风。

　　北京《晨报》刊发文章《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问题》，认为法律应该为正义事业服务。文章说：“我们人类现在既已承认学生运动是合乎正义的，国家和法律也应该跟着我们人类往一条路上走。那些道德上承认，法律上不承认的话，是野蛮时代的法律，专以维持秩序作目的的……这种法律观，单是救济人治之弊的，在现在的国家内，实在没有什么功用。”

　　《国民公报》发表署名陆才甫的文章《学生无罪》。报社社长蓝公武也发表题为《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的文章，认为群众的正义行动可以侵犯个人自由。蓝公武在“五四”运动以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在1949年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蓝公武在文章中说，“梁君说无论什么人，有他的自由，不许他人侵犯，这话本来极是。可是侵犯人的，要是出于群众的行动，那就不能有这样的说法了。法国在欧战初起的时候有个极有名的社会党领袖，因为主张平和，被群众打死，后来并没有发生法律上的问题。这种事情实例不知有多少。”

　　多数人迷茫了……

　　倒是当时非常活跃的学生代表罗家伦，此后迅速进入反思，内心中不无矛盾和冲突：“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一年后，1920年5月，在胡适的安排下，罗家伦与段锡朋等人一起赴美留学。

　　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则更加迅速地与“五四”绝缘了。5月4日那天，大家本来要推选他担任学生联合会的临时主席，但傅斯年对暴力行动有些疑虑和不满，在随后的辩论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陶姓学生打了他一拳，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再发生关系了。 ★

　　(本文参考了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彭明《五四运动史》、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袁伟时《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萃与解读》、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陈明珠《五四健将——罗家伦传》、焦润明《傅斯年传》、王为松《傅斯年印象》、郑大华《梁漱溟传》以及相关老报纸。)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5-10 13:52

五四，五四……青年！青年！

李公明

东方早报  2009-5-10 1:24:20






   

　　又是五月，五月是鲜花开放在原野上的日子。

　　五月中的读书人不会不提到“五四”这个日子；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舆情中，“五四”这一壶仍未烧开的水还是不断有人要提一提，似乎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当然，提的方式、力度因时而别、因书而异，好像这也成了一种“五四”之后的小传统。我想，既然是读书人，不妨就以我们的《读书》三十年看看“ 五四”这个话题的变迁。

　　《读书》于1979年创刊后的第二期适在五月出版，谈“五四”是很自然的，该期刊登了汪子嵩的《今年的五四和马克思主义》、汪士汉的《科学与民主并重》两篇关于五四的文章。前汪文讲的基本上与五四无关，不谈也罢。后汪文是为《五四运动简史》作的序言，认为：“五四运动”前夕《新青年》提出的“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至今仍有重要意义，是必须继承和发扬的“革命传统”；人民的民主权利非来自“天赋”或“恩赐”，而要靠人民的觉悟和斗争去争取，云云。这篇很浅要的文章在今天读来仍未过时，但又有点恍若隔世之感。

　　1989年5月10日出版的第五期《读书》有甘阳、赵一凡、郑也夫等人的一组文章，各有侧重。甘阳谈五四传统阙失个人自由的理念，认为如不首先确立“个人自由”这第一原则，还谈什么科学、民主；赵文是“海外祭五四”，谈的是使命、知识、留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宿命；郑也夫读周策纵《五四运动史》而反思学生运动与游行、反传统和面对现实等问题。该期的“编后絮语”竟以虚构的小说家言发出了如此激愤的声音∶“唉！希望还在年轻人！你们才有真正可能成为‘ 五四’之子。只希望中国的环境不要逼得你们也走上我们走过的老路才好！”

　　越十年，又是五月，关于五四有罗厚立《历史记忆中抹去的五四新文化研究》(该期封面标题却是罗志田“历史记忆中忘却的五四新文化传统”)一文，介绍了伍启元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指出了新文化运动研究中的断裂面。

　　如上者，或许恰好见出一条曲折的精神历程；亦可以发现，作为政治运动史的“五四”遗产和作为文化思潮史的“五四”遗产实有差异，在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大有区别。难怪年年五四，旧曲新唱或新词旧曲，各人都有一本自己想念的经书。

　　“五四”是谈不完的，但是最早谈“五四”的那本书我们却不可忘却。很早就知道关于“五四运动”的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著述是杨亮功、蔡晓舟编著的《五四》，去年买到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1月），得以一窥全豹。该书以当日亲历者并兼资料搜集者而在事件发生后三个月内编纂出版，实在是研究“五四运动”很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黄山版依据的原本是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本，除了一段文字外，全书基本上未作改动。该段文字见第99页，是杨亮功为1993年版写的重印序中说到“五四运动”与任何外在因素无关，黄山社编者注明“此文（似应为“此处”——明按）删去 53字”，这种尚可称道的诚实似是黄山社处理此类问题的传统做法。今年四月，在深圳友人之“色香味居”终于读到台湾版的《五四》（传记文学丛刊之一三六，传记文学出版社）通红色的封面、封底颇有革命的气氛。黄山版所删去者，其实无非是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大陆出版的《近代史资料》刊载此书前三章时所加按语的评论，学术上有不同意见当属正常，何必删去？

　　读《五四》，想到的却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五四、五四，没有学生，何来的“五四”？但是，学生当日如何、过后怎样，我们又了解多少？过去我们是否泛泛谈“五四”的多，如这本《五四》这样具体谈学生的少？《五四》第二章“五四学生示威之始末”对于当日情形、经过有详细的记述，自去年黄山版出来后亦广被国内撰文者所引用。然而，就如任何事件的亲历者之所见所闻恰因其身陷其中而难窥全局一样，杨、蔡二位对于“五四”游行前后的记述亦多有未逮。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原书于1960年5月4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有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中译本，1989年5月4日版，书名为《五四运动史》）全面地搜罗了丰富的资料，论证严谨，对于游行起因、人数、经过等问题的多种不同说法进行了甄别，所论颇有公允、客观的效果。但是，也正如作者本人所陈，原书实于1945年初写成，1959年定稿，其时海外相关资料甚为缺乏，故也必有错漏之处。别的不说，仅北京档案馆收藏的有关火烧赵家楼的卷宗中，有火烧曹宅后由警察厅派人绘制的赵家楼地形草图，有学生代表在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处的“供词”，有“ 五四”当日一直跟踪学生游行的北洋政府陆军部驻署宪兵排长白岐昌关于游行路线的记述，有五六月份京师地方审判庭刑事一庭对各方当事者的讯问、证言等等，所有这些当时的档案都是还原事件的真实史料。九十年风云变幻，世事沧桑，但是这些档案却仍然是沉默的证人。“哀时竟止钩沉史，浮海宁甘著禁书。纵使啼鹃随血尽，是非千载定愁予”，周策纵先生在1985年5月初于美国康州学院作“五四”演讲时写的这些诗句，所表者何尝不是我们无日无之的心情？

　　对历史真相的还原只是历史学家在主观上应有的努力，但是历史学本身绝不是纯粹的事件记录本。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历史哲学研究者迈克尔·奥克肖特（1901-1990）的论文集《历史是什么》（卢克·奥沙利文编，王加丰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有多篇论文对于历史研究的性质进行了充满思辨性的阐释，他认为历史学家不能仅仅依赖文献、档案来相信自己真的可以重构过去，而应该有思想、有价值判断，应该在掌握档案资料之外还要以当前文明的关于思想、制度和发现的所有知识即整体的知识为准确地理解过去的基础（第35页）。他在《辉格党的历史解释》一文中对巴特菲尔德教授论辉格党人历史观的著述进行了评述，这再三提醒我们警惕和拒绝辉格党人的历史观。尤其是面对五四这样复杂的历史运动，即便是面对学生运动这样的最容易引发我们的情感的事件，我们应该学会谦卑与反思。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14 15:53     标题: 回复 4# 的帖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5月13日   


回望五•四之四

激进与保守之间
——“五四”九十周年回望

■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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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年后回望“五四”，我们不能因为其方向的正确性，便回避其思想、认识的片面性，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才是我们对待“五四”文化遗产应有的态度。今天看来，“五四”激进派对待传统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提出“打倒孔家店”，虽然主要针对的是纲常、名教，但他们并没有对传统、对儒学做出具体的分析，没有对宰制化儒学与理论化儒学做出适当的区分，没有认识到纲常、名教虽然必须被打倒，但孔孟的真精神、真思想却未必可以被打倒。

　　贺麟先生说：“表面看，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

　　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一种固定的成见，将新文化运动仅仅理解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而将梁漱溟等人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或排除在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偏见。按照这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只能是激进，只能是反传统，而一当人们发现传统其实是并不能完全被否定的，“全盘西化”此路不通时，便会回头质疑“五四”、否定“五四”。

　　在“国学热”、弘扬传统的热潮中回望“五四”是一个颇不轻松的话题，这不仅关涉到如何看待当前的文化现象，也对我们如何继承“五四”文化遗产、如何评价“五四”提出了挑战。所以在“五四”九十周年尚未到来之时，便已有学者惊呼：“此时纪念‘五四’是否有些不合时宜？或者，此时应该怎样纪念‘五四’？面对‘国学热’，‘五四’精神真的已经暗淡无光，真的要被传统吞没吗？”应该说，这种质疑不是个别而是有代表性的。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五四”就是反传统，她虽然提倡“科学”、“民主”有功，但其底色至少应该是激进的，一旦向传统回归，就意味着对“五四”精神的背离，这可以说是现代以来一个根深蒂固的成见，一个制造出的“神话”。然而问题是，“五四”时期的思想界并非只有一种颜色、一种色调，而是激进与保守并存，二者交织在一起，整个“五四”可以说就是处在激进与保守之间。

一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西方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相对于自由主义（liberal）而言，先有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系统（system），然后才有激进与保守的区分，激进与保守的中间是一个liberal，这样conservative——liberal——radical便是一种三足鼎立，而不是两极对立。激进和保守可以具有共同的立场（commonground），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联盟，保守是保自由主义的守，激进也是对自由主义而言；保守并非对现状完全不做变动，激进也不是对现状一概否定，二者的差别只在于保留或改变的多少。同时，西方激进、自由、保守三派都是相对于一个存在了两三百年的社会现状而成立的。在这两三百年中，西方已完成了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西方社会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开放系统，基本上具有了自我调节的功能。因此无论是保守派、自由派或激进派都已越过了传统与现代之争（参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五四”时期的中国则不同，由于社会的现代转型尚在进行之中，激进和保守主要都是针对着传统，激进自然是反传统，保守则是要保留传统，而传统又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结构，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即以当时处于风口浪尖、争论中心的儒学而论，至少可分为理论化的儒学——孔孟等人的思想创造，凝固在儒家的经典之中，反映了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包括做人方式、安身立命、人生意义等等，具有超越性、开放性、适应性，被后世儒生不断诠释发展，历久常新，宰制化的儒学——前者部分内容与专制体制结合后的官方形态，和生活化的儒学——前二者进一步在民众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中的体现——等等，所以“五四”时期的激进与保守是有着具体的内涵，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实际经历了政治保守——文化激进——文化保守的演变过程。

　　对于“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打倒孔家店”、激烈反传统，不少学者视为激进，斥其割裂了文化传统，但是陈、李等人的激进乃是针对袁世凯、张勋之流的保守而来，是对后者的反动，而袁、张的保守是要保封建帝制之守，是复辟，是政治保守，实际是顽固派。他们提倡“尊孔读经”，名为弘扬儒学，实际是为复辟帝制做舆论，保守的恰恰是儒学中“宰制化”的部分。这说明，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儒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已与封建帝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甚或其本身就是依附于帝制才得以传播发展，故最终沦为袁、张之流欲以利用的工具。痛定思痛后，陈独秀等人认识到，民国虽已建立，但民主、共和的观念并未真正得以传播，儒教“别尊卑、明贵贱”的三纲伦理仍在国民头脑中作祟。“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等级，——万万不能调和的。若是一面要实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可见陈独秀等人的反传统、反儒学，实际主要是反传统中的名教、礼教，是反“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矛头主要指向的是纲常名教。如果说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宪政，是吾人“政治之觉悟”，而破除纲常名教之不平等伦理，代之以平等、自由、独立之价值观念，则是“伦理之觉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所以“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实际是引进独立、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对传统的一次彻底批判和改造，其直接目标是反封建、反帝制、反复辟，在更深层次上则提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课题。“五四”先贤开创而未完成的事业，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五四”先贤提出的科学、民主，仍是我们追求的价值目标。

　　不过，九十年后回望“五四”，我们不能因为其方向的正确性，便回避其思想、认识的片面性，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才是我们对待“五四”文化遗产应有的态度。今天看来，“五四”激进派对待传统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提出“打倒孔家店”，虽然主要针对的是纲常、名教，但他们并没有对传统、对儒学做出具体的分析，没有对宰制化儒学与理论化儒学做出适当的区分，没有认识到纲常、名教虽然必须被打倒，但孔孟的真精神、真思想却未必可以被打倒，泼脏水时连孩子也泼了出去。

　　还有，激进派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依据，信奉法国学者孔德“宗教—玄学—科学”的三阶段文明进化图式，而这一图式今天看来不过是二、三流学者的大胆预测而已，其有多少可靠性很值得怀疑。按照这一图式，人们无法理解为何西方的启蒙思想家虽然反对宗教愚昧，反对宗教专制，但除了个别人之外，一般都不反对宗教信仰，不反对上帝；无法理解欧美国家在经历了现代化之后，基督教传统却长期存在，且依然是维系社会安定，“正人心，美风俗”的重要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从这种直线的社会进化论出发，东西文明被分别归结为“古代文明”与“近世文明”，东洋文明是“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的劣等文明，而“可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根据这种中西古今之论，传统只有历史的价值，而没有现实的意义，孔子的思想只适应于封建时代，却违逆于现代生活，不能成为新文化的精神资源。这样，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是全盘西化，只能是全面抛弃、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全面接受外来的西方文化。这可以说是激进派进化论范式下文化选择的必然结果。

　　当然，激进派提出全盘西化，主要还是为了吸收、接纳西方科学、民主的价值原则，且不乏策略上的考虑。但他们多少忽略了，科学、民主乃是西方文化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是近代文明的产物。对于西方人而言，科学主要是一知识范畴、认知方式，不具有人文价值，而民主主要是一种制度安排及处理政治问题的态度，是一种俗世的政治伦理，不关涉超越性的终极信仰，科学、民主的背后是希腊文化的理性主义、希伯来文化的宗教信仰，以及近代以来对个人的重视和肯定，科学、民主本身并不能代表整个西方文化。由于激进派主要是从科学、民主来理解西方文化，且主张“以科学代宗教”，这就决定了，一方面虽然他们高举反传统的大旗，试图在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政治制度之后，进一步学习西方的思想伦理，“全盘”、整体地接受西方文化，但其“西化”实际又是不彻底的，也是不可能彻底的，只能是“半截子西化”；另一方面，在传统被彻底打倒、否定之后，中国人在做人方式、安身立命、人生意义上的缺失以及文化认同上的危机，又绝不是科学、民主所能填补得了的。激进派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在政治伦理层面以西方的自由、平等对中国的纲常名教的批判、改造，而非中西整个价值系统尤其是终极关怀层面的交流与沟通，却误以为是整个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取代，并名之曰“全盘西化”，这可以说是他们思想认识的一个重要偏差。既然全盘西化不可能实现，而科学、民主虽然源自于西方，但并不仅仅属于西方。那么，我们就不能以科学、民主为理由，来全面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应立足本民族的文化，在接受源自西方的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这才是新文化运动最终应有的方向，而这一方向又必须是从对传统的保守开始的。

二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贺麟先生曾有一鞭辟入里，至今读来仍耐人寻味的分析：“表面看，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因此，“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贺先生所论，实际揭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同于激进派的另一路向，即文化保守主义的路向，这一路向的代表为梁漱溟，其理论纲领是梁1920年演讲于北大，后经整理发表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如前所论，同样是面对传统，袁世凯、张勋是保封建帝制之守，保宰制化儒学之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主要是反纲常名教，但又笼而统之将传统文化看做古代文化，将西方文化等同近代文化，故又主张“全盘西化”，梁漱溟等人则是要保优秀传统文化的守，保孔孟真精神的守，故是文化保守。就反对帝制，提倡科学、民主而言，梁与袁、张之流绝对对立，而与陈独秀等人处于同一战线；但就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而言，梁又与陈独秀等人存在较大的分歧，是对后者的一种反弹与纠正。什么是文化？这是保守文化者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在梁漱溟看来，所谓文化，不外乎人类生活的样法。人类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之所以存在差异，就在于这一民族与另一民族的生活样法不同，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态度、方法不同。梁先生将文化的差异最终归于意欲，并提出著名的中西印人生三意欲说，现在看来不免有简单、粗糙之嫌，但他却敏锐地抓住了文化的民族性问题，文化不仅有时代的差异，更有民族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不能简单地用古、今来说明的，更不能因为有现代化而一笔勾销。自然，梁漱溟是承认中国文化是落后于西方文化的，认为这都是“西洋人比我们多进了一步的缘故”。所以中国文化的当务之急是“思想的改革”、“哲学的更新”，需要经历西方那样启蒙的冲击与洗礼。

　　因而，对于陈独秀等人倡导的科学和民主，梁先生表示了一种由衷的赞同，认为“现在西方化所谓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之二物，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和“全盘承受”，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对于西方德谟克拉西精神的核心，梁先生认为其实就是“人”的观念，“必要有了‘人’的观念，必要有了‘自己’的观念，才有所谓‘自由’的。而西方人便是有了这个观念的，所以他要求自由，得到自由。大家彼此通是一个个的人，谁也不是谁所属有的东西，大家的事便大家一同来作主办，个人的事便自己来作主办，别人不得妨害。所谓‘共和’、‘平等’、‘自由’不过如此而已，别无深解。”而中国最缺乏的恰恰就是“人”的观念，人不过是“皇帝所有的东西”、是“皇帝的臣民，他自己一身尚非己有，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可说呢？”“因此，中国‘治人者’与‘治与人者’划然为两阶级，就生出所谓尊卑来了”，“西方一个个人通是‘治人者’，也通是‘治于人者’，自无所谓尊卑上下而平等一般了。于是这严尊卑与尚平等遂为中西间之两异的精神。”梁先生进一步指出，民主、共和制度之所以迟迟不能在中国社会安设，虽然部分是由于袁贼的野心和军阀的捣乱，但从深层次说，“全然不是某一个人的罪过，全然不是零碎的问题”，其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一般国民虽身处西方政治制度之下，却仍保持着东方政治制度下所抱的态度。此种态度不改，西方的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安设上去！可见，梁漱溟对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理解绝不在陈独秀等人之下，其对尊卑贵贱、纲常名教的抨击，对改造“国民性”的呼吁，也与陈独秀等一脉相承，同属于“五四”新文化的范畴。

　　与激进派视孔子为“君主政治之偶像”、“封建道德之代表”不同，在梁漱溟眼中，孔子思想的核心乃是一种人生哲学，是一种“不计利害”、“一任直觉”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要求人们不弃世、不厌世、不离世，而“以生活为对、为好”，不是教人在彼岸求涅槃、得拯救，而是在此岸、现世中去发现人生的乐。这种态度的核心就是仁。“所以孔子教人就是‘求仁’”，“一个‘仁’就将种种美德都可代表了”。孔子的人生哲学，虽缺乏“一般宗教所有的一二条件”，但通过礼乐、孝悌的实行、提倡，又与“其他伟大宗教对于人生有同样伟大作用”。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而且仍将是国人安身立命、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所以只有回到孔子的仁，“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一个结果”，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否则我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

