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民间记忆:高原风物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1-4 20:18 标题: 民间记忆:高原风物
博览群书 日期: 2008年10月7日
高原风物
陈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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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里的日头
中国人好以“四”来编民谣,什么四白四黑四喜四悲之类。形容狠毒的有这么四句:“云里的日头,洞里的风,蝎子的尾巴,后娘的心。”这后三句好理解,但云里的日头怎么会是“毒”的,我始终搞不明白。按说三伏天的太阳直直地照着,把人都晒出油来,那才叫毒,云里的日
头见都见不到,人们何以这样来说它呢。
待插队到陕北,一天到晚在山上混,顶风冒雪,日晒雨淋,什么样的天气都经过,一日有幸亲身领教了“云里的日头”的威力,才弄懂了这句话。那是在插队第一年的夏天,一向干旱的陕北高原连着几日阴云密布,老天总是沉着脸,却一滴雨也不下,只是便宜了我们这些在山上干活的人,没有了烈日的暴晒,凉凉快快,连草帽也不用戴。依然是光着膀子,身上有些汗,顷刻就被山风吹干了。山高云低,把人压在中间,仿佛伸手就能够着似的。在伏天里干活,能有这样的待遇,自然是喜出望外,劳作的辛苦也被减了半。
到休息的时候,我坐在地头和梁生子拉话。这时风突然把云层吹开了一道缝,一道耀眼的阳光刹时像箭似地直射下来,照在我的身上,不防备间,赤裸的皮肤顿时就像烧灼了一样,火辣辣地生疼,我不禁跳了起来,急忙找了衣服披上,躲了开去。梁生子拍手叫道,后生家,知道厉害了吧。一整天,我都没敢再赤膊,生怕又被“毒”一下。
敢情太阳一直在和云较劲,夏天本是它发威的时候,怎容云层左遮右挡,你看不见它并不等于它不存在,抽冷子就要显一下手段。尽管云层一直在庇护着受苦人,可总会被风吹散,多数时间里高原上依然是艳阳高照。
编民谣的人,看来也是吃过亏的,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短短四句,精炼准确。随着时代的发展,后娘的心已不再像前人所想的那样,而自然界的那三项,不会有什么变化,世人还是小心为好。
红月亮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多年以后,它仍像一幅画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日出与日落,是受苦人的时间表,他们不太关心月亮,因为白天已经太累了,吃罢了晚饭,便早早地熄了灯,到炕上享受婆姨的温情。只有那些独守空房的婆姨们,才会盯住了月亮,思念自己出门在外的男人。她们唱道:“一更里,月正东,我想丈夫一场空;二更里,月儿高,我想丈夫好心焦;三更里,月正南,我想丈夫难上难……”就这样一更一更地盼着,月亮伴随她直到天亮。
如果说太阳属于男人,那月亮就是女人的。阳光强烈,把汉子们都晒成古铜色,增添了他们的阳刚之气;而月光如水,它的恬淡、温柔,正好可以抚慰女人的哀怨。高原高,千山小,这里好像离月亮特别近。每到十五的时候,它就挂到了树顶上,把淡淡的清光洒满了整个村庄。夜空下的高原,寂寞宁静,连群山都沉睡了,只剩下银色在慢慢流淌。
可月亮不总是这样,银色也不是它惟一的衣裳。在高原上,我就见到了红色的月亮。
那是一幅绚烂的画面,夕阳还没有退去,被远处的山顶着,把高原照成了一片金黄,而月亮却早早地登场了,它就像刚从铁匠炉里拎出的圆圆的大铁片,贴在东边的天上,发着桔红色的光。它离我如此的近,仿佛扔块石头就能撇上。
天空一片绛紫,我惊愕地站在两个通红的星球中间,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看西方,残阳如血;看东方,又似旭日初升。什么叫乾坤倒转,什么叫时空错乱,是地球变了转速,还是月亮坏了规矩,我只习惯在天上看见一个星球,认定一种秩序,倘若发生变化,便不知所措。我没学过天文气象,对此无法解释,只能想到神话。看来后羿射日还是有些依据的,古人也许看到了这个景象,便以为天上有好几个太阳,惊恐之下,怕灾难降临,便请后羿去射。不过这么美丽的红月亮,真要叫后羿射破了实在可惜,幸而离得还远,后羿也没那么大的神力。
正胡思乱想间,憨娃赶着牛从我身边过,见我愣着,便吼道:呱娃子,想甚呢,再不走等着喂狼呢!这一嗓子把我拽回到人间,我荷着锄,一步一回头,跟着牛屁股往村里走。
不久,太阳落下了,月亮也失了红色,天渐渐地黑了下来。
后来,我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学了点本事,就总想把这景象画出来,试了几次,终未成功。
长流水
干涸的西沟掌里突然涌出了一股水,弯弯曲曲地在沟底的石缝间淌着,数日不歇。亮官子叹道,咱沟里也有长流水了。
