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郊区满族的风俗画和断代史——评《北京郊区的满族》

北京郊区满族的风俗画和断代史——评《北京郊区的满族》

步蟾 《满族研究》1988年 第02期

   一九八五年六月，金启孮先生应邀参加庆祝辽宁新宾、岫岩、凤城满族自治县成立大会，又值全国第一个研究满族的刊物《满族研究》创刊，他深受“鼓舞和启发”，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七万五千余字的回忆录《北京郊区的满族》，作为“满族青年……忆苦思甜的阅读材料”（本文之引文，凡未另注明出处，均引自《北京郊区的满族》），连载于《满族研究》，并列入日本丰田财团助成的满族研究项目之一。

   说作为“忆苦思甜的阅读材料”，是作者的自谦之词。其实，《北京郊区的满族》的价值远远地超出了回忆录的范围——也许有的是作者始料不及的吧！作品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记叙了北京郊区满族的民俗风情、性格气质、心理结构、审美情趣及遭遇、变迁，既有宏观的探讨，又有微观的研究，为“满族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及语言学等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认识价值，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创见，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同时，又深入浅出，通俗生动，富有乡土气息和文学趣味，适合于各层次的读者，是一部融知识性、资料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佳作。

一

   金启孮先生为满族著名学者、教授。他“生长京中而母家又在郊区营房”，从小耳濡目染，对京城内、外满族生活非常熟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涉笔成文，不但真实可信，而且能寻绎出其间之异同。

   满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北京郊区（此处指外三营——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和王公园寝）虽不是“世外桃源”，但因“远屯郊圻，不近繁华”（昭梿《啸亭杂录》），与外界较为隔膜，具有某种程度的闭塞性，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社会阶层，积淀下一种地方文化——风俗民情，同京城及外地满族相比，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而京郊满族内部，营房满族，散居满族和园寝满族之间，又同中有异，并在具有相对凝固的稳定性同时，又随社会发展，不断发生变异。

   京郊满族风俗的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保留着更多的满族旧俗和民间习俗，并且具有某些“兵营”特点。作者紧紧抓住这一地区的特异性，从饮食、服饰、房屋、语言、文化、教育、宗教信仰及与“附近住户”（汉人）的关系等物质和心态各方面（可归纳为：观念、行为和物质三个系统），描绘了一幅幅异彩纷呈的风俗图，展示了京郊满族社会、生活风貌。

   “重内亲”的习俗，连素重礼俗的“皇族家族”，也“已在逐渐减弱，改变”，但“在营房中却依然存在”。

   满族妇女的“两把头”，嘉、道以后，渐用“假头”，并且“越来越大，到清末民初已大得和戏台上的旗装差不多了”，但营房中仍“保持着纯朴之风”——不但小，而且“头饰也不多，有的只插一两支簪子”，同城里的“满头珠翠”相比，大异其趣。

   那种“浇面条的卤，只有营房中的人会做”的“川卤面”，那“营房所独有”的“甜”的酱油和酱肉都已失传了。

   对“药王”、“瘟神”等神，这里同城内也不一样，“根本不理睬他们中，因为营房中人很少闹病”。

   “闹病中的饮食”，满洲世家向来以“净饿为主”，而营房中人则认为：“病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病准能好”。

   “五显财神”的装束（画像），别处多是“红袍、圆领，纱帽——明朝的装束”，这里却换了“清朝的翎顶、袍褂”……

这些“奇风异俗”，在具有地域特色的同时，便也具有了民族特色——这是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

   作者不厌琐碎，对京郊满族的世态风习、人情时俗做了详尽的描述，庶几可以称之为一部京郊满族的《风俗志》、《生活小百科全书》，为我们研究满族风俗及其发展、演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作者所记，都是“亲身见闻”，同那些“坐在书斋中，‘想当然耳’的推测”，更不可同日而语。