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保守派代表了在科学、民主原则下重建中国文化的两个方向：激进派从进化论看中西文化，以中国文化为“古”，西方文化为“今”，故主张全面否定传统文化，通过“全盘西化”来重建未来的中国文化；保守派则认为中西文化虽有古今之别，但也有民族性的差异，西方文化不可能取代中国文化，故主张“掘发固有宝藏”而“善护其元气”，同时在对传统文化“掘发”、“护养”的基础上，去吸收、容纳西方文化。激进派以中国固有文化为“旧”，以外来西洋文化为“新”，“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的余地”，故主张舍旧求新，破旧立新；保守派则认为，“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故主张“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叫做推陈出新。激进派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现代批判传统，以西方现代性重估中国文化，以外来西方文化启自己思想之“蒙”；保守派则持一种“双向批判精神”，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展开双向的批判，既以西方的科学、民主批判传统的尊卑贵贱、纲常名教，又通过回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本源，对西方文化进行反向的“价值重估”。激进派着力于反传统，揭露传统的弊端，鞭笞国民性格的阴暗面，以获得个性的自由与解放；而保守派则通过洗汰，重新认同传统，发掘其特殊的文化价值，以达到文化的自觉与反省。激进、保守两派虽然存在种种差别，但又形成以下共识，具有共同的立场：一、他们都接受科学、民主的价值原则；二、他们都反对帝制，反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正因为如此，他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一种固定的成见，将新文化运动仅仅理解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而将梁漱溟等人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或排除在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偏见。按照这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只能是激进，只能是反传统，而一当人们发现传统其实是并不能完全被否定的，“全盘西化”此路不通时，便会回头质疑“五四”、否定“五四”。同样，当人们感慨科学、民主的大业步履维艰，阻碍重重时，又会回望“五四”，重新举起“五四”的大旗，但他们手里紧握的却只有激进和反传统。凡此种种，都与对“五四”的片面理解有关。其实，早在“五四”运动高潮的1919年，李大钊就在一篇题为《新旧思潮之激战》的文章中表达了“新”“旧”并存的思想。其文云：

　　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又确信这两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李大钊反对“横暴政府的压制”和试图借助“强暴势力”压制不同意见的人，但认为在排除了政治势力的干扰后，新、旧思潮并不会因此取消，而是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并存共进”，共同推动思想、宇宙的进化。今日读李大钊此文，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启人神思！与今日非此即彼、对“五四”新文化的片面理解，相差又何止千里！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曾指出：“五四运动一方面是彻底反儒教主义、反传统主义、破坏偶像的运动；同时一方面又形成了与以上相反的重新评价和继承传统的倾向。”认为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实际上是和五四运动同时并行的”，主张应“将熊十力哲学的形成看成了五四运动的一部分”。这些论述可谓精辟深刻，相当程度地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真实全貌。

　　其实，人们之所以将文化保守派排除在新文化运动之外，主要是片面、形式地理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新”，认为既然是新，自然就与旧无关，“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之理”，这样实际还是用激进派的眼光看“五四”，最终又落入激进派的窠臼之中。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一种更为宽阔的视野，一种超越激进与保守之上的眼光，去重新回望“五四”、审视“五四”、继承“五四”，庶几才能走出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才能以包容的胸怀、宏大的气魄去重建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换一种视野，就会发现“五四”与传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正是“五四”之后，出现了国学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不论是“整理国故”派，还是弘扬传统派，在国学研究中达成了共识：就是“再造文明”，绝不可简单地抛开传统。这与80年代的激烈反传统，到90年代后向传统回归，直至今天的“国学热”，实际是一致的。人为地将“五四”与国学对立起来，恐怕还是我们对“五四”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九十年后回望“五四”，一方面，“五四”先贤开创的科学、民主大业尚未真正实现，任重道远，青年仍需努力；另一方面，现代化在解放人的个性，释放人的物欲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种种负面——人文精神的沦丧、价值和存在的迷失、道德意识的危机、生命本性的困惑等等。面对这些问题，就要抛弃偏激、狭隘的思维方式，避免从传统与反传统中去寻找答案，而应努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一方面，回到中国文化的人伦之理，重新反省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的本体和“人道之尊”；另一方面，继续思想的启蒙，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激进者可以继续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着力对传统及现实中一切不合理的制度、现象进行抨击、批判、改造；保守者则可以着力阐发传统的人生智慧、核心价值，以和谐、仁爱去唤醒现代迷失的人性。激进者应检讨自己对传统的粗暴、简单，缺乏理解，以免这种激进反成为了一种“保守”；保守者亦应警惕滑向复古顽固，重要的是二者要形成共识、形成共同的立场。

　　康德在回顾德国启蒙运动时，曾意味深长地说：自由和平等还是我们的座右铭，它们的结合点则是在看不见的教堂。九十年后回望“五四”，我们也应在“五四”科学、民主的大旗上，再加上“和谐”、“仁爱”四字。科学、民主、和谐、仁爱，这才是“五四”的精神，是“五四”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文化遗产。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14 16:48

论五四运动的真正革命意义

王伟光


（2009年5月4日）




        在90年前的今天，爆发了一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主义革命运动，即五四运动。今天，纪念五四运动，就要真正地认清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总结五四运动的革命经验，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伟大精神和优良传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

     90年前的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标志。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于，它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国近代历史展开了新的篇章，五四运动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社会主义开启的革命意义。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和基本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第二步不间断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只有完成这两个相互有机联系的革命任务，中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振兴中华，建设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目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性质上来说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农民阶级为主要同盟军，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阶段，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分为两个时期，五四运动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对象都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但革命的领导阶级、革命的性质、革命的最高纲领、革命的指导思想则根本不同，革命的结局也就根本不同。
    为什么？原因很明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主要革命对象应当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中国首先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然而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赞成革命和怀疑革命的两重性，决定了它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因而领导不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担当不了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也都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建成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的革命。辛亥革命既成功又不成功、既胜利又失败，推翻了清朝皇帝，但却被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成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且越发沉重。辛亥革命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无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先生的旧三民主义不能成为引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指导思想。
    那么，中国的命运如何，中国向何处去，孙中山先生发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构想的三民主义理想如何实现，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怎样完成？只能由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制定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究竟新在哪里？第一，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第二，是要进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间断的革命，最高纲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第三，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第四，要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第五，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

    五四运动致使中国近代史发生重大变化，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实现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功不可没。五四运动直接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导致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导致中国人民选择了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道路。它的历史地位在于：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经验引进中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同志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带动了全世界的也带动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道路 ——这就是结论。”五四运动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发生和发展是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矛盾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它的产生和发展趋向受到处于十月革命爆发和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的世界局势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国家日益走向腐朽和无产阶级革命方兴未艾的世界局势，以及旧中国继续延续甚至更加恶化的黑暗现实，特别是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思想武器产生了怀疑，感到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等思想武器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而三民主义又无法解救中国，到底什么思想能解决中国问题。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震撼和影响，使他们开阔了眼界，认识到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不是资产阶级，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武器，而是工人阶级、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救中国的目的为什么达不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十月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答案，他们冲破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藩篱，冲破了旧民主主义民主、科学、爱国主义的精神界限，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工具，选择社会主义为中国的唯一出路。
    五四运动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启发了中国人民的觉悟，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一次深刻的反帝反封建专制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最突出的思想贡献就是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使中国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民主民族解放之路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转折。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涌入中国，什么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一时沉渣泛起，鱼龙混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反复比较，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十月革命道路。这是五四运动的根本方向，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政治主流。
    第二，致使中国阶级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推动工人阶级代替资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在五四运动中，英勇地出现于斗争最前列的是学生群体，他们起到了先锋作用。然而5月4日之后，自6月5日起，上海六七万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随后，工人罢工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大到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城市，工人的奋起增添了五四运动的声势。事实上，五四运动时的工人阶级已由辛亥革命时的五六十万人增加到二百万人。五四运动使一个重要历史事实终于发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走上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线，工人阶级参与斗争，表明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发生重大转向。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斗争的主力由学生变成工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使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中国工人阶级以特有的革命性、战斗性和组织性，成为五四运动后期的主力军，作为新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五四运动的经验表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依靠力量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离开中国工人阶级，离开了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包括农民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壮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阵营，不可能完成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第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理论、阶级力量和干部准备，推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五四运动洗礼，1915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经历了一次严峻的分化。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和个人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高潮时退出了斗争；能够起领导作用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坚决的左翼知识分子转向了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和建党准备。自此，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开始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中国的未来。然而工人阶级是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必须由其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从外部将正确思想灌输到工人阶级头脑中，引导工人阶级发挥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和主力军的作用，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五四运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促成思想武器和物质力量相结合。毛泽东同志说：“即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两年后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第四，促成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理论联系实际、与工农结合的革命道路，标明中国青年运动和知识分子发展的正确方向。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经验。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具有觉悟、更广泛，他们介绍了西方先进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在斗争实践中亲眼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依赖于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知识分子一定要同工农相结合，接受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与工农相结合，接受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中国革命将一事无成。

三

    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所倡导并高扬的三面大旗，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发扬光大的精神遗产。
    五四运动所体现的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精神有着明确的、具体的、历史的、革命的含义，这就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鲜明特征和具体内容。
    1915年由《新青年》杂志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新文化运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五四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奏，启发了五四运动，为五四运动做了舆论准备和思想拉动。五四运动又使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转向，赋予新文化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和解放的新鲜内容，构成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初期的新文化运动针对辛亥革命失败后十分猖獗的维护封建专制的复古尊孔的保守思潮，展开英勇斗争，实质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的反对封建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试图使用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武器救治中国，反对封建中国在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的黑暗，提出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也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功绩。
    初期新文化运动有许多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参加，在集中火力批封建主义、批孔时，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明显，可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随着具有真正革命性质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分野。一支仍然坚持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转向更加保守甚至反动，反对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走彻底革命的道路，他们退出了斗争，脱离了工农大众，个别人甚至走上工农大众和革命的反面；一支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向彻底革命，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五四运动导致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占了上风，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与五四运动结合在一起，又可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潮流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鲜明特点。这个鲜明特点表明，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所推崇的民主、科学、爱国主义精神发生了根本性质和具体内容的转变。
    所谓“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爱国主义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导向。当封建主义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时，初期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然而他们提倡民主与科学，是为了“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新社会”，即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这对于解决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之国家，使之强盛，是有爱国主义意义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所大力提倡的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的新文化，实质上是用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用资产阶级民主、科学来反对封建专制、迷信和礼教束缚，用资产阶级共和国来代替封建专制国家，所追求的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民主解放，是资产阶级和少数人的民主解放。中国人民民族解放的历史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民主、科学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处方是解救不了旧中国的，不能给旧中国以真正出路。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严重弊端在当时现实生活中已暴露无遗，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新文化运动的左翼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产生怀疑，对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产生怀疑，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思想、新途径。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在他们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他们还在苦闷中摸索时，俄国十月革命给他们指出一条光明之路。国内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促成新文化运动的左翼知识分子开始抛弃资产阶级主张，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时他们所主张的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的实质内容已经开始发生了性质上和具体内容上的根本变化。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以后，并没有抛弃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精神，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深刻的时代的、历史的、革命的内容，民主不再是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强调铲除封建专制和少数人阶级特权的，以多数人的、劳动阶级为主体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科学从此成为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的对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认识；爱国主义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大众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的具体目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取消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斗争，而是掌握了比资产阶级政治理论更加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没有放弃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而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有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人民民主，有了建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共和国的奋斗目标。
    真正继承和高扬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光荣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民主和科学旗帜，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同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坚决不妥协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人民民主，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爱国主义的伟大理想。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又不失时机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更加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共产党最鲜明地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精神，最彻底地实现了五四运动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主张。今天，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泛化的，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CASS网发布时间：2009-5-7 9:33:31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14 16:49

科学与民主仍是时代精神

金冲及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和李大钊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这个日子确实是很值得纪念的。
        从近代以来，中国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已经走过了近八十年。五四运动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以前和这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首先，五四运动是中国第一次发生的席卷全国、有着各阶层民众参加、具有巨大声势和威力的群众运动。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
        以往，中国人民也有过多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政治行动，可是它们或者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或者是只有较少数人参加的爱国活动。五四运动就大不相同了。它牵动的社会面如此之广，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在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冲刷，可以使大群大群的人们短时间内在思想上发生剧烈而巨大的变动。这种成千上万人的思想大变动，在一般情况下往往多少年也难以达到，也不是几个刊物或者几次讲话的影响所能相比。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包括早期的共产党人，几乎没有谁不曾受到过五四运动的影响。
        这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还使当时的先进分子真正看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所在。吴玉章同志回忆五四运动时说：“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还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
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
        其次，五四运动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它称为中国民主革命新时期的开端。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从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开始的。它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愚昧和迷信，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恶果。《新青年》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气势，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更不用说它以前的了，确实起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它带来思想的解放，清扫了地基，为人们接受新思想做了准备。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仍是在西方式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鼓吹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着眼点主要是个人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它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写的是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被赞扬为“女性的自觉”。鲁迅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
        的确，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那样黑暗，旧的社会不改造，个人再努力，也没有前途可言。离开社会的改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连生存也难以得到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思想界被提到突出的地位。
        但在最初一段时间，社会怎么改造，要建设的新社会是怎么样的，人们并不清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会引起中国人那样注意？原因就在这里。作为先驱者的李大钊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便是中国人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当然，当时有这样认识的人还不多。
        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人们处于异常激动和兴奋的状态。一系列尖锐的问题摆到人们的面前：经历过这样一场急风暴雨的冲刷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当运动高潮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人们从过去宁静的以至孤寂的小天地里惊醒过来，投身到火热的集体生活中。当运动逐渐平伏下来时，一部分人回到自己原来习惯的生活轨道上去，而一部分先进分子转向更深层次的探索，并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结成社会主义团体，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终于成为新思潮中的主流。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继续在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下继续奋斗，并且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不到他们中间去，不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只把眼光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进，仍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应当为僵化的教条所束缚，也不是单靠学院式的推理就能解决，必须深深地扎根到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脚踏实地地找到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办法。这自然比只在书房或会议室高谈阔论要艰苦得多。可以说，经过五四以后，人们对科学和民主的认识，比以前是更加深刻、更加切合实际了。他们是初期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前面所讲到的这两点，都同北京大学是分不开的。这场席卷全国的爱国群众运动的发端，是五月三日召开的北大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决定第二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而中国最早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是一九二零年初在李大钊的主持下，由北大一批青年学生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会。在中华民族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北京大学的这种地位是其他任何单位不能代替的。这是北大的光荣。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CASS网发布时间：2009-5-5 11:42:24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14 17:33

历史的五四

作者：□商金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时间：2009-05-08





　　五四运动与五四精神的命名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学生“因山东问题失败”，怀着满腔的怒火，到天安门集会、宣读《北京学生界宣言》，又游行到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

　　天安门集会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壮举留下许多文献资料，其中最珍贵的要推顾兆熊《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张东荪《“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这三篇“短评”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三份文献。

　　顾兆熊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他在5月4日天安门集会游行后的第五天发表了这篇评论，是目前见到的有关五四最早的文献资料。顾兆熊称5月4 日的行动为“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是铲除“旧秩序”与恶社会，建设新秩序、新社会的“示威运动”；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 的“示威运动”；是“良善分子与恶劣分子”的“可贵”的“决斗”，并由这场运动展望国家的未来，对前途充满憧憬。顾兆熊把5月4日的集会游行界定为“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把集会游行上升到“运动”的层面，充分表现了一位北大教授的远见卓识。

　　作为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对顾兆熊所说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作出了更准确、更鲜明的历史定位。他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词。“五四运动”这个词显然比“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的提法更响亮、更简洁、更好记。

　　张东荪是政治活动家、上海《时事新报》的主编。虽说他的《“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比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晚一天发表，但他的这个“‘五四’精神”的提法，比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更明晰，更动听。

　　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最可贵之处，是最早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词，给“五四运动”命名；张东荪《“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可贵之处是最早提出了“‘五四’精神”这个词，给“‘五四’精神”命名。前者侧重在给“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作历史定位，后者侧重在给“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的“ 精神”作历史定位。“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这两个词，光彩夺目，相互辉映。从此，“五四”两个字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最神圣、最鲜明、最响亮的名词，“五四精神”成了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

　　五四运动的阐释

　　自1919年以来的漫长岁月里，人们对五四运动的解释大致有以下五种。

　　一是1919年的五四，即所谓“狭义”的“五四”。蔡元培1920年5月4日发表的《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甘蛰仙1923年 5月4日发表的《唯美的人格主义——第五个五四的感言》、1928年5月4日《中央日报》社论《五四运动的成绩》、1931年5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社论《五四运动与今后学生应努力之新途径》等有代表性的文章，都是指1919年的“五四”，虽说也把“五四”上升到“政治的运动”、“国家的运动”、“国民运动”、“民族运动”、“打破恶社会制度的运动”的高度，但都认为学生是这场“惊天动地的大运动”的“中流砥柱”。

　　二是1919年起截至“民国十年止”的“五四”。周作人在《五四运动之功过》中说：“五四运动是国民觉醒的起头，自有其相当之价值……五四是一种群众运动，当然不免是感情用事，但旋即转向理知方面发展，致力于所谓新文化的提倡，截至民国十年止，这是最有希望的一时期。”

　　三是“从火烧赵家楼的前二年或三年起算到后二年或三年为止”的“五四”。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中说：“ 五四”应该“从火烧赵家楼的前二年或三年起算到后二年或三年为止。总共是五六年的时间。火烧赵家楼只能作为这运动发展到实际政治问题，取了直接行动的斗争的态度，然而由此也就从顶点而趋于下降了。这样去理解‘五四’，方才能够把握得‘五四’的真正历史意义。”

　　四是“民国六七年的五四运动”。1935年5月5日，张熙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国民人格之培养》一文中，有“民国六七年的五四运动”一句话，将“五四运动”作了“广义”的阐释和解读。“民国六七年的五四运动”这个提法，立刻得到胡适的赞同。胡适在随后发表的《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一文中说：

　　他（张熙若）把“五四运动”一个名词包括“五四”（民国八年）前后的新思潮运动，所以他的文章里有“民国六七年的五四运动”一句话。这是五四运动的广义，我们也不妨沿用这个广义的说法。

　　五是“1915－1920年”的“五四”。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中说：“‘五四运动’既是指1919年5 月4日的学生爱国运动，又是指一个时期的新文化的思想运动，即1915－1920年这一段。……五四运动既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结束，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是二者交替的时期。”

　　五四精神的阐释

　　对五四运动的解释不一，以及各自的立场不同和认知的差异，再加上时代的影响，五四精神的阐释也色彩纷呈。

　　罗家伦在1919年5月26日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将“五四运动”的精神归为“三种”：第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是社会裁制的精神”；第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并三呼万岁：“学生牺牲的精神万岁！”“社会裁制的精神万岁！”“民族自决的精神万岁！”

　　张东荪在1919年5月27日发表的《“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一文中将“五四运动”精神概括为“雪耻除奸的精神”。

　　傅斯年把“五四精神”说成是“北大的精神”。他在1919年9月5日撰写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

　　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北大的精神大发作。社会上对于北大的空气大改变。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候，处在这个地方，自然造成一种新生命。

　　太空在《五四运动之回顾》中第一次把“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民主”精神：

　　五四运动的动机，就是山东问题，外交问题；但是说到五四运动的精神，决不如此单简，五四运动的精神到底什么？就是发挥“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精神，拿出最大的努力，斩断奴隶索子，打破黑暗势力，创造我们的新生命！

　　罗家伦的“三种真精神”说、张东荪的“雪耻除奸的精神”说、傅斯年的“北大的精神”说、太空的“‘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精神” 说，代表着当年人们对五四精神的界定和理解。而所谓“北大的精神”，大概也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当年倡导并凸显出来的“思想自由”的原则，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的精神，以及“内图个性的发展，外图贡献于人群”的新信仰。类似的观点一直延续到1920年代末。1928年，叶圣陶创作的长篇《倪焕之》第二十章专写五四运动，书中将五四精神归纳为青年的“自己批判的精神”、“怀疑”精神、嗜尚“西洋的学术思想”的精神、“德谟克拉西”的理想等。

　　1930年代人们对“‘五四’精神”又有了新的阐释，郁达夫的阐释颇具代表性，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

　　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那里会有？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

　　1940年代五四运动成了研究的“热点”。毛泽东的《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发表后，五四作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成了评价五四运动的准则。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规定“五月四日为青年节”。1945年5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七届年会定5月4日为文艺节。1949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郭沫若1941年在为“五月四日为青年节”写的《青年哟，人类的春天》中说：

