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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雄]守住自己的学问园地——记中国民俗学开拓者钟敬文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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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雄]守住自己的学问园地——记中国民俗学开拓者钟敬文的足迹

一生按:看到先生执着的一生,想想先生一生走过的路,作为正在民俗学上艰难跋涉的我,增添无数勇气。当最后看到先生说出的“守住自己的学问园地”,泪水禁不住的流了下来。三月的时候曾到先生所在学校,也曾漫步在先生走过的林间小道,也想触摸先生内心那一份情怀,但终是过客,来去匆匆,或许未曾留下什么,但又好像留下了什么。虽然现在遇到些许困境,但想想先生坎坷的一生,心中更觉惭愧。或许那是因为自己正在迷失,又不想迷失的痛楚。先生“守住自己的学问园地”犹如黑夜中的明灯,警示着我,指引着我。突然想起顾诚所写的“黑夜给我了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或许这才是一生要走的路吧。

 

守住自己的学问园地

——记中国民俗学开拓者钟敬文的足迹

陈可雄

 

将来的编年史或许会记上一笔,一九七八年北京曾发生过七教授上书之事,令朝野瞩目一时——

 “我们的国家,是有三千年以上文字记录的历史的国家,是拥有几亿人口的、多民族的国家,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具有优越社会、政治制度的国家。难道我们可以没有一部比较像样的民俗志和民俗史著作吗?难道我们可以没有一些足以列人世界这门科学书库的专门论著吗?目前,我们这种荒凉的景观,是不应再忍耐下去的!现状非迅速打破不可!……”

    那时正百废待兴。署名其上的有顾额刚、白寿彝、容肇祖、杨望、杨成志、罗致平,最后一位便是沉寂了二十余年的钟敬文,也是这封《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呼吁书的执笔和奔走、策划者。当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十分重视有关部门把民俗学列为二十九种国家重点发展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一。

    钟先生如今已八十九岁了。自称已从当年的“惨绿少年”,变成了一个垂胡拄杖的老人,但耳聪目明,瘦而不弱。他现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而且管事,可我看他仍属书斋型的文人。他住在北师大校园深处的小红楼里,书斋自号“天风海涛室”,其实不过一问斗室。四壁是书,间杂摆着贵州的摊面具、咸阳的兵马桶,及日本的福神等民俗风物。去年秋冬以来,我有机会常来这里坐坐,听老人抚昔亿往,讲马克思和弗洛依德学说对他的影响,讲女蜗和伏费、孟姜女、刘三姐的种种神话考据,讲与一个个逝去的老友顾领刚、俞平伯、聂钳驾等的交往……常常谈兴犹酣,暮色不知不觉已浸入书窗。

我知道,给先生写个小传什么的颇不易,尤如写一部中国民俗学的开拓史。

 

我也乘潮一后生

 

    “千年枯海怒潮涌,我也乘潮一后生。”这是前几年,钟敬文在北大校园蔡元培雕像前缅怀“五四”的抒情。

    他一九O三年出生在广东海丰县公平屿,那是一个遗留着古代风尚的靠山区小镇,一年一度兴演社戏。离开多少年后,他还记得家乡的大戏有西秦、正字、白字三种,每夜初开台必演唱一出吕蒙正抛绣球,乡人禁不住手舞足蹈。他幼年进过私塾,蒙头盖脑地背过《三字经》、《助学琼林》之类。后来进了新式学堂,读过《随园诗话》,十岁便喜好作旧诗。大约辛亥革命、剪掉辫子的几年后,他进入在五坡岭的县陆安师范。那是在古山乱木怀抱中,旧建有祭词文天样的方饭亭。传说宋朝文氏兵败至此,正在吃饭,被元兵捉走了。

    “那时新文化的洪涛巨浪已冲涌到我们那里。‘五四’运动像一声轰雷,我们也当仁不让结队游行,嘶声宣传抵御日货。”钟敬文在后来的一份自传里写道,“随之学术思想上也发生巨变:耽读起《新青年》,学做白话诗。但尚不知个人出路何在”。

