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即现在的哥大东亚图书馆。110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中文系,即现在的东亚语言文化系,用一位中国仆人Ding Lung的名字开设中文讲座教授职。他的中文姓名和生平到底如何,遗憾的是几无史料和文献可考。后人只能以音近而称其丁良或丁龙。丁良虽为仆佣,却有文化巨人的远大眼光和非凡魄力。1901年,他将毕生积存的巨款一万两千美元,寄给哥大校长,希望哥大开设中国语言文化课程,无任何附带条件。这与10年以后在康乃尔大学求学的胡适希望康大最终建中文系如同一辙。只是胡适和中国同学捐的是跨洋负笈的中文典籍。丁氏代表的的孔孟美德让其在美国西部淘金和开拓全美电报业中成为巨富的雇主、哥大校友卡本蒂尔(Horace Walpole Carpentier, 1824-1918)深为感动。次年向哥大慷慨捐赠10万,后捐赠更多。卡氏的另一位中国仆人Mah Jim,姓名也不可考,只能是马先生了,也捐赠一千美元,大致相当于那时普通劳工四五年的工资。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 1843-1907)代表哥大向清政府求书,以建哥大中文图书馆。曾长期任中国海关官员的著名德国汉学家夏德(Frederick Hirth, 1845-1927)受聘任首任丁良讲座教授职和中文图书馆馆长。清廷向哥大赐赠《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五千余册,成开馆之书。这样,1902年,哥大中文图书馆(Chinese Library)与中文系(Chinese Department)一起正式开张成立。以“中文图书馆”直接命名,为北美第一家。二三十多年后哥大开始收藏日文和韩文书刊。1935年,三文种的馆藏合并而成东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的馆藏章一直用到上个世纪50年代。100多年来,这个主要由普通华人善举而发起的图书馆与中国的命运、与中国现代史上很多政治领袖、文化名人和无数的普通留学生,都有重要的关系,发生了无数动人的故事。别的不说,抗战时期,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袁同礼(1895-1965)和岳良木(1905-1994)等一起为这个图书馆的中文馆藏发展出谋划策、密切合作,在战乱中的中国为哥大中文馆搜求大量书刊,鲜为世人所知。这里介绍一点背景和故事,聊做这个图书馆110周年纪念,并缅怀中美先贤。
费正清来华
费正清第一次到中国是1932年,作为牛津大学研究生为写中国历史博士论文而来。胡适、蒋廷黻等让他去找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帮忙。费、袁二人一见如故,成为朋友。袁同礼为哥大校友,1922年获历史学士,1923年获得纽约州立图书馆学院学士。纽约州立图书馆学院1926年自纽约州府奥尔巴尼搬回哥大,为哥大图书馆学院。1930年,袁同礼“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签定协议,由北平图书馆派馆员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研究院学习并兼管该校中文图书,为期2年,每2年更换一人”,争取各种奖学金以推荐馆员到哥大等大学深造。到哥大学习的图书馆馆员不仅拿到图书馆学学位,而且在中文图书馆做采购、咨询和编目等工作。岳良木(1905-1994)即为其一,他1936年从哥大学成回国。归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学习、工作,一般可以说影响其一生。哥大归国留学生在政治上极左的时代,都不得不以各种形式批判美国教育,但几乎所有毕业生都对母校有很深的感情。哥大对回国后表现突出的毕业生也不会忘记。1935年哥大授袁同礼“大学卓越勋章”(University Medal for Excellence ),表彰他在中国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和中美文化交流上的突出贡献;同年授予蒋廷黼荣誉博士学位。“大学卓越勋章”的荣誉和荣誉博士学位的程式和性质几乎是完全一样的。1945年,袁同礼随中国代表团参加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会议后,顺访母校。哥大校长和董事会举行异常隆重的欢迎宴会,邀请美国东部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的四五十位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和图书馆界的知名人士做陪,以示格外重视。
二战期间的1942年,费正清再次来到中国。这次是怀揣莱卡相机和胶卷以美国“特务”的身份而来。他名义上是美国驻华大使的特别助理,实际上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员,来华收集日本有关的书刊文献,将从中发现的有用情报资料拍成缩微胶卷,送回华盛顿。照相做缩微胶卷运送,是利用当时最先进的谍报技术。同时,他又任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在华代表,为恒募义(Arthur W. Hummel, Sr. 1884-1975)任主任的国会馆东方部采购中文图书文献。由于其夫人费慰梅(Wilma C. Fairbank, 1910-2002)在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部负责中国处工作,经该部认可,他又成为该机构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的联络员,代为分发从美国国务院安排运来的主要是缩微胶卷形式的各种科技、文化和宣传的文献资料。