   此外，作品中对营房、园寝的建筑格局及特点，也都有确切的记述，并对民族风格和建筑系统（地区）做了考证，这在早已荡然无存的今天，对北京地方和建筑史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

二

   别林斯基曾说过：“一切这些习俗……构成一个民族的面貌，没有了它们，这个民族就好比是一个没有脸的人物”。从作品的大量风俗民情的描述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京郊满族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民族气质。

   他们纯朴善良。“咱们满洲人……一肚子忠诚”。他们以偷盗、撒谎为耻，“他们之间不成文的习惯法，甚至比国家法律都厉害”。

   他们热情好客。“只要有亲戚、朋友来，必留饭”、“一定让客人吃的很满意，才能作罢”。

   他们尊师敬长。“那是老师吩咐的，谁敢不听！”这是发自内心的对老师的尊重。

   他们喜清洁、爱面子。“每招待客人，菜肴和盘碗都很干净”。

   他们重礼节、讲信用，连老夫妻吵嘴也不忘礼，“老太太指着老说：‘我恨您！’”营兵买东西可以赊帐，等关饷再还。小贩的记帐的方法很特点，用白灰或黄色砖瓦片写在欠帐人家的墙上。“欠帐者要偷偷地把帐擦下去几笔怎么办？——那时绝对没有这种事！”

   他们聪明智慧、心灵手巧，能制作各种精巧的手工艺品。那“唐僧取经过通天河”的莲花灯直称得上“巧夺天工”。那粉面彩身，大小不一的“兔儿爷”、“兔儿奶奶”是那样别致、有趣，那种“梳旗髻或梳两把头的大奶奶（少妇）”泥人，则“制作得神色酷似真人”。

   满族素有勤劳、俭朴的优良传统。“他们学什么都老老实实地干，从不偷懒”。遇到城里亲戚家办红白事，妇女“多起五更上路”，因路远，又“很不好走”，便“脚上穿一双旧鞋，把新鞋掖在怀里，到了亲戚家门口再换上。”

   这种吃苦、耐劳的品德在身处逆境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使他们能以安贫乐贱、励志守节，忍辱负重，经受住了生活的严峻考验。

   他们心胸开朗、豁达。甚至在濒临绝境之时，也不沮丧、绝望。这除了因为他们热爱生活外，还由于他们有倔强的性格。

   倔强、好胜、强悍、勇武，这是满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们认为对的事，不管有多大的威胁，至死不变”、“不管在什么事上也不肯认输”。营房满族有“尚武轻文的风气”，“他们想像中的上进，就是能打胜仗”，因此他们喜欢读书的书是《三侠五义》、《小五义》等，他们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三国时常胜将军赵子龙，乾隆年间北京中“专打强而不欺弱的‘花豹子’三官保和营房中以军功起家的乌兰泰、塔齐布。甚至连儿童们的游戏也带有‘崇武’的色彩，他们总是把游戏和练武结合起来。游戏就是练武，练武也是游戏”。

   而最为可贵的是这种精神与性格“综合成的一种崇高的理想——为国家战死为荣”。这是营房满族性格美和品德的升华。他们“聊天”的内容“多半是某家某人在什么时候战死的。又是某旗某官在什么地方阵亡的。某家在什么地方做外任官时合家殉难的。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面上绝没有畏惧或抱怨的神色和感情，而是觉得这是很光荣的事”。

   文中用了很多笔墨写京郊的满族妇女。她们具有同男人一样的思想性格、心理素质和精神境界。“总之，男女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男人能干的事，女人也能干。”此外，还有突出的二点，一是精明能干、泼辣厉害，主持家务。二是重视贞操，所以“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之难）三营一带，死难的女子独多”。他们的贞操观念同汉族妇女不完全一样，用作者的话说是“在中原传统妇德的外壳下，内中包含着满族固有性格”——是一种摆脱对男性的依附，追求和卫护自身价值和独立意志的表现，而这种“自主性”是不可侵犯的。