　　我们把“五四”定为青年节，也就是这种意识觉醒的明白表示了。我们希望：“五四”运动时所表现的那种磅礴的青年精神要永远保持下去，而今后无数代的青年都要保持着五四运动的朝气向前跃进。继承“五四”，推进“五四”，超过“五四”。使青年永远文化化，使文化永远青年化。

　　沈从文在纪念五四的一系列文章中均谈到“五四精神特点是‘天真’和‘勇敢’”。杨晦在《追悼朱自清学长》一文中说：“五四”时期“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五四’时代的青年都有一种朝气，一种冲劲，以一种‘冲决网罗’的精神，跟中国的古老社会决裂，甚或宣战”。郭沫若在《“五四”课题的重提》一文中说：“‘五四’运动的课题是接受赛先生（科学）与发展德先生（民主）。这课题依然是一个悬案。”“我们今天的任务，依然要继续‘五四’精神，加紧解决我们的悬案：接受科学并发展民主。”“今天要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要做到这一层，总要有政治的民主化为前提”。在《学术工作展望》中他再次谈到五四以来的课题：实现科学与民主，到今天依然是我们学术工作者亟待解决的课题。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14 17:34

九论五四

作者：□李继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时间：2009-05-08



　　历史记忆与现实体验的交织可以催生或复活很多有意义的话题，且可以通向多维无限的论域，然而这里仅从文学及史学的角度拈出九点，略陈管见，以表对五四90华诞的深切纪念。

　　其一，激扬青春的五四

　　五四时期最具标志性的期刊《新青年》，其最大的符号功能就是“激扬青春”，塑造时代需要的“新青年”，认定 “后来责任，端在青年”。主编陈独秀大声疾呼：“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由此也集中体现了旨在“立人”进而“立国”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宏大目标。后来新中国难忘“新青年”而将五四定为“青年节”，不仅是正当的历史回馈，也表明歌颂青春、言说青年是“五四学”难以绕开的话题。难怪有学者认为五四本体文化形态主要是“青年文化”，后人称颂和纪念五四也多以“青春”的名义。

　　其二，意在创新的五四

　　新文化运动对文化创新的渴望和追求是不言而喻的。这在五四文学实践中也体现得非常鲜明。不仅文学创新成为一种大趋势，新文学蔚然成为一种“运动”，而且文化生活的社会现实变化也生动地体现了五四的创新追求和历史作用。迄今，我国的各级青年组织所颁发的“五四奖章”或其他奖励及重要活动，也大都以五四精神为旨归，充分体现“爱国、奋进、创新、奉献”的精神内涵，将当年青年不畏险阻、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发扬光大。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对中国来说就是一种创新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中国化其实也是创新的一种主要方式。这样的文化创新追求在中国仍须“可持续发展”。

　　其三，策略批判的五四

　　我们知道，五四是以民主与科学等现代性精神为核心而建构的文化体系，其根本的文化立场便是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叛逆和对现代新型文化的创造，其主要的文化策略便是通过深广的文化批判，呼唤新文化、新道德的诞生和发展。先驱者们对因循守旧的传统思维习惯的厌弃，使他们面对陈腐却又庞大的旧文化传统，必然“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新的文化姿态、行为方式以及“上下求索”的追求过程，对开辟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和“新文场”来说，显然具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五四先驱们蒙受的委屈多矣，但他们对文化批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却总是坚信不疑。即使温和如胡适，也曾将《新青年》的文化言论明确概括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从文化发展战略来看，当年鲁迅一代先驱者的文化批判实际就是破除黑暗铁屋子的文化策略，维护的恰恰是中华文化的再续再生。而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话语锋芒及激烈言辞，也有意识地戴上了策略批判的意味。

　　其四，性别和谐的五四

　　向来作为被蹂躏、被压抑的“隐形”文化形态的爱情文化和女性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终于比较彻底地冲破了封建礼教和男权文化的禁锢，以相当动人的姿态上演了恋爱自由和女性解放的歌舞。几千年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性际关系的措置上可谓煞费苦心，曾经制造了数不清的人间悲剧。由此，也更使人难忘五四：是它对传统的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等礼教观念给予了猛烈抨击，使现代性别观念得以基本确立，并在文学中有了相当充分的表现。由此出现的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和谐的“小合唱”，也具有了深长的文化反思意味。

　　其五，文学母题的五四

　　五四文学丰富的文化主题意蕴也是具有资源性的。这主要体现为这些主题意蕴同时具有文学母题的性质，文学母题及其重写或衍化，成为新文学发展史上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如在五四时期，作为理性主题意蕴的科学主义和人道主义，在赋予五四文学以现代性的“科学性”和“ 人性”的时候，将“白话文学”的优势和“人的文学”的魅力表现得相当充分——广义的科学精神与人道精神，对身处“铁屋子”中甚久的人们来说，是启蒙启迪启智的法宝，也是动人动心动魄的灵药。这样的文学主题意蕴仍然化为重要的文学母题，在此后的文学世界中仍时或像幽灵一样出没。

　　其六，文化传播的五四

　　没有文化传播也就没有五四，这种历史史实非常确切，足可以将这一判断纳入文化共识或常识的范畴。不仅西学东渐的诸多大事件格外引人瞩目，就是那些习见的报刊，也发挥了惊人的作用。当年出版业在培育新读者的同时也为自己培育着市场。新读者的加盟激活了文学市场，新出版物的社会需求量迅速增加。当时出版人和编辑已充分体认到读者的重要性，试图和读者建立直接的沟通和对话关系。他们在刊物上开辟了“读者专栏”，使编辑能直接准确地了解读者的思想动态和他们对刊物的意见。

　　其七，文化磨合的五四

　　新文化除了须与西方文化的磨合之外，也有与传统文化磨合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顺应时代生活而进行置换和化用。五四作家的文学文本就体现了这种文化磨合的特征，也就是说，与传统文学判然有别的新文学，作为在多元文化交汇、融通中生成的文学现象，尤可视为是在中国与世界的“磨合”特别是“文化磨合”中诞生的文化产物。我认为中国与世界的积极“磨合”尤其是极为深广的“文化磨合”，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整体追求，而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就是开启这种整体追求的极为关键的历史阶段，对后来的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定下了“文化磨合”而非“文化碰撞”的发展基调。即使仅仅从文化修辞角度讲，此种“文化磨合”说也较之于曾经流行甚广的“文化碰撞”说对中西文化、文学关系的描述，当更准确、更本质，也更合乎求和谐、求共生、求沟通、求发展的人类愿望。

　　其八，“文化创语”的五四

　　在文学革命亦即创造新文学的追求中，充分地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的精神特征，由此也构成了一次相当彻底的对旧文化、旧文学的变革，并凝练成为新语词、新话语和新语法，现代汉语书写由此成为文化潮流。新语词、新话语和新语法的生生不息并通过文学而影响世道人心，正体现了五四人创造新型文化和“文化创语”的业绩，这也就使我们领略到了五四文化创造的有如太阳初升般的伟力。对此，五四时期标志性作家和代表性作品均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明，并对所谓 “文化失语”说给予必要的校正。

　　其九，面向未来的五四

　　从文化创新角度看，五四诚然是一个伟大的开端，也一度取得了显赫的文化创新的业绩，但还难以说已经取得了如所期许的成功。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反帝、反封等等，大多还局限于话语层面或仍然处于文化创新的初级阶段。大致可以说，当年既未获官方鼎力支持又未获大众普遍接受的五四新文化，在当时整个文化格局中还并未争得主导地位或成为真正的主流文化。知识者“醒后无路可走”的困境和不期而然的分化，以及此后时局的变迁、革命的高涨、救亡的急迫、强权的延宕，也都表明五四新文化的许多重要命题对中国而言仍具有“未来学”的意义，甚至在较长时期都仍是典型的“中国难题”。后人仍会将民主与科学、自由与人文、平等与法治以及其他现代性文化观念付诸百折不挠的社会实践，从而保持文化更新的内在活力。我以为，五四时期大抵算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真正的春天，值得格外珍惜、珍重和不断的怀念与拥抱。

　　在这里，所谓九论，其实也是“九脉”、“九维”、“九命”，喻示着五四文化“经脉”的顽韧、通达，五四文化精神维度的多元、多向，五四文化命运的强健、博大。言而总之，伟大的五四意义极其深远，即使是所谓历史局限和诸多令人反思之处，也令人回味不尽，感念不已，时时回顾，也当有益于建构我们共同拥有的未来。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14 17:36

父亲杨晦与五四运动

作者：□杨镰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时间：2009-05-08





　　杨晦，1899年生，辽宁辽阳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是“火烧赵家楼”的直接参与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一级教授。1983年逝世前，每年北大校庆（5月4日），篝火晚会的那把火，总是由他点燃。

　　从我记事起，五四就是我们家的主要话题之一，每年五四，也是我们家的节日。我的父辈，当年闯关东到了东北，成为辽阳赤贫的农民。父亲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后来经人介绍到辽阳县城的邮局当学徒，工作就是收发报纸信件。工作辛苦，报酬微薄，可他却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做学徒的那几年，是1914年到1917年，正好是新文化运动发展壮大的时期，在县城的小邮局，他能免费读到《新青年》等杂志、报纸，较早地领略到了新文化的气息。这个意外机缘，使他不再安于现状了。

　　1917年，东北的一个军阀提出，如果谁考上北京的大学，学费一律由他负担。我父亲跃跃欲试，到北京后就坚持要考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当时考了两门课，外语和作文。我父亲的作文考了唯一的一个满分，外语却考了零分，因为他根本没学过外语，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得知后，特批他入学，蔡先生说：“外语不会可以学，但有这么好的文学功底很难得。”入学之后，父亲努力学习英文，成为民国前期的翻译家，翻译过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古希腊的悲喜剧等。因为他知道光能表达自己对文化的向往还不行，还要通过和国际交流，汲取更广泛的精神营养。作为北京大学的新生，他很快投入到学习进步的科学、民主、文化的时代潮流。在五四前后走上文坛、学界的老一辈学人，大多都能掌握两门以上的外语，学贯中西。

　　对这一段生活，父亲回忆得特别多，他曾用“震撼人心”来形容他来到北京，从一个偏僻的小地方，融入当时的文化中心，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感受。陈独秀等人的著作对于他们那些学子，他评价说简直就像新的经典，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从穷乡僻壤到文化中心，这个巨大的精神跨越，使父亲终身难忘。

　　关于五四运动，我父亲是这样给我们讲的，当时的学生们是“没有预谋”的，完全是热血青年们出于对官场腐败的义愤，出于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担忧，没有谁组织，事先也不存在具体的目标，自发地走上街头。他记得当时在一些围观的人自动簇拥之下，大家一起走到赵堂子胡同附近，然后发生了“火烧赵家楼”这一标志性事件。根据他的讲述，我们是这样理解五四运动的：从辛亥革命开始到五四运动，水到渠成、适逢其时，五四是民主、科学精神在中国走向普通民众的一个标志，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进入现代时期的分水岭。

　　对“火烧赵家楼”，我父亲曾说过，当时学生们群情激昂，可是没有事先设定目标，至少当事者（亲历者）并不知道。到了“赵家楼”，就是要和他论理，可他大门紧闭，避而不见，学生们就翻墙进去了。那时取火并不方便，学生们也没有预先携带打火器之类，我父亲认为，火应该是主人自己点的，目的是驱散学生，嫁祸于学生。但是，作为一场革命，它需要这把火，这把火成了一个象征。

　　对于五四运动毁灭传统文化的说法，我认为似乎有隔岸观火之嫌。就五四运动的这批倡导者来说，他们的旧学学养都很深厚，他们才真正是融新旧于一炉的人物。实际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文境界与传统文化是不可能割裂的，二三十年代在现代思想的形成过程的作用，被低估了。以鲁迅先生为例，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认同，并不是一句“打倒孔老二”可以代表的，然而运动需要口号，需要象征，尤其在那样一个新的希望就在眼前的过渡时期。有偏颇之处，是20世纪社会急剧变革的特征。

　　一块土壤快要干涸了，它需要转机，但却不是割裂，也割裂不了。现代文化的萌生和发展，是非常细致的，就像春雨，要渐渐渗入人们的心中。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14 17:44

20世纪“中西文化”之争与“现代性”启蒙

作者：□刘悦笛（哲学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时间：2009-05-12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西文化”之争已经进行了一个半世纪之久，但这种种论争的真正意义上的逻辑起点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是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的，也就是经历了从器物、制度到文化的层层推进。中国社会的最早转型先是发生在器物层面上，其标志是求取武器精良的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当适应性转型转入到制度层面，其标志就是求取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真正意识到文化观念的变革才是最深层变革的，是以求取民主科学观念为目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他们率先将民族危机置换为文化危机，从而认定不从国民性之根本性入手就无以实现救亡图存。此时，无论是西方文化冲击所带来的“时代危机”还是中国文化受挫而生发的“民族危机”，都被转化为“文化的危机”。

　　我们就一方面来梳理20世纪“百年文化论争”的内在逻辑，以便从中找寻出文化论争的根本症结所在；另一方面，尝试立足于本土哲学和文化，来尝试重构一种不同于欧美模式的“全面的现代性”。

　　上篇  20世纪“中西文化”之争：问题与反思

　　所谓“中西文化之争”是指在西方文化介入之后由于思想来源与价值取向差异造成的立场不同而带来的文化论争。19世纪的“中体西用论”为后来的文化论争提供了理论累积，它打破了儒学定于一尊的文化传统而提出修正的方案，从而形成了“体用派”与顽固派的对立。五四新文化运动面对国门敞开后涌动而来的西方新潮，激进地颠覆孔子偶像和封建传统，同时“西化派”思潮异军突起而占据主流。20世纪20年代，“东方文化派”打出了复归传统的旗帜，西化派逐渐分化出资本主义的“西化”与社会主义的“俄化”两大阵营。20世纪5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各文化论争的源流皆归于一统。同时，肇源于孔化派的海外和港台“现代新儒家”却获得巨大的发展。80年代的大陆直面“文化大革命”后的文化荒漠，对外开放而再次输入西方思潮，以激进西化为主流的 “文化热”随之兴起。濒临世纪末，作为其反例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方兴未艾，中国文化日渐形成多元化发展的格局。

　　整个20世纪的中西文化之争，存在着三大方法论上的缺陷。第一个方法论缺陷是“整体观”的思想模式，它具体表现在：由于将文化看做一个整体，文化激进主义往往从实用性文化层面，文化保守主义则从理想性文化层面的结论出发推广到文化的全体，要么全盘反对，要么根本接受传统文化，从而表现出一种“越彻底越好”的整体性。第二个方法论缺陷是“文化决定论”的偏向，它首先表现为中国文化设计者们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它强调文化变革优先于政治、经济等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和前导性。所以，五四时期无论是激进西化的“陈独秀们”还是力主保守的“梁漱溟们”，都将变革的当务之急归于“文化运动” 而非“政治的问题”，而后代的文化论争也基本遵循了这一思路。第三个方法论缺陷——“理想化”的致思取向，它具体表现在无视于社会的“可能性”的现实变迁，而只是设计文化“应当”如何发展，即以理念性的“应当”取代了现实性的“必定”。百多年来文化论争中所体现出来的上述三种方法论缺陷，说明体现这些方法论的文化观念亦存在着相应的缺陷。因而，要走出 “自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思想，总是在复古、反古，西化、反西化或拼盘式的折衷这一泥沼里打滚，展不开新的视野，拓不出新的境界”的困境，就不能不转变我们的文化观念，从新的文化观去“观”我们的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现代性”思想的建构。

　　下篇  走向本土化的“全面的现代性”建构

　　在“中西文化”的张力之间，究竟该如何建构一种新的“现代性”呢？广义的“现代性”，是指17世纪启蒙时代以降（曾以欧洲为主导的）新文明的基本特性，它的基本理念包括“启蒙的理性”、“对进步的信仰”、“经验科学”和“实证主义”等层面。在欧美的思想史上，基本上存在两类对现代性的反思理路，一类可以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另一类可以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前者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线索，他们面对现代性都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基本是从审美批判的视角来反思现代性的。后者那种明确批判启蒙的思想线索是在下列人物身上出现的，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代哲学家，从霍克海默、阿多诺到哈贝马斯又形成了现代性思想的转型，这是一类在批判启蒙基础上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批判启蒙现代性”和“泛审美现代性”都被认为是“反思的现代性”或“现代性的反思”。

　　实质上，在这两种视角之间，我们可以获得一种“融合视界”的大视野。这种现代性，也就是介于审美批判与批判启蒙之间的新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应该兼具了审美批判与批判启蒙的积极特质，同时又是超越了这两种原初现代性的更高的现代性。这种“全面的现代性”的基本思想内蕴，包括如下四个方面。首先，以审美中和“主体性”，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其次，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远离“逻各斯中心主义”，从而塑造出一种“横向理性”与感性相交融的图景。再次，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反对科学、道德和艺术的绝缘分裂，从而趋向一种“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最后，以审美规划“社会尺度”，抛弃乌托邦的虚幻之途，铺出一条“新感性—理性社会”的路径。

　　总而言之，既然对于中国文化来说，“现代性的事业”尚未完成，那么我们就理应构建一种“全面的现代性”。如上这四个方面，恰恰构成了健康的现代性的完整图景，它探讨的无疑是一种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这种“全面的现代性”的建构，对于中国文化来说的确是任重而道远的。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14 17:45

从《新青年》作者群的分裂看五四时期的思想探索

作者：□张化冰（新闻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时间：2009-05-12



　　陈独秀在1915年初创《新青年》时，认为至少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该杂志才有可能对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影响。或许他没想到的是，《新青年》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实现了他所想的“推动中国人思想观念与文化风气变革”的作用。但是，思想上的分歧使得杂志在达到办刊顶峰的时候，《新青年》作者群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最终导致了分裂。这个过程反映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历程。

　　一、“谈政治”

　　和胡适、鲁迅等人相比，陈独秀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政治家。在《新青年》杂志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随处可以看到陈独秀“谈政治”的倾向和行为。胡适在 1932年回忆道：“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但是不容易做得到……民国六年第二学期陈先生来到北大，民国七年陈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因为要谈政治，另外办了一个《每周评论》，我也不曾批评它，他们向我要稿子，我记得我只送了两篇短篇小说的译稿去。”胡适之所以加入《新青年》，是因为他在美国时就寄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给陈独秀，陈独秀看后大为赞同，立刻撰文以和之，从而在文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变革，但两个人在文风和思路上之迥异却也可窥一斑。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2卷5号上，文中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件事，从思想内容、文法、用典、俗语俗字等方面进行了详尽分析，确是学术上的考究和探讨。陈独秀随后在2卷6号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与胡适的“改良”相比，他首先在题目上就冠以“革命”这个颇为激烈的字眼。他在文中虽然也谈到文学变革的方法，如排斥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等，但其立意却在政治革命。

　　《新青年》从第4卷第4号开始，增辟“随感录”专栏，陈独秀撰写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强调有关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目下政治上、社会上种种暗云密布，也都有几种悖逆学说在那里作祟”，因此，他决心“放胆一言”，以促青年猛醒。除却“随感录”，在“国内大事记”、“国外大事记”等栏目中，陈独秀也总是有评议时政的内容和趋向。总之，“一旦有风吹草动，陈独秀便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总要不失时机为介入和干预政治寻找借口和突破点。”这悖离了成立同人编辑部时“不谈时政”的宗旨，长此以往，便引起了《新青年》同人的不满。

　　二、问题与主义之争——以什么思想来救中国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新青年》阵营内部文化与政治冲突的升级，这是关于中国发展根本问题的争论——以什么思想来救中国，即渐进改良的“实验主义” 与根本解决的“马克思主义”的冲突。胡适曾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他率先发难的原因和动机：“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谈政治。”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对立，使得《新青年》作者群的分裂不可避免。

　　对于文化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而言，是很难界定的。胡适认为文化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这也是后来胡适积极参与政治，呼唤“好人政府”的重要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新青年》阵营内部的选择不同。胡绳曾经这样评价：《新青年》创导的“新文化运动使青年们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对国家危亡遭遇的警觉更使青年们认真考虑新文化运动提出来的问题，归根结蒂，问题就是以什么思想来救中国”。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从“一鳞半爪”变为了现实的学习和对比。李大钊以“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来比喻俄国革命与世界文明新潮流的到来。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和《战后之世界潮流》等文章，代表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新觉醒。相比李大钊来看，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认同就比较晚了。1919年2月，巴黎和会被美、英、法、日、意等五国操纵的消息传来后，陈独秀那“公理战胜强权”的信念才破灭，开始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和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日益坚定，胡适则抱着实验主义、改良主义的路子不放，《新青年》阵营两派领头人物思想冲突的日益加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作者群的分道扬镳。