袁同礼对费正清的帮助是巨大的。1943年,袁同礼帮费正清设计成立“美国驻华大使馆学术资料服务处”(U.S. Embassy American Publications Service),连中文名称都是袁同礼最后敲定的。既然日文情报资料难搞到,经华盛顿主管部门认可,费正清干脆重点收集中文书刊文献资料。最有用的资料,尽早制成胶卷送回美国;一般学术书刊,则利用大使馆的有利条件在重庆存放好,等运输条件缓解时再运至美国。这样,在战争最困难时,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美图书文化双向交流的目标,费正清终生都对此感到非常骄傲。同年,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帮袁同礼成立隶属教育部的“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此机构除费正清和美国大使馆代表外,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李约瑟也参加。教育部次长主持这个代表三国的机构,袁同礼为执行秘书,各重要学术机构都有代表。这个机构主要是接受和分发美英两国的科技文教书刊,开始战事吃紧、交通运输困难时多为缩微胶卷和电影;抗战形势好转时,则以书刊原件为主。后来由于中英科学合作馆参与的越来越少,遂改名为“中美学术资料供应委员会”。袁同礼的部属严文郁和徐家壁先后任干事。二人也都是哥大图书馆学院毕业,在哥大中文图书馆工作过。
1943年10月9日,费正清向哥伦比亚大学写信,建议哥大接受国立北平图书馆赠书,同时主动提出自己代表的美国方面和以袁同礼和岳良木代表的中国方面合作为哥大发展中文馆藏。信是由费正清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学术资料服务处写给即将退职的哥大图书馆学院院长和总图书馆馆长威廉姆森博士 (Dr. Charles C. Williamson, 1877-1965)。信的内容如下:
Kates为侯感恩(George N. Kates,1895-1990),为哥大和哈佛校友。费正清1943年底回华盛顿后,也是中国通的侯感恩接任美国驻华大使馆学术资料服务处主任职。岳良木1934年到哥大图书馆学院深造,同时兼任中文图书馆负责人,1936年学成回国,主要在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效力。1937年,筹备处事务,并负责艰难的西迁四川工作,表现卓越。1940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奉令结束。中央图书馆与北平国立图书馆一起共同行使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富路特教授(L.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当时任哥大中日文系、后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是著名的汉学家。富路特生于北京通县,其父母为来华传教士。
信为打字机打出,并有少量修改,信末和信封都有费正清签名,且信封上加注:“Official”(“公函”)。信封口处贴有“Examined by __”(“检查人__”)标签,附近有费正清签名。由此或可理解此信的大使馆公函检查人是费正清本人。而费正清却信中明确表示此乃私事。费正清如袁同礼一样,行事有远见又有手腕,为此事顺利办成,费正清显然是特殊时期公事私办。
其中提到的王先生可能指的是在哥大东亚馆负责中文馆藏十年、后转任东亚系教授的翻译家王际真(1899-2001)。但当时负责哥大中文馆藏的是陈鸿舜(1905-1986),他同时又在读哥大图书馆学学位。不排除费正清误将当时在国会图书馆的王重民当成在哥大工作。裴克(Willys Ruggles Peck,1882-1952),生于天津美国人家庭,在中国多地任美驻华领事外交官数十年,任国务院科技、教育和艺术司中国部主任,也为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部特邀顾问,负责指导有关中国的文化工作。自然可代表国务院与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直接沟通乃至在文化事务上指示。居里(Lauchlin Bernard Currie,1902-1993),先为哈佛经济学教授,1939年为罗斯福总统特别顾问。1941和1942年以总统私人代表访问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广泛会谈,商定中美结盟抗战的很多重大事务。特别是,他后来代表美国总统支持和指导实施对华租借援助和组建飞虎队助华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