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与做学问

　　钟老善谈，又有着年轻人般的心态，因此，弟子们很喜欢与他聊天。对于弟子们来说，聊天是我们向钟老学习的一个重要方式。与钟老聊天，大多从学问开始，但有趣儿的是，话题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转到了做人。做人，是钟老与学生聊天时的一个保留节目。钟老常说，一个人连人都做不好，怎么能做好学问呢？开始，我们对钟老的话理解得并不深，但时间长了，也就慢慢悟出其中的道理。不是吗，一个谎话连篇的人，他的论据会掺杂使水；一个无理辩三分的人，他的论证也会充满狡辩。作文始于做人，此话诚是。正人先正己，这是钟老在做人上的一贯原则。钟老常说，在许多大是大非面前，能看出是非曲直的并不少，但勇于说出的并不多。学者就应该成为敢说真话的人。在做人上，钟老十分佩服何其芳、季羡林等一批老朋友，嘴上也常念叨着他们的人品，佩服他们的正直、谦逊和不计个人得失的高贵品格。关于钟老为人，我早有耳闻，这也是我当年投靠在钟老膝下做他的门生的原因之一。在东北师大读书时，教授古典文学的刘孝严先生就曾多次提及20世纪50年代红学大讨论中，钟老面对极“左”思潮，对《红楼梦》所做的客观评述。刘先生那溢于言表的钦佩之情，至今还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1957年，钟先生被打为右派，发配到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有些人原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封住钟老的嘴，叫他远离文坛，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被讥为“书虫”的他如鱼得水，在翻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写下了《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晚清改良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等一系列关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史方面的论文。而且，就是在那样恶劣的学术环境中，钟先生也从没有趋炎附势，在他的论文中，甚至很难看到那个时代的印记，这在当时是很难想象的。这些文章对晚清革命派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民间文艺观所做的分析，近情入理，客观公正，令人过目不忘。

　　钟老令人称道的人品，也常常反映在一些看起来并不重要的一些小事上。那是1997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来到钟老家，将自己要在世纪末编纂一套中国民俗学百年丛书———《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的想法告诉了他，并希望他能出任主编。他听完汇报后，显得异常激动。从他的目光中，我已经感到了这套八卷本丛书在他心目中的份量。但最后他还是说：“你已经具备了当主编的能力，这套书，还是由你来干，有什么问题，我做你的后盾”。此后，每遇钟老，他都要问及此事，我也巴不得劳动劳动钟老，或是汇报进展，或是听取意见。钟老是过来人，对于中国民俗学发展史可谓了如指掌。他常常提醒我如何取舍，如何鉴别。即使遇到一些很难割舍的亲朋至友的大作，他从来都是顾全大局，从不搞人情交易。这套丛书从设计到定稿，钟老参与始终，但直到最后，他还是将主编的宝座让给了自己的学生。这，就是钟老———一个打心眼儿里愿做培花泥土的老人。

　　读书的学问

　　钟老爱读书，也善于读书。尤其在博览与精读方面，他处理得恰到好处。

　　钟老是个喜欢博览群书的人。当学生时，只要去书店，我都要事先跟钟老打招呼，看他要什么书。在他的家中，房间的四壁、书柜、桌面、茶几，但凡能放书的地方，都被他摆满了书。他的每一天，除教书、会客外，几乎全部用在了读书上。有时，他读书甚至能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师母活着的时候，曾给我讲过一个钟老读书走火入魔的故事，说钟老年轻的时候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有一天刮强台风，他在学校图书馆看了一天书，压根儿不知道刮风这件事儿。傍晚回家，见路上有许多歪七扭八的电线杆和树木，大惑不解，回家便问夫人：“今天出了什么事？”1979年，唐山发生大地震，北京也余震不绝。钟先生和大家一样晚上钻地震棚，可一觉醒来，白天还是照样看他的书。师母急了，他却说：“不看书就不地震了？”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在这次大会上，钟老提出今后要做好的四件大事，而其中的三件都与资料建设有关，这便是：编辑科学的资料本及研究文集；组织编译世界民俗学古今名著；计划并资助某些重要文献的整理。由此也不难看出书在钟老心目中的地位。

　　钟老读书可谓“百无禁忌”。只要认为与自己研究有关，都要拿来读上一读。十几年前，社会上大谈跨学科研究，中国民俗学之所以能够迅速跟进，显然与领导者博览群书的习惯有关。“百无禁忌”并不等于不加选择。这是一个人在面临着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知识相冲突时必须作出的选择。钟先生的选择方式很简单，这便是“最优化”，也就是花等量的时间读好书。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就像毛泽东床前常放着两部经典一样，钟老床前，平时也常放着两部书。这便是他那套爱不释手的古诗集和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作为诗人，他从古诗集中汲取过丰富的养分；作为学者，他从普列汉诺夫那里也获得过相当教益。书有耐读与不耐读之分，不耐读的书读上一遍也就够了，因为作者知道的你已经知道，而耐读的书常常出自大手笔，作者凡事都高你一筹。这种书决不是一遍两遍所能读懂，放在身边，它会使你永远受益。在我眼中，钟老选书，实是选人。因为他深谙“文如其人”的道理。

