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涛：《民俗研究》创刊琐忆

天时、地利、人和

--《民俗研究》创刊琐忆

简涛

    《民俗研究》杂志从创刊至今已经三十年了，孔子说“三十而立”，《民俗研究》三十年历经风风雨雨，不断发展壮大，也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回顾当年杂志创办之初，往事如昨，历历在目，简而言之是天时、地利、人和。

    首先是天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中国民俗学复兴和蓬勃发展的时期。1978年秋，钟敬文等七名老一辈民俗学家发表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呼吁恢复民俗学。1982年6月，中国民俗学会筹备会在京成立。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正式成立。我有幸成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并于1982年初考取了山东大学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著名俗文学和敦煌学专家、导师关德栋教授和他的助手李万鹏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民间文学、敦煌学和民俗学，参加《山东方志民俗资料汇编》编选和临沂民间文学采风，并有机会参加全国民俗学学术会议，对民俗学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在1984年底毕业时，负责筹建社会学系的徐经泽先生邀我留校和叶涛一起筹建民俗学教研室，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其次是地利。山东大学远离民俗学中心北京，新建的社会学系人才不足，没有参天大树，固然难以背靠大树好乘凉，但却为小苗成长提供了更充足的阳光和沃土。山东大学有着深厚的文史底蕴，名家辈出。社会学系把民俗学纳入其中，在全国独一无二，为民俗学采用新理论新方法和进行跨学科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绝佳的学术环境，为我们两个小人物实现自己的梦想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人和，无论是校、系领导还是学界前辈，对我们创办民俗刊物都给以热情支持，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学系负责人徐经泽先生和一起办刊的叶涛师弟。徐先生八十年代初从山大借调到教育部，1983年肩负重任，回到山大筹建社会学系。他是一位勇于进取的开拓者，曾多次在山大创办新系科，可谓德高望重，一言九鼎。他对民俗学十分重视，对办刊全力支持，在专业上对我们放心放手，在具体工作中帮助解决各种问题和困难。叶涛于1984年7月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他勤奋好学，性格随和，非常好处。我们齐心协力，配合十分默契。

    我留校时，社会学系还在筹建阶段，挂靠在哲学系。但当时徐经泽先生担任山大图书馆馆长，所以《民俗研究》的许多重要事宜都是在馆长办公室商定的，和徐先生关于学科建设的多次深谈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规划学科建设，首先是确定山大民俗学的方向。我们都赞同走民俗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道路，从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出发，运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俗，着重研究当代民俗，研究民俗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变迁，寻找、发现和利用其内在规律，理论联系实际，为社会发展服务。不要就民俗论民俗，而是把民俗放在社会大环境中进行考察，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系统，而民俗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来看待和研究，进而致力于改进和改善这个系统。这就是当时有关民俗工程和民俗社会学的初步设想。

    其次是一些具体做法，除了完成民俗学教学和科研任务之外，当时还提出三大目标， 即创办民俗刊物，建立民俗博物馆和民俗资料馆。因为我入学前在山东机床附件厂当工人时曾组织工人业余创作组，主办过《前进报》，并因此借调到《山东文艺》小说散文组做初审编辑，大学毕业时内定留校去校刊，对办报刊不陌生，有情缘，而当时国内还没有民俗学理论刊物，学界有这个需求，所以在制定学科发展规划时创办刊物就成为首选要务。而且我和叶涛于1985年春节之前，在招远和掖县做了一次民俗考察，后来整理出大约三四万字的文字资料和近二百张照片，当时还没有刊物可以刊发这类民俗调查资料，如果创办民俗学杂志，就可经常刊登民俗调查和研究的成果。这也是促使我们创办杂志的一个成因。

    关于建立民俗博物馆和民俗资料馆当时也有一些具体设想，民俗博物馆以北方民俗为重点，徐先生提出可以把石碾、石磨放在校园里，既是民俗器物，又是校园景观。民俗资料馆包括图书资料，文字资料和音像资料，集民俗书刊、图文资料和音像资料于一地，方便全国研究者。一刊两馆，三足鼎立，形成全国性的民俗学研究中心。徐先生鼓励我们要敢想敢干，创建民俗学的山大学派。这是一幅多么诱人的蓝图，多么激动人心的宏图大业，可惜由于当时人力财力不足，仅仅实现了出版刊物的夙愿。

    创办民俗学刊物的设想得到校领导和老先生们的大力支持，并于1985年放暑假之前在山大新校图书馆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进行论证，出席的领导和嘉宾有山大分管文科的副校长陈之安、文科办主任祝明和工作人员李红、哲学系主任周立升和《文史哲》编辑部主任丁冠之等。在座谈会上，中文系的关德栋教授和历史系的刘敦愿教授两位老先生作为学界前辈和专家对杂志的创办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刚刚从省外事办调入山大的赵申老师也参加了座谈会。