   作者笔下出现的都是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无人注意的小草”——普通的京郊满族人民，他们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没有什么可歌泣的英雄事迹，但就从这些“被忘却了的人们”身上，从他们平凡（但不平淡）的生活中，从他们日常言谈（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和深奥的哲理）中，却闪射出了美丽、迷人的光辉——那无比珍贵的心灵美、人情美，令人为之倾心、动容。他们同那些整天提笼架鸟、游街串巷、喝茶唱曲的八旗纨绔子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作者从他们身上挖掘出了满族的传统美德，为我们树立起真正的满族（一个伟大的、可爱的民族）形象。并且用具体事实（事实是最有力的语言！）雄辩地指出，那些八旗纨绔子弟不能代表满族，腐朽的清政府更不能代表满族，真正代表满族的是生活在下层的广大满族劳动人民。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郊区的满族》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对于一些不了解满族或并不真正了解满族的人来说，无疑是一部很好的教材。

三

   《北京郊区的满族》的认识价值还在于，作者并没有把京郊满族游离于整个社会和满族整体之外，而是放在历史和时代的大背景上，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展现出当时社会的一个侧面，因而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其历史功绩是不能泯灭的。广大满族人民赞同、拥护革命，他们摆脱了满族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八旗制度的束缚，在法律上取得了平民的身份，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有很多人积极参加了革命。但是，资产阶级由于受到自身的阶级局限，不可能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在社会上一股“排满”情绪的冲击下，各地的八旗人家，尤其是北京和关内驻防各地的下层劳动人民，受到民族歧视，甚至有个别地方受到地方官吏的迫害。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满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营房满人不再发旗饷，有的做了农民，但大多无地可种，一部分为谋求生路，逐渐外移，成为散居户，余下的便做起“补花活”（为桌布、碗垫、提包等锁边。为上边的花样贴补缝纫）。随着王公园寝的破败，园寝满人纷纷外流、分散。

   这些流散的满人沦入社会的最底层。他们靠做小买卖、卖手艺和卖体力维持生活，五行八作，什么都干，饱尝生活的痛苦、辛酸。文中写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散居户的孩子才两岁，有一次他指着脚上穿着的破鞋说：“这鞋破了，这鞋要不破，就当去了！”一个两岁的孩子竟说出了与年龄如此不相衬的话来，这是在生活熬煎下的一种畸形社会现象。

   除了生活贫困之外，这些家庭还有“其他生活方面的悲哀”。例如，“许多人家姑娘年岁大了，嫁不出去，最后只好留在家中成了老姑娘”。也有一些人家的姑娘被“骗婚”，“被甩下的女方有的吞毒，有的上吊，惨不忍睹”。

   他们“不但身体受着饥饿的折磨，精神上也遭受着难以入耳的非难”，在社会上遭受到冷眼、歧视乃至侮辱。“‘满清’、‘鞑虏’、‘胡儿’等不堪入耳的词句不时地喷向他们”，有很多满人被迫改为汉姓。文中记载了作者外祖父额勒贺的不幸遭遇。外祖父是营房中翼长，被一个“屡拆官房”的“不守法的暴徒”刺死。在审理案件时，“法官看到外祖父满文名字和外祖母满洲姓氏”，因被害者是“满族”，便“给凶手开脱”、“减刑”。作者在此沉痛地写道：“旧社会满族不得不改汉姓汉名，其中包含着的，不只是辛酸，还有血的教训”。

    因此，我们说，《北京郊区的满族》还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简而言之，它是一部京郊满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断代史、变迁史。扩而言之，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整个满族的略图和缩影。同时，他又是一个社会的窗口，使我们窥见当时社会的动荡、黑暗和腐败。对此，作者感慨万端地写道：“在旧社会，每一次突然而来的大的社会变动，都不可能是全民的进步和幸福。只有1949年北京解放，才使这些苦难的人们绝处逢生”。