这话有点像诗,让我感动了许久。水对于塬上人来说,不仅是生命的保证,简直就成了一种图腾。我们这里山大沟深,没有河流,没有湖泊,没有小溪,人们过日子靠的,就是沟底石缝中淌出的一点点泉水。每天人们赶着牲口下山,把这水慢慢舀到桶里,再驮到塬上去,省吃俭用,看得比油还珍贵。在受苦人的言语中,水通常用来形容最美好的东西,长流水是永恒的象征,甘雨意味着太平年,强壮的汉子要往船头上站,姑娘走路的样子是水上飘。尽管人们稀罕水,但他们对水的想象却被群山阻隔了。插队的时候,老乡曾问过我们,湖和海是什么样子,不管我们怎样形容,他们还是一脸茫然。这也难怪,我知道,只见过一汪泉的人,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烟波浩淼的壮阔景象的。但是正因为如此,陕北人才对水寄托了那么厚重的情感和期望,这也许是青山绿水地方的人体会不到的。
西沟就在我们的塬下,山梁的末梢伸到这里,就变成了刀一样的峭壁,把山沟隔成一个个的圪 ,这里土厚,被受苦人都开成了地。西沟有几里长,算下来地也不少,只是没有水,种的玉米也长不大,稀稀拉拉的,如今沟里冒出了水,尽管它只有指头粗细,就像刚出生的羊羔蹒跚地在地上爬,那么弱小可怜,随时都会被干涸的土壤吸干,可它依旧顽强地一点一点向外伸展,在黄土上画出一道深色的线。
庄稼汉们围着它,小心翼翼地看着它流淌。梁生子说,我们应该在下边打一个坝,把水存起来,坝底下弄个菜园,种上韭菜,这样我们包扁食的时候,就不用向别人买了。有人接道,有了水浇地,干吗光种韭菜,还可以种黄瓜、芹菜、白菜、茄子,把咱没吃过的都种上些。人们兴高采烈地议论着,仿佛那个美好的愿景很快就可以实现。
就这么一点点的水,竟在受苦人心里激起了如此大的波澜。我相信,以陕北人的勤劳,如果有了水,他们也会像平原上的人们一样,把大地织成锦绣的。于是,他们就动作起来,找到最合适的地点,用老镢刨出了标记,准备闲些的时候就开工。
然而好景不长,西沟里的一面土崖突然塌了,就像晴天里响了一声闷雷,巨大的土流倾泻而下,填平了沟底,小溪不见了。虽然人们一直在期盼着,可它再也没有流出来,连同受苦人的畅想,一同被埋葬了。
西沟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庄稼还是那么可怜。
沟里什么时候才能有长流水呢?
生命树
那座山顶上原来有一座庙,“文革”的时候被砸了,只剩下一棵树。
其实不单是这座山,周围十里的山都算上,也只有这一棵树。
这景色很奇特,黄土高原是平的,所以很多山头都是同样的高度,这棵树越乎其上,就很是显眼。它就像茫茫大海中的航标灯,孤零零地守望着这片荒原。
相传当时疯狂的人们也想砍了它,一斧子下去,那树干淌出的汁液,竟鲜红得好似人的血液。砍树者手发了抖,不知是在砍树还是在砍人。这时天空中一团乌云拢了上来,隆隆地响着雷声,好像天公也发了怒,砍树的人四散奔逃,这棵树幸免于难,从此再没人敢去碰它。老乡们都说,这是棵神树,通灵呢,那砍树者后来家里遭遇了不幸,看来是老天爷的报应。
我去看过那棵树,单爬那架山,就花了好几个小时。刚看到它,我就相信那些传说是真的了,因为在它面前,我竟有一种朝圣的感觉,这倒不是说信了什么鬼神,而是在敬畏一个顽强的生命。
这是我在陕北见到的最大的树了,它的树干需要四个人才能围得过来,高约十几丈,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盖了好大一块地方,就像在高原上升起了一团蘑菇云。没人能说清它有多大年纪了,树皮已经变成了黑灰色,遍布着疙疙瘩瘩的树瘤,道道裂痕深的几乎能伸进手掌去。如果和村里的树相比,它称得上是个老祖宗。长寿是应当受到尊敬的,可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竟敢对这样一位老者下手,古人有“蚍蜉撼树”这句话,形容人的不自量力,砍树者在它的面前,自然是渺小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山川树木也有它们的尊严,自然规律在维护它们的生存。当年东晋大将军桓温曾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他知道,和自然相比,人的寿命和作为都是有限的,明白了这一点,人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只可惜,对古老的轻蔑,对生命的漠视,却让健忘的后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如今这棵老树又恢复了它的尊严,因为我看到了它的身上挂满了祈福的红布条,人们把它当作神来敬。我觉得这有点滑稽,这树也许只想好好地活着,并没准备承当那么多的人间责任,你若想升官发财考大学抱孙子,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否则它就太累了。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尊敬它总不是一件坏事。
但我想这棵树又是孤独的,它长得这样大,活得这样老,却没有留下子孙,看周围光秃秃的山岭就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了庙堂的庇护,它虽然历经劫难,还能得以长寿,却眼睁睁地看着子孙们被人砍光。孔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与其说是老树的悲哀,还不如说是人的不幸。人没了树,还能活得好吗?
