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观点长期以来把1850—1950年的中国过分简单化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失败,艾尔曼对这种“失败叙述”论调发起挑战。西方一直都对东方有种轻视与戒备。艾尔曼各方引经据典,试图向世人展示:“东亚国家一直都在做很正确的事”,例如,欧洲人羡慕中国的选拔制度并非建立于贵族制度、年龄等限制之上,而是纯粹建立于对其知识结构的检测。在《帝制中国晚期考试制度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0)一书中,艾尔曼描述了考试制度是如何为国家储备有用人才以及那些落榜的文人又是如何在其他行业发挥才干,成为作家、医生以及出版商的。
艾尔曼所关注的另外一个领域是中国科技与医药历史研究。在他的《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00)》(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2005)一书中,他驳斥了“中国无科学”一说,他认为,全球权力的转变出现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重要原因是这些新造的机器可以用来处理来自亚洲的原材料。“关键不在于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而是在于东亚国家某种程度的“去工业化”。这些国家变成了原料供应国后,便成了为那些制造机器的国家提供资源的场所。我们可以说,欧洲的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东亚国家的去工业化提出了要求。
地方历史的全球考虑值得关注
艾尔曼的研究引发了东亚历史领域其他历史学者的广泛兴趣,东京大学亚洲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n Asia)主任、历史研究教授羽田雅史说:“我对于找到一种全新的世界历史的解释方式很感兴趣,艾尔曼的特点是,即使他是在讨论一个非常具体的东亚历史问题,也不忘把他放在整个世界历史范围内加以联系和考虑,这种广视阈的研究方法非常令人钦佩。”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创始人、普林斯顿大学第三年访问学者葛兆光则说:“艾尔曼教授在中国研究领域有很大国际影响力,他之前的主要研究在于中国考试制度、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等,但最近他把研究视野拓宽到全球范围,所以其影响力已经超出了中国一国,还涉及日韩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