　　三、《新青年》作者们的“歧路”——反思与启示

　　五四运动后，社会的各种力量出现了分化组合，一个问题出现在各派面前：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的思想文化又该如何重建？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所说，1920年以后，随着意识形态冲突的日渐加剧，知识分子的行动也就随之分化。

　　陈独秀和李大钊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胡适在1930年以后迅速倒向蒋介石政权；鲁迅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刘半农、钱玄同或远赴欧洲补充学识，或踱入书房研究古学；蔡元培仍然致力于现代教育事业，被誉为“现代知识界的卓越前驱”。

　　值得一提的是，曾在《新青年》发表《劳农俄国的农业制度》、《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等文章的周佛海和曾发表《关于广东工会法草案的讨论》等文章的陈公博却先后投靠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府，成为了历史的罪人。与周佛海、陈公博同时期在《新青年》发表文章，也是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李达、蔡和森等却能正确把握历史规律，在民族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毛泽东可谓《新青年》作者中最伟大的一位，他在3卷2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

　　《新青年》作者群中很多人撰写的文章曾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前进和发展进行了思想探索，甚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不同的是，在以后的道路上，有的人仍能紧紧把握历史规律，跟上历史前进的车轮；有的作者却不进反退，偏离了正确的道路，甚至成为了历史罪人；还有相当一部分作者采取“避世”态度，他们在《新青年》曾起过的思想启蒙作用便如昙花一现。

　　《新青年》作者们在短短数年间，激扬文字，传播新知，启蒙思想，在学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影响至深至巨。在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反思历史，挖掘和弘扬《新青年》先驱们身上的宝贵精神，以肩负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14 18:05

中国精神、六艺经学与五四的历史脉络

作者：□陈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时间：2009-04-30






　　五四能否将自身遣送到未来，就在于它如何成为数千年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要素或者内在环节。对五四的重新肯认，在今日中国文化复兴的语境中或许更加困难，因为保守主义的兴起有可能导致对五四的简单否定。

　　在90年后的今天，反思五四的语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反帝”与“反封建”所主导的五四叙述，毋庸置疑，是“革命”正当化的方式，而“革命”则为“现代”提供动力，“现代”本身又缔造着“新中国”的正当性基础。但今天，革命的语境已经不再，现代性的反思也持续了将近30年，中国在世界历史格局中的位置，也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中国能否在政教上提供自己的方式，已成为它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五四以来，普通中国人可以堂堂正正地立身天地之间的精神机制，亦即生活世界中的道德与伦理，也对“中国”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回应这种要求，五四就必须在一种富有建设意义的脉络里被思考，被关注的应该是“中国”概念的精神内涵及其未来，而不是现实存在的合法性。
　　五四：中国精神辩证发展的环节

　　我们知道，作为“现代”展开环节的五四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关联着一种外铄性的中国观——新中国观，其意义是由并未确定内涵的自由、民主、科学等来填充的，这个中国观是在与“旧中国”的对立中，亦即在“古今之争”中显示自己的位置的。但在其中，我们遭遇到作为复数的“中国”的冲突，诸种中国如何统一的问题，作为“中国”的“现代”问题，已经不能继续在它的有限现代空间里自我定位，而需要放置在数千年文明的历史及其未来中加以思考。将五四置于中国传统内部，重新加以脉络化，关联着五四本身的命运：五四能否将自身遣送到未来，就在于它如何成为数千年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要素或者内在环节。从这个角度看，五四的“反传统”不是在传统“中国”之外重建另一个“中国”，而应该在治疗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精神辩证开展的环节。将五四以来的文化，在 “古代”中国的传统之外，独立作为“一统”加以理解，会使得中国的概念缺乏深厚的支撑，很难摆脱去历史化、去中国化的困窘。换言之，五四对传统的批判，如陈独秀与鲁迅的批判，应该在中国思想的内部批判而不是外部批判的层面加以理解。但这意味着，需要从五四中汲取那些治疗、更新传统中国的要素；而在五四以来的历史脉络中生长起来的种种思潮，如果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自觉成为中国精神及其结构的要素，就必然缺乏远大前途。对五四的重新肯认，在今日中国文化复兴的语境中，之所以更加困难，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保守主义的兴起有可能导致对五四的简单否定，五四的意义反而不容易得到正视。五四有待开发的意义，与它以何种方式成为中国从精神基础层面进行自我确证的方式有关，这一点又并非现成给予，而是需要在艰难的思想劳作中才能加以呈现。

　　子学与史学对经学的僭政

　　当然，对中国精神的理解，即便是在古代，也有多种可能。事实上，百家之学就提供了种种不同的路径。但百家之学折衷于“六经”的经学知识结构最终保证了“中国”在观念层面上的统一性。经学主导史学与子学，同时又以二者为羽翼，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结构。这个知识结构构成中国精神客观展现的四重域（身、家、国、天下）统一的基础，其形塑的主体，退可以修身藏道，进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进退之间具有自由伸缩的弹性空间。但五四以来，随着“科学 ”的知识谱系被广泛接受，本来就已被抽去制度依托的经学，随之潜入隐性的层面。中国的学问于是以“国故”的方式被科学所“容受”。垂教万世的经学成为一代典章的史书。于是，做经学的人只是“考古”，并非“希圣”，经学成为“史学的经学”。另一方面，今文经学传统不满于“史学的经学”，而要做“经学的经学 ”，与其说是尊孔，毋宁说是“托圣”，其极端后果则是“子学的经学”的产生。而科举的式微则使六艺之学失去了制度的依托。事实上，由于以聚焦于修身的经学知识结构所对应的修身主体的逐渐缺位，六艺之学不再作为立国与成人的大经大法。即便如此，五四以来的历史，也并非通常所概括的那样，是从四部之学到分科之学的结构性嬗变与替代，而毋宁说是经学在虚位后不断地由各种思想与意识形态填充的过程，由此我们遭逢了一个可以表述为子学与史学对经学的僭政时代。经学成为自由探究对象的代价，是各种价值观念之间持续的竞争与冲突，而这种斗争的调节在现实性上却往往诉诸外部的势与力。

　　重提经学以开放中国精神的潜能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后果，就是经学的知识体系与科学的知识体系隐显错综。这固然是一个困局，但亦未尝不可成为五四的贡献。传统儒学塑造的是处于进退之间的个人：进而为儒，走政教风俗之路；退而则道，为审美艺文之学。虽然进退可以选择，但毕竟不能避免种种深深的困境意识，传统儒家也在试图寻找不受出处进退的影响、将修身与经世结合在一起的新方式。现代分科之学助成了知识的独立探索，以此与于斯文而经营天下，而这种方式可在一定意义上超越当下，形成对进退选择的一种有益补充。问题是，独立的知识探究一旦不知其所当止，失去伦理检测与政治防御，就很难抵达上述目的。如何以经学的谱系涵摄科学的知识系统，形成一个精神性关注主导的知识结构——这既是解决科学知识结构本身的问题，从而释放其活力，也是深化经学知识谱系的必由之路。毕竟，经、子、史乃是一切完整的知识系统所内在包含着的三个面向，将此中的真理性揭示出来，从而增进对人类知识结构与性质的理解，这或许是后五四时代在知识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此问题其实关涉着六艺之学的普遍性意义的开发，而此一开发又必须超出文化保守主义层次上对传统的储存与守护。六艺经学所揭示的中国的精神基础，具有一种向更高人性与天命的开放潜能。王国维曾表达的集各种文明的智慧修治一身的五四理想，不正是六经精神的一个展布？但它在保守主义那里，是否还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肯定呢？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14 18:07

“民主主义”：九十年后的反思

作者：□赵璕（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时间：2009-04-30




　　愈趋愈激的民主主义终于断绝了晚清以来不绝若线的共和主义政治实践，因其不纯粹民主、不符合理想的模式。

　　五四：民主主义的膜拜与幻想

　　“民主主义”不是生造的概念，Democracy，“德先生”是也。Democracy这种不带-ism却表达一种系统的主义、价值和信仰的性质，五四时代的人们了解得很清楚，除了译音，各种译法都有“主义”的后缀，如“惟民主义”、“庶民（全民）主义”、“平民主义”、“民治主义”、“民本主义”、“民权主义”等等；对于“德先生”贯穿各个领域无远弗届的权威，自然更充满了向往，以为不但政治、经济因此丕变，即使“美术也，文学也，习俗也，乃至衣服等等，（亦）罔不着其色彩。”（李大钊）所以陈独秀才敢对不满《新青年》主张的人发出挑战：“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这当然不能遏止反对者的不满，但真“有气力、有胆量”反对德、赛两先生权威的却似未曾有；反过来，从此以后，所有要表示反对《新青年》主张者，都不得不声称自己是以促成两先生的理想在中国实现为职志的。个中原因，在近年一些思想史家对中国现代思想中的“科学主义”的批判中有所呈现——挪用一下韦伯的 “铁笼”之喻，可以概括为现代性自我发展与自我囚禁的悖论——不过，反思科学主义的资源来自西方，“赛先生”在中国的势力也早已根深蒂固，虽在初期不免引起反弹，但很快即为大多数人接受。“德先生”的情形与之完全不同。作为一个据说在西方也未完成的目标，除了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或研究一下有关的“民主理论”，其余都似乎是奢望。

　　但笔者的研究认为，五四民主主义膜拜与幻想的形成，从一方面看固然是对中国“第一共和”（1912—1928）的建立及其后持续不断的危机的反应，所谓愈挫愈奋，屡仆屡起；但从另一方面看，愈趋愈激的民主主义也终于断绝了晚清以来不绝若线的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政治实践——因其不纯粹民主、不符合理想的模式。限于篇幅，这里围绕五四时期陈独秀与康有为有关“孔教与共和政治”的言论展开。

　　陈独秀：孔教与共和势同水火

　　陈少年时曾以康党自居，五四时期却对康屡出恶声，痛加指斥，如《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复辟与尊孔》、《驳康有为共和平议》等，不指名道姓的恶骂丑诋则更所在多有，如《袁世凯复活》中被詈为“不仅代表过去之袁世凯，且制造未来无数袁世凯”的“袁二世”，即指康而言。盖孔教乃“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与之相比，袁的复辟也不过枝节和恶果。在《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时局与杂感》等文中，陈则更进一步反复声讨“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围绕“孔教与共和”，陈与康形成针锋相对的关系。但陈氏掊康的方法，除了形式逻辑上的“归谬”，如孔学非教、吾人本无国教、信教乃个人自由、入宪即为强制等外，主要针对三纲之说（“礼教”）与“专制”的联系。

　　陈以为三纲之本在别尊卑、明贵贱，并绳人以“忠、孝、节”。然既以君（父、夫）为臣（子、妻）纲，则不仅“民（子、妻）于君（父、夫）为附属品，无独立自主之人格”，且“率天下之男女，则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显然，这种比起黑格尔在 “东方专制主义”的世界中“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的论述也有以过之的推论，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历史事实上，都颇成问题。此处不论。但陈论述的力量正来自这种对“共和国民”之“主人道德” 的渲染和对“专制时代”“奴隶道德”的对比：“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而“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

　　更简单地说，陈的逻辑在于孔子之道与“君主”的联系上——用《复辟与尊孔》中的话说，“盖以孔子之道治国家，非立君不足以言知”；而既然在“共和”国体之下断不可能有君主的位置，那么，孔子之道就只能是必须废除的昨日之道、“封建之道”，尊孔护教就只能是居心叵测、倒行逆施。可以说，正是以下这些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赋予了陈的论述至今慑人的力量：“民主—君主”、“共和—专制”、“现代—封建”、“主人—奴隶”……

　　康有为：尊孔不碍立宪

　　然而，对康而言，真正的关键却在立宪：有则国为公有，如英之有君主而无害其为民主国；无则国为私有，如墨西哥虽无君主而其“民主”（总统）之专制有以过之。故康的关怀一直在如何促成宪政的实现上，从初期倚重君主“乾纲独断”的“君主立宪”，到后来的“虚君共和”，都是如此。而这也决定了康一生注重现实力量之权衡的特点——尽管其许多判断并不正确，如力助张勋却为其所弃等，但却不能将其对“共和”（民主制度）的持续批评视为对专制的嗜好。实际上，民国甫建，康就已说过，“满洲归化，实同灭亡。天所废之，谁能兴之。”（《共和政体论》）袁氏帝制自为，康则直接间接加以嘲骂。所以，置一“木偶式的虚君 ”与立一“国教”的主张，不排除效法英皇室的冲动，但对英国宪政对秩序、稳定的追求以及对公民“德性”的培养的认识才是最主要的。以陈氏所非之 “尊孔”而言，康的理由实在于，尊孔之礼在中国行之二千余年，本与清朝无干，因对清朝的愤恨一并革之，已为不当；在此国势衰微、外人横行之际，自弃其教，更非“所以为人心风俗之计也”。（《与孙洪伊、范源濂书》）

　　这当然与陈所肯定的“以经济生产为原则”的个人伦理不同，与陈要破除包括国家在内的一切“骗人的偶像”以实现“真正的和平幸福”的政治浪漫主义，也大相径庭。但康的悲剧在于，由于百多年来“共和主义”被自由主义吞噬，他甚至不得不将“共和”的概念也出让给“民主主义”，从而使自己被笼罩在“专制主义”的阴影里无从解脱——这岂不令人深长思之？！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14 18:08

文化保守主义者何以也认可五四？
——以牟宗三为例

作者：□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时间：2009-04-30



　　如果五四的反传统主义在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脉络中的确具有某种合理性，那么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五四能给出的最大启示或许在于，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政治自由主义奠基的思路，不仅难逃“体用两橛”的命运，而且最终会使所保所守者也丧失殆尽。

　　对五四的评价，有两种肤浅之论，一是轻易肯定，一是轻易否定。前者见诸以传统为历史包袱者，在现代思想史上广为流布，影响及于当下；后者见诸以传统为文化慧命者，新世纪以降随民族自信增强而屡闻其声。对历史事件的任何解释都可能意味着某种简化，然而，正因此，解释必须自觉承担最大可能的复杂性。文化保守主义者何以也认可五四？这样提出问题就是为了在可能的解释中保持必要的张力，以免过分简化而导致轻易的肯定或否定。

　　文化的与政治的：五四的两个面向

　　以牟宗三为例。在《关于历史哲学——酬答唐君毅先生》一文中，牟宗三谈到自己如何“深厌五四运动后所带来之学风和时风”，以至及于地理：“上海之商业买办与北平之文化买办俱属可厌，而在吾人之分上，北平尤可厌。”牟宗三更从夷夏之辨的高度看待北平，认为那里“充满了夷狄的气息”，除提到北平作为辽、金、元、清之故都外，另一重要的因素恰恰是，“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亦在那里发祥，一直影响着今日知识分子之心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五四运动所标举的两大精神旗帜——民主与科学，牟宗三终生念兹在兹。

　　何以故？且看牟宗三对五四的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出现是近时中国发展之一重要的关节。它的主要意向是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与民主。这都是不错的。然而由此亦开出了意识的歧出。在这歧出中，最重要的民主政体之充分实现之政治意识反倒日趋暗淡，直不在人心中占地位；占地位的，倒是跟反封建而来的反中国文化，这已先动摇了自己的命根，已不是相应民主政体建国之健康的意识。”（《中国数十年来的政治意识——寿张君劢先生七十大庆》）可见，牟宗三明确区分了政治与文化的不同层面，而在政治层面上认可五四，在文化层面上反对五四。

　　这极易使人想起五四研究领域中常提到的一点，即企图区分两个五四，一个关联于1919年的政治事件，一个关联于1915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就 “反帝反封建”的著名评价而言，前者侧重反帝，因此表现为爱国主义；后者侧重反封建，因此发展成反传统主义。这种区分或许在阐明某些具体历史问题时有其意义，但也不宜过分夸大。新文化运动虽可追溯到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但在1919年以后势头迅猛、影响剧增亦是事实。牟宗三多言“五四后新文化运动”而少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见其心中之真实感受和真切印象。实际上，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与作为文化运动的五四是紧紧交织在一起的，二者之间决非只是时间上的相续或交替，而是涉及到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

　　从政治到文化：国家建构的双重危机

　　从政治层面看，五四直接产生于民国的共和危机，其显著表现即袁世凯的恢复帝制。牟宗三对此亦有非常明确的认识：“辛亥革命，改专制为共和，此为国体之一变。然民主共和国之国体之充分实现，不能不靠民主政治之政体之充分实现。……而袁氏之帝制自为实即恢复以前之君主专制，否认民主政治，不徒改变国体而已。”而在袁世凯垮台后，“政治仍未上轨道，民主政体仍未依法施行。纷纷攘攘，乃有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出现。”（同上引文）那么，共和政治的危机何以会引发一场最终以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为基本标识的新文化运动？要理解此问题的来龙去脉，必须从现代以来中国人国家建构行动的客观要求上来看。

　　国家作为一个垄断暴力和税收、以保护国民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为目的的现代政治制度设置，其建构过程有其复杂性和艰难性，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既有自身深厚的文化—政治传统而又在自身的文化—政治传统中对国家不甚措意（如梁启超所谓“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的族群而言。国家建构可从对外、对内两个角度来看。对外而言，主要是主权的确认和宣称。主权危机是国家建构危机中的重中之重。发生在1919年而以五四命名的政治事件，就是对主权危机的一种激烈反应。当然，从“反求诸己”的意义上来看，责任不可能被归于外部，而只能被归于自己的政府，于是，问题就被转向了内部。

　　对内而言，除了制度设置和政府行政上的要求外，还必须树立国家的权威。这就要求必须塑造出有国家意识的国民——这正是梁启超《新民说》孜孜以求的。国家在内部的权威树立不起来，可能会有许多原因，比如说外部环境太差、压力太大，或制度设置不合理、缺乏可操作性等等，但也可能是因为缺乏具有国家意识的国民，或可称之为国家建构中的国民危机。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对国家建构中的国民危机的一种激烈反应。需要深思的是，何以当时国家建构中的一切危机，包括与外部客观环境有密切关系的主权危机，以及与制度设置及其可操作性直接相关的一切问题，在自我反思的层面被一股脑儿地理解为国民危机？仅仅像林毓生那样从知识分子的主观思想倾向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将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激进倾向归于所谓“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更是荒唐。首先，“思想文化”对民族生活的笼罩性不独中国为然，其他民族也是一样。其次，如果说他这里的表述是引人误解的，更好的表达就是孔子所言“失之正鹄，反求诸其身”的话，那么，这一点根本不能解释五四新文化运动何以表现为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

　　从文化到政治：保守与自由的张力

　　就此而言，对五四的任何单纯的政治论述或文化论述都可能挠不着痒处。对五四的思考必须紧紧扣住如下这个问题：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政治经验何以被知识分子认定应当在文化上提出那样激烈、苛刻的要求？联系到五四以后的政治和文化变迁，真正需要反思的其实是五四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全能主义的关系。换言之，如果说家庭、家族以及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社会团体都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洞穴”，那么，对何种政治经验、在何种意义上的反思会导致将这些大大小小的“洞穴”都看做是造成国家建构中的国民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企图在塑造国民的名义下彻底铲除这些“洞穴”？

　　牟宗三显然相信，文化保守主义可以作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基础而实现双方的结合。这一信念造就了他既认可五四、又批判五四的双面立场。但是，如果五四的反传统主义在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脉络中的确具有某种合理性，那么，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五四能够给出的最大启示或许恰恰在于，像牟宗三那样企图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政治自由主义奠基的思路，无异于与虎谋皮，不仅难逃“体用两橛”的命运，而且最终会使所保所守者也丧失殆尽。
作者: 海碰子    时间: 2009-7-3 20:11

