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一翻先秦的典籍我们可以看到,古人虽然记载了大量的动、植物母题的神话,却很少谈论什么动植物崇拜的问题。直到民国初年,学术界对古代文献和98物中的动植物图像的认识还没有超出神话研究的范围。在社会进化论传人中国之后,图腾术语也随之在学术界传播。这里我认为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1884年思格斯根据了当时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材料写了这本书,书中有两个人物对“图腾”理论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一个是麦克伦南(J.F.Mclennan,1827~1881),一个就是摩尔根(L H.Morgan,1818-1881)。麦克伦南是第一个提出图腾崇拜理论的人,他在《动植物崇拜》("The Worship of Animalsand Plants",Fortniehdy Review,Vols.6 and7,1869-1870)一文中第一个认为全世界的民族都经历过图腾崇拜的阶段,他有一个著名的公式:图腾制等于物神崇拜加上外婚制和母系制;而摩尔根则是在《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 Or Researches in theLines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MacmillianLondon,1877)一书中详尽地叙述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中的图腾制度,讲述了原始社会的进化过程。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麦克伦南和摩尔根等早期人类学家有关图腾制度普遍性的观点对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在涉及先秦时期的器物纹样和民间动植物的传说时,几乎无人不使用“图腾”的概念去进行描述。
国外人类学界很早就对图腾与动、植物崇拜有关联的提法表示怀疑。对图腾制度第一个提出批评的是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1832-1917),他在《原始文化》第15章中就说图腾与单纯的动植物崇拜是有区别的(《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639-86页),不能混淆两者;1899年他在题为“图腾评论”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图腾只是人类的一种对万物进行分类的愿望(“Remarks on Totemism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Some Modem TheonesConcerning It,”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lnstitute,XXⅧ)。此后,随着更多的“原始民族”材料的发现和人类学理论方面的进步,人类学学界对于“图腾”制度普遍性的批评越来越多,最有影响的批评者是美国普通人类学的创始人、人类学历史学派的开山祖师博厄斯(P.Boas,1858~1942)和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结构一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1881~1955)。他们人还只是怀疑图腾崇拜是否存在,而列维·斯特劳斯走得就更远,他根本就否认世界上有任何形式的图腾崇拜存在。这本《图腾制度》就集中反映了他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所谓的“图腾制度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幻象”(58页)。 、“图腾”术语的原初意义和图腾理论
1791年,Long在伦敦出版《一个印第安语翻译的游记》(Voyages and travels an ln-dian Interpreter)一书中,就已经把氏族名称和个人的守护神信仰混淆了起来。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对“图腾”的这种诠释客观上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即早期人类学对世界各地土著文化中的“图腾”现象的研究都在有意无意证明一个事实:当地土著居民的心智要低于西方的文明社会。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列维—斯特劳斯对此表示怀疑,在他看来,“图腾”一词的这种语义上的扭曲,实际上造成了西方把当地土著居民与自然关系的分类的图腾系统当成了土著居民自己承认的与动物、植物之间有生物学意义的系统。就像他批评弗雷泽所说的那样,图腾制度把人同化为动物,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观点确实提供了一种检验标准:在文化本身中,可以将野蛮人与文明人分离开来(3页)。这种理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文明优越和土著居民愚昧落后的证据。《图腾制度》这本书客观上可以说是对西方文明优越论在人类学理论上的一次清算。
国外人类学中的图腾理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十世纪十年代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1920年,范·甘奈普(van Gen-nep)发表《图腾问题的现状》(L'etat aetueldu probleme totemique,Paris,1920)一书,这本被列维—斯特劳斯称为“大杂烩”、“理论空洞性和随意性”的书,一共区分了四十一种不同的图腾理论!这四十一种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
当然,事情没有列维—斯特劳斯想得那样简单。戈登威泽之后,人类学界对于图腾的概念还有一定的研究。在列维—斯特劳斯写这本书之前,西方人类学的图腾理论有影响的大致有四派意见。早期是以进化论为主,代表人物是弗雷泽的四卷本巨著:《图腾制与族外婚》(Totemism and Exogamy,Lon-don,1910)。从书名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进化论的学者是把图腾与族外婚联系在一起的,认为它是社会形态的一种原始表现。接着是宗教社会学的泰斗法国学者迪尔凯姆(E.Durkheim,又译涂尔干)的巨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Les Formes E1ementairesde 1a Vie religieuse,Le Systeme Totemiqueen Australie,Alcan,Paris,1912.)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Totemund Tabu,1913)。迪尔凯姆受康德的影响,他的最大贡献是从认识论上来观察图腾现象,认为图腾象征的是“现实”,是人们投射到它身上的信仰使之神圣化了,寻找所谓“神圣”的起源很是可笑。他基本上认为图腾与宗教是等量齐观的,这在客观上批评了进化论的图腾理论。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既批评了进化论又直接挑战了图腾宗教观。但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克罗伯(A.LKroeber)在1920年和1939年分别写过两篇评论《图腾与禁忌》的文章,给了该书致命的打击。不过他也承认,在人类学的研究中运用心理学的成果仍然是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在现代人类学看来,弗洛伊德的观点“其假设是错误的,方法也是错误的”(卡尔迪纳:《他们研究了人》三联书店1991年,338页),是一种理论混乱的幻想式著作。第四种就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意见,他们人数众多,代表人物有英国埃尔金(APEkin,)、拉德克利夫—布朗(A.R Radcliffe-Brown)以及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和弗思(R.Firth)等。
埃尔金通过在澳大利亚的实地研究批评了弗雷泽的进化论,他列举阿兰达人(Aranda)分成六十个范畴的四百多种图腾,指出图腾的分区与胞族、外婚制没有必然关系。图腾和胞族最一致的特征,“就是通过把宇宙分成两个范畴”(52页),图腾崇拜不仅仅只是对自然的分类方法,也是一种对自然的仪式态度。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思研究的都是太平洋地区波利尼西亚人的图腾制度,他们都认为图腾是某种自然条件的结果。例如,弗斯认为,对于某种动物的偏爱形成了图腾(97页),这是完全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他剥离了图腾背后包含的进化论、宗教神圣的意义等。这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的那样,图腾研究对于他们而言,“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了解为什么图腾制度并非到处都有……”(74页);拉德克利夫—布朗与他的同胞们稍有区别,他认为各种图腾理论的最大缺点是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社会人类学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14页)。因此在他看来,图腾理论只能从功能和结构来分析。他的理论有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929年他在爪哇“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上发表的《图腾的社会学理论》(“The Sociological Theory” Proceedings ofthe Four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Jawa)被列维—斯特劳斯称为第一理论;1951年在“赫胥黎纪念讲座”上作的“社会人类学的比较方法”(“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So-cial Anthropology",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lnstitute,V01.81)是第理论,他的工作(下面再讲)就是列维—斯特劳斯这本《图腾制度》的主要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