    运动很快过去,小镇依然沉寂。他无力再升学,又回到乡下。一九一八年,被誉为全国文化灯塔的北大成立了歌谣征集处,接着是刘半农主编的《歌谣周刊》创刊,周作人写了发刊词,称此为“隐藏着光辉”的“国民心声”。正如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新诗开始,现代民间文艺运动以歌谣发端。这给身处穷乡僻壤的钟敬文一线阳光!他虽不甚了然其中的意义,却也起劲地在家乡收集起客音山歌、峰歌、置歌来,寄给《歌谣周刊》发表。同时,他还从山夫村妇、店员、家里的二嫂嘴中,收集起陆安传说和民间故事。

    民间文艺蕴育、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意识,当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已有清醒的认识。一八九八年英国的贵族和学者创设了民谣协会,随后欧洲的德意志、法兰西、瑞士,以及新大陆上的美国都相继成立了同类性质的学会。东方的日本,官界和学界一起动手,搜集、刊印了《诸国童谣大会》、《理谣集》等。但在中国,她仍被讥为“野人”文艺。当时保定有一位进士公,专门写信大骂蔡元培胡闹,说他在堂堂的大学里,跟学生一道去搞那些“风来了,雨来了”的儿童胡口喷出的玩意儿。

    一个偶然的机会,钟敬文来到了广州,那是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的时期。他曾到中大拜访过“面部消瘦而苍黄”的鲁迅,也是海丰老乡、在穗摘农运的彭湃的堂上客,还在岭南大学与洗星海住邻壁,相约互教中国古诗和拉梵阿林。在那个时期,他还经历了初恋的失败,“曾经倾倒了全生命的能力,去眷爱一个生长在南洋的姑娘”,但终因他贫困的境遇“被弃绝了”。

    一九二七年他转到了中山大学当助教。恰好北大的骁将顾领刚、董作宾、容肇祖等不满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也南下到了中大,于是一起风风火火搞起民俗运动来:成立民俗学会,举办讲习班,创办《民间文艺》、《民俗》周刊,还出版三十多种丛书,顾领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容肇祖的《迷信与传说》,白寿彝的《开封歌谣》,钟敬文则编印了他的《歌》和《民间趣事》。一时间,中大成为继北大之后的全国民俗学活动中心。

    胡适后来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说:“近十年来,自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收集歌谣以来,出版的歌路至少在一万首以上。在这一方面,常惠、白启明、钟敬文、顾颉刚、董作宾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灭。这些歌谣的出现使我知道真正的平民文学是个什么样子……有了这些新史料作根据,我的文学史自然不能不彻底修改一遍了。”

胡适所举的五位民间文学先驱者,如今硕果累累、生而仅存的,惟有钟敬文一人了。

 

百金欲买奈良刀

 

    一九二八年秋,钟敬文印行了吴翼之编的《吴歌乙集》。不料其中有所谓“猥亵”的词句,触怒了假道学的国民党中大校长戴季陶,他被迫离职,转到杭州执教了。在那里,他和娄子匡、钱南扬、江绍原又共创了第一个中国民俗学会。娄子匡后来去了台湾,据说现在是那里民俗学会的头头。

    在西子湖畔,钟敬文写下了《中国民俗学运动歌》:“这里有一个壮大的花园,里面有奇花,也有异草。但现在啊,园丁不到,赏花的人更是寂寥!……”然而,他像是甘忍寂寥,写下了一系列较有深度的《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金华斗牛的风俗》、《中国民间故事型式》等。后者归纳了中国民间故事四十五种类型共五十二式,被当时日本的权威杂志《民俗学》月刊全文转载。日本学者对之数十年来兴趣不减,常把它作为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依据之一。但钟敬文深感自己的理论底子太浅太薄,毅然决定抛下教鞭,东渡到被誉为世界神话窗口和情报中心的日本去深造。一九三四年四月,风萧萧,钟敬文和夫人——二十三岁的陈秋帆从上海启程了。他们乘船抵长崎,再辗转到东京,他入了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当研究生。陈秋帆在政法大学学日本文学,每月有三十多元奖学金,夫妇俩仅以此开支度日。两年零四个月的留日生活,他几乎整天笼在那九层楼的图书馆里。英国人类学巨匠弗雷泽·哈顿,法国社会学派涂尔干·居友;还有他的老师西村真次博士的种种理论亢塞了他的头脑。‘只有中午吃饭,他才下到门口的中国小餐馆,花一角钱吃碗手把面。