“社会”是一个关键词：“五四解释学”反思

作者：杨念群

学术中华 2009-06-22


　　引言：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的年份，也注定是一个热闹的年份，史学界多年已养成习惯，每逢“大年”“小年”，只要是“革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都要举行一场拜祭典礼，故可称之为“纪念史学”。尤其是“五四”在中国革命史的叙事中又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祭拜之风渐趋火爆热烈当属自然。不过祭台上下想移情换景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大概是已难忍祭典演出的仪规陈旧乏味，拜辞俗腔滥调，因每次祭拜的程式和颂辞无外乎是照旧祭出“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两尊神位，尤以“赛先生”的位置最为尊崇，故神位甫一出场，难免让人顿生厌倦，不是这两位“先生”不好，而是演员的演技太差，出场频率过高反而会倒了观赏者的胃口。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人提醒别忘了“五四”还有个大明星叫“费小姐”（自由），应该让她登场亮相，才使得历年的祭拜风情不至于陈腔依旧。

　　“五四”解释学自进入知识生产流程以来，就一贯难脱政治史解读的窠臼，标准的党史叙事习惯把“五四”看作是一场相对单纯的爱国抗议事件，“五四”犹如薪柴燃料，点燃了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的熊熊火焰，它漫天辉映着，遥遥与作为近代革命之开端性标志的鸦片战争时相呼应，“五四”的作用就是把自己变成中国近代史叙述末端的一个句号。（1）自“费小姐”登场并日益走红以来，大多数的“五四”研究才开始转向，试图把它解释成一场触及中国人灵魂和精神变化的“文化改造运动”，这场运动的一个最佳描述就是“人的觉醒”。周策纵先生那本“五四”研究的名著英文名字就直截了当地说“五四”是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意思是现代中国的一场思想革命。（2）既然是“思想革命”就不是短暂的政治运动影响力能够说明的，而是具有一种持久的精神力量。当年胡适也称“五四”是中国发生的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大意也是如此。

　　不难发现，这种解读自觉不自觉地在大唱“纪念史学”突出“五四”政治特性的反调，显示的是“自由主义”式的思想关怀，特别能展示出台湾学者所崇尚的一种史学意识。同时也反映出台湾和大陆研究语境的明显不同。大陆的“五四”研究，除“赛先生”持续大受热捧外，“德先生”和“费小姐”每回上台虽粉妆依旧，台下却仍觉雾里看花，模样含糊，甚至有人直指“费小姐”在民族自救的乱世狼烟中惊骇得花容失色，早已多年未见登台，“赛先生”则被持续追捧，终获升格为治国要策。可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当“五四”度过了七十岁生日之际，人们忽然发现，没了“德先生”和“费小姐”的帮衬助演，“五四叙事学”就如双翼或三翼折掉了一只或两只，成了跛脚的瘸子。因为提倡“科学”是以反传统为代价的，崇拜“科学”的口号人人能讲，可无论精英还是大众，对人文的悟解和感受能力却在普遍退化，又何谈人的觉醒？

　　恰在此时，台湾“五四”研究的观点被高速引进大陆史学界，台湾史界秉持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解释传统，即把个人的觉醒看作是“五四”最珍贵的历史遗产，想以此消解“五四”运动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甚至有人认为，对“五四”个人主义觉醒的维护还是否定应该成为评价其研究价值的最重要依据。这个解释思路对于那些刚从极左意识形态的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大陆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一时间“自由”的旗帜到处猎猎飘扬，其凯歌行进之势，大有并吞思想八荒的势头。

　　不应否认，个人主义的觉醒确实是“五四”时期知识精英阐扬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主题。但我以为，不可忽视的是，“五四”以后掀起的“社会改造”运动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产，而且其波及范围之大，影响程度之深要远过于对个体“自由”观念的认同和诠释。从研究价值上而言，两者至少是不可相互替代的。但大陆史界却基本不加反思地直接承传了自由主义的解释方法，个人觉醒程度不但几乎被推许为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而且是否推进和干扰了个人价值的实现越来越成为衡量“五四”以后历史变迁之得失的标准。甚至有人更为极端地认为，民族主义式的救亡理念和社会改造运动压抑了个人解放的顺利实现，并最终导致“五四”启蒙运动的自我瓦解。这种把“个人觉醒”与“社会改造”运动对立起来的做法，基本上搬用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原则，却未必适用于现代中国历史演变的解释。因为“五四”以后“社会改造”运动不但成为了历史的主调，而且由此生发出的各种变革理念也深刻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日益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个人”与“社会”之间也并非只构成了“觉醒”和“压抑”的简单对应关系。

　　在近二十年的“自由主义”叙说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期间流行的“反传统”思想造成的文化真空导致了“五四”自身发生了严重的意识危机，由此酿出的悲剧情绪已逐渐盖过了倡扬“五四”为现代革命起源的浪漫狂喜，甚至“五四”精神还须为“文革”灾难负起沉重的历史责任。于是，否定“五四”的批判精神又渐成当代的时尚话题，捍守“国学”的新冬烘们仿佛从冬眠中苏醒，趁机重施雅黛粉墨登台，大扮起了遗老遗少。至此，“五四解释学”构筑起的神话大厦顷刻出现了崩裂瓦解的态势。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五四叙事学”的缺陷：过度依赖“思想史”分析

　　说到“五四”的整体叙事格局，我在前面已简单勾勒出了一幅轮廓，这幅画面显示出，九十年来史界构筑“五四叙事学”，除少数讲法一如既往地飙扬乐观的高调外，大多已流露出悲观抑郁的腔调。起因无外是说“五四”的反传统反过了头，造成了自由主义前途的黯淡与“科学主义”猖獗的谬误，于是“五四叙事学”的旋律充满了忧郁感伤，音调悲怆地反复谴责假借现代话语暴力群殴传统，造成权威流失的惨象；或者概叹个人自由之身殒丧于挽救危亡的圣战之途，分别把“五四”的悲剧归罪于内外两种因缘的伤害。既然悲情调子已定，那么大家尽可删繁就简地各采不同的解释方向，目的都是探询人性觉醒努力的失败。

　　内因论影响最巨者甚至提炼出了一个异常简化的公式，这公式大体是说，“五四知识精英”之所以激烈地全盘反传统，是因为骨子里有一种“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遗传。古代的文人习惯先处理文化问题，然后再考虑政治制度的建构，或者用处理文化的方式应对政治社会问题，这样的方法在过去有效，但拿到近代就完全失灵。结果“五四”青年用传统反传统，就象自己打自己的耳光。（3）据说“思想优先”的处事办法是由孟子发明，一直流传到“五四”。这公式虽简化得让人起疑，却精明地概括了半部中国思想史，何出此言？

　　宋代以后，是理学发威的时代，士大夫一度形成与皇帝共治天下的表象，靠的就是用“道德教化”的方式与皇帝沟通。也就是说直到宋代以后，那些旧的知识精英宣称自己得了秘法心传，可以讲一套道德教化的道理去“正君心”，皇帝也相信自己道德修养的高低会影响政治制度的运转，与是否坐稳江山大有关联，这样那些士人就开始有了密集出入宫廷的机会，他们由此自信满满地认为不但可以教育小孩还可教育皇帝。但并不是说孟子时代的王者就已经那么好说服，宋代以前的皇帝基本不相信教化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他们更相信“天”的旨意，比如地震和灾祸的示警作用，按照学术界的说法是受“天谴论”的支配，大体说孟子的“道德主义”到宋代才被重新发现和有效地加以使用。（4）

　　至于宋以前士人是否有用“思想优先于政治”的看法去解决问题就很难加以证明了。这种道德教化优先的方法不能说在近代中国没有表现，比如康有为策动晚清的变革运动，在处理与光绪皇帝的关系时，采取的仍是用道德完善催化制度变革的办法。他以为只要光绪帝一个人的道德修为够高，就自然会推及政治制度的变革，甚至无视光绪帝是个无权无势的傀儡这个显著事实，在今天看来康氏似乎傻得可笑，可是如果放在道德优先的历史传承脉络里就会理解其行为的正当性。不过借此例子断定近代的知识人都如康氏这般天真可爱却大可怀疑。

　　应该承认，这种把“五四”思想概括为一种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论述是颇具吸引力的，尤其是其叙述风格兼具哲学论辩的形式美和音乐韵律的节奏感，亦不乏相当的历史证据作支持。但我脑子里至少有两点疑问：第一，以“道德教化律”连续涵盖整个中国历史上知识精英的思维是否有效？这样作的风险是首先必须承认儒学“普遍化”到可以时时不间断地发生效用，我们前面已经说明某些原则如道德教化律令可能只在某个时间段是有效的，换个时期就难说了。特别是西方高度入侵后是否可以作为影响士人的绝对思维条件就更加可疑。

　　第二，儒学即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普遍性”，可在多大程度上能持续支配着身处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的知识精英，也令人怀疑。与此相关，儒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皇帝的行为施加影响也要打个问号。有一种说法是，儒生不间断地把道德修身的教条灌输给皇帝，他们强调用个体的道德意志控制局面，并相信其具有超绝的力量，故而导致其道德负担过重，无法应对整个帝国日趋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法律问题，最终在西方入侵之下难逃失败的命运。（5）这种推断把古代中国的衰落归结为“道德主义”的无孔不入，似有夸大文化思想作用的嫌疑。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历史现象，那就是儒学一旦转换了生存的场所，就很容易变得面目全非，难以用普遍整体的观念加以把握。

　　我们观察“五四”往往是把它当作传统的终结者加以认识的，这个终端之前的历史虽然是如一根线索般地一直蔓延下来，不曾中断，然而在西人看来却如腐朽自闭的密棺。他们发现，中国人的历史观就是一套自我密闭的循环论，中国起源期的历史好像永远被认为是最好的时期，越往后越糟糕，按古人的说法是“三代”是黄金时期，以后的历史都是在模仿“三代”，因为总是学不像，自然是越往后看越悲观。所以西方才有理由说中国历史总是停滞的，必须外力冲击到一定力度，才能逼使它从循环变成进化。其实把中国历史观完全理解为循环论是一个误解，中国士人把目光总指向“三代”常常是一种叙述策略，或者大多仅是一种表态，他们更多地是改造和挪用远古的资源。比如宋代士人把“道德教化”变成控制权威的手段就是打着孟子的旗号，其实是对孟子思想的变形挪用，最后却比孟子更加成功。从宋代情况看，士人和政治权威的关系比孔孟和王者的关系还要紧密，尽管维持的时间十分短暂，如果观察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状况就不完全是前代一定胜过后代，也许情况恰恰相反。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后来的儒者经常“解构”或重新组装儒学的理论零件，不可能是直接拿来就用的，到最后很可能走样，所以说“五四”时的陈独秀还袭用的是孟子那套观念，恐怕没有多少说服力。

　　另外一个历史常识是儒学到宋代以后就越来越碎片化了，碎片化的理由太复杂，我在此不想多说，我只想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宋代以后，经济和文化中心不断南移，儒学的中心地位也随之被分散了。只要看看《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开始按地区讲解儒学流派，你就会明白，儒学碎片化到了岭南蛮夷之地都出了自创一派的儒家大师，你很难想象他们都是整齐划一地认同“道德教化”的思想策略，当年闽学和岭学因为地域传承的差异常争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吵得没完没了，我们在观察思想传统的流变时，这种空间和区域上的碎片化总不能视而不见。（6）

　　其实，只要我们引入“区域”的观察维度，“五四”前后知识人群的思想差异还是相当大的。出生在岭南的康有为梁启超相对拥有强烈的以道德教化手段正君心兴变革的意识，他们的“道德主义”诉求不但寄托在对光绪帝改革能力的浪漫幻想上，也持续体现在他们的行动方式上，其突出特征是总过多期望通过办报结社等舆论干预的方式支配大众心理，期冀由此管道引发社会变革。出身江南地区的胡适等人的道德教化心态其实要比康梁弱化许多。他们对待传统更多地采取的是“科学主义”的功利态度，对美国杜威实验主义的张扬和贯彻为什么集中在胡适本人身上就很说明问题。尽管出生于江南的陈独秀提出过“伦理革命”是最后之革命的口号，表面做出的反传统姿态决绝得可怕，似乎咬牙切齿要把道德打碎揉烂，再踏上一只脚，但其骨子里仍持有相当实用的功利主义思想，他后来改口说要从事“社会”改革运动即是否定了自己伦理革命的前期主张。

　　再看看出身湖湘地区的毛泽东，早年他也奉行过生命哲学和崇尚道德自律，晚年鼓动思想改造，引爆灵魂深处的革命。但毛泽东的实践逻辑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政治实用主义，面对毛泽东早年多面的思想意识，我们根本无法仅仅从道德优先于政治社会的角度去解读其行为逻辑。毫无疑问，无论是出生于岭南、江南，还是湖湘与黄河以北地区，近代知识人都隐隐约约与传统的思维脱不了干系，只是我们决不可天真地认为，他们秉承的就是一种悬置于普遍状态的所谓“儒学”的思考方式。岭南康有为表现出更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的理由是与这个地区自明代起形成的“心学”氛围有关，陈白沙、湛若水的一支边缘思想流派明显形塑了康氏的性格；江南才子们对杜威实验主义的痴迷则与清初形成的考据学传统不无关系，两者的相遇有时代际遇的成分也有传统在其中发酵酝酿的原因。如果硬说胡适是道德主义的优先论者恐怕太过勉强，也违反常识。毛泽东早年行事独服曾文正公，虽在言语措辞上象个充满激情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但行为风格更多延续了晚清以来新崛起之湖湘群体鲜明的政治功利性格，在处理近代中国的事务时凸显的恰恰不是书生气较重的道德教化优先的策略。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变局中，政治实用主义的变通性往往与具有强烈理想色彩的道德主义操守虽非水火不容却常处对立状态。如果只强调其中某个方面，就容易忽略当时历史呈现出的复杂性，因为在一些地区如江南的知识分子，由于和清初的考据学瓜葛太深，故比较容易在接受西方思想时发生功利而非人文的冲动。

　　如前所述，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五四解释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把“个人解放”或“人的觉醒”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最重要前提，是否认同于个人价值的实现也变成了“五四”作为一场运动成败与否的关键。如此言说其实是有意避开“五四”作为一场政治事件史的叙述方式，也有意回避把“五四”作为中共党史叙述链条之一个环节的官方叙事，以凸显自由主义所推崇的人性解放的独特价值，这无疑是针对集体意识支配下服从于民族主义救亡目标的“五四”政治解释所采取的一种反拨姿态，因此具有鲜明的“思想史”特征。但是一旦由此路径发展下去，却很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即把“个人觉醒”或“个人解放”的争取看作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价值诉求，以致于凡是与这种诉求不一致的其它追求都被看作是对“五四”价值的背叛，也被视为造成“五四”悲剧的重要原因。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一种看法，就是面对国难与内乱的复杂局面，由于缺乏一种安谧的治学环境和冷静的思索氛围，个人主义根本就没有容身之地，“五四”人只好放弃对个人觉醒的追求，个人解放的启蒙任务被迫让位于救亡的残酷政治抉择，与强调“五四”人受到“思想文化优先于政治”的传统思维支配的思路恰恰相反，这种解释过度强调了现实政治选择策略的支配性和决定性作用。（7）

　　还有一种观点与上述看法颇为相似，即认为“五四”知识人在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保持了高度一致，均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是“五四”个人觉醒的一种障碍，于是批判传统的“态度一致性”最终凝聚起了启蒙的力量。“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作为“五四”高扬的人本主义口号，并没有类似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制约下的文化传统作为培养土壤，故在内忧外患的煎迫下，“五四”式的个人解放必然会发生异变。包括“个体主义”与“民族主义”；“个人自由”与“阶级解放”的关系都无从合理地加以安置，前者只能屈从于后者的安排，从而导致了启蒙运动的自我瓦解。（8）

　　无论是抱怨救亡的外力妨害了启蒙的实现，还是针砭启蒙对待传统与西学态度的草率延误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历程，都是受到自由主义论述的深刻影响，即都把个人自由当做高于其他价值的思潮加以看待，并把个人自由的觉醒看作是五四最重要也最需急迫加以完成的任务，其他的任务一旦妨害了这个目标的实现，仿佛就是对五四基本价值的根本否定至少是严重偏离。当然不能否认，“五四”时期个人觉醒作为实现自由主义的前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实现另一个主要目标“民主”的基本条件，但如果把它认定为五四唯一或者是最高的目标，而其他的努力完全被归属于此目标之下，甚而以此衡量所有“五四”行动的价值和意义，似乎亦有很大的问题。

　　我认为至少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一是把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孤悬为“五四”目标的想法固然有其道理，但以此没有经过中国历史经验检验过的西方式思想作为实际变革操作的最终圭臬，如何从历史进程中实际检验其效果？第二个疑问更加致命：如果把“个人主义”当作检验“五四”成败的最终标准，那么如何解释经过“五四”自由主义洗礼的大批知识精英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选择与他们当年的启蒙奋斗初衷相违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行动？为什么他们会甘愿在集体意识和准则的规训状态中从事各种压抑个人精神的活动？“救亡”局势的峻烈急促抑制了个人意识的伸张的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无助于解释“五四”知识人精神世界是如何从内部发生转变的。

　　自由主义式的“五四叙事学”把“五四”的解释缩挤到了“个人主义”的发现这个单一的主题上，实际上逼窄了“五四”的精神涵义。这种“思想史”式的解读没有意识到，“五四”除了是一场知识精英操持的“思想运动”之外，还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造”运动。这场运动虽由精英发起，却弥散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进而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动员。自“五四”以后，如何改造“社会”已经逐渐成为时代主调，从此变成了各种变革运动必须关注的焦点问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忽略“社会改造”这个层面，都等于无视“五四”运动发生以后的变化在知识精英思想之外所造成的重大后果与当年思想探索的历史联系，“五四”的真相绝非仅仅是几个精英人物发表刺激舆论的表演秀。

　　“五四叙事学”对“思想史”分析的过度依赖自然有其难以明说的原因，我猜想，因为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对以往把“五四”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从边缘走向主流的契机这种意识形态解释心存疑虑，同时也对“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变革探索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弊端和不如意现象颇有微词，故刻意强调“五四”追求个人主义风格的理想一面。难以否认的是，由“五四”运动酝酿出来的各种社会变革的方案未必是最佳的，与之相关的各类冒险尝试甚至是极其失败的，知识分子对革命道路的终极选择，其成败得失也见仁见智，但我们始终无法回避的是，这些社会改造方案的抉择大多都是“五四”思想的产儿。如果仅关注自由主义的个人际遇和心灵嬗变，并以此替代对社会变革得失的探讨，无疑会造成“五四”意义解读的严重阙失。

　　修正途径：“五四”叙事的“社会史化”

　　鉴于对“五四”进行过度的“思想史”分析容易出现上述问题，我提议用一种方法对此予以补救。我暂且把它命名为“五四”研究的“社会史化”。所谓“社会史化”大致包涵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关注“五四”前后“社会”作为一个论域的产生以及如何替代其它主题的历史；二是要更多地关注“五四”发生的社会环境及其演化意义，特别是要着力研究“五四”不同群体的行为差异及其后果。我们无须否认，“五四”曾经以反抗军阀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姿态掀起过民族主义抗议风暴，从此打上了政治运动的明显印记；也无可否认，“五四”的知识人曾以特立独行的方式揭示了“人之觉醒”的极端重要性。故而把“五四”定位为一场政治事件和一种个人自由觉醒与挣扎的张扬表演都有充分的理由。与此对应，无论是“政治史”的描述还是“思想史”的分析都应在“五四”叙事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在我看来，如果过多地刻意抉取“五四”某一剖面加以放大分析，或把一个侧面的有限意义夸大到足以取代其它侧面的程度，实不足以窥见“五四”之全貌。

　　“五四”运动从其爆发的一瞬间很可能只是展示出一个抵抗外侮的“广场故事”，一个纯而又纯的标准政治事件。可是“五四”的意义绝非如此单薄，它既是以往一系列政治变革活动的延续，同时其思想遗产又暗含启迪了后来的“社会革命”风潮，更被看成传统与现代思想对垒较量的文化培养基。我的主张是，把“五四”看作是近代历史长程运动中的一个环节重新加以审视，聚焦的目光不限于其作为政治运动瞬间发生的事件含义，也不限于揭示心灵自我重新发现过程中生发出的内在紧张状态，而是把“五四”扩展到与清末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长线关联中予以定位。当然，这样的阐释必须与政治党派的合法性历史叙述区分开来，更应有别于已被定性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史表述。只有如此，我们才会发现“五四”斑驳多彩，异常复杂的历史真相。

