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旧作】新的学科生长点——读《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4-10-31 11:39:39 / 个人分类:边缘书话

新的学科生长点

——读《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11种)

 

刘锡诚

 

由女作家余未人策划、吴家萃主编的“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10月出版。这些著作是:王良范、罗晓明的《贵州岩画——描述与解读》、吴秋林、靖晓莉的《居都——一个仡佬族文化社区的叙述》、傅安辉、余达忠的《九寨民俗——一个侗族社区的文化变迁》、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黄泽桂的《舞蹈与族群——赫章民族舞蹈考察》、杨 国的《苗族服饰——符号与象征》、章海荣的《梵净山神——黔东北民间信仰与梵净山区生态》、徐新建的《罗吏实录——黔中一个布依族社区的考察》、张建建的《冲傩还愿——贵州傩仪的结构类型意义》、彭兆荣、牟小磊、刘朝晖的《文化特例——黔南瑶麓社区的人类学研究》、潘年英的《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这套全部由中青年文化学者撰写的民间文化学研究著作,我虽然只读了其中的几本,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这些著作是作者们各自在贵州民族村寨选定地点进行了时间不等的个案田野调查后,苦心经营结出的丰硕果实,而不同于如今流行的那种向壁虚构的悬空理论著作。这批著作的出版,对长期徘徊不前的中国民间文化学无疑是一次十分有益的推进。

 

“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最突出的特点,是把文化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和成果引进民间文化研究中来,以输血的方法改造着传统的、单一的、平面的民间文化研究,从而为振兴中国民间文化学研究找到了新的生长点。文化人类学与民间文化学本来就是两个有着许多共同点的人文学科。19世纪主要以部落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到了20世纪下半叶以后,渐而把包括城市人群在内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纳入了自己的研究版图,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并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显学。社会人类学、宗教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也应运而生。30—40年代曾经有一些学者把国外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引进中国,并为发展我国自己的学术研究作过努力。50年代以后,人类学与社会学在我国被错误地当作资产阶级科学,长期受到批判,因而荒废了。进入80年代以来,一批青年学人再次翻译、介绍西方文化人类学著作和观点,使其一时成为一个热点,但基本上还停留在探索的阶段,真正中国化了的文化人类学成果和著作还不多见。贵州省的这一批中青年学者在撰写这套民间文化研究著作时,不仅重新恢复凌纯声、芮逸夫、吴文藻、费孝通等前辈学者以一个社区为研究对象进行社会调查或文化调查的方法,也引入了现代西方文化人类学以一个文化社区为个案进行田野调查,描述其不同的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婚姻制度、礼仪系统、文化心理以及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用历史比较和类型比较等研究方法,不仅拓展了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领域,而且在以新的视角进行研究时,发现或揭示了过去以旧的视角没有发现或发现不了的隐藏在表层现象下面的深层的意义。

 

以我读过的《居都》为例,作者通过在居都这个地处贵州历史上牂牁江流域即夜郎国中心地带的仡佬族村落——文化社区——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和所取得的文化事象,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现今的考察看,居都作为一个仡佬族单一民族社区,并没能从地理历史或历史地理上承袭些什么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居都的文化已呈严重的不完整性,是一种文化“残片”式的存在。从总体上看,居都的文化事象具有多重的边缘文化的性质,她在一次又一次的文化整合中几乎都处在一种文化的边缘与另一种文化的边缘的结合中。作者从居都祭祀与信仰文化的调查中发现,生殖力或生命力,是人类在自己的人文历史上的第一个探索,是人类的第一个哲学命题的思考。作者认为,其他的崇拜形式,例如图腾崇拜、偶像崇拜等,都是生殖崇拜的发展形式。作者在这个文化社区的调查中还发现,大约近一千年多以来,居都一直是一个十分稳定的男权社会,民族的最原本的文化传统,是靠男性而不是靠女性继承和延续下来的,女性在最本原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不起重要作用。他在居都的祭祀文化中看到,一个群种的本原性的东西,既是最强的,也是最易淡化的。它在强大的外力(如征服、屠杀、武力压制)压迫之下,即使这个群种只剩下一个男人,他也会把他们的信仰、信念和仪式延续到地老天荒,并且压根儿也不会想到要改变或放弃它。相反,当这个群种处在一种平淡的状况下,那些在强大压力下表现为最顽强的传统却会在“淡化”中迅速消失。作者的这些结论,是从田野调查和历史类型比较中得出来的,比起那些仅从文献资料或逻辑推理得来的结论,无疑具有更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操双母语的苗族青年女学者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以作者独特的调查身份和研究视角,从对妇女作为社会角色的考察中,窥见了在西江这个以男权为中心的苗族社区,其传统文化结构的特点是:在社会制度上规定男优女劣、男尊女卑、男先女后,维护男性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保持父系承接的纯洁性;但在社会制度的范围之外,即在文化习俗和日常生活领域里,却给妇女很大的自由和权力,以至于妇女感觉到在一般情况下,并没有来自男人的压迫,男女间不平等的待遇也未能激起妇女的自我觉醒及其反抗意识。西江社会的平衡,是以妇女身体的辛劳和心灵的孤寂而换取来的。

 

在人文科学领域里,尤其在文化人类学和民间文化学领域里,以文化社区的个案调查取得实证资料的方法,不仅能正确地把握人类社会不同阶段上文化的特点和规律,而且能给学科发展带来很大的活力和潜力。

 

1998年2月11日

发表于《民俗研究》1998年第2期;《贵州日报》1998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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