    “有一次,刮起一场猛烈的台风。房子摇摇晃晃,好像马上就要倒塌似的。可是,钟君怎么样呢?台风过后,晚上回到家来跟我说道:‘我从图书馆出来一看,一路上电线杆子和树什么的都倒了,招牌也掉下来了,和平常不一样,到底出了什么事了?’原来他热心看书根本没有注意台风啊!”夫人陈秋帆后来在一篇回忆录中说。    ·

    在那期间,钟敬文埋头写下了三十多篇著述,其中有《老獭稚传说之发生地》、《槃瓠神话的考察》、《中国古代民俗中的鼠》等,有的发表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杂志《民族学研究》上。他的译述,从俄罗期民谣、朝鲜产育迷信,到世界各地神话拔萃,着眼面颇广。他还到增田涉、竹内好等人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作过讲演,题目是《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探求》。他生活中惟一的乐趣,是星期日消磨在神保盯等书铺街上。从第一问起,依家挨户地搜索下去,直到电灯射出黄光的时候。

    日本学者武田泰淳当时撰文赞扬说:“像钟氏那样,一味地沉醉于百花园中,充当忠实的园丁、埋头研究的人,是稀有的。”

    “过客雄心未能死,百金欲买奈良刀。”这是钟敬文的誓愿。但那时,日本侵华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在战争前夜的阴影下,他乘船回国了。身上穿的仍是两年多前去时的旧衣衫,但他胸中波涛翻腾,涌动着归来建设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一幅蓝图。剧乱心长特苦辛

    一九三七年,钟敬文回到杭州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举办“民间图画展览会”。展览的不是周金汉瓦、明瓷宋画,而是流传于农舍灶间的神像、鬼画,这在当时便是一件破天荒的创举。

    “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厅设在湖滨的国民教育馆。展品共三干余件,大部分来自浙江,也有江苏、安徽、绥远送展的,大都是木刻印刷品,有彩套的,也有单色的。观众接通而来,一时盛况空前。当时浙江省报《东南日报》专为此发表社论,称此次展出“为国内文化成就—件创举,颇饶深隽意义。”

    但不久,“八·一三”抗战炮声响起来了,钟敬文开始了颠簸流离的生活。一九三九年夏秋间,他被介绍到广州四战区政治部工作。有一段记忆特别清晰:有一次,他和杨晦、黄药眠等下到粤北战地去考察、收集写作资料。足足有两个月的时光,他们背上小行李,从这个村庄,到那个城镇,从这个山头到那个渡口,登高涉深,度险踏危,阳光像烈火一样炙烤,皮肤不断剥落。有时赶到歇脚地,连粗米饭和菜汤都弄不到手。……他后来据此写了《战地报告文集》,卖给了上海一家书店,却未能付印。

    一九四O年,中山大学由云南海江搬回粤北坪石开课,钟敬文应聘又去那里,仍教“民间文学”。航火不断,寒宙难守,有一次,日寇发动了大规模的湘桂攻势,许多城镇都陷落了,坪石离敌人只有数百里了,骑兵一两天就可到达。有钱或有别的办法的同事同学都先后走了,他呢?因为筹不出旅费,只好硬着头皮留在那里做:孤注”。那时候,学校的讲台上跳跃着青蛆,图书馆成了难民所,连一两个可以谈文说诗的人都没有了……”

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了,学校当局却开始整肃。他和另外几位教授被认为“思想左倾”,而遭非法解职。一九四七年七月末,钟敬文批完最后一个研究生考卷,化装逃离广州,到达了港九的达德学院,在那里工作的已有剪伯赞、侯外庐、沈志远、黄药眠等。那以后,他还担任了中国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常委和方言文学研究会会长。

 

梦里霞光珠海路

 

    一九四九年春,大陆解放了。钟敬文和在港的许多文艺界人土应邀赴北京,满怀喜悦地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

    他留下来了。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开设“人民口头创作”(仿照苏联)课,招了研究生。第二年,他参与筹备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正式成立,周扬任理事长,他和老舍被选为副理事长,并且主持会务。‘那时,他私下里曾对朋友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工作繁忙过,,也从来没有这样心情舒畅过!……”