　　“五四”思想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是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的产物，同时也是对政治改革失败的背叛。“五四”运动固然由新潮知识分子发起，但其变革的初衷基本可以说是脱胎于晚清民初的政局。民初首要问题是如何面对清朝灭亡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以重建国体政体，知识分子的眼光也只能聚焦在如何建立现代政治党派以应对上层变革的紧迫要求。但当时军阀交替主导政权的结果使得民主改革的美好愿望迅即破灭，短短数年民初知识人中就已累积形成了深刻的心理危机。“五四”运动爆发从广义上说就是对民主改革深陷危机状况的一个回应，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不过是内部政治变革连遭挫折的一个折射反映。民初政治改革的失败诱发了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建设由憧憬幻想到绝望厌弃的悲观情绪。正在此时，一次大战爆发，本来被奉为学习榜样的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严重的劳资纠纷与贫富分化现象，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崇拜心理发生动摇，与上层“国家”改造相对峙的“社会”变革概念日益渗透进知识界并迅速扩大其影响力。民初知识人有一个从迷信国家制度的创生能力到崇尚“社会”改造思想的转换过程。原先企图通过国家政体设计顺利实现社会、文化乃至心理变迁连带反应的期盼完全破灭，陈独秀甚至写出了《偶像破坏论》这样的文章，把国家列为“骗人的偶像”，攻击它不过要维护贵族地主的权利。（9）

　　在“五四”前后的几年里，象梁启超这样的“制度主义”爱好者和政治党魁都开始产生了厌恶政治的情绪。1906年，任公与孙中山辩论时还坚持救中国惟有“国家主义”有效，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在其之下的观点。（10）然而在1915年1月，任公忽然发表了一篇感言式的文字，题为《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修改了自己拟定的国家变革一定优先于社会变革的时间表。在这篇文字中，任公检讨自己二十年的政治生涯，得出了自己从政以后皆“败绩失据”的悲观结论。（11）可能是出于对民国党争的失望，故认为现在之政治社会，决无容政治团体活动之余地，又发现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要实现健全的政论，必须在“社会”领域里有所作为，否则政论不过是徒供感情之用，或成剽窃干禄之资。（12）可见这时任公已开始认为政治的衰败不振，实源于“社会”的堕落坏朽，“社会”治理乃是政治振兴的根基所在。下面他说的这段话把这层意思表达得十分透彻：

　　“质言之，则中国社会之堕落窳败，晦盲否塞，实使人不寒而栗。以智识才技之晻陋若彼，势必劣败于此物竞至剧之世，举全国而为饿殍，以人心风俗之偷窳若彼，势必尽丧吾祖若宗遗传之善性，举全国而为禽兽。在此等社会上而谋政治之建设，则虽岁变更其国体，日废置其机关，法令高与山齐，庙堂日昃不食，其亦曷由致治，有蹙蹙以底于亡已耳！”他紧接着说：“夫社会之敝，极于今日，而欲以手援天下，夫孰不知其难？虽然，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界，而社会方面空无人焉，则江河日下，又何足怪？”（13）

　　我这里引述任公这么长一段话是想说明，此时“社会”已经替代“政治”成为民初知识精英重点讨论的关键词。但对“社会”的讨论和理解显然不是“思想史”意义上的纸上空谈，而是一种实际行动的表现。所以我们还须考察决定知识精英话题转换的一个“社会史”因素，这个因素即是“代际转换”及其与此相关的人际网络的变化轨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知识界发起的运动，但“五四”本身的主题有一个转换的过程，即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关怀向文化问题迁徙，最后又向社会问题移动的过程。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线性递进，而是交叠演化，不能仅限于在思想层面上加以讨论，还须注意“五四”前后不同时期是什么类型的知识群体操控着主题的转换方略，以及这个方略对其行为方式的影响如何？

　　“五四”无疑是新型知识人发动的一场运动，但“五四”的发展经历了较长时段的变迁，因此对“五四”变革主题和行动方式的支配并非由一个单一色彩的群体所能独自包揽，而是由不同的群体交替掌控。即以五四时期的刊物《新青年》而论，首批作者和后来加入的作者群体拥有极为不同的复杂背景，这批人大多出生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都有通过秘密结社颠覆清廷统治的革命阅历，当然不少人也有留学的经验，但也多为留学生中政治反叛活动的积极分子，如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潘赞化、章士钊、吴稚晖等人。他们也正是凭借着反清元老的政治资本相互援引呼应，对上层实施政治变革兴趣浓厚，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批国家主义者，惯常以较为宏大的政治思维风格判断事务，左右民初政局。

　　而后来进入《新青年》作者队伍的一批人则多有留学欧美的学术背景，如胡适、傅斯年、王星拱、任鸿隽等，他们与早期作者对政治变革的关注方式大有不同，对政体如何变化的政论表述程式既不敏感也不擅长。欧美留学群体更娴熟于一种科学化的训练，更多展示出的是学院派的行事风格。他们惯常把研究对象区分成较为专门化的片段逐一加以审视，比如胡适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却不肯止步于倡导“主义”的笼统议题，而一定要把“主义”切片化解成“问题”，再具体辅之以“多研究些问题”的方法加以审视，因为在他看来，“主义”的提法再显崇高浪漫，也必须分解为社会科学式的细胞单位作为试验对象。

　　但对某类“问题”拥有优雅的嗅觉敏感并不等于就天然具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学院派”们的讨论均限于“文化”的狭窄范围，或者是囿于较为抽象的学术论域，其贡献也就是把“文化”重新通过科学方式纳入到学院的语境中予以检视，于实际人生没有多少切实的指导意义，甚至无法应对日益急迫的变革要求，特别是当“社会”问题替代上层政治变革而凸现其紧迫性时，“学院派”的实验风格很快就显得苍白无力。因为“社会”问题的出现并非可以密封在实验室里用科学方法的专门化手段予以观察，然后象分解标本般指指点点即可大功告成，而是必须聚焦在具体的实际对象如“劳工问题”“农村问题”“教育的普及率问题”等等之上，通过细致的实践步骤实地加以解决。

　　由此可知，如何有说服力地描绘出“社会改造”的具体图式就变成了考验“后五四”时期知识人表现能力的试金石。实际上，是否具有一种实践的含义变成了衡量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认知和改造能力的标准，尽管采取的策略差异很大，如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注重日常生活秩序的重建，以及个人在社会中如何起作用的问题。乡村建设者则具体考量如何在“社区”的局部范围内重建一种政治、文化与社会混合并存的新秩序，从而通过地方改造的途径逐渐渗透进基层而生效。社会主义者则以阶级冲突为社会之基本特征，主张从根本上用暴力手段颠覆和改造现行制度。可见，“社会”一旦成为“五四”的关键词，就不仅表现为一次性的广场政治事件，也不会仅仅成为被囚禁的个体心灵寻求自由时释放出的焦灼私语，而是一种“行为”选择构成的异动与挑战，这些“行为”的载体分别与不同的人际网络的联系方式和认同基础有关。我们的视野如果不聚焦在这些人群行为的差异上，就难以理解“五四”作为革命象征的真正涵义。

　　对“社会”的认知与“五四”知识精英的行动方略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知识人对“社会”的认识来源于西方“国家”发生的危机对心理造成的刺激，而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初始意义上“国家”—“社会”复杂关系的理解。同时，在具体的探索行动中又有着传统观念对农村社会组织的印象在起作用。对“社会”问题的重视首先缘起于一些外因的刺激，“一战”使得欧洲诸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楷模形象大受损害，它所引发的俄国政权变动使得“社会改造”作为一种“革命”形式被国人所熟知。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国家之间的相互仇杀起因于国家内部的“社会”出现了问题，当然还有以上提及的原因即“五四”知识分子对“文化”仅仅进行了抽象的讨论，越来越无助于解决具体的生活实践问题。“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思考单位由此不但开始单独从“国家”形象中剥离出来，而且也开始从“文化”（包括那些“个人觉醒”的抽象话题）讨论中剥离了出来，具有了对象化的意义。

　　陈独秀当时即已指出，“新文化运动”不应把自身局促成新知识分子参与的独一无二的运动，他们也应参加处理诸如妇女地位、劳工环境、人口问题等论题的社会运动。他把“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做出区分，而且越来越偏向于采纳“社会运动”的方式。他意识到，要探求解决中国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方法，走“社会运动”的道路显然比单纯采取抽象的文化讨论要有意义。他的这个立场与尚且迷恋于“文化”试验游戏的“自由主义”者划清了界线。也可以说，“社会”问题的凸显引起了“五四”知识群体的真正分化。“社会变革”作为政治变革的基础和条件逐渐进入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讨论视野。“社会”从此有机会单独成为一个论域，并由此被“问题化”了。

　　在“社会”变成了“五四”讨论主题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者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无政府主义最先传到中国的时间很早，到晚清时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势力，“五四”运动爆发前据说全国已有几万的信奉者。无政府主义赋予“五四”一种既区别于上层“政治建制”讨论也区别于“文化理念试验”的行动逻辑。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社会革命”不是靠政客的论坛激辩与文化精英的空谈实验所能达致，而是必须依靠介入日常生活的崭新行动方略才能最终完成。无政府主义者首先将“社会革命”设想为一个社会活动的参与过程，一个“全体之革命”。在他们看来，“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差别不仅是目的的差别而且是方法上的差别，政治革命是少数政党精英操控下的行动，“社会革命”则是大多数人的革命即平民革命。

　　无政府主义的行动方式是以教育替代政治党争，这也是出于对民初政治经验的检讨。在他们看来，国家不但是战争的导火线，少数人压制多数人的机构，而且国家通过保护阶级制度妨碍人类共同的生活。民初政治虽在形式上企图以党派制衡手段达致民主建国的目标，可最终各类政党几乎无一不最终屈从在军阀的武力淫威之下，毫无自由表达政治立场的空间，这是从袁世凯时期即已定下的政治基调。所以无政府主义的行动逻辑首先就是要摆脱与民初军阀政治势力的纠葛关系，避免陷入“以暴易暴”的权力循环圈。他们认为，政治革命作为一种行动策略只能服务于短期目标，而教育的效用则是永久的，对人类的改变也是永久的。不像有政府的教育传授军事主义、法律意识和宗教，或一语蔽之曰：服从权力，无政府主义教育则传授真理、公道即自由、平等和自治能力。（14）他们通过建立“工读组织”和劳动学校的方式提供一种承诺，即不仅在抽象的意义上改变思想，而且要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引起激变。

　　按照自由主义的诠释逻辑，对“社会改造”的认识也是瓦解“五四”个人启蒙精神的开始，“个人”刚摆脱“国家”的控制又改而依附于“社会”，悲剧由此发生了。这个逻辑不能说是完全无理，有一个特点需要注意，“社会”问题的凸现使得实施民主政治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既然“劳动问题”和分配不公问题成为了讨论中心，劳动阶级升格为“民主”的主角势必成为必然，这是个划时代的变化。但还有一个因素不能不考虑到，那就是对“社会”不平等的理解是基于对西方劳工纠纷的成熟资本主义状态的粗浅认识，而非对中国具体状态的切实了解。故当时就有人指出两者暗含语境的差异与不对称的弊病，这种不对称到中国就被偷偷置换和修正了。当时的“劳工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比例并不高，故“无产阶级”的内涵甚至包涵着“勤耕苦作而困厄颠连者”“没有产业，专靠劳动食饭的那一层”等等。中国“社会改造”者希望的是在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皮肉一致、表里相应的劳动社会”。（15）

　　那么，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眼里，什么才是“个人”可以合理安顿的理想“社会”呢？其实他们自己也并不清楚，原因在于“社会”必须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和范围，古代的“社会”边界基本上是靠村庄、家庭和宗族网络加以确认的。当年梁任公提倡“合群”与“公德”，就是主张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个人不应该面对着家庭、宗族、村庄等社会网络组织，而是应直接置身于“国”的范围中去认定自己的位置。（16）但吴稚晖却认为，国权是滋生强权毒化人性的名利场，应该另建一种社会网络才能克服这些弊端。（17）但到底这个社会网络是什么？果真能起到净化心灵和个人生活的目的吗？好像又都语焉不详。

　　从古意来看，“社会”一词最早见于宋朝程伊川《二程全书》中“乡民为社会”一句。“社”本指土地之神，“社会”即指为祭神而举行的集会或集合。但从“社会史”的角度说，当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一个看法，他说“社会”还包含着以地方精英统率乡民维系一种基层秩序的含义在里面。因此，帝国的体系实际包括上下两个层次，上层的行政化与下层的自治格局处于同构而又异质的状态，只不过现代国家的建立摧毁了这一“双轨制”的原则。（18）当时的社会改造运动在如何面对传统乡村治理网络的时候尚处犹疑不决的阶段，早年“乡土重建”论者如梁任公在湖南策动维新运动时就提出依赖地方士绅完成政治改革的设想，不过在以后的变革中始终没有提出重建“乡绅阶层”的具体方案。

　　无政府主义者在面对乡村社会的固有网络时表现出更加决绝的态度，他们希望越过传统的地方构造，创造一种新型的人际网络关系，他们称之为“社会人”，这种“社会人”既能够摆脱由现实利益的驱动去盲目参与国家政治，最终成为实现政治目标的牺牲品的悲剧命运，同时又能摆脱原有的基层社会网络的控制，拥有一种自性无染的理想人性状态。这种既不依赖国家的制度安排，又不打算尊重和开掘传统基层社会资源的做法很容易陷于进退失据的境地。他们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建立“社会组织”，作为新的人性成长的基点。在他们的自我表述中，各种“劳工组织”“劳工学校”和自治团体即是这些“社会组织”的一些形式，不过事实证明，脱离了国家的控制，也没有乡土的人际网络作根基的所谓“组织”实际上没有存在的任何动力，很快就遭遇到了离散瓦解的命运。

　　无政府主义者在组织形式上的失败源于他们对中国平民复杂状况的无知，前面已提及，由于“劳工阶级”的比例不高，故“无产积极”应该把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包含在内，但是无政府主义者采取的所谓新型“社会组织”的形式基本上是从城市结构出发来加以设计的，并没有考虑广大中国乡村的具体生活状态，完全脱离了农村的现实需要，相反却以摧毁乡村的基本社会结构为其变革的前提。因此，其创建“社会组织”的构思与自性无染的浪漫幻想均无法在真正的实际行动中得到印证也属自然。

　　尽管如此，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思想仍强烈影响着以后中国革命话语的形成和构造方式。简单地说，以后的中国革命者均想通过平民教育的手段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这是与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判断有关。他们认为，历史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是社会发生不平等和导致个人贫困的根源，必须创造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构造形式才能促成大众生活的根本改变。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把中国社会中平民人群的真正需要纳入自己的考虑范围，也没有形成明确具体的人群划分框架去分析中国社会的特质，其所有的“社会组织”设计都是为了防范中国再次发生类似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曾经出现的纠纷和冲突，大多数的构想并不适用于中国社会的需要，更别提具体的实践步骤了。

　　其实，“五四”时期活跃着一批边缘知识群体，这批人没有如“五四”核心圈那样显赫的留学学历和名牌学堂的出身背景，却逐渐在边缘地区集聚起了不小的舆论和行动能量，最后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走向。稍加注意，我们就会看到，从“五四”到“后五四”阶段，知识群体一直呈现一种“核心——边缘”的不均衡分布状态，最初是一批辛亥的老革命家在厌弃民初政治变革失败的悲观气氛里开始转向了文化讨论，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人随之把“五四”运动烙上了“思想文化运动”的色彩，他们以北京为中心，活动位置处于“五四”的核心地带。无政府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发生的一段时间内则一直游离在边缘的位置，“社会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后他们才渐趋活跃。但由于其对“社会”内涵的理解混乱不清，导致其组织新型社会的行为缺乏可操作的实践功能，最后难免流于失败。而另外一批身处核心圈外的知识人则开始在边缘地区集聚起了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第一师范群体就是“五四”知识圈辐射范围之内最外围的网络群体。

　　为什么说，这批人身处“五四”舆论圈的最外围呢？理由是毛泽东一直与“五四”核心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因为不具备足够的政治和文化资本，毛泽东无法加入核心话题的讨论，而是采取了冷眼观望的态度。除了北大短暂的图书馆员生涯之外，毛泽东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恐怕仅反映在他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上的《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毛泽东于此文中强调“精神训练”与“身体锻炼”之间的关系，认为“身体”与“知识”之间若发生关联，必须经过艰苦的“体育”训练才能实现。因为过多突出了行为实践对心灵改造的范导意义，这套论述与“五四”核心圈单独强调“伦理革命”的突出作用和个人觉醒价值的主流话语并不合拍。同时，文章的主要论点来源于中国的思想传统，如采纳清初颜习斋、李刚主“经世”实践的方略，却批评近代新式学堂教育中把“体育”形式化的模式等等，更是不合时宜的论调。

　　既然缺乏“五四”核心精英的留学背景和高等学历作为文化资本，毛泽东转而采取发掘地方历史传统的方法以编织自身的身份网络。他的基本思路是，以湖南区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特殊位置和贡献作为凝聚知识团体和组织社会动员的基本资源，比如他特别推崇如下史实，湖南从以往默默无闻的荒蛮之地通过平定“洪杨之役”一跃成为举足轻重的区域，曾国藩等人就是利用亲属师友网络来强化湖南人注重实践的行事风格，此风格强调“知识”必须从躬行践履的政治行动中得到验证，否则必定劳而无功。从而为湖南边缘知识群体在“五四”时期争夺舆论位置提供了近代历史依据。毛泽东早年参与“湖南共和国”独立运动即与这种地方性的历史情结常纠葛于胸中不无关系。青年毛泽东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比如他在岳麓山举办过“新村实验”，但毛泽东最终选择的行动方略显然与无政府主义有了很大区别，“五四”时期出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组织，也有不少打出了实现社会革命目标的旗号，却多在具体行动时不时表现出个人主义式的意气用事，在各种理念的设计上过多依赖于西方的原创思想，却很难与中国之实际状况接榫，故总表现出幻想大于实际的虚夸状态。

　　要谋取“社会革命”的成功，显然不可以仅凭个人主义的书生激情论辩，而是必须以个人网络的联系为基础，最终要超越个体的层面进入到高度组织的程序之中方能成事。加入其中的人必须受到超越个人之上的戒律和理想目标的强力约束，才能付诸有效的革命行动。当时“五四”的众多社团中没有一个组织符合这个要求，可能唯一一个例外就是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新民学会”的构成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特征，会员均来自湖南第一师范，他们共享着近代湖南凭借对政治的高度敏感和实践取得成功的历史记忆，形成了独特的地方责任伦理。不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极度厌恶各种类别的政治行动，“新民学会”不排除通过政治手段争取社会平等和广大民众利益的实现，甚至不排除借助暴力手段。这样就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广泛世界意义的意识形态原则和组织戒律建立起了联系，从而又能使之超越地方历史意识和个人网络的局限，在更高的准则上确认自己的奋斗目标。

　　“五四”知识人吸收的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以消灭家庭作为“社会改造”手段的，这条路径被社会主义者延续了下来，他们形成的共识是，中国基层社会的原有资源是完全靠不住的，必须彻底加以摧毁。其实，历史经验证明，“社会革命”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的文化基础是否能够得到妥善地利用和有效的转换。因此我以为，“后五四”时期弥漫开来的“社会革命”风潮，其要义不在于遏止了个人的自由解放，而在于彻底阻断了乡村文化再生的渠道，这才是“后五四”时期发生的最大悲剧之所在。