山沟里的教堂
我和秉坤在晨雾中出发,走了60里的山路,终于到了这个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的小镇。
马上要春耕了,可我们知青还缺很多农具,听老乡们说,这个小镇的铁匠手艺很好,打的农具结实耐用,而且价格还比县城里的便宜。这差价在今天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当时,就不是一个能舍弃的小数。考虑再三,我们还是决定舍近求远,到小镇去买农具,120里能走出钱来,也是值得的。
这是一条盘旋在山脊的羊肠小路,途经的村子不多,也很少碰到路人。高山大岭之上,只见我们两人孤单的身影。有几处路很陡,还不习惯走山路的我们,只能像坐滑梯那样,手脚并用地往下出溜,弄得屁股上沾满了土。这条路虽险,但好处是近,待我们从一个山坳钻出来时,发觉已经来到了小镇的街口。
说是个镇,若放到平原地区,恐怕还没人家一个村子大,镇中的街从东到西,也就一百来米。小镇倚山面沟,多数是窑洞,街面上有几间平房,若不是排着几家杂货铺和铁匠铺,简直就和其他村庄无异。镇子上的所有建筑都灰秃秃的,门窗已看不出木色,若是哪个电影导演想拍几十年前的旧事,到这里是不用重新搭景的。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小镇,我却惊异地看到了一座教堂,在平平的窑顶之间,它的塔尖格外突出。若在这里看到一座庙,我不会有任何意外,在大城市里见到教堂,我也会习以为常,但在被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包裹的高原深处,却见到了这样一座外来建筑,确实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那时的知识结构中,西方宗教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来到陕北,也做了一些与农业文明接触的准备,但在不经意间与外来文明的邂逅,实在出乎意料,我不知道这座教堂是什么时候建的,何人所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我们到陕北的多少年前,就已经有外来者踏足了这片土地,并且扎下了根。
除了惊异之外,我还有一点沮丧,那时年轻,挟着“文革”带来的狂热,总觉得世界上的许多事物是从自己这里才开始的,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去的陕北,但想到此举带着点文明开拓的意义,心里便增了一份安慰。但今日所见,着实将我教训了一番,敢情在上个世纪初或者更早的时间里,西方的传教士们就来到了这个地方。我曾在山沟里见到来自南方福建的养蜂人,细谈之中,才知每个蜂群都有一条固定的蜂路,从南到北,走哪座山,哪条沟,年年不变。蜜蜂的本能咱搞不清楚,可传教士们是靠了谁的旨意,寻到了这么偏僻的地方呢。
信仰真是具有神奇的魔力,我想那时陕北还没有公路,传教士们骑着毛驴,翻山越岭,向着未知的土地进发,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习惯了粗粝的饭食和草席的土炕,又克服了语言的障碍,把天主塞进了只拜如来和老君爷的当地人的脑袋。从表面上看,他们的举动和我们上山下乡有点相似之处,但我们的到来,出于至今都说不清的背景,而他们却有着明确的目的。
这座教堂用青灰色的砖石盖成,并不很大,它的正面中央是一座尖顶的钟楼,门窗也都是尖顶的,属于典型的哥特式风格。教堂的门窗都被拆毁了,并无遮拦,我进到里边,只见乱堆了柴草和木料,地上有粪便,墙上乱七八糟地涂写着一些脏话,教堂外表依旧,但里边已经污秽不堪。
我后来才知道,天主教在这里成立教会是1911年,教堂是由西班牙传教士易兴化主持修建的,共动用了当地劳工三百余人,历时三年竣工。除了修建教堂之外,教会还兴办了学校、孤儿院、诊所等社会福利事业。多年以后,当地百姓仍记得这些事。只不过那些传教士结局如何,我却没有查到记载。
(本文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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