四

   《北京郊区的满族》并不局限于往事的回忆，在记叙见闻的同时，对许多有关问题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学术上的研究。有的是一、二句点评式的议论，看似漫不经心，实际是有的放矢的“点睛之笔”，点明和深化所叙事物的思想意义；有的则是从一点生发开去，长篇大论地从学术方面进行精确的考试和深入地研究。虽然作者的某些观点不无商榷之处，但绝大部分是立得起、站得住、能够使人信服的。其中不乏新颖、独到、精辟的见解。

   文中多处引证有关史料，与所论述的事物相印证。如引《辽史·语解》中“窝斯”为契丹语“大力”之意，以证“北方农村，特别是西山农村语言”混有多数契丹、女真词汇。所论极为精辟。文中引证的文、史书籍颇多，如：《金史》、《柳边纪略》、《柳南续笔》、《黑龙江外记》、《东华录》、《庸庵文集》、《辍耕录》等，以史料印证、使作品言之有据，反过来，又用确凿的事实，为这些文史书籍做了注释、补充和匡正。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作品中多处与《红楼梦》相资证，对《红楼梦》中的一些风俗、丫环的取名、称人法、骂人法、难解的词汇，等等，都在京郊满族中找到了“依据”，从而直接或间接地证明《红楼梦》中所描绘的生活是满族的或带有浓郁的满族色彩。作品中还通过作者一个同族的前辈说出了一句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话：“从时间上讲，曹雪芹身上的满洲血，也许比你和我身上的要多而且纯吧！你想是不是？”

   ……这些，对红学研究大概不无启迪和帮助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最有说服力的直接材料，对历史现象高度综合，发现和探新的课题。对这些前此无人涉足的新的研究领域，作者能廓清迷雾，探幽发微，独抒己见，论断立说。

   如对散居满族的论述。他们的来源：“实际上就是营房中满族之外移者”。他们的“风俗、习惯、思想、感情，介乎城中满族和外三营满族之间。就风俗、习惯来说似乎更接近城里，这大约是搬出来的年代久了，又离城较近的关系。就性格来说，则纯朴之风尚存，而倔强之性已改，这大约是数十年民族压迫和生活折磨所造成的。但在无人处见到同族人，他们还是真情毕露”，虽有些闪烁其辞处，但结论是肯定的，也是精当的。

   再有对园寝满族的汉化过程的论述。文中列了二个表：

        汉人→汉军→内府包衣→王府佐领下包衣→

        园寝苏拉与附近农村习俗的混合→农村习俗

        化简：汉俗→满俗→满俗与农村汉俗混合→农村汉俗

   进而得出结论：“他们经过了一个先满洲化，然后又汉化的过程。但其结果绝不是又恢复原先的汉俗，而是形成了一个非汉、非满、非城、非乡的杂乱的风俗”、“这时他们正处在满俗与农村汉俗混合的时代”，而这种“由汉而满，由满而汉绝不是返本还原，而是一个极端曲折、复杂、痛苦的过程”。这些论述，确是真知灼见。

   文中在对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的风俗是否都已被汉族同化问题，作者经过“细心调查”以“北安河村”中“一般农村所没有的特点”，如：“怪姓”、“小名+Sa”、“佛坛上的怪字”、“特异的语言”、“勇悍”、“抢婚”的具体事例，并同有关资料如《辽史》等相印证，而得出结论：北京郊区除去汉族满化、满族汉化之外，应该还有个其他少数民族化的问题。可谓远见卓识，独具慧眼。而这些来自生活的理论，更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

   文中对营房中的语言也进行了认真地考察和研究。并列出了“外三营语汇一览表”，把营房常用的148个语汇标明其“一般写法”、“营房中说法”、“满语”、“满汉混合语”。认为“外三营保持的语言、语汇，我以为应代表乾隆年间北京的现状，要比后来北京城中纯粹得多”、“有变化也不大”……这些翔实的资料、精辟的见解，对满语、北京语、满语对汉语贡献等的研究，都很有参考价值。