　　结论：“社会革命”得失谈

　　通过以上对“五四”运动诸多特征的分析，不难发现，“五四”绝非一场单纯的政治运动，其意义也非单独的思想文化乃至社会运动所能概括，但“五四”确又是对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进行全面反思和力图把这种思想尝试付诸行动的长期历史过程。“五四”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于，我们抉取了其中任何一个片段都不足以窥其全豹。过去的正统史观把“五四”仅仅视为一种民族主义的抗议表现，或是中国共产党争取统治合法化地位的开端和前奏，显然有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嫌疑，但自由主义史观借助“启蒙——反启蒙”的叙述框架，把“五四”视为个人主义觉醒的思想培养基，以“个人主义”的张扬和自我的发现来对抗政治史叙事，甚至把“个人主义”的难以实现归咎于“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严厉批判，并把“反传统主义”当做“五四”陷入启蒙悲剧命运的罪魁，此观点虽影响甚大，也颇具启发，却似乎从另外一个角度过度窄化了“五四”的丰富意义。特别是“后五四”时期出现的“社会革命”风潮由于“新启蒙”观点有意规避正统政治史叙事的缘故，被长期摒除出了研究的视野，就更令人感到遗憾。

　　本文撰写的目的是接续对“后五四”时期发生的社会革命意义的解读，以彰显被“新启蒙”叙事遮蔽的另一层历史真相。“社会”无疑是“五四”后期居于中心地位的关键词。各家的理解纷纭难辨，莫衷于是。但对“社会”观念的阐释和如何把“社会变革”付诸实践，确实是检验“五四”知识人是否只具备某种思想能力还是真正具有行动能力的分水岭。“五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启蒙者只关注思想文化对于个人觉醒的意义，对“社会改造”的路径不甚了解，无政府主义者虽标榜“社会革命”的重要性，却把“社会”理解为要打造出与传统组织和现实政治无关的领域，想凭空在现实利益弥漫的氛围中建立崭新的社会组织，其结局只能是失败。

　　“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者早年大多数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但并不排斥政治动员和戒律约束对革命群体的规训作用，也不排斥运用阶级斗争等实现革命的暴力手段，这种手段也是自由主义者所诟病的。我们在此并不想在革命手段的采用上明辨是非，而是更注意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者对“社会”的认知态度和改造程序之效果如何。一些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样意识到，现代官僚机构和教育体制对人性具有压抑作用，比如毛泽东毕生都在批判现代学校与社会的隔阂不通，一生都想实现“社会”与“学校”相通相溶的梦想。这让我们联想起当年他的乡先辈左宗棠任书院教习时，不在屋内授课反而跑到山里实地演练攻守进退之战法的轶事，可见其思想与湖湘经世派有着多么微妙相似的渊源关系。“五四”前后，毛泽东曾亲自试办自修大学、夜校、新式私塾等机构进行教育试验。1949年以后的教育改革在学校里增加了务农务工课程，直至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均成为毛泽东持续打通学校与社会之隔阂的不懈尝试。因为高等教育的专门化与社会知识吸取途径的日益脱节成为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问题在于，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方略是建立在科举制的废墟之上的。在我看来，科举制实际上是一个沟通上层体制与底层社会的筛选机制，一部分成绩优秀者如举人、进士被提升到官僚阶层职掌上层政治事务，另一部分秀才、贡生等则被沉淀到基层组织网络中担当民间协调人。这两部分人又分别承担国家的行政和地方自治事务，上层以官僚行政机构为依托完成职责，下层则以宗族等组织为基础行使职权，依附在宗族系统之上的所谓“士绅阶层”就像一条基层组织的输血管，通过科举功名的认同网络相互连接起来，构成一种上下循环的良性系统。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乡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才相对均匀地散布在地方上，成为基层建设的支撑力量。费孝通和潘光旦先生曾分析过915个清代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发现他们从地域分布上说，52.5%出自城市，41.16%出身自乡村，另有6.34%出自介于城乡之间的市镇。从省份分别上看，直、苏、浙、鲁、皖、晋、豫7省，乡项百分比超过城项的有鲁、皖、晋、豫4省。这些数字说明科举制的运转把大部分的人才都留在了乡村。这些人物中父亲已有功名的和父亲没有功名的比例，城乡双方几乎相等；城方是68：32，乡方是64：36。（19）说明士绅即使跃登龙门后也多能返本归根，回到地方效力，再继续培养人才。科举实际上不仅为官僚系统提供人才，还通过循环作育的环节，为草根社会筹备人才。所以费孝通认为中国士大夫对于地方事业的负责程度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中间阶级为甚。

　　清朝灭亡后，科举制随之被遗弃，输血管被强行阻塞，这套上下贯通的循环系统也随之不复存在，不过在辛亥革命之后，尽管科举制被取消，但基层系统的大部分组织至少在形式方面尚保存完好，没有完全遭到破坏，也就是说作为“社会”的根基，其能否生存还有转圜的余地，关键问题在于地方组织如宗族作为输血枢纽的地位能否得以保留，成为社会变革是否合理的关键。然而历史却走向了反面，在基层起着运转枢纽作用的家族体系在“五四”时期被一致视为攻伐的对象，从无政府主义者的“家族有罪论”到社会主义者如毛泽东的“四大枷索”论，都把家族列为妨害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社会革命”一度成为“家庭革命”的同义词，在狂飙突起的社会革命浪潮中，“家族”、“宗族”以及士绅阶层等等都是首先被扫除的对象。

　　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对待乡村传统的态度上是一致的，国民政府致力于“上层政治改革”，对基层网络包括士绅社会关系抱有维持现状的态度，还试图维系其原有功能，比如人们至今还津津乐道民国的内阁总理唐绍仪在辞去总理职务时跑到自己的家乡香山县做起了县官。一些知识精英也主张保留乡村中的家族制度作为变革的基础，比如潘光旦就曾比较“民族意识”和“家族意识”，认为“家族意识”的发展不是弊端，甚至说真要有强有力的民族意识，非先有适当的家族意识不可，真正的民族意识是以家族意识为张本，而脱胎于家族意识的。潘光旦进一步论证说：“所以我们目下所求的，决不是家族意识和家族意识所由培植的工具的革除，决不是以民族意识完全代替家族意识；而是家族意识畸形的修正和这种工具的利导与限制，使不再教家族意识走上畸形发展的途径。宗祠的制度在农村中心的社会里，自有它教育的”、伦理的、经济的效用，应在利导与限制之列，而不在取缔与革除之列。（20）

　　然而基层社会以士绅为治理细胞的组织结构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趋于崩坏，几乎无法修复，甚至处于劣绅恶霸当道的境况。面对此困境，中国共产党则主张依靠发动基层民众彻底舍弃传统乡村权力骨架，实现社会变革。这就等于彻底摧毁了士绅作为基层文化承载者的角色，却又缺乏合适的替代者。毛泽东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试图通过号召和强迫城市知识青年向乡村流动的办法，弥补基层社会在“士绅阶级”消失后缺少文化资源的窘境，这种强行输血的方法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有短暂输血的效应而无造血的能力。他没有意识到，城市知识青年所接受的现代学校教育是西方式的专门化教育，与基层的传统教育毫无关联。他的构想是一方面通过城市向农村进行政治输血，另一方面又想通过上山下乡运动使城市知识阶层拥有日常劳动的特征，显然还是延续了无政府主义时期企图建立“社会组织”新式职能的预想，但却因无法与乡村传统进行有效衔接而归于失败。

　　由此我们可知，把个人主义觉醒概括为五四“新启蒙”思想的神髓固然有其道理，但如果以个人觉醒的程度为唯一标准，并以此自由主义的态度衡量“后五四”时期的政治救亡和社会革命，甚至进而认为这些变革是对“新启蒙”运动的压抑，似乎也容易导致另一种认知偏颇，那就是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运动所带来的变化视而不见。我并非认为这些运动的效果都是正面的，也并非是想为“后五四”时期所有政治和社会变革所付出的各种代价作辩护，只是想在“五四”九十周年诞辰之际，表达自己的一种愿望，那就是“五四”研究应该在更加丰富的认识框架中加以展开，而不要限制了自己的探索视野。

　　注释：

　　1 参见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 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

　　3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 关于从“天谴论”向“道德论”转变的历史状况，请参见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10-17。

　　5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一直强调道德意志所发挥的决定性力量导致明朝的体制运转缺乏活力。这个观点对西方中国学界有很大影响，持相似观点者又可参见狄百瑞：《儒家的困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 参见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

　　7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页7-49。

　　8 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汪晖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页306-340。

　　9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1918年8月15日。

　　10 《驳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者》，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527。

　　11 《梁启超选集》，页643。

　　12 《梁启超选集》，页645。

　　13 《梁启超选集》，页646。

　　14 参见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页85。

　　15 参见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135-150.

　　16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选集》，页213。

　　17 吴稚晖：《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思想资料选》，页7-8。

　　18 费孝通：《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页334-364。

　　19 费孝通：《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第四卷，页356-357。

　　20 匿名（潘光旦）《笃亲兴仁》，《华年》第1卷第28期，1932年10月22日。

　　
作者: anping    时间: 2009-7-8 14:36

传统中的庙堂与江湖

柳士同

博览群书　日期： 2009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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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标志，至今90周年了。90年来，"五四"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学人们各抒己见，歌颂赞美的有，反思批判的亦不乏其人。不同的思考和议论，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五四"，更好地继承"五四"留下的宝贵遗产--由"五四"先贤们开启的新文化传统。

　　去年， 刘再复先生在《书屋》2008年第8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五四"理念变动的重新评说》的文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深入的再认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文章最后论及的"一个假设性的思路"，笔者却不敢完全苟同。刘先生的假设性思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是不把孔夫子作为打击对象，而是把《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为主要批判对象就好了"。这个假设窃以为有失偏颇，因为所谓"新文化运动"是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的，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就分为"庙堂"和"江湖"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既不能混为一谈，又不能截然分开。二者应该说是既有为主的又有为辅的，既相悖又相容，既时常冲突又互相渗透，从而构成我们日常所津津乐道的传统文化（若以李慎之先生的高见，称其为"文化传统"更为确切）。

　　刘再复先生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批判应该说是十分中肯的，这两部"古典名著"，在价值观上的确"问题极大"，"它导致权术、暴力的疯狂游戏和智慧的变质，其对中国的世道人心造成的危害及巨大破坏，完全是致命性的和粉碎性的"。如此评判丝毫也不过分，更谈不上危言耸听，因为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张扬这种"权术"和"暴力"的价值观，还把这两部"古典名著"当作"经典"，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种"讲坛"上大肆宣讲，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任其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和渗透。一种弱肉强食"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流氓政治，却能一统江湖，并在民间广泛流传了千百年，怎么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呢？这种流氓政治实际上与庙堂的主流意识并无多大区别，二者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三国"也好，"水浒"也好，所极力彰显的不正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忠"和"义"么？庙堂之上的皇帝宣称要以"忠孝仁义"治天下，江湖之中的草寇也是以"忠义"二字来招兵买马取悦民众，就其价值观念而言，庙堂和江湖实在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样，若如刘先生所言，不批孔子而专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则未必能使新文化运动一帆风顺，不出现失误和偏差。

　　统治中国人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正是以"忠孝仁义"为内核的孔孟之道。从庙堂到江湖，儒家思想影响之大，可以说是遍及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早已渗透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液之中。别说"三国"中的那些"英雄"，刘、关、张也好诸葛亮也好，即使是"水浒"中的众首领，哪一个没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与熏陶，哪一个不是从儒家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的？只不过身在庙堂者更加虚伪，身处江湖者更加无赖一些罢了。因此，对新文化运动只批"三国""水浒"而不批孔孟之道的设想，是很不现实也根本行不通的。曹操、孙权和刘备厮杀多年，不惜生灵涂炭，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自己一家独霸天下么？梁山"好汉"为什么打家劫舍，与朝廷作对？不就是为了获得与朝廷大臣相应的待遇么？这些，实际上都可以从孔子那儿找到资源。这些军阀和草莽，大多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圭臬的--这一点在诸葛亮和宋江的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诸葛亮本人就是一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大儒--对此，读读杜甫那些赞誉孔明的诗篇即可明了。在魏晋以后的文人心目中，诸葛亮已经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历代儒生一个个都巴不得今生今世，能遇到一个刘备那样的"明主"，而自己则成为诸葛亮那样的"忠臣"，用满腹的诗书去"鞠躬尽瘁"，以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同时，孔子毕其一生所崇尚的等级制度，更为各路不得志的"英雄"，提供了从"人下人"转换成"人上人"的合"礼"价值规范。这大概也正是在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里，历经数不清的朝代和帝王，其中真正出身贵族的并不多，而那些游民乃至流氓一旦称帝，就那么容易实现身份转换的原因吧？刘备虽说号称"皇室之胄"，其实不过是一介游走江湖的小贩。他的从起事到称帝，上承"本家"老祖宗刘邦，下接千年之后的朱元璋，一脉相承，同属一个由江湖嬗变到庙堂的文化谱系。至于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还没等"杀到东京""夺了鸟位"呢，就已经排好"座次"了。

　　既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思想资源，大部分是来自孔子，那么"五四"先贤们怎么可能不把"孔家店"当作批判的主要目标呢？尤其是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康有为的保皇、袁世凯的称帝以及张勋的复辟，无不是打着孔子的旗号，无不是在竭尽全力地欲将儒学定为"孔教"，并以此来控制和统治人们的思想，来取得皇权专制的合法性。在如此形势之下，"打倒孔家店"的提出，用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髦官话来说，实在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正因为如此，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宋教仁先生，早在1913年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曰"文化传统"）做出了理性的判断，将其分别界定为"君师合一"的庙堂文化，和"流氓政治"的江湖文化；并鲜明地提出"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的正确主张。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无论中国的庙堂文化还是江湖文化，都很难衍生出现代的民主与科学来。陈独秀等"五四"先贤，正是沿着宋先生的这一思路，才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响亮口号，迎来为国人所陌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他们的"打倒"并非如今人想象的那么"激烈"，更非如当今某些学者所危言的"全盘性的反传统"（笔者对此的一些看法，可参阅拙作《重温打倒孔家店》，载《书屋》2009年第3期）。

　　当今的某些新儒家，为了替儒学招魂，大谈什么自汉代以降的儒学并非真正的儒学，而应该回到儒家"原典"的研究上去。意思是孔子的学说原本乃是至理的经典，只是到了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大儒们有意把儒家思想给曲解和篡改了。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作为一统天下的儒家学说，一代又一代皓首穷经的大儒们研究的难道都不是儒学的"原典"？他们一个个都读不懂孔子，读不懂四书五经，抑或读懂了也非要（或者说不得不）曲解和篡改不成？孔子原本就是"述而不作"，究竟能留下多少"原典"呢？《论语》乃是他老人家的再传弟子所录，而孔子的其它言论则散见于《五经》（《乐经》已失传），均不过是一些片言只语，且又没有标点。这实在是给我们今天的新儒家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研究过来解释过去无非就是在句读上和一字多义上大做文章，更有甚者牵强附会，硬是将一些西方的现代观念往孔子的头上套。倘若孔老夫子地下有知，岂不也将哭笑不得？

　　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说早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早已成为中国皇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的崇尚和维护等级制度、它为每一个在位统治者所用的功利主义，从来就没改变过。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们所游说的对象是谁？是各国的君王。他们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些国君身上。国君们是否领情是一回事，而他们矢志不移地为国君服务却是无疑的。就拿我们许多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民本主义"来说吧，难道不是孟子替国君作想才提出来的吗？在古代，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最重要的莫过于人（或者说"民"更为恰当）。正如他老人家所言："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所有的"劳心者"也就是"君子""大人"，全得靠"劳力者"也就是"小人""野人"来供养啊！不仅得有人种地，还得有人打仗，所谓"耕战"这两件大事，全得指望黎民百姓去做。在古代社会，拥有大量的人口，乃是保证国家统治的前提，所以孔子才告诫诸侯大夫们"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也正是"本"的实质所在，"民为贵"的实质所在！因此，在那个"春秋无义战"的时代，掠夺人口往往比掠夺土地更为重要，即使土地被敌国侵占了，也要想方设法把成群结队的难民带走。勾践"十年生聚"，不就是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大量繁殖人口上吗？没有人替他去冲锋陷阵，他如何能雪"会稽之耻"？所谓"民本主义"与现代社会倡导的"人文主义"绝不是一码事，不可同日而语。近年来某些学者乃至某位著名作家一再高调声言"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此话貌似义正词严，实则荒谬之极，因为国家之上还有人民。爱因斯坦就曾说过，"国家是为人而建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人才是至高无上的。在现代公民社会，人不仅仅是"本"更重要的是"的"--既是我们思想的出发点，又是我们行为的目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生命、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以及人的尊严。这些价值观念，从儒家学说中很难找到资源，能找到的恐怕都是些与其相悖的东西。胡适先生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可谓深得人文主义的真髓。

　　尽管"五四"先贤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呕心沥血，可拟古与复古的浪潮却一波紧接一波，从未间断。百年来去欧美留学的学人数不胜数，但为什么竟有那么多的"海归"热心儒学，而拒绝西方文明呢？究其原因，恐怕还是等级观念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他们的骨子里作怪。学成了不当官那学岂不白上了？既被称为"精英"，那理所当然地就应该高人一等，"劳心者"不"治人"难道还"治于人"？如果像西方国家那样，没有等级，没有尊卑，没有特权，好不容易有了点儿权力，还要处处受到制约和监督，那么这官当得还有意思么？不仅如锦衣夜行，闹不好还让人把那身锦衣给扒了！在这方面，辜鸿铭其人其事颇值玩味。这位10岁即踏上英伦，游学西欧，精通9种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的老先生，竟然那样地痴迷皇权社会，对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干脆给它来个视而不见；以致满清王朝覆灭多年，至死也不剪掉他脑后的猪尾巴辫子。为什么会这样呢？用他本人那个"茶壶"与"茶杯"的著名比喻，就不难看出端倪。想想看，西方虽有情人之说，但那情人之间相互都是独立和自由的，谁也不能把谁据为己有。这怎么能比得上中国人"纳妾"呢？一把"茶壶"（男人）想配上几个"茶杯"（妾）就弄几个"茶杯"，而且所有的"茶杯"永远都是围着"茶壶"摆在同一个"茶盘"上，西方文化能提供如此享受的特权和尊荣么？

　　批孔夫子还是批《三国演义》《水浒传》，并非是个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传统中的庙堂文化与江湖文化，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再说，"五四"先贤们也不是没有批判过《三国》和《水浒》，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有关论述，话虽不多却句句中的。真正激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其实是后来那些崇尚"权术"和"暴力"的人，与"五四"并无多大干系。尽管"孔子及儒家文化有正有反"，但那"反"的方面毕竟是主要的，是涉及到制度层面上的。它足足危害了我们两千多年，致使社会停滞不前，致使国人从来也没争取到"人的价格"（鲁迅）。而所谓"正"的方面无非是些伦理与道德的说教，而且这些说教不少仍限定在"三纲五常"的框架之内，谈不上什么"深层内涵"，更难以"推导出人际的温馨和家庭的温馨"。倘有学者立志去寻求其中的微言大义，那是他们的学术自由；但若借此来否定"五四"先贤对孔子的批判，并想以儒学来一统中国的现代文化，那未免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欲使国人百年的梦想破灭于一旦了。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7-20 01:07

启蒙如何虽死犹生？

许纪霖

光明网 2009年7月15日




　　在不少人看来，80年代启蒙所追求的现代性普世价值与普世目标，在今天已经变得非常荒谬：理论上没有新东西，现实上也很迂腐，更重要的是，用他们的话说：丧失了中国的主体性。

　　假如中国的启蒙捍卫者们只是被动地守住自由、权利、市场等教条概念，不去主动地回应时代所出现的新潮流、新问题，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到我们这代人真的会中断，甚至死亡。如果要让启蒙起死回生的话，我们要重新盘点启蒙的家底，看看有哪些正面的资源可以用来重新激活启蒙，回应挑战。

　　梁启超、严复等这些晚期早期的启蒙先驱，不以中西为沟壑，而是古今兼学、中西汇通，气象很大。他们对西学虽然有误读，但很多正是创造性的误读，远非今天教条主义式的西化论者所能比肩。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也异常丰富。

　　启蒙是一项未完成的历史事业。启蒙创造了现代性、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也从此播下了冲突的种子。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从启蒙的外部比如古典的立场、后学的立场来“超克”启蒙，虽然犀利，但只是一种法道有限的外在理路。启蒙要获得新的生命，重要的是从复杂的历史传统之中，从启蒙的内在理路之中重新发掘启蒙的丰富资源，从而让现代性获得继续提升的空间。