    在论证会上，也对杂志的命名进行了讨论。因为我们希望把杂志办成民俗学的理论刊物，所以打算仿照《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等理论刊物把刊名定为《民俗研究》，现在提出来征求校领导和老先生们的意见。当时有的系领导担心这个名称太高，我们力量薄弱撑不起来，建议改为“民俗学刊”或者“民俗与民俗学”等名称。我和叶涛认为还是保留《民俗研究》这个刊名为好，因为刊物的名称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先号下。尽管我们现在力量不强，但是可以努力提高。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使用《民俗研究》作为刊名。文科办祝明主任答应提供办刊经费，特批2000元作为第一期的印刷费。经费尽管不多，而且仅仅是第一期，但却是刊物启动的第一桶金，极其珍贵，缺之不可。

    自1985年6月决定办刊起，我和叶涛便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先是为刊物约稿和写稿，随后是编辑和出版。当时并没有把第一期称为“创刊”，而是“试刊”，因为我们当时心里也没有底，正如叶涛“忆创刊”所讲 ，当时是仅凭着一股闯劲和年轻人的热情先把工作做起来、把杂志编印出来再说。另外，我们也没有要主编、副主编的名分，没有争名逐利之心，只是想着把事情办好，

    第一期的稿件全部是约稿和自写稿，祝贺创刊的题词、贺信和祝贺文章占了不少篇幅，论文和史料一类的文章也颇充足，后来又加上我和叶涛采写的两篇专访，竟完全没有刊登寒假民俗调查的资料。

        1985年暑假，在稿件基本有了眉目之后，我和叶涛分头行动，我在学校继续编稿，叶涛于7月下旬去北京拜访钟敬文等老一代学者，约稿或者请题词，征求学界对创办刊物的支持。叶涛有着出色的社交能力，十几天后满载而归，不仅征集到老前辈的文稿，也得到钟老、容肇祖先生和罗致平先生的题词，还采访了杨堃先生。8月中的一天下午，我去看望关德栋教授，他告诉我乌丙安先生日本讲学刚刚回来，要我快去采访。我当晚就坐夜车赶往沈阳，次日上午就到了他家，乌先生大吃一惊，说：“我刚刚从日本回来，谁也没告诉，你怎么知道的？” 当他得知是我导师关德栋教授的指点，就会意地笑了。我们作了深入的访谈，他介绍了日本民俗学的情况，并提出了对中国民俗学发展的看法。因为有这两篇访谈，于是在这一期设了“本刊专访”栏目。

       《民俗研究》的刊名由山大研究生处处长孙坚奋先生题写，封面由山东工艺美院教务长，后来担任山东工艺美院院长的张一民先生设计。孙坚奋是我读研究生时的老领导，题字没有问题。张一民更是老相识，1976年我借调在《山东文艺》小说散文组时，他是美术组编辑，我们曾一起住防震棚，一起参加毛主席追悼会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所以封面设计的人选首先想到他。他一求即应，很快拿出作品，采用传统民居门楼的造型，美观大方，深受好评。

    《民俗研究》第一期于1985年10月底面世，正好赶上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俗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我和叶涛就把杂志带到大会上，得到了全国民俗学界同仁的认可和嘉许。钟老接过刊物时说：“我们想办几年没有办成的事，你们两个年轻人办成了。”这是学界前辈对我们最好的嘉奖。1985年12月，徐经泽教授、王青山老师和我去广州参加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举办的“社会学在现代社会经济建设中的应用国际研讨会”，曾向费孝通先生汇报我们创办《民俗研究》杂志和从社会学角度开展民俗研究的设想，费老给予充分的肯定，并说山大的社会学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办出自己的特色，民俗学或许就是一个特色。这更坚定了我们走民俗学社会学相结合道路的决心。

        1986年《民俗研究》编印了两期。遗憾的是，1986年秋，学校给社会学系一个赴德国进修的名额，我开学后就去上海外语学院培训德语，1987年底去了德国弗赖堡大学学习。由于繁重的学习任务和当年通讯联系的不便，以及接下来的转读学位和留德供职，此后我就没有再参与《民俗研究》的编务，自1986年第2期(总第三期)开始，杂志的编辑工作实际上只有叶涛一个人在做。创业难，守业更难，叶涛历尽艰难，勤勤恳恳，二十几年如一日，对《民俗研究》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成长为硕果累累，誉满学界的民俗学家。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们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能够成功创办《民俗研究》杂志，除了凭着一股闯劲和年轻人的热情这些主观努力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外部环境。如果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中国民俗学的复兴，如果没有社会学系“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广阔舞台，如果没有山东大学各级领导和学界前辈的大力支持，我们两个不可能做《民俗研究》创刊的主角，甚至不可能与民俗学结缘。我至今感谢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感谢哺育我们的山东大学，感谢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学界前辈和同仁。

(附注：在《民俗研究》创刊三十周年之际，现任主编张士闪教授嘱我写一点回忆性文字。关于创刊，叶涛在“漫忆当年创刊时”已有详细介绍，此文仅作为补充。)

              （原文载于《民俗研究》2016年第1期）

1985年2月春节调查中，摄于山东掖县（简涛、叶涛与.

2009年5月，简涛、叶涛摄于德国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