　　作为一个普通的民俗学工作者，读书的目的就是要从书籍中获得两种不同的解释，这两种解释中的前一种，多属学者的解释，也就是著作人的解释。因为历史上学者才是文本的真正主人。这种解释可以理解为“局外人的解释”。另一种解释来自民间，是文人对民间解释的实录（当然其中也不乏文人的曲解），如书中所涉及到的农民对年节习俗的解释等等都属于这种，这种解释可以叫作“局内人的解释”。因为仅就民俗事项而言，民众最了解，是局内人；而学者是旁观者，是局外人。由于视野不同、经历不同、学养不同，人们对民俗事项解释的合理度自然也就不尽一致。那么，谁的解释更近真理呢？读者的工作就是对上述解释作出艰难的理性判断。外行人把读书视为消闲，读书人把读书视为苦差，原因就在于后者在阅读过程中一直寻求着上述的两种解释，并对此从不间断地进行着自己的理性判断。那么，读者判断的原则又是什么？钟老认为，判断一个事物，至少要具备两种眼光：其一是历史的眼光。所谓历史的眼光，就是必须有历史的观点，将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还原为历史，并将它放在产生它的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它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任何脱离生成环境去谈历史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其次，必须具备时代的眼光。所谓时代眼光，就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用全新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分析、评价历史。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去评价一个事物的功与过。读书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判断的过程，有了这样两种眼光，才会不出或少出误判。读书，是博士生们最主要的学习方式。在阅读篇目的选定上，没有观点的文章很难进入钟老的视野，而但凡有点自己观点的论文，放在一起又很难和谐。在一些老师看来，这是自出难题。但钟老并不这么看。他认为既然这些问题无法回避，还不如干脆拿到桌面参与讨论，在讨论中寻求统一。从我跟随钟老和许钰先生读硕士时起，民间文学教研室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拒争论的传统，有什么想法，你一言，我一语，各不相让，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却从未因此产生不快。十几年后，当我重回母校攻读博士时，尽管已有两位恩师相继离去，但传统依就。上课时，钟老常常点将：“苑利，先谈谈自己的观点”。于是你便可将你的所思所想和盘托出，一场激烈的辩论就这样开始了。

　　近十多年来，中国民俗学取得了不小成绩，这成绩有时甚至可以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但是，成绩面前，钟老关注更多的是危机。给博士生们上课时，他常常注意这方面的论文，并找来让博士生们参与讨论。几年前，宋兆麟写过一篇名叫《中国民俗学向何处去》的文章，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现状提出批评，在学坛上影响很大。钟老看后，将文章复印了十余份，分发给博士生们阅读讨论。问题意识与危机意识就像两根上满弦的发条，一直督促着钟老思考过去，思考未来……无处不在的人文关怀

　　钟老常说：“五四”运动是我的奶娘。这是因为他所从事的一切，都是“五四”运动启蒙的结果。“五四”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他的平民意识，也使他树立了“做学问是为了民众，做学问不是为了自己”的思想。还是这思想，促使他最终放弃了他所喜爱而且已经作出相当成绩的文学创作，选择了研究民众文化的人生苦旅。

　　郁达夫在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收录了钟老《西湖的雪景》等四篇散文，他在“导言”中这样写道：“钟敬文出身于广东汕头的岭南大学，本为文风极盛的梅县（按今属海丰）人，所以散文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可令郁达夫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钟先生从30年代开始，便淡出文坛，走上了民俗学研究之路。原因之一，便是他在思想上发生的那次激烈的蜕变。1930年，钟先生在《湖上散记》的后记中这样写道：……退出文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便是要专心于民俗学的研究。虽然当时民俗学还远不如文艺创作热门，“但我已经认识到，中国需要自己的民俗学。从上个世纪起，就有不少外国人来华，利用传教、旅行的机会，搜集中国的民俗资料，回去写他们的书，有的还进行他们的殖民文化宣传，他们却反而说我们中国人缺乏想象力，这对我刺激很深，感受到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于是，我想到了放弃文艺创作，并开始自己的民俗学生涯。也就是从那时起，在他的研究中，更多了一份人文关怀的色彩。

　　近年来，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展开，传统民居遭受灭顶之灾，陆续传来的消息，不时刺痛着老人的心。这是历史，这是文化，这是我们与祖先灵魂沟通的一条条渠道哇！一个人得了健忘症是可怕的，一个民族，如果为了眼前的区区小利，毁坏了文物，健忘了历史，这个民族又依凭着什么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两种文化的接触、交汇过程中，自然要有主体和客体。如果我们创造成的新文化，失去了民族的主体性（像身体没有脊梁骨），即使真能现代化，那又有多大意义呢？如果要使祖国的新文化成为有体系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必须重视自己千万代祖宗创造和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这是一宗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必须万分珍惜，百般关爱。

　　2001年9月29日，他在给友人们为他举办的百岁纪念会所致答谢辞中是这样说的：“‘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进入21世纪，我们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常常有人问我：你最喜爱的颜色是什么？我回答说：是新绿。在今天这个会上，提倡一下绿色文明，也是我的心愿。希望得到朋友们的赞同。”

　　钟老的学问就是这样，点点滴滴中透露着一个中华学人的人文关怀。