   此外，对“萨满变香头”的记述和研究，迄今为止，也是独此一家。

   综上述，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郊区的满族》在许多方面起到了率先作用，开拓了“满族学”的新视野、新领域。

五

   真实性，是回忆录的特点和生命。所记叙的人物和事件，必须真实可信，必须是作者亲见亲闻，有直接感受。《北京郊区的满族》就是根据“幼时亲闻，更多的是亲见的事”而“据实直书，以存真相”、“没有虚构”。作者不但忠实于生活，所记皆实有其人，确有其事。而且尊重历史，敢于向某些传统的偏见挑战，不囿于陈说，独抒己见，如作者自己所说的：“没有受到任何已发表的文章的影响，也没有受到任何框框的拘束，事实怎样就是怎样”，这种“虽千万人我往矣”的学术上的探索，务实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作品也别开生面，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作者认为“有的著作中所宣扬的满族的缺点，我以为正是他们的优点”，“迄今已发表的有关满族著作，和我亲见亲闻，差距太大”、“觉得历史书上写的满族如何腐败无用，和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仿佛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社会上讽刺八旗兵是“铁杆庄稼、老米树”，作者直言抗辩：“若按各族人民在清代的分工来说，满、蒙、索伦、达斡尔等旧新满洲八旗负担最重，对汉人实行募兵制，对他们却实行征兵制，孩子一落生，便是‘养育兵’，长大了便要抗敌、御侮、保卫祖国，多数人都死在疆场上，……难道反过来却认为他们领军饷和吃老米都不行，都是剥削了别人，这种讽刺完全是一种民族偏见的产物。”诚如作者所言，所谓“铁杆庄稼”、“老米树”，实则是套在八旗兵身上的枷锁，不但买去了他们的终身自由，也买去了千万人的生命。这是清代满族的一大悲剧。

   作者在宏扬满族优点的同时，对他们的缺点（如勇于私斗、保守、迷信等），特别是对满族统治者的过失和清廷的腐败也毫不掩饰、回避，如：满族先世女真人所建立的金王朝在南渡后，“夺民田给猛安、谋克”，及“皇太极每次进关”把“抢来的人口、牲畜，按册子分给兵丁，没妻的给妻，没牛的给牛。进关如此，满洲各部之间早已这样”等野蛮的、掠夺性的战争，也都是尊重史实，秉笔直书的。

六

    回忆录是文学作品，不能自然主义地照抄生活。《北京郊区的满族》在“不失真”的基础上，对“亲见亲闻的素材加以研究、比较”，经过筛选、提炼，使之“系统化，条理化”。并有重点、有选择地描叙那些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人物和事件，其中更不乏精彩的特写镜头——细节描写。如写营房儿童的“游戏——练武”和“女人打架”，作者浓墨重彩、精雕细刻，写得那样逼真、具体、形象、生动、情趣盎然，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觉得他们是那样天真、纯朴、勇武、好强又可亲可爱，而“感到写历史书的人委曲了他们”。

   作品中对巫的“下神”和“横虎子”、“猫头鹰”、“臭大姐”等的描述，也都绘声绘色、引人入胜。这不单是靠文学修养，主要还在于作者从小对这些都非常熟悉，所以寥寥数笔，便涉以成趣。

   作品中还记叙了一些情节生动，甚至带有传奇色彩的真实的故事，引用了一些民歌、小曲、童谣、军歌及古典诗、词、曲，这样更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如：“小媳妇打黑鬼子的故事”、“黑姥姥的故事”、“娘娘的故事”、“吃鹿尾的故事”等，都是写得娓娓动听，趣味横生。

   写官、匪为患，掘墓盗宝，园寝破败，苏拉生活无着，纷纷外流时，引用了孔尚任《桃花扇·余韵》：“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田羊群跑，守墓阿监几时逃？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阶罩，谁祭扫？牧儿打碎龙碑帽！”，渲染了一种悲剧气氛，增强了读者对苏拉命运的同情和对官、匪罪行的义愤。

