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萨林斯应邀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西敏司讲座”,在讲座一开头他就指出,如今的(至少是汉语)人类学界常常忽略的一个事实,即在欧美传统的人类学这个词的使用上,本身至少就有两个层面上的涵义:即作为一门文化学科的学术人类学(academic anthropology as a cultural discipline),以及作为两方社会的本土人论(native anthropology of Western society)。①如果考虑到两方基督教神学意义上的人论与哲学意义上的人论上的差异,或许可以将后者称为“人观”。如此,我们所通常使用的“人类学”一词就具有了三个相关、重叠,但又有所不同的层面或涵义:即(基督教)神学意义上的人论,哲学意义上的人观(如康德的《实用人类学》)以及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
事实上,按照萨林斯在《甜蜜的悲哀》中的梳理,基督教神学传统中的人——神绝对差别这一点成为整个西方思想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基础甚至根本动力。在萨林斯看来,悲哀是常态,是根本性的,而甜蜜则是一种试图缓解悲哀的努力。而这种努力或追求越是恒久,其“悲哀性”则更持久地被显明出来。因为人之有限性(finitude)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这显然是循着奥古斯丁对于罪(sin)的经典论证,即恶为善的缺失(evil as the absence of good),上帝并没有创造罪恶本身,但是人有犯罪的可能。人作为有缺乏和需求的不完美的造物之本性,既是罪之因(cause),也是其恶之果(crime)。④萨林斯继续引用奥古斯丁的名言,“惩罚就是罪行”,即人因为自己的不足或缺乏,但又试图“与上帝一样”,因此人成了自己需求的奴隶,摘那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过是人因为自己的欲望而发出的具体的行动而已。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有这些试图满足人无尽之欲望的努力,都不过是缓解人——神之别所带来的根本性悲哀的尝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