    但好景不长,接着而来的是肃杀的季节。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使钟敬文交了“华盖运”,上课堂和发表文章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但他不甘心,在夹缝里挣扎着,也饱含酸涩,陆续写出了一系列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的论文。

此后是教育大革命、拔白旗直至爆发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间,民研会珍藏的许多手稿被送到造纸厂销毁,许多民间歌手和故事讲述家被迫害致死。专门机构被砸烂了,高等院校民间文学课被取消了,凡民间的一切文学艺术,都被贴了“封、资、修的大杂烩”黑封条。世界第十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稿子,靠着一位酷爱民间文学的人,勇敢、机智地用一口缸埋藏在地底下,才得以保存下来……

 

老怀不作消沉想

 

    “十载冰霜花事尽i一宵雷雨瘴气收。”一九七六年,文化刽子手们垮台了,此吟咏表达钟敬文何等雀跃之心情!但面对民间文艺的一片废墟,有多少残垣碎瓦急待清理、打扫啊!

    钟敬文宛如变了一个人。他首先写出了《为孟姜女冤案平反》长文,抹去泼向老友顾领刚头上的污水。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间,北京和“四人帮”控制的言论机关,突然涌起围攻“孟姜女”的黑浪潮,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由孔孟之徒出于尊儒反法而移花按木造出来的,目的为了攻击秦始皇”。钟考证了孟姜女的传说,这是北齐屡兴大役、修筑北方边城的缘故,反映了当时严酷的摇役事实和人民受难的诅咒,它符合民间传说的变异性规律。至于秦始皇,他一针见血指出:秦56实在是我国封建专制王朝大力推行恐怖政策的急先锋和超级人物”:

    一九七九年举行的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及随后举行的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引入瞩目。在会上,钟敬文一改温文尔雅的儒风,言词锋利,力砭痼弊: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永远是我们的指导灯塔……但我们要搞清楚,恩格斯的《德意志民间故事书》,这是他十九岁写的,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神话的意见,说得的确精彩。但他写下这些见解时,欧洲的“近代神话学”还处在酝酿阶段,稍后比较得势的比较神话学还未出世,人类学派的神话学的出现更在其后。怎么能把他们的片言只语拿来引为公式、当作教条?

    ——有人把马列丰义贫乏伙、浅薄化。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私有制、家长制、男权主义等,产生了大量的家庭悲剧、姑嫂不和、她理吵闹、兄弟反目的民谣和故事,它们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毋须赘言,但在收集、记录上却遭到忽视。主要原因,是认为它们没有直接反映贫苦农民反对地主阶级或外族侵略的斗争。

    ——在流传广西好些地区的刘三姐讲述里,我们有些记录者,认为她哥哥的言行不符合他的贫农家庭的阶级成分,必须加以改易。还有人在处理神话里的人物(神或英雄),要求他们具有我们现代人的思想、感情,甚至要求他们的两性关系符合新社会的婚姻法……

  ——不要当败家子!

  这声音在当时,真是振聋发馈。也就在那两个大会上,钟敬文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

    那以后,已过八旬的他从云南到广东,从上海到济南,四处考察、讲演;《民间文艺谈菇》、《新的释程》等一部部专著出版了。尤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一九七九年率全国十六名来进修的教师,苦熬一年,编出了二十万字的《民间文学概论》,成为全国高校的教材,至今已再版七次。

    在庆贺他“从事民间文学工作六十周年”时,周扬曾赞誉像他这样搞民间文学的,在中国是“稀有金属”。人生将暮,缺憾也自然有的:夫人陈秋帆一九八四年早早去世了;准备了一箱子材料的《女娟考》还未动笔;渴望着筹钱再编出一部《民俗学概论》……写此传记,我曾问钟先生,他作为一个中国老知识分子心愿是什么?他说:“守住自己的学问园地。”并赋诗一首赠我:“文弃正径艰难过,历史平章付斯人”。

    如是我闻。 

 

原载《文学报》1991321日,转引自杨哲编《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生涯 学艺自记与学界评述》

 

转者按:此文只系识别,只经初校,恐有不少错误,还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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