   作品在描写人物方面也有独到之处。作者善于使用绘画中的速写手法，抓住人物特征，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张张形象逼真的人物肖像。如“重内亲”一节对营房“老太太们”的描写：“吃饭当中，老太太们就要述说十年左右别后的事情了。恨不得在一顿饭的时间中都告诉我们，有时离桌站立，有时又跨上炕沿，有时形容某一件事发生时的情景，有时学当时骂人的人双脚跳起来，将大襟钮绊都跳开了。甚至又哭又笑，热情亲切确实感动人。只是没有男人说话的份。男人只有旁边热酒和盛饭。有时男人加入一两句，经常被女人拦住：‘你等一等’，于是男人又沉默了”。仅用一百多字，通过几个富有性格特色的动作，就把这些“老太太们”描写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不但刻划出了她们热情、好客、干练、泼辣的性格，也表现出了她们的社会地位——持家和自主性。其他，如：那个以瓦片代替盘、碗招待“我”吃饭的“转几个弯”的外祖，打黑鬼子的“小媳妇”、山东小脚女人“黑姥姥”等，都是粗疏的几笔，就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作品的语言也很有特色。通俗、流畅、活泼、生动，就像一道清澈的小溪，潺潺地流到读者心里。有时也会泛起一朵朵水花，给读者的心弦以快意的一激——那就是具有满族味儿的幽默（对于满族式幽默的特点，限于篇幅，此处从略）。这种满族味儿的幽默，我们早已在《红楼梦》和老舍的作品中品尝过了。它是那样的俏皮、隽久、脍炙人口，同时又含有启示、点化和讽刺的作用，如李渔《闲情偶记》中所说：“于啼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如：

   那些洋酒，中国神是不喝的，咱们也不能喝。表现了京郊满人对洋人的轻蔑和敌视心理，同时也反映出他们思想上的保守。

   也感到这些“仙家”未免欺人太甚，居然在我家中喧宾夺主。

   反映了当时京郊巫风太盛，几至无孔不入，对人们这种迷信思想予以揶揄、嘲讽（善意的），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迷信活动的反感。

   在记述“窑黑们吃鬼子肉”时写道：

   他们的办法，却是比旧社会的外交部还起作用。

   有力的讽刺了旧社会外交政策的软弱无能，同时歌颂了劳动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巨大反抗力量。这些寓庄于谐的幽默语句，起到了发顽警俗、力微功著的作用。

七

   从《北京郊区的满族》中似乎感到作者有一种眷恋之情、失落之感。眷恋着什么呢？失落了什么呢？大概是那些满族的“传统”吧！如果这猜测没有错的话，并不意味着作者在发展思古之幽情，更非什么骸骨的迷恋。恰恰相反，作者对历史的反思，正在于令人憬悟，促人迈往。对于满族的“传统”，作者也是有着正确的鉴别和取舍的。对那些繁文缛节、陈规陋习，作者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如对“巫”的骗人的“伎俩”，作者便给予有力地揭露和批判。对于营房满族的“武勇”、“好强”，便一分为二，承认“当然是好事”的同时，也指出“但也有缺点，那就是好打架”。而对于由“勇于私斗”发展为“勇于公战”（抗敌御侮）则予以赞扬，更为满族的“尚武”精神能得以继承并升华为报效国家而赋诗歌颂：“尚武依然胜属文，谁云全泯旧精神？屯民不愧骁骑后，竞起参加解放军。”

   从社会发展的观点，从移风易俗的角度来看，满族的一些落后、保守、迷信等陋俗，理应淘汰和扬弃，但一些有益于人心世风、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传统美俗，是应该继承并发扬的。而现在，对于那些富于民族特色的满族优良传统，恕我直言，不是保留得太多了，而是失掉的太多了——这一点，也许我与金启孮先生有同感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北京郊区的满族》是一部有个性特色的、高层次、高水平的作品，是很值得一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