　　今年是五四九十周年，也是法国大革命220周年。这两个运动都与启蒙有关。五四被称之为中国的启蒙运动，而法国大革命也被认为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代表着光明，启蒙时代是一个光明时代的来临，因为启蒙背后有理性，理性是人自身的光明，它可以克服宗教与传统带来的愚昧。启蒙曾经是美好的，但在今天却处于四面楚歌，八方受敌的困境。当今世界与中国的许多问题，都被认为与启蒙的负面有关。启蒙不再代表光明，而似乎是人类自大、贪婪的象征。启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于是，在五四九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要问的是，启蒙是否已经死亡？启蒙是否还有自我拯救的活力？

　　启蒙面临的三大挑战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可以分为80年代、90年代与2000年以来三个阶段。80年代是“启蒙时代”，90年代是一个“启蒙后时代”，所谓later　enlightenment，而2000年以来则是一个“后启蒙时代”，这个“后”是“post　enlightenment”的意思。80年代之所以是启蒙时代，乃是有两场运动：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中后期的“文化热”，现在被理解为继五四以后的“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与五四一样，讴歌人的理性，高扬人的解放，激烈地批判传统，拥抱西方的现代性。它具备启蒙时代一切的特征，充满着激情、理想与理性，当然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紧张性。到90年代进入了“启蒙后时代”，或者叫“启蒙后期”。80年代启蒙阵营所形成的“态度的同一性”，在市场社会出现之后，逐渐发生了分化，分裂为各种各样的“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新左派等等。启蒙是一个文化现象，最初是非政治的，启蒙运动的内部混沌一片，包含着各种主义的元素。欧洲的启蒙运动发生在18世纪，也是到19世纪经济高速增长、阶级分化的时候，出现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化。不过，90年代的许多基本命题依然是启蒙的延续，依然是一个“启蒙后时代”。但是2000年以来，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之所以称之为“后启蒙时代”，乃是这个post的意思是说，在很多人看来启蒙已经过时了，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

　　在当今中国，有三股思潮同时从不同的方向在解构启蒙。第一股思潮是国家主义。自十年前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到去年的火炬传递事件，中国民间出现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狂飙。民族主义狂飙是一个内部非常复杂的思潮和运动，有文化认同的需求，也有中国崛起的诉求。而国家主义是民族主义思潮之中比较右翼的极端形式。民族主义追求民族国家的崛起，这无可非议。但国家主义主张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的强盛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目标。虽然民族国家的建立也是启蒙的主题之一，但启蒙的核心不是国家，而是人，是人的自由与解放。如今这股国家主义思潮则把国家作为自身的目的。随着“中国崛起”呼声的日益强烈，国家的确成为这几年的中国思想界的核心。王晓明去年在《天涯》第6期上反思汶川地震的文章，有一个敏锐的观察，他发现，80年代启蒙运动的时候，大家都在谈“人”，关键词是“个人”；90年代随着阶级的产生和分化，核心词变为“阶层”；这几年则转移到了“国家”。那么，国家与启蒙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从各种宗教、家庭和地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个人，与现民族国家的关系如何？在传统自由主义理论之中，国家理论比较薄弱。特别是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由于过于迷信国家只是实现个人权利的工具，缺乏对国家的整体论述。于是，在自由主义缺席的领域，国家主义乘虚而入，这几年的卡尔·施米特热、马基雅维里热、霍布斯热，都与中国思想界的“国家饥渴症”有关，构成了对启蒙的挑战。

　　对启蒙的第二个挑战是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有中外两种类型，西方的古典主义在中国是列奥·斯特劳斯热。斯特劳斯从古希腊的古典立场批判以启蒙为核心的现代性，他要从现代的多元社会回到柏拉图，回到古希腊的自然正义。从斯特劳斯开始，如今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重读古希腊的西方经典热。另一种古典主义的类型是中国传统的，论语热、庄子热、先秦诸子百家热，各种各样的读经热。中外的古典主义同样也是面对现代性的两个软肋，一是世俗时代中意义世界的崩溃，二是多元社会中核心价值的匮乏。而古典哲学对意义和价值有着非常丰富的资源。中外古典热如今在中国有汇合之势。一批学者正在致力于打通中西古典，他们的假想敌都是以启蒙为核心的现代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兴起的古典主义与90年代初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儒家不同。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义虽然不同意80年代的启蒙者将中国传统看做为一个负数，但他们并没有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而是寻找二者的接榫点。他们与激进的启蒙者一样，认同现代性的普世目标，只是要寻求普世现代性中的中国特色，而这一特色在他们看来正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提供的。这有点类似日本现代著名思想者丸山真男，承认普世性的现代目标，发掘日本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然而，今天所出现的古典主义，完全不同。他们不再承认现代社会的正当性基础，古典传统对于现代性而言也不再是实现特殊现代性的本土资源，而是倒过来，试图用回到古典的方式重新奠定现代社会的正当性，创造反现代的另类现代性。

　　挑战启蒙的第三个思潮是多元现代性。以往的现代性思潮，都把西方作为当做普世性的典范，非西方的现代性只是个案和特殊性，但这十年来从日本引入的东亚现代性，则完全推翻了西方为普遍的现代性经典模式。在他们看来，太阳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多个，现代性也是多元的。东亚现代性的历史和文化起源与欧洲完全不同，因此其模式也是纯粹东方的。东亚现代性思潮有点类似德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德国的浪漫主义就是从批判英法启蒙的普世性开始。启蒙所持的是普遍性立场，它不是从个别的民族，而是从普遍的人性和理性出发阐释科学、社会和文化。但浪漫主义一反普遍的理性，从民族国家特殊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奠基现代性的独特道路。与此相似的是，如今的多元现代性特别是东亚现代性同样否定现代性所共同约定的普世性价值、东亚与西方，不是特殊对普遍，而是特殊对特殊，东方具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多元现代性图景。

　　这三种挑战启蒙的思潮，是2000年以来的显学，影响非常大，相互之间既平行又有交叉，出现了一个聚焦，两大结盟与三种转向的新格局。所谓“一个聚焦”，乃是无论是国家主义，还是古典主义或东亚现代性，都聚焦于以“中国崛起”为核心诉求的另类现代性，即中国特色、中国本位、中国立场的现代性。“两大结盟”首先表现在激进的新左派思潮与保守的国家主义思潮其部分代表人物有结盟的趋势，本来激进与保守就是一个角币的两面，有着非常吊诡的纠缠关系。另外一个结盟是古典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结盟，也就是斯特劳斯与卡尔·施米特的联姻，他们共同的敌人都是自由主义。而“三种转向”，第一乃是民族主义的诉求从被动抵抗型转向了积极崛起型，从过去屈辱的“反抗政治”转变为如今要求平等对待的“承认的政治”。这从最近的畅销书《中国不高兴》中可以看出。恰恰这批作者，当年策划了那本《中国可以说不》，其中的变化很有意思。《中国可以说不》体现的心态是一个心理刚刚发育的小孩，想挣脱家长的控制，开始对大人说“不”。十二年之后，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可以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甚至可以与西方叫板了，所以要让洋人看看中国大人“不高兴”的脸色。这种心态的微妙变化表明他们没有把中国与西方理解为一个平等关系，从过去屈辱性的不平等转为今天“东风压倒西风”式不平等。第二个转向是从文化民族主义转向政治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正当性基础不再是90年代初文化保守主义的那种中国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而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中华民族的象征不再是古老的中华文明，而是一个有实力、有资格“不高兴”的国家。第三个转向是从关注现代性的内部关系转向了关注民族国家的外部关系，特别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这个转向遮蔽了中国现代性内部尚未完成的制度与文化的改革。

　　总之，启蒙所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也是强有力的。在不少人看来，80年代启蒙所追求的现代性普世价值与普世目标，在今天已经变得非常荒谬：理论上没有新东西，现实上也很迂腐，更重要的是，用他们的话说：丧失了中国的主体性。于是各种另类现代性的方案，包括后学与新左派提出的批判解构式的现代性、政治保守主义提出的国家主义现代性、中外古典主义提出的反启蒙的现代性、以及各种各样的多元现代性方案等等，都强烈冲击着以启蒙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现代性方案。在五四九十周年的今天，继续以启蒙为天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得不反思：我们能够回应这些挑战吗？启蒙能够在回应强大的论敌基础上，发展出新的理论、提升到新的境界吗？自由主义所必须回答的问题至少有三个：第一，面对国家主义掀起的“中国崛起”的狂飙，自由主义有自己的国家理论吗？第二，面对中外古典主义提出的价值失落和生活意义问题，自由主义有自己的伦理学说吗？第三，面对多元现代性否定普世价值、主张文化相对主义，自由主义有自己的文化哲学吗？

　　假如中国的启蒙捍卫者们只是被动地守住自由、权利、市场等教条概念，不去主动地回应时代所出现的新潮流、新问题，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到我们这代人真的会中断，甚至死亡。如果要让启蒙起死回生的话，我们要重新盘点启蒙的家底，看看有哪些正面的资源可以用来重新激活启蒙，回应挑战。

　　启蒙的内在复杂性

　　从学理意义上说，2000年以来出现的国家主义、古典主义与多元现代性有非常积极的价值。它们从启蒙的外部强有力质疑了启蒙本身的幽暗面。问题在于，当他们在启蒙的外部批判启蒙的时候，按照这个思路走，他们所建立的现代性，很有可能成为反现代的另类现代性，乃至于完全与启蒙背道而驰的伪现代性。而这些另类现代性方案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悲剧。比如德国，从浪漫主义开始，追求另类现代性，从费希特、黑格尔走向施米特，最后走到希特勒。这意味着，反现代的现代性蕴含着自我颠覆的危险。那么，有没有可能从启蒙内部发掘资源来挽救启蒙？

　　哈贝马斯有一句名言，启蒙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在他看来，启蒙所提出的普世性价值，对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今天远远没有实现。哈贝马斯试图从启蒙内部拯救启蒙。启蒙并非一些简单的教条，其内部具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启蒙本身也并不自洽，它内部具有极大的紧张性。

　　从西方启蒙运动来看其紧张性，虽然启蒙以理性为号召，但欧洲的近代理性传统有两种不同的资源，一种是法国笛卡尔式唯理主义，一种是英国培根、洛克式经验主义。虽然它们都追求理性与科学的确定性，但形成了一个内部相互批判的趋势，经验主义在历史上曾经对化解教条化的唯理主义有过积极意义。其次，启蒙内部不仅有理性，也有怀疑论。理性包含着自负与怀疑双层意义，一方面相信理性的全知全能，另一方面又怀疑理性之外的一切权威。这个怀疑精神追究到底的话，最后也要质疑其自身。启蒙是乐观的，相信理性的确证和改造能力，理性又是怀疑的，怀疑一切现存的权威。而恰恰在早期启蒙思想中，有强烈的怀疑论思潮，对唯理主义构成了平衡。比如法国的蒙田，意大利的维科，他们留下的深刻的怀疑论传统，对消解理性本身的独断是一味解毒剂。

　　从广义来说，浪漫主义本身也是启蒙的一部分。按照以赛亚·柏林的研究，浪漫主义的源头从意大利的维科开始，到德国的哈曼，其一开始就是启蒙的产物：追求人的精神自由。浪漫主义是一种反启蒙的启蒙思潮，它反对的是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普世理性，但继承了启蒙价值中的人的自由和个性创造，在情感和意志的基础上将之发扬光大，并进一步发展出民族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和多元性。而从歌德到洪堡，以及早期的德国浪漫主义者们，非常强调人的个性与独创性。浪漫主义只是到了后期逐渐保守，与国家主义结合，产生了神秘的国家神学。

　　此外，启蒙内部既有唯物论也有唯心论。既有建立在机械唯物主义之上，把人看做机器，人性就是追求幸福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哲学，也有从康德开始强调人的精神尊严的道德形而上学。到19世纪中叶，先是经过约翰·密尔，后来是格林为代表的牛津唯心学派的引入，泰晤士河开始流淌莱茵河水，发展出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的、影响至今的新自由主义传统。不仅是自由主义，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9世纪所出现的各种意识形态包括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是它们的共同的思想源头。

　　如果说启蒙代表了现代世界的普世价值的话，这一普世价值并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普世价值也在不断发展。随着更多的非西方民族与国家加入到全球现代性行列，他们也贡献了更多的普世价值。比如儒家思想中的“和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逐渐为世界所接受，成为全球伦理的基础之一。

　　启蒙是一个伟大的现代性之母，混沌博大，充满着包容，又内在紧张。欧洲的启蒙如此，中国的五四启蒙运动何尝不是这样？张灏先生专门研究过五四中的思想两歧性问题。在他看来，五四启蒙之中有四重两歧性：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怀疑主义与新宗教，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这些都是五四启蒙思想的一部分，构成了相互冲突又彼此弥补的两面性。五四启蒙之中理性主义当然是主流，但同样有另外一些非理性主义的思潮制约着它。胡适是最信科学的人，但他同样也崇拜尼采，强调人的个性。他提倡的易卜生主义式的个人不是纯理性的，其中明显受到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

　　不要以为只有《新青年》、《新潮》才代表启蒙，陈独秀那种激烈反传统才是五四精神。五四是多元的，启蒙更是复杂的。与《新青年》并存的，还有“另一种启蒙”。比如《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比如1918年以后的梁启超。他们不是与启蒙过不去的保守派，而是代表了温和路线的“另一种启蒙”。他们不是激烈地反传统，而是对古今中西文化采取“接续主义”：不是在传统的废墟上重新开始，而是在会通中西、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创造新文化。当年扎扎实实埋头做文化启蒙基础工作的，不一定是慷慨激昂的《新青年》，倒是这些人到中年的敦厚之辈。作为商务编译所负责人的杜亚泉翻译了多少动物学、植物学大辞典，将科学的火种引进神州，梁启超主办的共学社邀请了杜威、罗素，在全国巡回演讲，掀起启蒙的狂飚。

　　启蒙内部是非常复杂的，完全有可能提供自我反思、自我解毒和自我提升的多元资源。对五四最好的纪念，乃是以宽广的视野和丰富的心灵重新理解启蒙，从启蒙内部提炼资源，继续启蒙的未竟事业。

　　轴心文明与早期现代性

　　以色列著名的社会学大师艾森斯塔特在《反思现代性》中提出一个看法，他把现代性看做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轴心文明。轴心文明最早由雅思贝尔斯提出，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到600年同时出现的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腊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中国文明，都是影响至今的轴心文明。第一次轴心文明是在文明的相对封闭的状态下独立诞生，但第二次轴心文明现代性具有扩张性和弥漫性。问题在于，当现代文明出现之后，那些古老的轴心文明是否逐渐解体？启蒙与轴心文明呈现出什么样的关系？

　　在当今世界，我们发现，现代性越是深入，轴心文明不仅没有消解，反而以一种更激烈的反弹力量出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八年前的9·11。9·11虽然不是一次简单的文明冲突，但显然有着文明冲突的背景。按照哈贝马斯的经典论断，9·11触动了世俗社会的宗教神经。也就是说，以世俗化为标志的现代性所到之处，都与原来轴心文明留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发生激烈碰撞。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普世的现代性可以给人们带来繁荣的物质、文明的制度，却无法解决人们心灵深处的文化认同。认同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到处凯旋，反而变得愈来愈尖锐。于是，伴随着世俗化的深入，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宗教也在复兴。

　　精神信仰这个问题，轴心文明能够解决，但启蒙解决不了，现代性也解决不了。启蒙赋予了人选择的自由和理性能力，但安身立命的问题不是仅仅凭理性能够解决，它还要有信仰。于是便成为现代性木桶中的短板。再完美的木桶短了这一块，现代性方案就有大问题。

　　对于现代性而言，这块短板真的无法弥补吗？我这里想提出一个“早期现代性”的观念予以回应。过去我们总是以为早期的东西都是幼稚的、有缺陷的，所谓的“不成熟”，似乎越成熟的就越好。不过假如我们观察现代性的历史实践的话，事实恰恰倒过来，现代性越是到了晚期，毛病越多。现代性发展到今天，蜕变非常厉害，人性中的骄傲与贪婪空前膨胀、技术与理性的畸形发展、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压倒一切、精神世界的衰落等等。成熟的现代性打败了过去的传统之后，反而呈现出畸形的一面。但是回过头来看早期现代性，比如欧洲启蒙运动之前的15－17世纪，我们会发现那个时候有很多轴心文明的遗产：古希腊、罗马传统、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儒家文明传统等等。再来读读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会发现他们的论述反而更周全、更成熟。比如，16、17世纪的蒙田、帕斯卡尔，就是法国的早期启蒙者。他们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理性能力，但浓厚的怀疑主义气质和宗教感使得他们并不像后来的理性主义者那样相信人可以像上帝那样全知全能。人有理性，但也要有信仰。人虽然获得了解放，成为世界的主人，但并不在上帝那个位置上。人只是会思想的芦苇。人非常伟大，具有“可完善性”，但同时又非常脆弱，人性中有另一面“可堕落性”，经不起欲望的诱惑。人是天使，也有可能是魔鬼，人性中的狂妄和贪婪都会使人堕落。成熟现代性所产生的问题，从人性角度来说，都与人的狂妄与贪婪有关系。启蒙运动以后，人坐上了主体的位置，“可堕落性”被忽略了，相信理性的全知全能，最后导致了一系列歧路和悲剧。然而，在早期启蒙思想中，因为还有中世纪的宗教和古典的人文平衡，理性是中庸的，正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再举英国的例子亚当·斯密。今天的人们只记住他的《国富论》，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而忘记了亚当·斯密除了是个经济学家外，首先是一个伦理学家，还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在他看来，人性之中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还有利他的一面，人性中蕴含着同情心。亚当·密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以人性中这丰富的两面为依据的，同情心与利己性保存着微妙的平衡。

　　在早期启蒙思想之中，有太多的这些可以解决当代问题的丰富的思想资源。由于与轴心文明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血脉关联，早期现代性反而更丰富，更有思想的张力，一方面开始追求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自由、理性和人的解放，另一方面受到宗教和人文的内在限制，没有把人放到上帝的位置，以为解放了的奴隶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不再对神圣之物有敬畏之心。这几年由于古典主义的推动，学界开始出现一个好风气，即重视研读经典。在我看来，不仅古希腊、希伯来和先秦的古典要研读，近代以来，特别是早期启蒙中的经典更值得研读，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现代与传统已经撕裂，如果想重新弥合的话，早期启蒙思想显然更有启示性，因为近代的经典连接着古代与现代，继承了第一次轴心文明的传统，又开始拥抱第二次轴心文明现代性。欧洲大陆的维科、蒙田、帕斯卡尔，英国斯密、洛克、休谟，哪怕是19世纪的托克维尔、约翰·密尔、格林，他们思想中的复杂性，值得我们反复玩味。

　　其实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丰富，何尝不是如此？梁启超、严复等这些晚期早期的启蒙先驱，不以中西为沟壑，而是古今兼学、中西汇通，气象很大。他们对西学虽然有误读，但很多正是创造性的误读，远非今天教条主义式的西化论者所能比肩。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也异常丰富。鲁迅不用说了，哪怕是李大钊，他身上有理性的冷峻，也有浪漫的激情。他拥抱启蒙，又不割绝传统，欧洲的三种启蒙传统：法国的理性主义、英国的自由宪政和德国的浪漫主义，在李大钊那里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无论是晚期还是五四思想家内心世界的复杂，容纳古今、吞吐中西的博大，都是启蒙运动中最宝贵的历史遗产。

　　在五四九十周年、法国大革命220周年的今天，启蒙不是死了，而是虽死犹生。启蒙是一项未完成的历史事业。启蒙创造了现代性、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也从此播下了冲突的种子。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从启蒙的外部比如古典的立场、后学的立场来“超克”启蒙，虽然犀利，但只是一种法道有限的外在理路。启蒙要获得新的生命，重要的是从复杂的历史传统之中，从启蒙的内在理路之中重新发掘启蒙的丰富资源，从而让现代性获得继续提升的空间。启蒙死了，启蒙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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